關鍵詞:研究對象;理論構架;研究方法;文化視角
一、引言
學科意義上的管理學起源於西方,發展歷程至今已有百餘年。而中國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論則可以追溯到堯舜禹的華夏初祖時期,是對中國人幾千年來管理實踐的總結,匯集了對人性和理想社會的研究、構想與探討。這些理論共同服務於當時農業文明的經濟基礎,進一步造就了傳統中國的社會意識與文化形態等上層建築,繼而構造了現代中國管理實踐的文化環境,所以要想因地制宜發展「中國式管理」,從中國文化視角出發看待管理理論勢在必行。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崛起之後,「中國式管理」與中國管理理論越發受到學者們的重視,研究成果頗豐:有的研究者致力於中國管理思想發展史的總體敘述,有的專注歷史發展階段管理思想的總結,還有的側重人性管理、人本管理、比較管理、權力距離管理等專題研究。曾仕強教授的「中國式管理」、蘇東水教授的「東方管理理論」、成中英教授的「C理論」等代表性研究成果也越發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而研究對象、理論構架與研究方法,是任何管理理論研究的基礎性問題,明晰這三個要點,將會為探索中國管理理論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助力提供強有力的底氣與保障。
二、中國文化視角下的「管理」
在管理理論研究方面,中西對客體範圍的定義迥乎不同,英語中的「管理」是「management」或「administration」,指的是企業管理與行政管理,個體的自我管理則更多被視為心理學與成功學領域研究的內容。而中國人常說的「管理」,是一個複雜的不可分割體系,是融合自我、家庭、團隊、人際關係、企業、國家等管理的方方面面,相互影響的廣義管理體系。
根據《說文解字》,「管,同筦,如箎,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從竹,官聲。古者玉琯以玉。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也」。意為,管(與筦同意,即絡絲的竹管),像箎(一種六孔的古竹管樂器),是十二月之音,其物貫地發芽,所以叫它管,古時候的玉管用玉製成,用玉管來吹奏音樂,所有神和人都來唱和,鳳凰也來相見。「理,治玉也。從玉,裡聲。」理,也就是治理玉石,清代文學家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中將「理」進一步解釋為「順玉之文而剖析之」,治理玉石要順著它的紋路去進行內在分析。如此說來,「管」字,有與他人共事,戮力同心以推動和諧發展,使你我他身心愉悅產生集體歸屬感的含義;「理」則是挖掘事物內在發展規律並在順應規律的基礎上採取不同的方法使事物朝良好方向更進一步的過程,規律也不僅僅是自然規律,還有社會規律與人倫規律;等等。
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視角下的「管」與「理」,一明一暗,一陰一陽,互為表裡,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中國人對管理的理解也遠比教科書上對管理的界定要寬泛的多。在中國「人本主義」的人文理念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出於促進和諧共生、安定團結及推陳出新的需要,所有可以「管」或者「理」的人或事物都可以算管理。這種觀念與中國幾千年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追求密不可分,四者既是一種理想境界,也是一種評價管理者能力大小的衡量標準,在邏輯上呈現梯級遞進關係: 修身是起點,平天下則是終極成就。
總體來說,中國文化視角下的管理概念的內涵可以概括為一個「修己安人」的活動過程,旨在謀求一種「在合理中求圓滿」的動態平衡:「修己」就是孔子說的「反求諸己」,即修身過程,這是全部管理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中國古人認為,從人性來說,人們都追求自由,不喜歡被管,更不喜歡被不如自己的人管,而自由的前提是要自律。因此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都應該「修己」,在實踐中讓彼此受到感應,於己達到德才兼備,於人心服口服以求得自動改變。如此一來,在家國運行過程中推己及人,互敬互惠共贏,實現各安本分又合而治之的良性互動,既保證了效率,「安人」的管理目標亦得以實現。這一論述包含三個方面:一是提升個人素質,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這是中國管理理論中「人本主義」的一大特色與亮點,又可進一步具體為心胸豁達、人際和諧、人生規劃等;二是管理事務,即高效地完成特定事務,擁有長遠的眼光,順應客觀規律,在決策時減少衍生與次生問題;三是構建不言而喻的良性群體秩序,人人從自我做起,做到以自律為前提的自由,彼此尊重亦彼此包容,國家社會運轉自然井然有序。
三、管理理論的研究對象
《禮記·大學》指出:「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據此本文認為,中國管理理論的研究對象包括自我管理、家庭與團隊管理、國家與組織管理及社會責任四大板塊。
(一)自我管理——修身
《大學》指出:「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自我管理是中國幾千年來所有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的根基。在浩如煙海的歷史畫卷中,各行各業名垂青史至今為人所銘記的代表人物,都是自我管理的成功者,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流傳千古的經典著作中,或多或少也都有對自我管理的探究與追求:儒家說「仁者愛人」,號召為人處世要憑良心,以博愛的胸懷去接納他人而非唯我獨尊;道家說「好德歸利」,點明良好的道德品質最終也會帶來物質精神財富,道德與利益二者從長期角度看是統一的;法家說「修德去疵」,認為管理者應具有智、信、仁、勇、嚴五種德行;墨家說「兼愛非攻」,主張管理者對下屬與上級都應是有人情味的,管理是沒有攻擊性且樂於被他人接受的行為。
中國管理理論不但關注人性是什麼,更關注人性應該是什麼。自我管理領域中,諸子百家經歷史的重重篩選,無一例外回歸了一致本源:人性應善。「人性應該是什麼」,即個人的內心管理,這是自我管理的核心,也是中國管理理論的邏輯起點。按照古聖先賢的觀點,自我管理的目標是追求個人或群體的幸福感最大化,而善於自我管理的人:對內,有品格修養,能以豁達的心境看待世界,進而提升智慧,減少煩惱,成就聖賢雅致的人格;對外,有道德素質,控制私慾,合理讓步,與人為善,樂善好施,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二)家庭與團隊管理——齊家
家庭是中國社會人群的最小單位,《三字經》開篇便提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故家庭管理的主體是家長,客體是家庭成員,基本目標是家庭關係和諧,承擔著兒童社會化、老人贍養的責任與功能。我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家庭教育,特別是子女的德行教育:將情感和利益關係進行道德化和人情化處理是中國家庭教育的特色,「做有德之人」「尊老愛幼」「勤儉持家」「謙卑禮讓」等觀念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在現代社會,家庭更是被譽為「孩子的第一所學校」,孩子在外惹出禍端,人們通常不會責備孩子不懂事,而是歸咎於「子不教,父之過」。家庭氛圍與成長環境會在管理者的思維模式中留下痕跡,不可避免地表現在企業與組織的管理工作當中,故家庭管理是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周禮》記載:「五家為鄰,四鄰為裡。」鄰裡通常由多個各自分散的家庭構成,而鄰裡關係作為鄉土社會的地緣關係,是社會結構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俗話說「千金買戶,八百買鄰」,足以見得鄰裡管理也是家庭管理中同樣不容忽視的一部分。放在網絡飛速發展與基層民主普及的今天,鄰裡也從簡單的「鄰居」向「社區」的範疇延伸,如何解決鄰裡社區間彼此不識、溝通不暢的現實問題,抑或是破解僅通過手機電腦屏幕對話卻又白頭如新的尷尬現狀,增進鄰裡友好互動,推動社區自我管理,呈現諺語中所說「人到難處鄰裡來」「是親必顧,是鄰必護」的民眾互助局面,實現「鄰裡和諧」的管理目標,是中國管理理論的重要一環。
在當代主流管理理論中,人們關注家庭管理不多,但現實中的大量家族企業是人們研究的重點。如果研究者對中國古代「齊家」思想有深入的理解,那麼對於中國家族企業管理的研究也一定會有很多新的見解。另外,「齊家」思想對於中國的團隊管理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的團隊建設非常重視「擬家庭文化」的建設,團隊領導者往往會被視為家長或者像家長一樣的人,不僅有才能,可以帶領大家前行,而且重感情講義氣,能夠關心照顧團隊成員,帶來凝聚力與向心力,使成員以團隊為榮,自發地提高工作積極性。
(三)國家與組織管理——治國
《大學》中的「治國」本質上是組織管理的概念。因為《大學》是在周禮文化背景下出現的,在周禮中「國」乃是周天子分封給宗親和有功之臣的,由其負責治理的一片土地和人民。幾十裡地幾百戶人民也可以算一個國,和當代政治學意義上的「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們可以用廣義的組織管理的概念來指代「治國」。當代的國家管理(國家也可以視為一個巨大的複雜組織) 、政治管理、經濟管理、軍事外交管理以及各類組織管理都可以從中國古代的「治國」思想中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
政治上,封建時期的君主學習前朝史書典籍是必修課,一方面是為吸取歷代亡國教訓、鞏固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從「學則不固」到「擇善而固」再到「持經達變」的政治理念,食貨為生民之本,卻又因時而立政令、禮義與法度(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是一種統一管理下的管理權變思想。
經濟上,政府宏觀管理與商人微觀管理雙管齊下。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改革中無不包含經濟管理的變革,其以「富國富民」為目標,在貨幣、物價、稅收、市場、土地及糧食儲備等方面均有涉及,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生產消費、倫理經濟、獎勵懲罰觀念。在經濟經營的微觀管理上,商幫這種以鄉土關係為紐帶、以會館為標誌性建築的商人集團與歷史組織,也為今日的商人與企業留下了一些經營策略與經驗。如表1所示:「以商事國」,商業經營與國家
興亡緊密相連;義薄雲天」,非義之利視若浮雲;「仁者愛人」,以儒修身,以賈立業……宏觀微觀作為一體兩面,對於今天的經濟政策制定與市民經商仍有參考價值。
軍事與外交上,包括對軍隊的管理與對軍事活動的管理,《孫子兵法》中對軍隊的要求「疾如風,徐如林,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與黨中央要求人民軍隊「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規定不謀而合。我國古代的軍事著作許多理論都能夠上升到哲學層,對敵我、虛實、進退、利害、眾寡、強弱等對立雙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關係論證十分充分,具有宏大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早已不局限於軍事領域,對認知自我與時局都大有裨益。外交上,我們深知軍隊存在的意義是保家衛國而不是侵攻擄掠,多是朝貢貿易下的「厚往薄來」,不論是絲綢之路還是鄭和下西洋,都帶著和平與友善,「強而不欺,威而不霸」是我們在外交中的一貫作風,到今日也化作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四)社會責任——平天下
天下,按漢語字面意,即「普天之下」。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有云:「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可見中國文化視角下的「天下」與現代意義上的天下以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都不是同一個概念,而是一種文化或者說一種文明的概念。從《大學》產生的文化背景來看,周禮文化中「天下」主要是周天子能夠控制及施加影響的區域。周天子有比較強大控制力的區域當然是各個諸侯國,但是,對於各諸侯國之外的廣大地域,周天子也要儘量發揮其影響,要把周禮傳播到四方,讓四方的蠻夷也羨慕周朝的文化,主動來朝拜和學習,從而建立一種周朝和四方蠻夷和諧相處的政治格局。可見,在《大學》中「天下」是一種文化範疇的地域概念,是一種以周禮文化為核心,引導和影響其他文化發展的地域概念。它類似當代的儒家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這樣的地域概念。「平天下」的前提是要做好「修身、齊家、治國」等管理活動,「修身、齊家、治國」沒有做好的管理者或組織是沒有資格平天下的。而「修身、齊家、治國」做得比較好的管理者或組織,要有責任意識,要勇於承擔個人責任和社會責任,為建立和諧的社會秩序,為推動社會文明向前邁進貢獻自己的力量。在當代管理實踐中,國際競爭中負責任的大國建立和諧的國際秩序,行業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的企業建立行業秩序、建立企業生態圈等活動都可以從中國傳統的「平天下」的思想中獲得有益的啟示。從個人角度來說,「平天下」就是有德有才的人應該出來擔任領導者,造福大眾。西方管理理論中領導者影響力有五個來源:合法權、獎賞權、懲處權、專長的影響力和品質的影響力。中國則更加看重後兩者,故我們常說:「讀書是為了學習安身立命的本事,更是為了提升自己的品德與修養。」「優」除了「好」之外,更有學有餘力的意思,中國人的責任感是與生俱來的,強調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之下再多元發展。最後的「仕」指為人民服務,如果把「學而優則仕」解讀成「學習好就可以做官」,古代官員都是「士大夫」,無須單人旁,兩人並立,則有服務彼此之意,不僅要「修己」,更要「安人」,不僅「立足當下」,更要「無愧來者,不負往昔」,這是中國人植根於血脈之中,不約而同地對祖先、對子孫的責任,服務於長遠、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從企業角度來說,「平天下」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按西方傳統的管理理念,追求股東利益的最大化是企業經營運作的首要目標,也是企業生產經營得以維持的保證,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湧現的大批實業企業也正是在這種管理理念下成長起來的,在短期內確實讓企業獲得了穩定的生產經營秩序和豐厚的效益,使我國的經濟面貌煥然一新。但隨著持續運營與周期反覆,我們也漸漸發現,在大量消耗了預備資源之後,企業難逃發展後勁不足、環境汙染不可逆、社會評價急轉直下等負面反饋。這種經營模式雖然短期內向國家繳納了大量賦稅,提供了財政支持,但對社會進步與生產方式的革新作用有限,甚至有可能引起強烈的反作用。千年前的道家學派告訴我們「道法自然」,要「因道而治」,如水一般「善利萬物而不爭」,以求得「長生」,即長久地生萬物而非曇花一現,演變到今日形成了環境可持續發展戰略與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模式。「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不但強調企業效益追求,而且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擔當,這種回歸自然與原點,回首古代立足當代又心系後代的發展戰略與管理模式,依託網際網路的發展,愈發受到群眾的支持與政府的青睞。而如何減少企業目標與社會要求的衝突,推動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有機結合,使二者在長期利益上逐步趨於一致,是當代企業管理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從政府角度來說,「平天下」就是順應規律以實現無為而治。明代道士王一清為《道德經》加注「心如明鏡止水,物至則照,物去則空,事物之來,一切循乎自然,順其理而應之,以輔萬物之自然,雖有為猶無為,故曰無為而無不為也」。雖此說是評價聖人之所行,但本文認為它也不失為對政府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闡述:為政「心如明鏡止水」,公平公正,「物至則照,物去則空,事物之來,一切循乎自然,順其理而應之,以輔萬物之自然」。「物」可以理解為人民,所以政治是為民服務的一種手段,其職能是順應社會發展規律及滿足大眾生產生活需要,輔助生產力發展、社會進步與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讓各行各業自然生長蓬勃發展卻又不違背發展規律,最終實現「有為猶無為」,讓百姓受政治所益卻又感覺不到政治的存在,便是政府最高明的「平天下」手段。
圖1:中國文化視角下管理理論的構架
要理清中國管理理論的理論構架,如圖1所示,實際上是找到四大板塊間聯繫的「中介」。中國管理理論宏觀上以「法」為基礎,以「理」為支撐,最終以「情」為聯繫而呈現出來,故常常顯露出「人治大於法治」的特點,如《道德經》中說的「無為無不為」,即不違反也不主宰,是在交互主義(將心比心,商量著來)哲學假設下對彼此決策與行為的合理參與。而從微觀上具體來說,在己是明德,在家是倫常,在國是為公,在天下是責任。
(一)明德以治身
《論語》說:「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可見中國管理理論中的「治身」,除了掌握管理者的三大技能,即技術技能(精通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人際技能(與他人和諧共事的能力)和概念技能(全局觀念),在此之外,必須以明明德為先,對管理者個人道德素養的要求極高,而中國人的道德標準與要求可以分為三個等級:一是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為個人利益巧取豪奪的行為令人深惡痛疾,但先賢也沒有反對追求富裕和高質量的生活,只是講求「義利相濟」,「利」要從堂堂正正中的「義」來;二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心懷感恩將心比心,形式上可以有所不同,但追求任何關係中的「良性互動」,實現不同個體的道德對接;三是我將無我,一心為公,不爭一己爭全體,不爭一時而爭千秋,自覺做國家民族的守護者和建設者。《孟子》提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即「仁義禮智」美德的源頭是人生而有之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四心」就是明德以治身的四大方向:從小我的「四心」出發,不斷踐行、傳播和充實「明德」的四端,做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就能以「不言明」的方式,感染身邊的人「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進而在家庭社會國家領域推動「仁義禮智」的普及,弘揚光明正大的美德。《孟子·滕文公上》指出了家庭管理的「五常」: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家裡,父親培養兒子,兒子贍養父親,二者有親密的關係,夫妻性別職責有別而地位無差,兄弟姊妹出生有順序,兄長有引導弟妹的責任與義務; 在家外,作為領導者有仁愛之心,作為被領導者盡心盡力完成組織任務有忠心; 作為朋友,彼此誠實守信。這樣的家庭才能保持長期的井然有序、和諧自然。這說明倫常與齊家不是先天帶來的,而是後天努力修得的,需要從家中長輩開始,為兒童社會化打好道德基礎關,以父帶子,以母帶女,以長帶幼,在身邊鍛鍊以言傳身教,「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整個家庭都明禮誠信,這樣的家庭富貴才是好事情。通俗地講,倫常就是個人守分,家人有歸,彼此合理參與,是家風殊途同歸下的和而不同、各領風騷。網絡時代,鄰裡關係疏遠,家家戶戶搬進了社區,其構成發生了變化,新的社區主要由陌生人構成,鄰裡關係停留在了形式上的靠近,實際上卻缺少互動,心理上沒有親近感。孔子在家中總管原思推辭九百石俸米時,說到「不要推辭,如果有多的,就分給你的鄰居鄉親們吧」(毋!以與爾鄰裡鄉黨乎!)。《桐城縣誌》中當張家吳家就宅基問題發生爭執時,文華殿大學士張英的一封家書成就了「六尺巷」及其典故,兩個故事寄寓了鄰裡管理的兩大方法——「抓住機會適時互動」與「心存敬意謙恭禮讓」,由此擴展到社區,讓社區不止於各個家庭的居所,更成為使人們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媒介。比屋以倫常齊家,便能有「各掃自家門前雪,不問他人瓦上霜」的功效,不是「不願問」,而是「不需問」,各個家庭能夠相互學習與尊重,看到鄰居打掃門前積雪,毋須多言,也依計而行將自己家的積雪掃了,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如此以日常小事為契機,增進鄰裡互動,實現「有事大家來,沒事各自安居樂業,鄰裡聚散都能有生活上的安寧」的理想狀態。
(三)為公以治國
《禮記》有言:「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天子需劃分田地和住宅到各個諸侯國與家庭,制定禮儀作為準則,使父子關係親近、兄弟關係和睦、夫妻關係和諧,讓鄉鄰社區間賢德勇敢的人能夠被尊重;「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確立符合禮制的規章制度,昭示禮法運行的常規,用以民間相互考察信用、揭露過失、樹立謙恭禮讓的模範,使社會規範中不同等級的人從情感上溝通起來,禮樂相濟,達到和諧。如此一來,即便是有權有勢的人違法亂紀,大家也會引以為害,不畏強權將其懲處。這種國家就是小康社會的國家。中國文化家國一體,治身治家可逐步推導至治國,治國又一脈相承地反哺家庭與個人,而管理者從家庭管理上升到國家與組織管理的過程中,秉持弘揚仁義禮智信的「公心」起著聯繫三者的紐帶作用: 不只關心自己的孩子,也關心他人的孩子,不僅尊重自家長輩,也尊重社會上的其他長輩,精簡政令,將治國化繁為簡、落實到個人與家庭、社區與部門,既有上級統一指揮,又有下級參與和分工合作,實現上層的無為與基層的有為,治大國便如烹小鮮一樣得心應手。「公」可拆分為「公款」「公規」與「公權」,是公私之辨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其準繩就是「公心」:對公款不動微利之誘,不眩五色之惑;對公規常有敬畏之心,常清蠡測之明;對公權不為私慾所動,不為私情所困,有所行也有所止,有所為亦有所戒。在日常管理實踐中,高層的管理者的「公心」則如《韓非子》所說,不表現自己的欲望和想法以防止下屬「投其所好」(無見其所欲,無見其意),並客觀正視自己的能力,不與部下爭強好勝誇大自己的智慧與功績(去其智,絕其能),消除下屬建言獻策的後顧之憂,使公正又有溫度的人治與法治交相輝映。
圖2:「樹幹式」治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值得一提的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管理活動,均非一己之力所能及,離不開各領域從業者,以及同行業間上下級的溝通與合作。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與西方「天人相分」不同,講究「天人合一」,比起部分分割,我們更看重整體融合。雖然我們在前文中將治國分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但並不是四個相互割裂的職能區間,較之西方「分塊式」或「金字塔型」的分類方式,如圖2所示,中國的國家管理更像是「樹幹式」兼容: 彼此盤根錯節經常有交叉,政治活動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經濟發展輔佐於政治需要並為軍隊現代化提供資金保障,倚靠軍事實力做外交後盾,卻又從外交話語權中反窺軍隊國防建設的重要性,四個「樹枝樹杈」無法完全切割開,相互作用與影響牽一髮而動全身,卻又形散神聚,共同服務於「樹幹」——人民利益,即「公益」。
明景泰年間少保于謙留下家訓:「重社稷,輕君王。」既治國為公之「公」,要「公」在國家社會,「公」在人民群眾,不唯上不唯權只唯實。這對治國的管理者選拔提出了幾點要求:第一,政治標準居首,樹立規矩意識和底線原則。儘管管理學科無國界,但政府與企業的管理者是有國家的,宜有相應的政治信仰、政治定力、政治品格和政治紀律,忠於國家民族的利益,自覺維護國家權威與形象。第二,從實幹導向出發,在任人唯賢的前提下舉才不避親。清正廉潔、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是對國家最基本的忠誠,居高位者應讓想幹事、能幹事、敢擔當、善作為的後繼者們脫穎而出,為治國理政、國防外交儲存後備人才。第三,群眾意見參考,把群眾、同事認可度作為重要導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高管理者在任用下屬時,要時時留意民意公論,尊重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在選人用人的各個環節堅持走群眾路線,把服務群眾意識強、辦實事能力高、在崗風評好、受群眾認可與愛戴的人選拔出來。國家要長治久安,管理者必須時刻繃緊公正選人的「公心」,以公正之人公正之法,為人民福祉薦賢良。美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先生曾說:「道家思想是中國科學技術的根本。」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先生也曾說:「道家思想為我們展現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智慧。」「生」的甲骨文字形,一層含義是上面是初生的草木,下面是地面或土壤,意味著生命的更迭;另一層含義是木生出於土上,好比人是縱向降生的,以此區別於橫向出生的動物。顯然,「治生」以「人」為主體,超越了家國的界限,既治「去者」也治「來者」,是一種承上啟下踐行社會責任的行為,包括個人、政府與企業對社會產生影響的責任和對社會問題的責任: 科學的發展自身不帶好壞屬性,只有使用技術與工具的人才有善惡之別; 順應自然規律,合理地改造而不徵服自然,才能讓子孫後代依舊享有綠水青山; 從最長遠的全局利益角度看,大起大落的企業盈利模式與資源使用方式,應讓步於可持續的發展戰略,不愧對祖先,也為子孫積福。
欲推動責任意識以治生,顯然需要全體公民參與,即家庭、政府、企業中的每一個公民參與其中,對日常生產生活中各項工作的開展予以配合,但這種良好的參與和執行效果是建立在對責任意識高度的共同意願與普遍認知之上的,如此才能保證「治生」有效實現。因此,有如圖3 所示的五項循環工作:第一,以學校教育為平臺,普及責任意識與概念,明晰生產生活所創造的價值具有多元化特徵,不僅有經濟利益,還有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等價值;第二,政府立綱,進行宏觀調控,將責任意識與日常工作有效融合,滲透出社會責任管理的理念風格,促進全員意識形成,並通過運行機制的建立促使責任價值的體現,促進個人、企業、政府自身各部門綜合價值的凸顯;第三,行業以先帶後,以高帶低,從上到下履行責任承諾,責任理念與生產經營體系、資產生命周期相融合,細化到每一個細節;第四,各崗公民承擔責任能力得提升,建立在責任意識上的新型企業文化與管理目標得以進一步鞏固與確立,公民主動性得以發展,逐步內化為自覺奉行的準則與要求,自發踐行社會責任;第五,全民推動責任理念下的生產技術革新、企業管理目標多元與政府治理結構改革,提升產品生產效率、質量、可持續程度,優化居民生活環境與生活質量,為後來人的責任意識教育不斷添加新的內容與內涵。個人心懷責任,各自守分正己,方能相互認同與依靠; 企業承擔責任,才能得到社會和群眾的關注和肯定,積極地支持配合企業的生產經營,遇到經營風險和困難也會得到全社會的幫助; 政府踐行責任,自然會有群眾信任響應,與企業修築通暢的交流渠道。如此一來,就能產生群眾支持政府、政府扶持企業、企業回報社會、社會反哺群眾的良性循環效果,實現長期綜合價值的最大化,實現人—企業—社會—國家和過去—現在—未來的價值統一。
五、管理理論的研究方法
曾仕強指出: 「以中國管理哲學來妥善運用西方現代管理科學,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中國式管理,目的只有一個,在於用得有效。」這為我們點明了中國管理理論研究的三種方法,如圖4 所示:一是通過文獻解讀與哲學構建來建立系統的管理理論體系,並上升到意識層面,使其活躍於腦海且為公眾所接受;二是與西方管理科學相結合,使我們的管理既能滿足效率效果的需求,又可以建立足以「安人」的和諧管理環境;三是經世致用與知行合一,管理者要親自去體驗與操作,將管理實踐中的藝術性升華,將一些常見問題的處理方式普及開來,最終實現「績效」與「安人」雙重意義上的「高效」。(一)文獻解讀與哲學構建法
凝聚中國管理理論精華的史書典籍大都是文言文,它對管理者的國學修養與邏輯抽象能力要求很高,否則人們難以將複雜的理論上升至哲學思維層面。最初的文言書籍均不帶標點符號,要獨自鑑別與解說工作量很大且存在一定的文白障礙,而後世的中國管理學家加以注釋之後,又有限制思路與後世誤讀的可能。
中國的語言表達千變萬化,同一句話根據讀者心境、閱歷的不同可以有多種解釋,如《道德經》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根據標點符號的不同便可以有三種解釋方式:一是「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能夠名狀的,且必須再三強調的,管理是科學性與藝術性的結合,我們要順應規律,尊重客觀規律性的選擇,實現建立在生態智慧上的「天人共生」與「無為而治」;二是「道,可道,非常道」,即「道」能夠說出來的那一部分,已經不是常道了,西方的現代管理科學是建立在無數次重複實驗及數據模型檢驗之上的成果,中國管理理論則是實用理性下的直覺體悟,流於口頭的溝通信息是多樣的並伴有失真的可能,所以我們更提倡「少說多做」;三是「道可,道非,常道」,即有人說「是」就有人說「非」,這是常態,如果說「yes or no」是典型的「二分法」思維,中國式思維則更多的是「三分法」:在「真」與「假」之中有「亦真亦假」;在「無」與「有」之間有「虛無」;在「黑」與「白」之間還有「灰色」。我們深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道理,所以不強求不主宰,凡事商量著來,不強求一致,希望「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最終由自己拍板,但也接受意見與建議。
不難看出,研究中國管理理論,專家學者們必須拋開「古已有之」的研究心態,破除前人批註帶來的思維定勢,以不拔高、不貶低的「平常心」,用自己的視角與感知獨立解讀學術文獻,讓思路開闊。各種思想「百家爭鳴」,再尋找各家的共性,升華至為多數人所接受的意識形態與思維方式,修造管理者的獨立人格、風格特點。
(二)西方管理科學法
提及麥格雷戈的X理論、Y理論與儒家的性善論與性惡論,梅奧的人際關係理論、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等注重於「人」的管理理論與中國封建時期盛世君王提倡的「民本」思想,想到封建時期為自身特殊利益進行的「黨爭」與今日企業部門中因社會關係嵌入形成的「非正式組織」,我們不難發現許多西方管理科學理論與中國管理理論有著相似之處,中西合璧、中體西用、中主西輔並非無稽之談。
將西方管理科學置於中國情境下進行討論,存在兩條不同路徑:一是將西方管理理論放在中國特有的「語言情境」下解讀,成為儒道法家話術下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二是將西方管理學理論置於中國特有的「現實情境」之下應用,成為基於中國情境下的管理理論。前者往往被學者詬病,說是有「盲目地把西方管理科學的模型建構系統與中國古代的管理哲學系統作機械性粘貼」之嫌;後者看似更具合理性與現實性,一定程度上其正是西方管理科學在中國式思維與心理上的本土化改造。在如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綜合國力的競爭勢必要與國際接軌,重視效率與效果的西方管理理論的有效性也確實在企業管理實踐中得到了證實,以中國管理哲學選擇性應用西方管理科學,目的在於將「績效」與「人本」的對抗性矛盾化解為非對抗性矛盾,在更深刻更廣泛的領域協調管理兩重性的關係。
(三)現實實踐法
「管理本就是一種實踐活動」,故現實實踐法寓於文獻解讀法和西方管理科學法之間,將文獻解讀與理論運用聯繫起來,起著不可替代的實證分析作用,在研究中國管理理論時,其重要性體現在:文獻解讀方面,中國管理理論的理論基礎是史書典籍中抽象出的傳統管理思想,管理理念及其內涵十分豐富,但我們的傳統管理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社會的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與今日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上的生產方式不同,有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維持社會穩定與安寧的考慮,缺乏與市場經濟、工業生產的有機結合。如果研究者純粹從古典文獻出發就事論事,因其主觀性過強,容易陷入形上學的機械式思維陷阱。新時代呼喚新理論與新方法,故我們需要在管理實踐中實現中國管理理論古為今用的「自新」,挖掘中國管理理論與現代管理實踐有機結合的形式與契合點。
理論運用方面,中國管理理論本就是一種知行合一下的實踐成果,如古代著名的「四大農書」(《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農書》《農政全書》),便是立足農業生產實踐,對農耕工具與耕作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卻也因此暴露出了傳統管理理論的一個問題:經驗總結居多而缺乏系統的科學驗證體系,傳統經驗在今的適用性亟待實踐檢驗。而管理是否有效,產能上可以用最終績效判定,「修己安人」的效果上,則受管理者的社會認可度及其管理藝術性影響很大,但這兩者又很難以西方「模型化」「指標化」的數據來衡量,多依賴於管理者、被管理者、社會群眾心裡的「感覺」,定量分析存在困難。加之我們一向講究「因時而變」和「與時俱進」,同一個管理方法,管理情境不同,效果不同,實施的管理者不同,效果也不同……管理者唯有通過設身處地的管理實踐才能摸索出一套自己專屬的管理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在運用上述方法時,切忌脫離效率中心。中國文化重視倫理,是以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為價值取向的內斂型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為規避個人主義思想起著十分積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極易將思想道德與利益活動相分離,造成「談利色變」等經濟反動、效率缺失、個體忽視的觀念。
管理本質上是由組織中相對獨立的個體「人」為主體,提高運行效率、獲得一定經濟收益的功利性活動,工業生產下的「經濟人」越發向知識經濟下的「社會人」轉化,關於人情、人性如何面對與處理的疑問自然接踵而至,但究其初心依舊沒有脫離效率中心。「以人為本」也要以組織基本績效與效率的實現為前提,沒有了效率中心,服務於人及其全面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人本管理是經實踐證明後,在當今社會比科學管理更具效力的新理念、新方法,它是降低管理過程中體製成本與溝通成本的有效方式;是平衡組織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關鍵策略; 是促進人與組織共同成長的內在動力。其出發點就是激發人的潛能以維持和促進效率,與效率原則並行不悖,誠然有時也會出現犧牲短期利益換取組織長遠利益,犧牲小我成就大局的決策,最終也都旨在提升組織效率和育人效果。
六、結束語
本文以中國文化視角對管理理論的研究對象、理論構架與研究方法進行了說明,可見中國管理理論與西方管理理論存在質的不同。如表2所示,中國管理理論是從個人到家國天下,是建立在高度的道德認同與歸屬感之上的,全面而完整的理論體系,尤其在「人情」與「利益」等問題上,對管理者在正己立人與管理實踐藝術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對彼此生命的「合理參與」。中國管理理論要發揚光大:一要求管理者博古通今,從先賢的思想結晶中汲取精華;二要求管理者不斷提高自身修養,擁有專業技能的同時深諳中國式思維與人情世故,以榜樣力量實現潛移默化的言傳身教;三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實踐中進行階段性調整以與時俱進地豐富和完善現代的中國管理理論,在共性中支持個性的發展,有著承前啟後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中國作為碩果僅存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風口浪尖,欲轉型成功,宜在汲取先賢智慧的基礎之上,再借鑑西方成功的管理思想與經驗,相互融合、取長補短,以增強管理理論的適用性。本研究的意義在於:「修身」的管理思想可以為當代中國社會三觀不正、道德淪喪等問題建言獻策,為社會發展提供德才兼備的生力軍;「齊家」的管理思想可以為減少「代溝」,促進家庭鄰裡關係和睦提供導向,讓家庭成為人才輸送的「第一所學校」;「治國」的管理思想可以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參考,促進富有人情味的法治國家建設,引導形成政商良好關係,讓發展成果惠及民眾;「平天下」的管理思想可以為個人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形成提供借鑑,不將管理目標局限在眼前的效益上,更為子孫後代積德造福。「人人想為皆可為」是中國文化最大的特點,故中國管理理論的發展,還需要下到個人、上至國家的共同努力。(本文發表於《中國文化與管理》2019年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