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帝稱棲霞山為「金陵第一明秀山」，這座佛教名山不僅風景秀美，更堪稱是一座文化名山，不少學者對棲 霞山的宗教文化、石刻文化、民俗文化和茶飲文化做過深入梳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棲霞山還是一座見證著中外文化交流的名山，在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中據有一席之地。
高句麗高僧僧朗大師與棲霞三論宗
棲霞山舊稱攝山，因棲霞寺而名棲霞山，棲霞寺在中國佛教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認為是漢傳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三論宗的祖庭。南齊永明二年（484年），高士明僧紹隱居江乘攝山，舍宅為棲霞精舍，邀請法度法師居住。據《高僧傳》，法度法師主要弘揚後來被視為淨土宗經典的《無量壽經》。棲霞寺成為三論祖庭，是從法度 大師的弟子僧朗開始的。「三論」即鳩摩羅什在長安逍遙園內與弟子翻譯《中論》、《百論》和《十二門論》三部論著。鳩摩羅什與弟子弘揚龍樹、提婆般若性空學說，但羅什大師去世後不久，長安戰亂，僧徒四散，三論在北方的傳承史料不明，而其在南方的弟子大都不關注般若中觀和三論。這一學說的再度興盛和弘揚，實際上始於 棲霞山的僧朗大師，並由他的弟子推向高峰，逐步形成三論宗這個宗派，在佛教史上，他被尊為三論宗中土第三 祖。
《高僧傳》說「朗本遼東人」，這個地區當時屬於高句麗政權，所以學者也說他是高句麗人。僧朗大師這位高句 麗高僧，在棲霞創建了自成一體的攝山三論學派，由僧朗傳僧詮，再由僧詮傳法朗，最後由法朗的弟子吉藏真正創建了三論宗。僧朗、僧詮、法朗都長居棲霞山，被稱為「攝山三師」。我們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可以說來自高 句麗的僧朗大師，在棲霞山為中國佛教事業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值得一提的，僧朗大師的四傳弟子，也就是吉藏大師有一位弟子叫慧灌，也是高麗人，他從高麗到中國，跟隨吉 藏大師學習三論，推古三十三年（625），他去日本弘揚這一學說，成為日本三論宗的鼻祖，三論學說成為當時日本佛學的主流，對日本佛教和文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就這樣，以棲霞山為紐帶，三論學說為橋梁，國 際間的文化互相交流影響，堪稱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鑑真大師與棲霞寺
鑑真大師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傑出代表。唐天寶元年（742），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等到中國迎請大德高僧赴日弘法，尤其是傳授戒律。當時佛法在日本已經興起180多年，但因為沒有傳戒師，一直不能正規受戒，榮睿一行期望邀請中國高僧赴日弘法。在此之前，他們已經拜訪了多位富有名望的高僧，但當時中日交通多有困難，好幾位 高僧不能前往。這一年，榮睿等人來到揚州大明寺，會見了鑑真大師和他的30多位弟子，提出了想請大師渡日弘法、整頓戒律的期望。鑑真大師微笑點頭，跟左右說，「我曾聽說這樣的傳聞，南嶽思禪師（中國天台宗二祖慧 思大師）往生後託生在日本做了王子，大興佛法。我也曾聽說，日本有位長屋王子，曾做了一千件袈裟供養中國 僧人，還在袈裟上繡了四句偈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 諸佛子，共結來緣。可見日本是與中華文化，與佛法 有緣之國，他們專門來迎請傳戒師，你們誰願意一去？」結果左右紛紛沉默。鑑真大師說：是為法事也，何惜身 命，浩森滄海不足為懼，你們不去，我願意去！」
鑑真大師赴日弘法歷經艱難，在此後的十多年裡，六次東渡，五次失敗，出生入死，有三十六人犧牲在路途中， 大師本人也雙目全盲，但矢志不悔，歷經萬難，直到天寶十二年（753）第六次航行才得以成功，到達日本九州薩 摩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兒島大字秋目浦），並在奈良建戒壇，傳授戒律，是為日本律宗的創始人。他還 帶去了中國的建築、醫學、文學等多方面的先進文化，至今日本歷史學家，還稱鑑真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大師在第六次赴日之前，曾短暫居住在棲霞寺。根據《唐大和上東徵傳》的記載，當時大師的弟子棲霞寺靈祐， 特別去迎請大師，淚流滿面，感慨說：「十年來大和尚您一心赴日本弘法，我一直以為再也見不到您了。」於是 把大師迎請到棲霞寺，在這裡休息了三天。之後不久 ，大師回到揚州，開始了第六次航行並最終取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鑑真大師和棲霞寺的緣分還不止於此，《東徵傳》記載說大師「前後度人授戒略計過四萬有餘」，而其弟子中超群拔萃為世師範者，則有三十五人，並為翹楚，各在一方，弘法於世，導化群生。傳記中列出了 名字的有十八人，其中有三人就來自棲霞寺，數量位居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靈祐（後來去了洛州福先寺），還有希瑜和乾印。當時棲霞寺還有不少髙僧從鑑真大師受戒，比如被譽為棲霞大師的曇玭，就是從希瑜出家，而受戒於鑑真 大師（見《棲霞寺故大德玭律師碑》）。
1963年中日兩國佛教文化等各界人士共同舉行紀念鑑真和 尚圓寂一千二百年盛大活動，日本佛教界以鑑真和尚雕像 齋贈中國，奉安在棲霞寺。
宗仰上人與中外文化交流
棲霞寺在唐代最為興盛，與山東長清的靈巖寺、湖北當陽市的玉泉寺、浙江天台的國清寺，並稱天下四大叢林， 此後歷代香火興旺，至清代乾隆五次駐蹕。但是，鹹豐年間棲霞寺被太平軍焚毀，此後中興棲霞寺的，是近代著 名高僧宗仰大師。
宗仰上人俗名黃浩舜，別號烏目山僧，常熟人，他不僅是一位佛門高僧，還是一位中國民主革命家和建築設計師 ，是中國宗教界愛國愛教、追求民主共和的一面旗幟。1903年，發生了舉國震驚的「蘇報案」，清政府下令封禁 《蘇報》，逮捕了鄒容、章太炎。在事發之初，宗仰留在上海多方奔走營救章、鄒二人。
後來，清政府和租界捕房把宗仰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單，因此，宗仰逃亡日本。恰在此時，孫中山自河內經西貢 、暹羅抵達橫濱。宗仰慕名拜訪。孫中山與他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中山先生特闢樓下一房間讓宗仰居住，以便隨時交流。藉助孫中山的巨大影響，宗仰擴大了與革命黨人的交往。在日本，他經常與孫中山結伴參觀訪問，並 以詩、畫贈送孫中山的形式，記錄下了這段難忘的歲月，其中分別時贈給中山先生的詩：「握手與君五十日，腦 中印我揚子圖。此去天南番北鬥，翻來邗水奠新都。」1919年10月，宗仰以金山分燈，駐錫南京棲霞寺，發願重 振道場。昔曰是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剎的棲霞古寺，此時已年久荒蕪，田產被佔。宗仰發願重振棲霞古寺後，奔走呼號，嘔心瀝血。孫中山得知宗仰心願後，率先捐銀一萬兩。宗仰上人和孫中山先生的友誼是一段佳話，當時就有不少名人撰文表示讚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撰寫有「記宗仰上人軼事」一文，特別提到這段往事。
在日本期間，宗仰上人也與日本學術界進行廣泛的文化交流，他還籌款支持當時留日學生舉辦的革命雜誌《江蘇 》。值得一提的是，宗仰上人曾經在上海創辦過一個專門收留因為反對日本當局壓制而歸國的留學生的機構愛國 學社，對歸國的留學生幫助極大。
近代以來栖霞寺與境外文化交流
宗仰上人圓寂之後，其弟子若舜上人繼任法席。若舜上人不僅為棲 霞寺建設鞠躬盡癢，還為香港地區的佛教事業 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民國十一年（1922）冬，若舜上人受邀赴香港主持佛七和水陸法會，前後參加者超過十萬 人，被譽為「香港有知佛法之始」。此後若舜上人在香港創建寺廟「鹿野苑」，早期門外的牌匾就叫「棲霞別墅」，後來也叫「棲霞分院」。棲霞寺高僧明常法師、法宗法師等先後擔任主持。若舜法師之後，棲霞寺歷代主持 都重視文化交流。茗山老法師先後到泰國、美國、臺灣、斯裡蘭卡、新加坡、日本等地弘法，尤其是在新加坡為 該國廣大佛教徒、居士開講《華嚴經》二十餘日，一度引起了轟動。
棲霞寺現任方丈隆相法師在海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貢獻。2009年11月，45歲的南京棲霞寺方丈隆相法師，應星雲大師推薦，於當地時間11月15日在美國休斯敦中美寺升座，成為我國批准的首位獲聘美國寺廟的方丈。此前，中國僧人前往美國寺廟在民間早已有之，但經過國家宗教事務局批准的，隆相法師還是第一人。在隆相法師的 升座典禮上，星雲大師對美國人說，隆相法師是我送給你們的一份禮物。
（ 棲霞區委統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