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瞿秋白——從書生到領袖》陳鐵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20年秋，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為直接採訪和報導世界各國大勢，決定派出一批駐外記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諸國。兩家報社發表了「共同啟事」，內稱：「吾國報紙向無特派專員在外探取各國真情者，是以關於歐美新聞殊多簡略之處，國人對於世界大勢，亦每因研究困難愈趨隔閡淡漠，此誠我報一大缺點也。吾兩報有鑑於此，用特合籌經費遴派專員，分赴歐美各國擔任調查通訊事宜，冀稍盡吾儕之天職，以開新聞界之一新紀元焉。」
瞿秋白應北京《晨報》的聘請，準備以該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動身到莫斯科去。
當時的中國，是個「陰沉沉，黑魆魆，寒風刺骨，腥穢汙溼的」「黑甜鄉」。沒有陽光，沒有光明，沒有路徑。在這裡生活著的人們，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覺視聽，無從辨認道路；有些開始覺悟的人們，在複雜紛亂的環境和各種思潮的影響下，思想混亂得怕人。這時，中國的近鄰俄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在覺醒了的中國青年心目中，革命後的俄國，是「燦爛莊嚴，光明鮮豔，向來沒有看見的陽光」的所在，是「紅豔豔光明鮮麗的所在」。那裡有使人們覺醒的真理，有使中國從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種。有志於救國救民的覺悟青年，應當到那裡學到真理，把它播散給中國的勞苦大眾；取得火種，把它點燃在中國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須得自己動手」，「撥開重障」，「為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擔一分中國再生思想發展的責任」。這種強烈的「內的要求」驅策著瞿秋白到俄國去。
這時，從中國遠行到俄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後的蘇俄，在帝國主義武裝幹涉和國內戰爭的浩劫之下，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據當時赴俄留學的肖勁光回憶說：
蘇俄戰爭的創傷歷歷在目。工廠、礦山遭到嚴重破壞停產了，農村遭受兵禍，被洗劫一空，天災人禍，糧食欠收，人民貧窮不堪，各種物資極其缺乏。到處都是彈痕累累，道路橋梁被破壞得不象樣子，全俄處於普遍饑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餓死在路旁。
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統治者，肆意攻擊蘇俄是「洪水猛獸」，是「赤色帝國主義」。即使對俄國革命並無惡意的人，也把蘇俄看作是「餓鄉」，把布爾什維克黨看成是「窮黨」。因此，當瞿秋白決定到蘇俄去，立刻遭到親友們的反對。
堂兄瞿純白堅決反對瞿秋白到蘇俄去，說這是「自趨絕地」。瞿秋白卻守定宗旨，認為自己「不是為生乃是為死而走，論點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從」。
決定赴俄後，瞿秋白忙看做一些準備工作，並向親友們辭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僕僕風塵趕到山東濟南去看望父親瞿稚彬。瞿稚彬這時住在濟南城內娘娘廟街（今岱宗街）十五號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蘇人，做過山東樂陵縣知事。王宅西鄰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鵲華橋碼頭不足百步。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濱的小酒館裡，父子兩人，還有父親的一位道友，圍坐在一張小圓桌旁。桌上擺了幾個冷盤熱炒，爐上溫著酒。在父親說來，這是為即將去國遠行的兒子餞行，而對兒子來說，則是為了在離開祖國之前孝敬一番長期寄人籬下，孤寂無依的父親。父子雖強顏歡笑，心底裡卻都是苦楚難言。父親年近花甲，長期窮困潦倒，憂病煎逼的生活，使他顯得格外蒼老。他不象北京的親友那樣，固執地反對瞿秋白遠行。他知道兒子的決心，即使攔阻也攔不住。他惜別地深情地對兒子叮囑說：「你這一去……隨處自去小心，現在世界交通便利，幾萬裡的遠路，也不算什麼生離死別……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記自身的職務。你仔肩很重呵！」說得瞿秋白心頭一熱，眼淚已含在了眼眶裡。
三個人都站起來，沿著大明湖畔，隨意散步。秋涼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對著這悽涼的境界，又是遠別在即，父子兩人的心更加親近不忍離舍了。回到屋中，父子倆又整整談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依依告別了父親，離開了濟南。
父親的勉勵，增加了瞿秋白遠行的決心。回到北京，他開始整理行裝，準備啟程。
要離開北京了，離開這寄住了三年多的純白哥哥的家了。愈是這時，瞿秋白的心情意緒就愈加留戀這融融洩洩，安閒恬靜的家，連這小院裡的秋花秋草，他都覺得辜負了它們的好意。這幾天，他晚上回到家裡，就同哥嫂閒談。原來執意反對他到俄國去的純白，現在看到秋白一切都已決定，也就不再留難，反而勉勵秋白到俄國後專心研究學問，不要半途而廢。這種殷切的關懷，反倒使原來理智強烈的秋白情感激動，低徊感慨不止。對於這位用「家族的舊道德」培育他的堂兄，瞿秋白有時因為志向不同，不肯屈從，但此刻遠別在即，覺得兄弟情分卻有些難以割捨了。
瞿秋白這次去國，差不多等於「出世」一樣，一切瑣事，都需要作一個收束。母親死時遺留下來的債務，需要暫時有個交託；舊時作的詩詞古文，需要整理出來，父親要它留作紀念；幼時的夥伴，雖然遠在江南，不能握別，也要寫信告辭。寫信時，他不禁想起了兩位表姊。
一位是少寡的表姊，現在獨自一人帶著一個遺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行將破產的母家，精神痛苦不可言喻。
還有一位表姊，從小喪母，是與瞿秋白一同長大的。她家也是破產的紳士之家，丈夫是小學教員，兒女一大群，仰事俯蓄，艱難得很。她深感中國婦女的痛苦，每每對於人生發生疑問，但她又何嘗能夠解決呢？
夜深人靜，瞿秋白在昏暗的燈光下，提筆寫信，又下不得筆。他想：「舊話重提有什麼意味？生活困難，心緒惡劣，要想得親近人的慰藉，這也是人情，可是從何說起！親人的空言雖比仇人的禮物好，究竟無益於事。況且我的親友各有自己階級的人生觀，照實說來，又恐話不投機，徒然枉費。中國的社會生活，好象朦朧曉夢，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時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帳子裡有巨大的毒蟲以至於蚊蚋，爭相吸取他們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問不必提起。各人吃飯問題的背後，都有世界經濟現象映著，——好象一巨大的魔鬼盡著在他們所加上去的正數旁邊畫負號呢。他們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與以慰藉！」幾封告別信，總算寫完了。
住在京津的幾家親戚，瞿秋白一一登門拜別。
住在天津的，是他的一位表姊。表姊夫是位鴉片癮者，在鐵路局做事。這位表姊，本來是家鄉的著名美人，現已飽經世變，家庭生活的痛苦，猶如狂風驟雨掃淨了春意，她已沒有當年的意趣風韻了。她見到瞿秋白，只是訴苦。飲過白蘭地，酒酣耳熱，大家吃著茶，對著鴉片煙燈說話。表姊夫指著煙燈說：「我一個月賺五六十塊錢，這東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麼過？」表姊說：「他先前行醫也還能賺幾個額外的錢。他卻懶得什麼似的，愛去不去，生意怎麼能好？鐵路局裡面的事情，還是好容易靠著我們常州『大好佬』（這是常州話，指京裡的大官說的）的面子弄著的，他也是一天去，兩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麼樣！」他們的女兒豐兒忽然插話，她天真地對瞿秋白說：「雙舅舅，雙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罷？去看三姨，三姨上次來我家裡，和娘娘談天，後來不知道怎麼還淌眼淚來呢。……」茶涼酒醒，瞿秋白在走回客棧的路上，感到天津繁華的街市也似乎格外悽涼了。
豐兒的三姨，就是名叫珊珊的表妹。她剛由江南嫁到住在北京的同鄉惲家，丈夫是位家道中落而又無所事事的青年人。瞿秋白少年時每到環溪姑母家，總是和表姐妹們在一起玩耍。她們如今都已長大，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條千百年來實行的老辦法，各自找到歸宿了。瞿秋白稱珊珊為三妹，幼時關係親近，隔別了數載，卻不曾忘懷。見面之後，她向他訴說著自己的境況。她說：「我剛剛從南邊來，你又要到北邊去了！……我一個人離母家這樣遠，此地好象另一世界似的。」中國婦女做新婦，是她們一生一世最要緊的事，丈夫之外，同公婆、妯娌、叔姑的關係，都是她們面臨的難以應付的大問題。瞿秋白深深地理解新嫁娘內心的惶惑與不安，他忙接著對她說：「你的小叔、小姑還算是好的。」她苦笑了一下，愁苦而低沉地說：「也就這樣罷了。」她眼裡流露出兒時的天真，但又深懷惋惜地說：「想起我們那時在環溪，鄉下地方，成天的一塊兒玩，什麼亦不管……」這一切，都成為溫馨的舊夢了。
這一天，瞿秋白本來想看看三妹就早些回家，但是不知不覺卻同她談到黃昏時候。惲家住在北京和平門外相當荒涼的南下窪。從這裡走回崇文門附近的草廠胡同，要個把小時。秋夜，龍泉寺邊的深林叢樹送出陣陣秋聲，滿天黑雲如墨，地上是半枯的秋草。路上，人差不多已經全回家了，只有一星兩星人力車上的燈光，遠遠近近的晃著。
瞿秋白見過表姊表妹，看到她們悽涼的境況，心情格外沉重和痛楚。往事如煙，一幅一幅的又都呈顯在眼前，但它們已經不是瞿秋白所留戀的東西，而是他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他為表姊妹們的悲蹙的現實感到傷心，因為他急切地盼望著她們和所有的人們都能夠生活在幸福歡愉的新天地裡。
1920年10月15日，晚間，瞿秋白到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飯店面見蘇俄遠東共和國代表優林，辦理出國護照。然後，他匆匆趕到好友耿濟之家中。在那裡，幾位朋友等待他的到來，參加他們送別的聚會。他們中除耿濟之外，還有鄭振鐸、瞿菊農、郭紹虞、郭夢良、郭叔奇。瞿秋白帶著一身北京深秋夜風捲起的街塵，進入耿家的客廳，摘下眼鏡邊擦邊充滿歉意地向已經等待他多時的朋友們說明他遲到的原因。
「明兒早上幾點？」有人直截地問。「六點半，天還不亮哩。」瞿秋白說。「誰也不必送，哈！送麼？也就是東車站，這離赤塔還遠得很呢，哈哈！」雖然明兒早上瞿秋白就要開始走上遙遠的旅途，但他還是那樣滿不在乎地灑脫神氣。
大家談到俄國的嚴冬，擔心瘦弱的瞿秋白連皮大衣也沒有，恐怕一到哈爾濱就冷得受不了。
有些朋友，還是想勸瞿秋白放棄赴俄的打算。瞿秋白冷靜而又熱烈地對朋友們講了他這些天反覆考慮的結論。他說了一大篇：
思想不能儘是這樣紊亂下去的。我們對社會雖無責任可負，對我們自己心靈的要求，是負絕對的責任的。唯實的理論在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幾千萬年的基礎。——用不著我和你們辯論。我們各自照著自己能力的限度，適應自己心靈的要求，破棄一切去著手進行。
……清管異之稱伯夷叔齊的首陽山為餓鄉，——他們實際心理上的要求之實力，勝過他愛吃「周粟」的經濟欲望。——我現在有了我的餓鄉了，——蘇維埃俄國。俄國怎樣沒有吃，沒有穿，……飢，寒……暫且不管，……
他始終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我暫且不問手段如何，——不能當《晨報》新聞記者而用新聞記者的名義去，雖沒有能力，還要勉強；不可當《晨報》新聞記者，而竟承受新聞記者的責任，雖在不能確定的思潮中（《晨報》），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極了，——而認定「思想之無私有」，我已經決定走的了。……現在一切都已預備妥帖，明天就動身，……諸位同志各自勉勵努力前進呵！
朋友們帶著佩服與羨望的心理，望著瞿秋白。今晚，瞿秋白臉上的神採，勝過他那瘦弱的身體，說話又快又響亮，象一切困難一切顧慮都不曾掛在心上的、老有經驗的戰士。縱然有些疲倦，他還是把精神提起來。
第二天，10月16日一大早，瞿秋白、李宗武、俞頌華三人登上停靠在北京車站的列車，和到站送行的瞿純白、瞿菊農、鄭振鐸、耿濟之及親友們一一握手言別。當天到達天津，瞿秋白又到二表姊家告別。晚上，他就睡在北洋大學張太雷、張昭德、吳炳文那裡，抵足長談。天津電車的喧鬧聲，旅館中闊佬的搓麻將聲，酒館裡新官僚的划拳聲，都引入這幾位青年朋友的談資。
鄭振鐸、瞿菊農、耿濟之送別秋白後，又分別寫信寫詩從北京寄到了天津。18日早晨，瞿秋白收到詩信，立即覆信，並附以答詩。信裡寫道：「我們今天晚車赴奉，從此越走越遠了。越走越遠，面前黑魆魆地裡透出一線光明來歡迎我們，我們配受歡迎嗎？諸位想想看！我們卻只是決心要隨『自然』前進。——不創造自創造！不和一自和一！你們送我們的詩已經接到了，謝謝！……菊農叔呀！『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我們此行的意義，就在這幾個問題號裡。流血的慘劇，歌舞的盛會，我們都將含笑雍容的去參預。你們以為如何？」並附詩——
去國答《人道》
來去無牽掛，
來去無牽掛！……
說什麼創造，變易？
只不過做郵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幾回頻轉軸轤車。
驅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歡迎我，有「自然的和諧」。
若說是——
採花釀蜜：
蜂蜜成時百花謝，
再回頭，燦爛雲華。
天津倚裝作
詩人以郵差自喻，表達了他毫無牽掛地前往蘇俄考察和報導俄國革命實況的願望。前途的道路雖然崎嶇坎坷，但是驅策詩人遠離祖國走上這艱苦旅程的卻是「宇宙的意志」，人民的願望，而歡迎詩人的，是經過偉大變革的「自然的和諧」的新俄國，是流光溢彩、令人神往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將要逐漸地伸延擴大，包括未來的新中國。詩人確信，自己雖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蜜蜂，可是當著蜂蜜釀成時，一定會有益於人民大眾，有益於再造中華。
當火車離開天津時，瞿秋白對同伴俞頌華、李宗武說：「我們從今須暫別中國社會，暫離中國思想界了。今天我復菊農的詩，你們看見沒有？卻可留著為今年今月今日中國思想界一部分的陳跡……」
火車隆隆聲中，瞿秋白堅毅地而又充滿了溫情地告別了朋友們，向著北方出發了。這個真理和光明的熱烈追求者，以少有的痴情和勇氣，以苦為樂，開始了艱苦的跋涉。
哈爾濱五十天
1920年，從北京到俄國去，陸路交通有兩條：一條是西北向，經恰克圖——伊爾庫茨克；一條是東北向，經滿洲裡——赤塔——伊爾庫茨克。走恰克圖須乘張家口到庫倫的汽車，穿越外蒙古的腹地。直皖戰爭後，徐樹錚辦的汽車已經分贓分掉了。其餘商辦的也沒有開。至於滿洲裡方面，白匪謝苗諾夫與蘇俄遠東紅軍大戰方酣，可瞿秋白等卻不知道。優林的秘書告訴他們，如果能與即將「啟節」赴任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駐莫斯科總領事同行，專車可以由哈爾濱直達赤塔。
瞿秋白等聽信了優林秘書的話，與總領事結伴同行。
總領事叫陳廣平，偕副領事劉雯、隨習領事鄭炎，一行三人。瞿秋白、李宗武、俞頌華，同他們一道於10月18日午夜登上京奉列車離開天津，開始了漫長的旅程。
19日清晨，火車駛近山海關。遠望一角海峰，白沙青浪映著朝日，雲煙繚繞，景色奇異。當晚列車抵達奉天（今瀋陽市），換乘南滿列車，車上的職員全是日本人，車站上甚至連一個中國的搬運工人也看不到。瞿秋白感到這裡「已經另一個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經到了日本國境以內呢？……帝國主義的況味，原來是這樣！」俞頌華懂得一點日本話，由他來辦理交涉，免去了很多麻煩。
20日早上火車到長春車站，換乘中東鐵路客車。瞿秋白步出車站，一看，天地已經蕭然變色，車站前一片大曠場，四面寒林蕭瑟，西北風吹著落葉掃地作響，似乎在告訴人們：「已經到了北國寒鄉了。」長春以北是中東鐵路，形式上已收歸中國管理，但車上一切職員還大多由俄國人擔任。車站外停著的是俄國馬車，駕車的也是俄國人，而擔任中東路護路的又是日本警察，他們同駐在路旁的中國警察不時起些小衝突。
火車到哈爾濱站，已是晚上八九點鐘，天黑了。瞿秋白一行乘上馬車，在塊石磷磷的路上走了一陣，來到福順客棧。住下之後，又返回車站取行李。哈爾濱車站純為俄國式，但管理之糟使人駭怪：頭等、二等候車室裡供著希臘教的神像，三等候車室滿地泥水，到處是橫七豎八的行李。福順客棧的單間客房，只有一張桌子、兩張凳子、四張板鋪，三人同住，每天要付房資二元。
從天津到哈爾濱，一路上的種種景象對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雖然這是同關內地域相連、山水相接的「中華民國」的版圖，但卻是「走過三國的鐵路，似乎經過了三國的邊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長春、哈爾濱又是中、俄、日三國的復版彩畫。」「從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換日本朝鮮銀行鈔票，從長春到哈爾濱，中東路未收歸中國管理之前，還不得不換俄國盧布買車票，現在雖可用中國銀元，然而天津鈔票已不大行，非得哈爾濱鈔票或日本鈔票不可。」他透過親身的經歷和觀察所得，清醒地覺察並體驗了帝國主義奴役下的殖民地經濟生活的痛苦。
到哈爾濱後，瞿秋白才聽說謝苗諾夫的白匪部隊橫梗在滿洲裡和赤塔之間，戰事激烈進行，無法前進。總領事陳廣平一行也沒有馬上離哈北進的打算。起初，他們曾經想退回北京去等待時機。商量之後，決定百折不回，靜候時局穩定，繼續前進。這樣，瞿秋白一行在哈爾濱竟停留了五十多天。
哈爾濱這個號稱「東方莫斯科」的國際城市，真好象是中國社會走向殖民地化的一個縮影。這裡，原來是俄國人的勢力範圍，道裡和南崗儼然是俄國人的禁臠，建築是俄式的，商店是俄國人開的，即使是在俄國店鋪裡任職的華人，也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放棄不平等條約，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舊俄勢力在哈爾濱逐漸減弱，而對哈爾濱垂涎已久的日本人的勢力乘機發展起來。道裡的市面有一半歸了日本人，以前哈爾濱商場向以俄國盧布為單位，現在盧布價值跌落，日本金票幾有取而代之之勢。日本人野心勃勃，企圖再進一步取得中東鐵路的特權。日本人銳意經營哈爾濱，擴大他在滿蒙的權利，是與他出兵西伯利亞，侵略東亞，進而侵略全世界的戰略計劃密切相聯的。
哈爾濱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瞿秋白有時走在街上，常常聽人說中國人與俄國士兵、警察起衝突時，日本警察就來幹涉。日本人對於哈爾濱的市政，調查得比中國人、俄國人都清楚。日本的商品，充斥市場，中國貨難以與之競爭。正如瞿秋白所說：「俄國勢力倒了——舊俄帝國已死——日本卻又來了。」
俄國人聚集在哈爾濱為數很多。瞿秋白同各個階層的俄國人進行接觸後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國人是以階級劃分的。俄國革命後亡命的白俄資本家、將軍，雖然是亡命之徒，卻還是高樓大廈的住著，肚皮吃得飽飽的，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鮮把戲。各派俄國社會黨在哈爾濱組織了一個中東路工黨聯合會，以它和哈爾濱城市工人聯合會為實力後盾。哈爾濱的俄國和中國的工人運動者，以這一聯合會為中心，舉辦一些教育衛生活動，團結俄國工人、青年和中國工人。經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員的介紹，瞿秋白和友人廖連柯同去中東路工會聯合會拜晤了該會會長，併到隸屬於這個聯合會的哈爾濱勞工大學聽鄔芝慄洛夫先生講授《俄國社會發展史》。通過這些活動，瞿秋白看到了「中俄兩國民族的接近，確比日本人及其他歐洲人鞭辟入裡得多。中國苦力心目中的俄國人決不是上海黃包車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級人民互相間的融洽……大家本不懂得『文化』這樣抽象的名詞，然而卻有中俄文化融會的實效。」瞿秋白的這個論斷，只是一時的觀察所得，並非歷史地考察了中俄關係之後所作出的，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哈爾濱的冬天越來越冷，枯樹，疏林，積雪，冷月，一派荒寒蕭瑟。下層居民的經濟生活寒儉得很，文化生活也就更加可憐。瞿秋白所得到的印象是「滿洲三省的文化程度幾等於零」。馬路上到處是糞尿垃圾。中國住宅區的窮苦人家，「幾間土屋，圍著洋鐵皮木板亂七八糟釘成的短牆，養著幾隻泥豬。」這樣低下的生活水平，哪裡還談得到文化呢？！文化不是天賦的，中國民族應當如何努力？東方文化古國的文化何時才能重新振興？這一系列的問號在瞿秋白的腦中縈迴不已。沒有文化便不能直接接受新的學說，就不能有階級的覺悟，就無法再造文明。這裡急需「往民間去」的先鋒隊，可惜這裡的知識界又不中用。怎麼辦？回答是：到俄國去！「寧死亦當一行」！他的決心更堅定了。
1920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應邀參加了在哈俄國人的紀念會。會場設在哈爾濱工黨聯合會預備開辦勞工大學的新屋。場中人滿，擠不進去。於是他坐到演說壇上。宣布開會時，全場高呼「萬歲」，起立齊聲唱《國際歌》。這是瞿秋白第一次聽到《國際歌》，「聲調雄壯得很」。會後，他應邀到一位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家中去參加晚宴。屋裡擺著盛筵，紅綠色電燈，滿屋紅光燦燦，牆上掛著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席間，大家痛飲歡呼。一些熱情的俄國女郎香氣濃鬱，湊近來問中國、北京、上海的風俗人情，絮絮不已。一位來自莫斯科的俄共黨員，立起演說：「我們在此地固然還有今夕一樂，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麵包，還不夠呢。……共產黨擔負國家的重任，竭力設法……大家須想一想俄國的勞動人民呵。」瞿秋白同他攀談，他問瞿秋白是不是共產黨，中國政黨有多少？瞿秋白答道：「中國社會黨（按指共產黨——引者）還沒有正式成立的，只有象你們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時的許多研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會。」這是瞿秋白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執政黨黨員的一次頗有興味的談話，他更加急切地嚮往蘇俄了。
從滿洲到赤塔
12月初，得到確實消息，謝苗諾夫匪幫已經潰退，滿洲裡方面總算肅清了。瞿秋白等去看了陳廣平，知道他的專車已經辦妥，定於12月7日離哈北行。可是，這位領事大人又橫生枝節，以收取車費為名，從瞿秋白三人那裡要去一千元，又答應與三人在行車中共同起夥，後來算帳，卻索取了三人三百斤麵粉做為車中一個半月的夥食費。12月8日，他們搬上專車住宿，然後交旅費、買糧食。透過這些瑣屑的事，瞿秋白「這才嘗著現實社會生活的滋味。……原來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沒有經驗，就該受騙。懂世故人情，有經驗的人都受過『騙的教育』。……後悔不曾多受幾年東方古文化國的社會教育，再到『泰西』去。」
12月10日，專車離開哈爾濱往西北方向，穿行黑龍江全省向中俄邊境的滿洲裡進發。車窗外邊一片雲色，往往幾十裡內絕無人煙。13日，抵達滿洲裡。這裡算是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幾經戰爭，凋敝不堪。旅途中，三個記者與三個外交官無事閒聊。瞿秋白深感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兩個社會的人聚在一塊，雙方各自隱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奪去他不少精力。但另一方面，閒聊中，也多少了解中俄外交的鱗爪。十月革命一起，各國駐俄公使團退出彼得堡，別國公使多少總料理自己僑民歸國，或是自己帶著走。中國公使劉鏡人自己得了一輛專車，趕緊偷著就跑，唯恐僑民和他糾纏。有些留學生擠上專車同走，公使竟要索取車費。貧困的僑工十多萬人，至今流落該地，饑寒凍餒，無人照料。總領事陳廣平的赴任，第一件事就是照料僑商，遣送華僑返國。陳廣平先後在劉鏡人公使館任職七年，但瞿秋白同他交談中，發現他對俄國文化一無所知，外交政治上的大勢也茫然，連幾句普通的俄國話都說不完全。中國北京政府邊防處派駐俄國軍事代表張斯麐中將，這時恰從莫斯科回國途中抵達滿洲裡。瞿秋白見到張斯麐，聽張說：中俄外交本來是很有希望恢復和發展的，可惜北京政府沒有誠意，畏葸猶豫，沒有確定的計劃和方針。張斯麐赴俄本由北京政府同意，但後來出爾反爾，人為地製造困難，使張無法任事。他惋惜地說：「俄莫斯科政府，很願意放棄一切帝國時代所侵略的權利，和中國開始友誼的談判，恢復通商。……政府不給我全權，我的事情也是辦得有頭無尾。俄政府招待外國代表向來是非常之優待的，——我亦在優待之列。不意『段督辦』一倒，中央政府特電倫敦，說我不是正式代表。勞農政府幾乎當我是間諜，……一切開始的交涉都成泡影……」隨張斯麐一道回國的，還有一位劉紹周，即劉澤榮，旅俄華工聯合總會會員，是留俄學生中最出色的人材。瞿秋白與劉紹周交談，知道了俄國經過四年內戰後的社會經濟狀況。
張斯麐的專車南下，陳廣平的專車卻欲進不能。張斯麐在莫斯科奉北京政府撤回命令時就報告蘇維埃政府，另有總領事赴莫。但中國政府的電文卻由駐倫敦使館轉致，蘇維埃政府得不到正式通告，遠東共和國更不知道陳廣平赴莫任總領事。因此，陳廣平的專車只好等候遠東共和國首都赤塔方面的通知，才能前進。適逢遠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到滿洲裡辦事，因病回赤塔，陳廣平的專車就掛在沙都夫的專車後面，於16日啟行穿越中俄境線，進入俄國。18日抵達赤塔。專車又須等待手續齊備才能前進。瞿秋白一行在這裡一直等待到1921年1月4日，共十七天。
赤塔經過戰亂，經濟蕭條，民生困窘。瞿秋白受哈爾濱一俄人之託，帶著信和禮物，到一家俄國居民家中拜訪。女主人略懂法文，見瞿秋白的俄國話說得不太熟練，就夾著法文問長問短。吃飯間，主人的一位親戚從伊爾庫茨克來，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談話間不斷地咒罵布爾什維克。瞿秋白斥之為「智識階級式的武斷的頭腦」。中國駐赤塔副領事葆毅，是瞿秋白在俄文專修館的同學。他談起俄國革命後的情形頗不滿意，勸瞿不要到莫斯科去。葆毅的女友是一位俄國資產階級小姐，帶著恐懼的神色連說：「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麼？」她說家裡的一幢房子大半已被充公，赤塔如此，莫斯科更不必說了。瞿秋白一笑置之，他心裡沉思：「資產階級的心理，生來如此。」
瞿秋白一行抵達赤塔，正值遠東共和國國民議憲大會召開之際，暫時還是臨時政府。新政府由布爾什維克掌握，而宣言實行民主主義。這一方面是為了緩和外交衝突，成為蘇維埃俄羅斯共產主義政權與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緩衝地，另一方面也適合於以個體農業生產為主的西伯利亞地區實際的社會經濟生活。瞿秋白充分利用在赤塔停留的時間，進行社會調查和新聞採訪，這樣既可以練習俄文，又可以研究遠東共和國的政權及共產主義。他和俞頌華先後訪問了遠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談中東路問題），糧食總長葛洛史孟（談新政府的糧食政策及中俄通商問題）。1921年1月2日晚，遠東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理兼外交總長克臘斯諾史赤誇夫，在外交部官邸會見瞿秋白、俞頌華，一一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主要如瞿秋白所記：「遠東政府，雖有共產黨在內，然依本國經濟組織，決採共和民主政體，不日召集國會——『國民立法大會』——著手於新國家之建設事業。遠東對蘇維埃俄國的關係，是一協約的同盟國，一切自主，唯外交得與莫斯科政府協商。對於中國，竭誠希望締結密切的友誼的條約……」①克氏體形魁梧，面貌剛直，但正在病中，不得不躺在臥榻上同客人談話。克氏的夫人是一位晚裝輕盈的少婦，一口純熟的英語，她對瞿、俞關照說：克氏多病，請勿過於多談，恐怕他勞神。克氏雖言語喘急，仍然以英俄文盡力解答問題，直到夜九、十點鐘才結束談話。
赤塔共產黨委員會送給瞿秋白許多書刊，其中有《俄羅斯共產主義黨綱》、《共產國際》雜誌、《社會主義史》。瞿秋白把這些書刊讀過一遍，了解了俄國共產黨的理論。「再往前去，感受其實際生活。」面對著社會變革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現象，好的，壞的，美的，醜的，意料之中，意想之外的，等等，引起了這個青年記者的沉思。用剛剛學到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去分析社會生活中千姿萬態的變象，有時會覺得無味枯燥，然而一旦達於極處，便會豁然開朗，頓然醒悟。
社會革命，俄國的社會革命，不是社會思想的狂瀾，而是社會心理，——實際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經濟生活，——實際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樓。來俄之前，往往想：俄羅斯現在是「共產主義的實驗室」，仿佛是他們「布爾塞維克的化學家」依著「社會主義理論的公式」，用「俄羅斯民族的原素」，在「蘇維埃的玻璃管裡」，顛之倒之試驗兩下，就即刻可以顯出「社會主義的化合物」。西伯利亞旅行的教訓，才使人知道大謬不然。
「只有實際生活中可以學習，只有實際生活能教訓人，只有實際生活能產出社會思想，——社會思想不過是副產物，是極粗的現象。」
從枯寂的冥思苦想，步入活生生的現實社會，認識到生活之樹是長青的，而理論是灰色的；只有從實際出發，才可能獲得真知，摒棄教條式的理論束縛。這對於剛剛踏入社會主義俄國大門的瞿秋白來說，無疑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一個可喜的開端，也許可以說，這是他後來成為共產主義者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階梯。這時，他更加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感到此次赴俄的意義。「我的責任是在於：研究共產主義——此社會組織在人類文化上的價值，研究俄羅斯文化——人類文化之一部分，自舊文化進於新文化的出發點。寒風獵獵，萬裡積雪，臭肉乾糠，豬狗飼料，饑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價。現在已到門庭，請舉步入室登覺吧。」
從哈爾濱到滿洲裡，從滿洲裡到赤塔，一路上僕僕風塵的採訪、調查，積累了許多見聞資料。在總領事的專車上，外交官們酒食爭逐、賭博嬉戲的腐敗生活，使瞿秋白感到厭倦，然而又不得不違心地應酬一番，浪費許多寶貴時光。有時，他索性避開喧鬧的牌局，躲在一邊閱讀，翻譯，思考，寫作。振筆疾書，文如泉湧。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寄給《晨報》、《時事新報》的二十餘篇通訊，多半是在這種條件下寫成的。
同外交官們應酬，雖然浪費光陰，就中卻知道了幾件官場軼事。其中的一件事是：陳廣平在哈爾濱時，預先付印一批留俄華僑護照。陳廣平收到印好的護照後，如獲至寶，藏入箱內，鎖好，又打開，打開又鎖上，惟恐丟失一份。當天晚間，陳又把箱子打開，翻看護照，忽然拿到一張，一掀一掀的給隨員看，說道：「到了莫斯科，這就是鈔票呵！」護照的意義原來如此！無怪乎，駐赤塔的領事管某，以前在伊爾庫茨克領事館裡，因為和館員分護照費不均勻，互相打起來，因而被撤差。
寄希望於新俄
從死寂的半殖民地的故國，來到新興的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異邦，瞿秋白頓覺耳目一新，感慨萬千，思想與認識大進一步。儘管新興俄國困窘得猶如西伯利亞荒原的酷寒，瞿秋白卻透過了死沉沉的嚴冬的暮簾，窺見了遙遠未來的春意和繁花似錦。他由衷地體察到新俄是世界的希望和榜樣，也是中國的希望和榜樣。這位青年學子已經把眼光從東方的出世主義，西方的人道主義，轉向了一個時代的鬥爭中心——新興的俄國正在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出了這種殷切的期望。
中國無產階級只寄希望於你們，勇敢的俄國工人，你們為全人類的幸福而英勇奮鬥，你們建立了蘇俄社會主義共和國，你們正在實現著社會主義原則，與黑暗勢力進行鬥爭，克服著無數困難，你們忍受著百般困苦而始終不喪失信心。中國無產階級極為欽佩你們，衷心地祝願你們獲得成功和勝利。
我們尤為讚賞的是，你們的運動不僅具有民族性質，而且具有國際性質。……我們希望，由於你們的努力，世界上將會出現人道和正義；由於你們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將會覺醒起來。
這篇文章的題目叫作《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原稿是未經修訂的俄文列印稿，保存在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的黨中央檔案庫。192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公報》第一期《遠東來信》欄內發表了這篇文章。與原稿相比較，內容相同，僅僅在文法和署名上有差別。公開發表的文章署名是「秋白（廣州）」，而原稿則只署名瞿秋白，並未註明地點。瞿秋白寫這篇文章的時間，當是在赤塔停留的十七天內。
瞿秋白根據手頭上有限的資料，頗有膽識地分析了中國無產階級的現狀和前景。他指出，由於中國工業生產薄弱，「中國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是由農民組成的，至於工人的數目則很少。……大多數中國工人是手工業者。」中國工人遭受著與歐美工人同樣的壓迫，或者甚至更厲害，因為他們所受的壓迫不僅來自中國資本家，而且來自外國資本家。「中國各大城市中的工人比居住在鄉鎮中的工人農民更加成熟。可以預期，在中國未來的社會改革中，他們將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首領。」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至今還沒有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儘管中國無產階級所處的條件非常可怕，但他還沒有覺醒，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沒有認識，沒有組織。」顯然，由於把農民劃入無產階級，因而他對中國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估計得偏低。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誰能幫助中國的無產階級呢？只有已經覺醒的中國青年，或者是熱心的中國社會主義者。」沒有文化的人，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沒有文化的人，同樣無法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只有經過先進的知識分子傳播和灌輸馬克思主義學說，工人階級才能找到批判的武器，使自己成為有覺悟有組織的戰鬥隊伍。而先進的知識分子也將在這個偉大鬥爭中得到改造，進而無產階級化。瞿秋白把他與俞頌華、李宗武的赴俄，看作是實現這一神聖使命的重要一環。他滿腔熱誠，信心堅定，告訴俄國朋友說：
我們充分理解，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中國無產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為人類服務。為此目的，我們來到了俄國。……我和俞頌華、李宗武同志分別代表上海的《時事新報》和北京的《晨報》，我們來到俄國是為了向中國正確報導俄國的情況。我們切盼能認認真真地完成我們肩負的任務。我們希望，我們的到來將會帶來良好的結果，而我們的這次旅行將給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以第一次推動。
這些真誠的話，說明瞿秋白帶著很高的自覺性深入異邦，探取火種，為掙扎在黑暗途程上的中國人照亮前進的方向，探索新路。做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中國革命的先驅人物，瞿秋白確是當之無愧的。
1921年1月25日晚十一時，瞿秋白一行抵達赤色的都城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車站。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司長楊松會見了他們，安排了他們的食宿和工作。隨後，他們會見了《真理報》的主筆美史赤略誇夫，工作就此開始。他們住進了一幢由舊時旅館改成的公寓。寓所周圍是小樹林，大教堂的銅頂金光燦燦，耀人眼目。這種居住條件，雖然飲食營養很壞，也可以安心工作了。
此刻，瞿秋白心境極不平靜，他說：「我尋求自己的『陰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滅，二十年來盲求摸索不知所措，憑空舞亂我的長袖，愈增眩暈。如今幸而見著心海中的燈塔，雖然只赤光一線，依微隱約，總算能勉強辨得出茫無涯際的前程。」他自稱為「東方稚兒」，懷抱追求真理、嚮往光明的宏願，翻開了他生活經歷的嶄新的一頁。
進赤俄的東方稚兒預備著領受新舊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側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性靈的營養，敢說陶融於神秘的「俄羅斯」。燈塔已見，海道雖不平靜，撥準船舵，前進！前進！
一切都在表明，這個「東方稚兒」，已經登上了新時代的航船，認清目標，撥正方向，破浪揚帆，奮然前行了。
俄羅斯文化天地漫遊
瞿秋白一行住進了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為他們安排的公寓，三人佔了二間屋。憑窗眺望，公寓四周的樹林，覆蓋著白雪，顯得格外寧靜，然而，瞿秋白的心情卻是興奮而充滿著激情的。
到達莫斯科十天後，正值全俄華工大會召開。從俄國各地來到這裡的華工代表近二百人，代表著在俄國各地的華工數萬人（其中歐俄部分佔四萬多人）；他們有的是在俄國做工經商的，有的是參戰華工，從法國、德國逃出而流落此地的。他們的生活和勞動條件很苦，多數是文盲。他們聽說從中國來了新聞記者，異常的高興，熱情地歡迎瞿秋白三人參加大會。瞿秋白髮表了即興講話。他介紹了國內學生愛國運動的情況，激起了與會華工的愛國之情。中國駐莫斯科總領事陳廣平不來出席會議，引起華工代表們的不滿。會議的重要議題是華工回國問題，這件事與總領事的職權有密切關係，因此，陳廣平就成了會議代表們指責的中心。瞿秋白在會間結識了幾位華工，後來時常同他們來往。
《真理報》主筆美史赤略誇夫會見了瞿秋白一行，熱情地向他們介紹參觀考察的手續；他們的參觀考察也就從這裡開始。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特地派了二位翻譯陪同他們參觀考察。一位是英文翻譯，另一位是俄文翻譯郭質生①。瞿秋白與郭質生一見如故，成為十分要好的朋友。他說：「自己又可以說幾句俄文，本來用不著他，然而後來我同郭質生意成了終生的知己，他還告訴我們許多革命中的奇聞逸事，實際生活中的革命過程。因此我們正式的考察調查從那天見美史赤略誇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調查也從那天見郭質生起。」
具有悠久歷史的俄羅斯傳統文化和革命以後的嶄新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化，處於更替交錯的時期。研究俄國的共產主義、共產黨和俄國社會，必須研究俄國文化。瞿秋白對於考察和研究俄國文化，是非常重視，非常有興味的。在赴俄途中，他就與俞頌華商妥：俞頌華負責通訊工作，他自己則勉力作有系統的理論和實際兩方面的研究。
瞿秋白來到了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術館參觀，這是他到達莫斯科後選擇的第一個遊覽點。這裡陳列著俄國著名美術大師們的作品。在連年動蕩，戰災浩劫中，這些珍貴的藝術精品，竟絲毫未受損傷；連這美術館的創始人特列嘉柯夫的石雕像，也安安逸逸地陳列在他死時的病榻旁。這說明了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經歷了嚴霜寒雪，荒原廣漠的旅程，來到這「名畫如山積，山水林樹」的美術殿堂，「置身其中，幾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還閃著這一顆俄羅斯文化的明星。」瞿秋白此刻激動不已。他感到了「『文化』的真價值。俄羅斯文化的偉大，豐富，國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誕生裂地軸的奇變，——俄羅斯革命的價值不是偶然的呵！」
館中陳列品中，既有現實主義畫家，如列賓的作品，瞿秋白譽之為「舊文化沙礫中的精金，攸遊觀覽，可以忘返」，也有未來主義的作品。未來主義出現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最先發源於義大利，十月革命前後流傳於俄國。未來主義認為藝術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應當完全消失，成為生產、生活或政治的一部分，實質是對藝術的否定。它的整個反藝術傾向，使它沒有留下有價值的東西。在俄國藝術中，未來主義的作品反映了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無政府主義式的反抗和對待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俄國未來派的畫家，否認古典遺產，反對傳統的繪畫形式。瞿秋白站在未來派畫家的作品前，看到那「粗暴剛勇的畫筆」，似乎覺到它們也有可取之處，「令人的神意由攸樂一變而為奮動，又帶幾分煩惱：粗野而有楞角的色彩，調和中有違戾的印象，劇動忿怒的氣概，急激突現的表顯，然而都與我以鮮，明，動，現的感想。」
經友人的介紹，瞿秋白在2月14日會見了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詩人關切地詢問中國文學的情況，並把他的一本詩集《人》送給了瞿秋白。馬雅可夫斯基也參加過未來派。可是在他的早期抒情詩，例如長詩《穿褲子的雲》、《戰爭與和平》中，明顯地表現出使他超出未來派的人道主義傾向。這些作品反映了他對於破壞個性的「無冕帝王」——資本的抗議，並充滿了革命的預感。他的詩歌作品中詩句的特殊排列，從所謂「梯形」一直到衝鋒式的「爆炸」節奏，都表現了這種革命的預感。對於他的詩，瞿秋白感到它的形式和內容都有些費解。他說：「我讀他不懂。只有其中一篇〈歸天返地〉，視人生觀似乎和佛法的『回向』相仿佛。」
瞿秋白敏銳地覺察到，未來主義在革命後俄國的盛行，「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夜之餘，無產階級文化的晨之初」。這雖是黎明來臨的先兆，但黎明畢竟遲早就要來臨的。他懷著極大的興奮，期待著「萬重山谷外『新曲』之先聲」，傾聽著暫時「還依稀微忽」的「清明爽健的勞作之歌」。他連續到幾個劇院去看戲劇演出。在家樂劇院，他看了未來派的戲劇，感到「一切舊規律都已去盡，亦是不可了解」。在國家第二劇院，他看了盧那察爾斯基編劇的《國民》，這是一個歷史劇，描寫古代羅馬貧民的革命，所用布景雖是未來主義的，但內容並不神秘，而且有些英雄主義的色彩。在莫斯科大劇院，瞿秋白欣賞了歌劇，覺得「花露潤融，高吟沉抑」。大劇院的美妙華麗的建築藝術，得以完好的保存，也使他感到由衷的欣慰。事實不正說明：俄羅斯文化深深植根於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群眾之中，他們熱愛自己的文化，珍視它的存在和發展，因為它孕育了俄羅斯歷史上的英雄，也將孕育著新的一代更偉大的英雄人民；俄羅斯文化，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必將更加發揚光大。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於2月上旬病故於莫斯科。蘇俄黨和政府為克魯泡特金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瞿秋白參加了送殯儀式。當天送殯的除各種無政府主義團體外，還有學生會、工人和海員聯合會、藝術學會，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俄羅斯共產黨、共產國際和紅軍的代表都參加了送殯行列。過了幾天，瞿秋白經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紀務立的介紹，同克魯泡特金的夫人，一位貴族出身的老人見面。她已經老態龍鍾，但聽說中國的新聞記者來訪，憑弔克魯泡特金，非常感動。無政府主義在俄國的深厚影響，引起了瞿秋白的深思，從而認識到：「無政府主義的俄國性，東方文化性，在俄國社會思想樸實的農民之中比較的發展，俄國式的智識階級尤其喜歡空談的無政府主義。」
為了了解蘇俄的教育事業和東方文化問題，瞿秋白前往克裡姆林宮，訪問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盧那察爾斯基。進入克裡姆林宮，看到巍然高聳的宮牆，古老壯麗的建築，瞿秋白倍感神爽。宮中地方很大，走了一程，經人指點，才找到盧那察爾斯基辦公的綠色房屋。房中扶梯積了一層灰塵，電燈殘破不全，空蕩蕩的大房間裡，疏疏落落地排著幾張華美的錦繡座椅，都是宮中原物。辦公室中，只有盧那察爾斯基一人。他看到瞿秋白一行，熱情地招手請進。瞿秋白向他提出問題請教：蘇俄最近教育上的設施和對於東方文化問題的意見。盧那察爾斯基是蘇俄的政治家、文藝評論家，談吐文雅，簡截了當。他對記者說：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立即著手進行學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無產階級文化。由於戰亂頻仍，非共產黨人主要是立憲民主黨人的怠工，使文化教育的改革進展緩慢，但在物理學、化學和醫學方面都有可喜的進展，因此歐美各國對於俄國革命後學術文化上的進步，非常之感興趣，大家都想來研究。政府曾派出留學生到歐美深造，並在德國印製俄文書籍及印刷品，以解決國內紙荒和印機缺乏所造成的印刷出版困難。關於共產黨人對於東方文化的意見，他說，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第一，俄國地跨亞歐，和東方文化素有接觸；第二，革命以前俄國境內各民族也處於被壓迫地位，對於東方各民族極為同情。況且蘇俄與歐美不同，不妄自尊大，蔑視東方。我們對於東方各民族極為平等看待，對於它的文化尤其有興趣。為了促進東西方民族的互相了解，吸取東方文化，蘇俄已經設立了東方學院。盧那察爾斯基熱烈地讚揚了東方文化的古，美，偉大，崇高，並說東方的詩文哲學，興味濃鬱；不過東方文化中的宗教性，已成過去的東西，應當自然消滅。他興致很好，侃侃而談。只是因為還要去參加會議，不得不結束了這次有意義的談話。
過了兩個星期，教育人民委員會派車，送瞿秋白一行到莫斯科的幾處幼兒院、勞動學校去參觀。這幾處設施，規模雖然不大，但人們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其中一所專為體弱兒童設立的學校，在距莫斯科約二三十裡的森林中間，空氣清新，房舍清潔，設備非常完美。當中國客人到來時，活潑的小學生們，唱歌跳舞，熱烈歡迎，擁著客人們問話。有一位學生，居然學會用漢字寫了「中國瞿秋白」五個字，這使身在異邦的瞿秋白十分感動。
這時，瞿秋白的心境愉悅。他被蘇俄的種種新興的事物所振奮，所激蕩。他看到了新舊兩種文化的並行和鬥爭，但他堅信，新的文化必然取代舊的文化，而舊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精英，也一定會保留下來，繼續為其自身的發展，和對人類文明事業作出貢獻。閒下來，瞿秋白有興致的時候，仍然寫詩作畫。在會見克魯泡特金的親戚林德女士時，應林德之請，為她題了一首題畫詩《秋意》。詩中寫道：「雖有些纖雲薄翳，原不礙，原不礙，他那果毅沉潛的活力，待些須，依舊是光華萬丈。」詩中寫出了西風蕭瑟，萬木森疏中，秋月當空，光華四射的優美畫面和沉潛意境。「一任他秋意蕭蕭，秋雲暗暗，我只笑，笑君空擾攘。」詩人充滿了自信，自豪；那一輪不受紛擾，自放靈光的秋月，正抒發了詩人的理想和情懷。
教育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劉白文納女士給瞿秋白等送來許多書刊，其中有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主人以白麵包招待客人，她吃了一個麵包，又拿了一個，很不好意思地說：「我們兩三年沒有吃著這樣的麵包了，我想帶一個回去給我母親，她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主人趕緊答應，並且又送她兩個麵包。女士談到了家庭和社會問題。俞頌華問她：「共產主義的家庭怎樣？」她笑著說：「柯侖泰女士著書說家庭生活社會化，我們還想不到這一層。」她臨走時，聽說李宗武能唱京劇，便同他們約定日子一起到無產階級文化部去參加音樂會。
無產階級文化部，簡稱「無產文化」，是教育人民委員會設立的文藝團體。音樂、美術、文學、戲劇界的新作家都可以加入，凡有新的作品可以拿來討論。經常舉辦音樂會或詩歌文藝晚會，有時自編戲劇為工人演出。瞿秋白、李宗武出席音樂會，受到與會者熱烈歡迎。李宗武唱了一段京劇《馬前潑水》，戲文和唱腔都是著名京劇演員汪笑依創作和設計的。音樂會上，俄國朋友還放了幾張粵劇唱片，並請客人欣賞了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歌劇《蝴蝶夫人》的音樂。音樂會會長對中國客人說：「舊文化的音樂人才，革命中未免凋零，新的還很幼稚，然而假使物質生活不這樣困苦，我們的工作還可以強幾倍呢」！
蘇菲亞•託爾斯泰女士，是俄國偉大的作家列夫•託爾斯泰的孫女。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經紀務立介紹，與她相識。蘇菲亞盛情邀請瞿秋白一行瞻仰託爾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陳列館，併到她家中敘談。蘇菲亞的母親很親切地接待他們，並贈送了書籍。蘇菲亞母親告訴中國客人：各種社會公共設施，雖然不是共產主義的，只要不帶有政治上的危害作用，如託爾斯泰陳列館等，都不受蘇俄政府的任何妨礙，有時還能夠得到資助。這是蘇俄政府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又一個生動的證明。
在這前後，瞿秋白為答謝蘇菲亞的友好接待，為她寫了一首五言舊詩《皓月——題畫贈蘇菲亞•託爾斯泰女士》：「皓月落滄海，碎影搖萬裡。生理亦如斯，浩波欲無際。」這是一幅充滿了哲理的月落滄海的畫卷，起伏波動的萬裏海濤，使沉落之際的皓月玉碎銀分，波光放射，構成了一幅變幻無窮，蒼茫闊大的景象，使人自然聯想到人生哲理的無限豐富。
「世間的唯物主義」
革命後的俄國社會經濟問題，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課題。1921年春，俄國仍然是不平靜的。蘇維埃國家內部的狀況非常困難。國民經濟只相當於19世紀下半葉沙皇俄國的水平，由於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業無法開工。按人口平均計算，生鐵的產量每人不到一公斤，棉織品每人不到一公尺。居民最必需的工業品極度缺乏。工業中心的工人常常挨餓，許多人為了逃避饑荒跑到農村去。而農村經濟也非常困難，1920年農業產值只等於沙皇俄國農業產值的一半多，糧食和其它最必需的食品都不夠。除了經濟上的困難，還發生了政治性的嚴重危機。農民不滿意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因為根據餘糧收集制，農民必須交出全部餘糧。這種制度不能刺激他們發展自己的經濟，他們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在市場上自由出賣自己的產品和購買工業品。農民的這種不滿情緒，被國內的敵對勢力利用，煽動他們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在坦博夫省、頓河、烏克蘭和西伯利亞等地，發生了農民暴動。1921年3月初，正當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發生了水兵暴動，口號是「政權歸蘇維埃，不歸黨派！」企圖排除共產黨人對蘇維埃的領導，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瞿秋白把這次事變稱之為「革命的反動」。叛變被紅軍迅速平息，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瞿秋白初到莫斯科認識的一位共產黨員，在鎮壓叛亂的戰鬥中，英勇犧牲了。
國內政治危機，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寧開始研究由適合國內戰爭的政策過渡到能夠實現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政策的途徑。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列寧關於用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得到代表們的一致贊同。大會建議政府立即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糧食稅的稅額應該大大低於糧收集制的徵收額。免徵貧苦農民的某些實物稅，在特殊情況下免徵各種形式的實物稅，優待勤勞的業主，在地方經濟周轉的範圍內允許買賣剩餘產品。新經濟政策保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結成牢固的經濟聯盟和政治聯盟。
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參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並以滿腔熱情忠實地報導了大會情況。3、4月間，他寫了長篇通訊《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第十次全俄共產黨大會》，全文約三萬字，從6月22日起到9月23日，在北京《晨報》上連載了二十七次。他向中國人民報告了蘇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狀況，指出蘇俄已經「由軍事時代過渡於和平時代」。文中介紹了史達林關於民族問題的論述，指出蘇維埃俄國的民族政策，「確為世界上開一新紀元」。瞿秋白讚賞蘇俄共產黨人和蘇俄的政治制度，他說：「共產黨嚴戒黨員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共產黨人的辦事熱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覺悟的領袖，那種忠於所事的態度，真可佩服。」他稱讚蘇俄政治「不失為一種賢人政治」。他熱情地宣傳共產主義學說，說共產主義是「無國界」、「自由平等」的社會，「實行共產主義真是偉大，而且艱巨的『工程』。」共產主義學說在蘇俄的逐步實行，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樁偉大事業，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業，「共產主義從此不能仍舊是社會主義叢書裡的一個目錄了」。寫到這裡，瞿秋白不由想到了東方的故國和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中國人亦應當用一用心」，走什麼樣的路才能使國家強盛起來。他意味深長地寫道：「俄國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參考書呵」！因為，共產主義已經不僅是社會主義叢書中的一個目錄，而是在蘇俄開始「人間化」了。
共產主義唯其不是天上的樂園，而是人間的社會，它的發展過程中就不免發生各種困難和某些弊病，而克服這些困難和弊病，需要勇氣、決心，也需要流血犧牲。瞿秋白在旅俄通信中，如實報導了所見所聞。1921年東俄旱災，災區非常大，瞿秋白轉述俄國中央及各省報紙上的災區通信：「一堆一堆飢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臥道旁，呻吟轉側」，「齧草根爛泥」，「竟有飢餓難堪的農家，寧可舉室自焚」，「還有吃死人肉的呢」！這是一幅慘不忍睹的景象。當時不少外國新聞記者據此百般渲染，把蘇俄社會主義制度描繪成人間地獄。瞿秋白與之相反，他在報導災情的同時，也說明蘇俄政府救災的對策：「勞農政府設著種種方法力圖救濟。各機關實行賑捐，沒有被災的農村，都派人募收志願捐助的食糧。各城市中呢，舉行音樂會，演劇，募捐；學生，赤軍，醫生，看護婦熱心參加。職工聯合會組織募捐隊，又到災區去調查。請外國紅十字會來俄考察賑助」。瞿秋白譴責了借俄國災荒施展陰謀反對蘇俄的歐洲資本家的行徑。他說：「幾百萬人的性命在文明人眼光裡算得什麼！」指出，蘇俄國內資產階級是「歐洲政客的同類」，他們企圖組織「無黨的賑災會」，其中有些貴族老爺「想藉此出境，卻不肯到困苦的災區去」，因而被蘇俄政府解散，並逮捕了其中的陰謀分子。
瞿秋白是一個真摯熱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新聞工作者，他帶著嚴肅的科學態度，去研究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考察革命後的俄羅斯。他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學說的追求與信仰，同宗教的偶像崇拜和教條迷信不同。他嚮往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但決不先入為主地觀察和描繪蘇俄社會，把那裡寫成是一片光明的極樂世界，或者匆忙得出簡單肯定的結論。他要對社會現象進行周密的調查和深入的思考，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這就是他所說的「世間的唯物主義」。
俄國社會各種問題中，國家機關中的官僚問題仍然相當嚴重。瞿秋白在採訪中得知，一個小學的女教師因為學校停課，配給的口糧不夠吃，便去兼任臨時教席，以求多得一點口糧。農工檢察委員會派員整頓考核時發現了女教師的「違法」行為，這位女教師不得不受審判。可是，參與審判的審判官們每人竟至少超額領取了七份口糧，因為他們是官。另一件事，是一位營官作弊貪汙五百萬蘇維埃盧布，營長和委員長起初假裝不知。營官以地毯賄賂營長夫人，並騙過了委員長。不料委員長夫人得知此事，便揭發出來，營官被判處死刑。這種陰暗面，存在於革命後的俄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宗教迷信，也是蘇俄社會中一個突出的問題。1921年4月23日，友人郭質生邀瞿秋白去參觀希臘教的復活節禮拜儀式。這一天，居民幾乎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舉行盛大的禮拜活動。他們來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廟時，已有眾多的教徒，每人手持「瘦柳」，等待神甫駕臨。救主廟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的神甫，革命前受國庫供養，統轄全國教務，成為「國中之國」。革命後，教制仍舊存在，不過與國家政府脫離關係，只受教徒供養。大禮拜式，進行了二小時多才散去。它給瞿秋白的感觸很深，他對郭質生說：仿佛不在歐洲。希臘教儀式竟和中國道教相似。
復活節的夜祭恰巧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一天晚間。入夜，莫斯科人幾乎傾城出動，城中一千五百多個教堂的鐘聲響徹夜空，基督教主廟裡，人山人海，至少也有兩三萬人。瞿秋白擠在廟中，觀看夜祭的儀式，好不容易擠出來，回到寓所已是5月1日的清晨四點多鐘了。紅場上雖有無產階級文化部演出歌舞，並有加裡寧演說等，但不如復活節活動的盛大隆重。
農民問題，官僚問題，宗教問題，蘇俄社會中這種種的陰暗現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它引起了瞿秋白的沉思。他沒有迷惑，而是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探索和分析它們的社會歷史根源。他指出農民的反抗，民眾的迷信，是舊俄這個經濟落後國家的守舊性，小資產階級心理的反映；而官僚貪汙作弊，則是植根於封建遺毒，東方式專制政體。由此，他論到「俄羅斯東方式的國民性」，指出：原來俄羅斯民族本較西歐各民族包含些東方性。譬如沿街小便，戲院裡吸菸室裡菸灰火柴滿地，約人常常失信，這還都是小節。下級官吏的作弊受賄，尤其是俄皇時代遺傳下的「成績」中最顯著的一點。「因有社會經濟的根源，只在變化不在消滅，革命的巨潮如此洶猛尚且只掃刷得一些」。可喜的是，現在無產階級新文學已出現新的果戈裡式的作家為官僚主義畫像，而共產黨的報紙也積極努力的攻擊官僚主義。這就證明，這些陰暗現象，都不是蘇維埃新社會自身的痼疾，它們將不斷受到新興力量的衝擊，逐步地被消除。這一歷史性的變革，必將帶來新的建設，新的生活。瞿秋白正確地向人們說明：「共產主義是『理想』，實行共產主義的是『人』，是『人間的』。他們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現象。如單就『提攜小民族，使越過資本主義的過程而並達於共產主義』的大政方針，及他們首領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撓的去實行，這種態度看起來，雖不能斷定他們最後的成功，然而必是見他們實行自己的理想而並且能深切研究實際生活中之狀況及對付它們的相當辦法。這是中國人所應當注意的。」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繼公布課稅法改善農民生活以後，又著手改善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公布了關於工人報酬問題等一系列法令。新經濟政策實施，不久便見功效。瞿秋白在採訪考察中，親身體驗到了新經濟政策對於社會實際生活帶來的變化。在5月復活節時，居民已可從市場上買到鮮肉等食品，舉行節日的家筵。「回憶二三月間，我到俄人家裡，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麵包是常飡便飯唯一的食品，中國茶是請客的佳味。現在豐富得多了」。「大概而論，大多數勞動人民也受許多方便利益——工廠工資大增，廢勞動券而令得購買於市場的可能。」隨著政府開放商業命令的發布，莫斯科街頭廣場，出現了革命以來所未有的興旺景象。到處是一排排的小商攤，「人山人海，農家婦女，老人，工人，學生……種種色色人，簇擁在一處。這裡一批白麵包，香腸，火腿，牛奶，糖果點心，那裡一批小褂，絨褲，布匹。一堆一堆舊書舊報，鐵罐洋鍋，碗盞茶杯……唔！多得很呢」！有的學生拿著一褲一鞋；貴婦人手持金表、寶盒；貴族少年展示貴重掛毯，都在做生意。不久，新的商店、麵包房、咖啡館都以華麗的門面開張了，其中有些店鋪是貴族集資開設的。面對新經濟政策所產生的巨變，瞿秋白試圖從理論上加以分析，他說：「再想不著：嚴冬積雪深厚，——我們初來時，勞動券制之下，——這些豐富雜亂的『貨物』，都埋在雪坑裡冰池底麼？經濟市場的流通原來這樣。」「其實新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在相當範圍內可以發展。」一個猶太商人開的麵包房，每天可以獲利幾千萬蘇維埃盧布，「資本的發展——按經濟學上的原則——真是『速於置郵而傳命』」。對於蘇俄政府的新政策，瞿秋白真是佩服了！他欣然寫了一系列的通信，如《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俄羅斯之工人及協作社問題》、《俄都紀聞》、《勞農政府內政外交之新局面》等，高度評價了新經濟政策對鞏固工農聯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功績。指出：「勞農政府從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國內經濟生活都因自由商務的開放而漸漸發展」，「此期是勞農政府最發展的時期」，俄國「復活」了！因而他由衷地稱讚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革命黨的第二篇」，是「社會革命史之第二篇」。
瞿秋白對於蘇俄農村中出現的新事物的萌芽，如「農業協作社」也予以充分注意，用了許多統計數字和調查情況來說明農業協作社的優越性和發展前途。他還饒有興味地研究了蘇俄社會主義建設與外國資本的關係。先後採訪了當時在莫斯科的德國經濟調查員兼外交代表史德勒博士、英國倫敦《每日先驅報》記者亞爾史學葛，並由史德勒介紹會見了來訪的美國資本家房德列浦及《旅俄六周記》作者郎塞，同他們進行廣泛的交談。德國的史德勒博士對他說：德俄兩國的經濟恢復必須互相輔助，他來俄就是為兩國正式締結外交關係作準備。瞿秋白問他來俄的感想，史德勒回答說：資本家是可以推翻的，資本卻不可以毀的，——無產階級勝利後，那資本就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庫藏，俄國革命中或者有這一類失誤之點。美國的房德列浦則表示，他此行是為兩國間關於開發堪察加訂立租約的事，如果成功，美國可以供給各種原料，及主要的工業品機器等，俄國方面的木材、皮貨、礦產等自然資源可以得到開發。為了深入了解俄國對外關係，瞿秋白等專門訪問了蘇俄政府通商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列若乏。
列若乏說：俄國與國外通商，是政府的專利。現在與外國關係已經很好，英國已正式籤約，德國、義大利、捷克都已經或即將締結通商關係協定。外國商人在俄國的利益，受到政府擔保。現在政府正在努力協理各種租借地，借外國資本來發展俄國工業。戰時俄國工業毀壞太甚，技師死者很多，所以非聘用外國技師，購買外國機器來發展工業不可。列若乏強調指出：沒有工業就沒有社會主義，況且決不能在隔離狀態中實行新村式的共產主義……我們俄國革命史上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盛行的民粹派主張無工業的農村公社社會主義。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爭執的焦點就在於此。你們想必很明白，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行這種俄國式的社會主義。……當然並且必須和暫時沒有打倒的外國資本家相利用，——發展工業培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本；……看罷，是資本家勝呢，還是我們？列若乏的這番話，是很精闢的，瞿秋白顯然欣賞並且同意他的論斷：採訪歸來立即寫進他的《赤都心史》一書。也許，從這番話得到啟示，瞿秋白更感到有必要學習和研究俄國革命史和革命理論，於是他著手寫作《俄羅斯革命論》即《新俄革命史》。這部書稿後來交給了上海商務印書館，但遭到國民黨反動當局的禁止，未能出版。瞿秋白準備贖回，又遭書館老闆拒絕。1932年1月28日，書稿和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同毀於戰火中。
為了使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必須獲得和平的環境。蘇俄政府在革命勝利四年之後，按照兩種社會制度和平共處的方針，力求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常關係，實行廣泛的經濟合作。1922年4—5月間，蘇俄代表團出席了在義大利熱那亞舉行的包括俄、德等國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經濟財政會議。蘇俄政府雖然沒有同協約國列強達成協議，卻巧妙地利用了帝國主義之間矛盾來維護和平和蘇維埃俄國的安全，與德國在拉巴洛（熱那亞郊區）籤訂了蘇德條約。同時蘇俄政府大力爭取同被壓迫的和附屬國的人民接近，1921年蘇俄政府同伊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籤訂了條約，對這些國家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給予了援助。瞿秋白高度評價了蘇維埃俄國外交政策的成就。在通信《莫思科傳來——日諾亞會議情形》一文中，他尖銳地嘲笑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一塊爛骨頭，搶來搶去，自己咬著自己的尾把（巴）了！」他說：「四年以來，協約國對俄，始以軍力，不成；繼之以陰謀及經濟封鎖，不成；現在居然公請到會，國際地位上，俄國實際上已得『事實上的政府』之承認。」瞿秋白還高度讚揚了蘇俄政府支援被壓迫和附屬國人民的外交政策和國際主義精神。
在蘇俄兩年，瞿秋白的考察採訪所涉及的方面很廣，接觸的人物很多，上至領袖、教授，下至老嫗、幼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了解了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等各個領域的情況，寫出了五六十篇（其中遺失十多篇）旅俄通信，僅在《晨報》上發表的就有四十篇，約十六萬字。他出色地完成了《晨報》所賦予的使命，稱得上是一位年輕有為、才華出眾的駐外記者。
澎湃赤潮的洗禮
沙俄舊都彼得堡是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的起義中心地。瞿秋白到俄後，就想前往參觀，但一直到1921年5月初，這個願望才得以實現。經過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安排，瞿秋白、俞頌華、李宗武三人免費到彼得堡作了三天訪問。作為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都城，彼得格勒在戰前有小巴黎之稱，其繁華可想而知。但是當瞿秋白一行到達後，卻覺得它頗為荒涼，一是幾座名園和幾條街道毀於戰亂，尚未修復；二是城中馬路寬闊而行人寥寥。給他們印象最好的，仍舊是畫院、美術館和劇場。他們在彼得格勒富麗堂皇的劇場中，欣賞了馳譽世界的芭蕾舞，「置身其中，卻又覺得有些繁華了。」他們來到芬蘭灣頭，這是舊俄的北方出海口，彼得大帝的巍巍銅像仍然聳立，他面目威嚴，把一隻手向海口方向指去，仿佛告訴俄國人那是俄國的出路。然而，曾幾何時，滄桑巨變，在阿芙樂爾巡洋艦攻打沙皇宮闕的炮火硝煙中，那個老朽的帝國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代之而起的是在戰火中興起的蘇維埃俄國。此時，蘇俄已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
在十月革命以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各國都出現革命的高潮，共產黨的組織也相繼建立起來。例如，1919年春，匈牙利和巴伐利亞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1918年到1919年初，在阿根廷、芬蘭、奧地利、匈牙利、波蘭和德國等成立了共產黨，許多國家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和左派社會黨人的組織，這樣，就有可能實現列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提出的任務——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1919年3月初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共產國際的成立。這就是瞿秋白所概括的：「十月革命爆發，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
1921年6月，莫斯科的初夏時節，莫斯科河畔已經綠草如茵，灌木青青，一派生機勃勃。這時有四個國際性的大會即將在這裡召開：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婦女部第二次代表大會，少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赤色職工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感到了革命的力量，他把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盛大集會，形象地稱之為「莫斯科的赤潮」，並使自己投身於這赤潮的澎湃波濤之中，進行緊張的採訪活動。
6月17日，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差不多都到齊了。蘇俄政府在紅場舉行閱兵典禮，歡迎各代表團。「廣大的曠場，幾千赤軍，步馬炮隊，工人軍事組織，共產黨軍事訓練部，男工，女工，兒童，少年都列隊操演。……各國代表都致祝詞。」
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開幕式。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出席了大會。他報導大會的盛況說：「大劇院五千餘座位都佔得滿滿的，在臺上四望，真是人海，萬頭攢動，欣喜的氣象，革命的熱度已到百分。祗諾維葉夫致開會詞：『我以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宣布第三次……共產國際大會開會……』下面鼓掌聲如巨雷，奏《國際歌》」。各國代表致詞後，著名歌唱家夏裡亞賓唱歌助興，最後全場五千多人都捲入《勞工歌》的聲浪中了。瞿秋白的思想的浪潮，也隨著莫斯科的赤潮激蕩著，他把激動的感情融進了新聞報導中。
開幕式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在克裡姆林宮安德萊廳進行。瞿秋白再次來到這藝術之宮。今天，這古舊樸素的宮殿，似乎在赤潮中更增添了異樣的光彩。他寫道：「現今則安德萊廳赤色光輝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國勞動者代表的演辭，聲音震及環球，——第三次大會的共產國際；今日之克萊摩宮真做得人類文化三階段的駁雜光怪的象徵。」
7月6日，在瞿秋白的旅俄生活中，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在安德萊廳瞿秋白榮幸地看到了偉大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他在當日寫下的一束文字，真實地記錄了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場面，並且最早向億萬中國人民描繪了列寧的形象。
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
安德萊廳每逢列寧演說，臺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著人山。電氣照相燈開時，列寧偉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襯著紅綾奇畫，——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徵。……列寧的演說，篇末數字往往為霹靂的鼓掌聲所吞沒。
會間休息時，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見了列寧。看到這位舉世景仰的革命偉人，瞿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可惜列寧實在太忙，他親切地指給瞿秋白幾篇有關東方問題的材料，簡略地談了幾句話，便道歉分別了。雖然只是簡短而匆匆的會面，卻使瞿秋白心裡異常激動，他說：「政治生活的莫斯科這次才第一次與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會間，瞿秋白也見到了託洛茨基，並談了話。
1921年9月，瞿秋白除擔任新聞記者外，開始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全稱為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任教。東方大學成立於1921年5月，是一所政治性的學校，名譽校長是史達林。學生大部分來自蘇俄遠東各少數民族，也有一部分是從遠東各國來的，其中有中國、日本、朝鮮等國的學生。中國學生單獨編為中國班，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卜士奇、肖勁光等都在這裡學習。瞿秋白在班中講授俄文，擔任政治理論課的翻譯，講授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等課。俄文課的教學很困難，其原因：一方面中國學生初學俄文，比較吃力；一方面教師的中文水平太低，俄國教師中除郭質生外，都不懂中文。沒有教材，而工具書只有哈爾濱出版的很不象樣子的《俄華辭典》。瞿秋白為了讓這些歷盡艱辛、冒著生命危險到蘇俄來尋求真理的青年同志學好俄文，總是設法講好俄文課。課前，他收集適用的教學材料，認真備課，上課時注意講授方法，循循善誘，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經常到學生中去，詢問學習情況，對大家十分關懷。據曹靖華回憶：「秋白教給我們俄語應當從那裡學起，要注意什麼問題……真是誨人不倦。秋白是一個興趣廣泛的人，知識很淵博，酷愛讀書，也喜歡聊天。幾乎每個星期日，我和韋素園都去找他聊天。真是書呆子碰到了書呆子，好象《天方夜譚》的人物似的，聊一千零一夜也聊不完。那聊天也是真正的學習，是生動活潑、引人入勝的學習。中國有句俗言：『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和秋白同志的一夕談，勝讀百年書啊！」
俄國女友蘇菲亞•託爾斯泰曾經數次邀約瞿秋白等，到清田村（即雅斯納亞波梁納）一遊。但是因為忙，一直未能成行。清田村離莫斯科四百餘裡，列夫•託爾斯泰的邸宅就在這裡。十月革命後邸宅保存完好，由教育人民委員會管理，改為託爾斯泰邸宅陳列館。10月間，恰好逢上莫斯科教育廳第一試驗模範女校有一班學生讀託爾斯泰文學事跡後，要到清田村遊覽實習，於是瞿秋白、李宗武（俞頌華已於5月間赴柏林）便趁便同行。
10月13日晚從莫斯科苦爾斯克車站登上火車，14日抵圖拉，停車至晚又行，夜裡抵達清田站住宿。15日由清田站步行，向託氏邸宅走去。這是一個秋雲微薄，樺林蕭瑟的天氣，沿著村路兩旁矗立的樹林，紅葉斑斕，小橋溪流，水雲映漾，人們輕步在衰草上，如同走在絨毯上，心神散暢，鄉趣油然而生。託爾斯泰邸宅是一座中世紀式堡壘，原是託爾斯泰母親家復爾康斯基公爵的遺產。託爾斯泰的幼女、也是陳列館的負責人亞歷山大出迎參觀者，並講解室內陳列內容。使瞿秋白感到驚訝的是，託爾斯泰書房中竟有芝加哥出版的漢英對照老子所著的《道德經》。午飡時，瞿秋白與託爾斯泰的妻妹以及幼女亞歷山大、媳安德萊夫人等同桌，他們頻頻問及中國的政治情況、老子學說等。飯後，安德萊夫人友好地邀請瞿秋白等遊覽花園，他們在法國式的小徑上漫步，談話。瞿秋白問安德萊夫人鄉居如何？她說：「鄉居也不過因為有事罷了，此間人愚蠢，無可談心，未免焦悶。『你看，那些人，老軍官現在已反成希臘教徒，我們兩位親戚女太太們，成天的罵革命政府，俄國平民對著她們都有罪似的，——難道這是託爾斯泰的主義？……』所以他說很乏味，在鄉間住著，說還是偶然到農民家去走走，倒可散心。」他們信步走到一位農民家中，女主人原是託爾斯泰的農奴，還有一位客人是安德萊夫人以前的陪嫁丫環。女主人很熱情，招待他們吃茶。
從農民家中出來，他們去參觀託爾斯泰主義者創辦的公社。公社主人歡迎中國客人，並向他們介紹了公社的情形。他說，託爾斯泰主義者主張非戰，他們屢次抗拒徵調，往往被捕，但出獄後大家組織起來，仍然不去當兵，後來得到教育人民委員會允許在這裡組織了公社。田地用託爾斯泰遺產分給農民後所餘。有麥田四十七俄畝（一俄畝抵中國十八畝）、菜園二俄畝，另有三十五俄畝果園，其中一半與同村農民共有。馬六匹，牛七匹，羊十頭。社員十八九人，都能下田勞動，女社員還縫工織網，農忙時可以僱人。生產品完全公有，各取所需；每年只向國家交納五十普特的糧食稅，其他一切自由，幾乎與外界隔絕。他們預計，一年的生產足以自給，不過，今年是第一年，還沒有到收穫季節。
歸途，瞿秋白又到農民中訪問。一位農民對他說，由於實行糧食稅，負擔輕些，但生活還不寬裕。談到託爾斯泰主義者的公社，他說：他們都是大學生，雖說什麼集體合作生產，究竟不大會種田。那四五十畝田，據我看來，還不如分給我們小農好些。農民有他們自己的觀點。
清田村一遊，瞿秋白感到暢心滿意。他看到了舊俄貴族遺風還喘息於鄉野，依稀度著殘夢。知識分子的唯心派，新村運動，還在作最後的表演，雖然他們不具有生命力。農民的生活，仍然不富裕；他們和富有的知識分子之間，在情感上也是兩樣的。由此他加深了對於俄國社會的認識。
回到莫斯科後，農民問題一直在瞿秋白的頭腦中縈迴。新村運動，雖然在蘇俄還與蘇維埃農場、協作社一起存在著，但它終究不能解決農民問題。他說：「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農民的輔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時農民卻是小資產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的。」「農業會議近來屢次宣言土地國有的原則，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產品權仍保存，——因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在現實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瞿秋白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實行土地國有是革命第一期的土地政策，現在第二期實行新經濟政策，是為了加強「無產的工人與小資產的農民間之協進」，即鞏固工農之間的聯盟。對於俄國農民問題的歷史發展和前景，瞿秋白這樣寫道：「資本主義中『最初積累』的發展，必定令農民為階級的分化；國家工業的發達，必定一面吸收無產階級化的農民，一面擴充財政，技術的影響於鄉間，——相對的雙方發展；在某一時期之後，引到非常劇烈的經濟的階級鬥爭——然後治者的無產階級的勝利及西歐美洲的奮起，方漸創社會主義現實的基礎。固然，俄羅斯革命的意義，不是這幾字可盡，然而很可以明白：俄國不能成隔離的新村制，而是現實經濟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這一段文字，從俄國的工農聯盟，聯繫到世界範圍的革命聯合，說明作者的目光是遠大的，他的論點中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理論色彩。
新時代的「活潑稚兒」
瞿秋白懷著極大的求知慾望，來到俄羅斯大地，他把革命後的俄國比之為琳琅滿目的寶山，他要集注全力取回寶物，去獻給苦難的祖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著，頑強刻苦地學習著。生活條件本來已很艱苦，他還要節衣縮食，自己燒飯和料理生活，吃得很不好，甚至吃不飽，連定量供給的一點糖，他都節省下來去買書。因此，到莫斯科不久，瞿秋白就患病了。1921年3月11日他在記事中說：「莫斯科生活開始，我們求學考察還正興致勃勃，然而因物質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①這次的病，大約七八天才痊可。到了7月，又突然病倒，整整臥床一個月。7月6日到8月5日之間，沒有寫作。8月初，經醫生診斷，左肺有病，並勸他「回國為是」。
8月4日吐血，整個8月份，他扶病只寫了三篇短文。他顯然有些焦躁不安，全心仍想著工作：「奄奄的生氣垂盡，一切一切都漸漸在我心神裡磨滅……還我的個性，還我為社會服務的精力來！」他詛咒自己不能適應俄國的氣候，勾起思鄉的情緒：「萬裡……萬裡……溫情的撫慰，離故鄉如此之遠，那能享受。……漫天白色，延長五月之久，雪影悽迷，氣壓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冰……雪……風暴……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爭豔的心靈之怡養」。他在夢中，都夢到了南國故園中燦黃的菜花，清澄的池水，翠柳，碧桃，……。可是，當他想到祖國要成為完全的殖民地，外國資本家『老爺』來了時，他的心緊縮了，病也更深了。9月開始，身體略好，他的採訪、考察、寫作，重新又恢復起來。9月16日，中國陰曆8月15日，瞿秋白在莫斯科迎來了身在異邦的第一個中秋節。偶然和俄國朋友們談起中秋的意義，他們感到很有趣味，說這團圓的象徵大有詩意，慫恿瞿秋白借用他們的房間聚會一次。女主人專門做了點心招待中國客人。瞿秋白當日寫了一首題為《「東方月」》的詩，寄託自己對祖國和親人的思念上情，並把這種感情升華到更高的境界。「萬古『中秋』，未入歐人詩思詞說。原萬族共『嬋娟』，但願『嬋娟』年千億。……歐亞華俄——情天如一。」他多麼希望象徵著團圓、幸福、美好，安詳的明月，千秋萬代地照耀在環球各族人民的心田。
這是何等高潔的情懷，美好的信念。
在中秋聚會上，嘉德琳女士問到瞿秋白的健康狀況，知道他夜夜虛汗，咳嗽吐血，極力勸他回國。夜深散宴歸寓，瞿秋白到郭質生住處，談及病體支離，要做的事，應當做的事，都不能做，不如回國，或有可為。過了幾天，瞿秋白寫信給在柏林的俞頌華，告訴俞他將回國，但是他對於「來做開天闢地研究俄羅斯文化……的事業」，又非常眷念，依依不捨。10月間，病情漸輕，他又能赴俄國朋友德爾納斯嘉女士的家庭音樂晚會和中國工人朋友林揚清的家庭宴會，心境也似乎變得好些。由於西伯利亞交通仍然困難，需要帶的書籍太多，瞿秋白打消了馬上回國的念頭。他的心思又全部轉向了工作：「我一天不讀，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
轉眼到了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節四周年。瞿秋白來到莫斯科迪納莫工廠即第三電力勞工工廠，參加工人的紀念集會。集會的人們，都興致勃發。「無意之中，忽然見到列寧立登演壇。全會場都擁擠簇動。幾分鐘間，好象是奇愕不勝，寂然一晌，後來突然萬歲聲，鼓掌聲，震天動地。」「工人群眾的眼光，萬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寧身上。大家用心盡力聽著演說，一字不肯放過。列寧說時，用極明顯的比喻，證明蘇維埃政府之為勞動者自己的政府，在勞工群眾之心中，這層意義一天比一天增勝，一天比一天明了：『拿著軍器的人』，向來是勞動群眾心目中一可怕的東西；現在不但不覺他——赤軍——可怕，而且還是自己的保護者。』列寧末後幾句話，埋在熱烈的掌聲中。」這一束充滿激情的優美的散文，把勞動群眾同自己的領袖之間的信任和崇敬，如實寫出，十分感人；作者顯然把自己的情感，與勞動人民以及革命導師的情感連繫在一起了。
瞿秋白來俄不到一年，經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地的考察，已經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思想，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並且用來指導考察、寫作以及剖析和改造自己的思想。
瞿秋白的自我改造，主要是否定自己的舊思想、舊習慣，由此進而否定舊階級、舊家庭。這時，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浪漫派」即唯心主義傾向，「時時想超越範圍」即脫離客觀現實，在書齋裡冥求人生意義的傾向。若要克服這種傾向，應當「腳踏實地，好好的去實練明察，必須看著現實的生活」。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諸如懺悔，悲嘆，傷感，以為不是尋常人等等，而這些弱點是勞動人民所沒有的。他欽佩「俄國的勞動人民千辛萬苦支持下來」的戰鬥精神，讚揚他們堅毅頑強的性格和樂觀開朗的襟懷，把自己與他們相比，「暗暗的想，他們——非智力的勞動者，——即使有困難苦痛，大概永沒有我這一種……『煩悶』呵。」「自己也曾以為不是尋礄!@#q1a2z3w4s5x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