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內容提要】 「一帶一路」具有區域主義屬性還是多邊主義屬性在學術界存在很大的爭議。對這一問題的判斷不僅決定著「一帶一路」的範圍和治理結構，而且決定它的發展路徑選擇。因此，討論這一問題對於理解、建設「一帶一路」具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在經濟學意義上，作為一個大國提出的國際合作戰略，「一帶一路」需要以構建多邊合作機制、服務於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為最終目標，但它的起步階段應該是一種區域合作機制。這是由中國實現和平發展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外部環境所決定的，也是貫徹正確義利觀的必然要求。承認「一帶一路」的區域屬性並不否認它最終具有多邊屬性。與現有規則導向型區域合作機制相比，「一帶一路」呈現出發展導向型特徵。因此，作為一種新型的、發展導向型區域合作機制，「一帶一路」能夠發揮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職能和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關鍵詞】 「一帶一路」; 義利觀; 區域主義; 多邊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國際經濟學中，區域主義與多邊主義有著明確的區分。①簡單地說，前者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種形式，後者則指範圍覆蓋全球的經濟合作機制，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同時，區域主義與多邊主義又是相互關聯的，區域主義既有可能成為多邊主義的「墊腳石」，也有可能成為「絆腳石」。②
「一帶一路」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對外它承載著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職責，對內它是新時期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與中國的和平發展、推動引領經濟全球化密不可分。儘管「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有近五年的時間，國內外對它的認識仍然存在分歧或誤解。作為一項新生事物，這是不可避免的。本文試圖討論「一帶一路」理論中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它是屬於區域合作機制(區域主義)還是多邊合作機制(多邊主義)? 其答案不僅決定著「一帶一路」的範圍和治理結構，而且決定著它的發展路徑選擇。
在 2015 年中國政府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中，「一帶一路」的地理範圍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③2017 年 5 月代表中國官方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了《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和《願景與行動》相比，它對「一帶一路」地理範圍的界定沒有做根本性的調整。「一帶一路」的五大方向分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有三大走向:一是從中國西北、東北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二是從中國西北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三是從中國西南經中南半島至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有兩大走向: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①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一帶一路」所做的表述基本上屬於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換言之，「一帶一路」具有區域主義屬性。
在《願景與行動》中，中國官方對「一帶一路」曾經做過兩處原則性的表述:一是強調「一帶一路」具有開放性;二是明確宣稱「一帶一路」以古絲綢之路為基礎，但又不限於古絲綢之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2018 年 1 月發表的《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中正式提出了「冰上絲綢之路」。②至於「冰上絲綢之路」具體包括哪些國家，白皮書沒有做出具體的界定。但有人認為，其西北航道延伸到歐洲，而東北航道則延伸到北美。這樣，「一帶一路」的地理範圍就超越了最初的表述。與此相對應，近來許多媒體和學者宣稱「一帶一路」的範圍不只是上述區域，而是包括全世界所有國家。③既然涵蓋世界所有國家，「一帶一路」就自然屬於多邊合作機制，具有多邊主義屬性。
學術界針對「一帶一路」屬性的這種認知分歧很大程度上源於對官方文件的不同解讀，無論是區域主義倡導者還是多邊主義倡導者對其判斷都沒有給出系統而有說服力的解釋。
迄今為止，倡導區域主義屬性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種:第一，中國文化基因說。「一帶一路」的戰略定位是多方合力、多方詮釋的結果。對內它更側重於西部邊境省份的發展而非外交戰略的需要，對外它是中國周邊戰略的延伸。雖然「一帶一路」在西方地理學意義上是跨區域的，並且具有全球戰略特徵，但它本質上仍然是區域戰略。這種區域概念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對周邊的理解上。④第二，新時期中國周邊戰略依託說。⑤在和平發展的背景下，新時期周邊戰略的基本理念就是親誠惠容，但要把這一理念付諸實踐就需要一個新的依託。這就決定了「一帶一路」首先是服務於周邊戰略的區域合作機制。第三，約束條件說。①一國在國際體系權力金字塔中的地位和該國的權利半逕取決於該國所掌握戰略資源、能力和手段的多寡。由於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國，故其戰略輻射目前只能集中在歐亞大陸，對區域戰略態勢的引導和掌控能力也主要局限於中國周邊地區。在上述區域主義解釋中，前兩種的共同特徵是從「一帶一路」的定位出發推演出它的區域主義屬性，第三種解釋強調中國現階段缺乏推行多邊主義的能力。
倡導多邊主義的理論解釋可劃分為以下類型。第一，中國版的經濟全球化說。②「一帶一路」提出之時，反全球化尚未成為世界潮流，但伴隨川普執政，反全球化甚囂塵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把「一帶一路」稱為「中國版的經濟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包容性全球化 = 全球化 +「一帶一路」)。既然「一帶一路」與全球化等值，那麼多邊主義屬性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結論。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說。③通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向國際社會闡釋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舉措，如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由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所決定，「一帶一路」的地理範圍不應該只限於特定區域。第三，全方位的對外開放說。④既然「一帶一路」是中國新時期全方位對外開放的載體，它就應該面向全世界。第四，公共產品說。⑤通過推動「一帶一路」，中國需要從提供區域合作公共產品進一步升級為提供全球發展公共產品，彰顯中國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由接受者、參與者到倡議者、主導者的角色轉換，突出中國作用和中國貢獻。除此之外，在操作層面，針對多邊主義，還有一種解釋可稱為「面子說」。既然許多國家希望加入「一帶一路」，如果我們拒絕，面子上總覺得過不去。這就涉及「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一個原則性問題:共商、共建、共享。
與區域主義說相比，多邊主義說一方面更容易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另一方面更具有新聞宣傳和傳播價值。問題在於絕大多數多邊主義解釋集中於必要性的分析，而很少討論它們的可行性。為此，本文試圖將必要性與可行性結合起來，討論「一帶一路」的屬性，即它究竟是區域主義還是多邊主義。
中國是「一帶一路」的倡導者，「一帶一路」首先必須服務於中國自身的戰略目標。在這一點上，實現和平發展最為優先，因此「一帶一路」的屬性應該與中國崛起的路徑選擇相一致。
新興大國的崛起表現為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和影響規則制定的能力提升。這一過程至少要涉及三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崛起國與守成國對待全球治理的立場差異。比如，守成國通常選擇規則外溢型參與，而崛起國則多選擇規則內化型參與。當前，由於經濟實力的變化，中美正在改變原有的參與方式。①二是崛起國在參與現有國際制度與創建新的國際制度之間進行選擇。崛起國大體上有兩種改革國際制度安排的選擇:推動現存國際制度內部改革與在外部創建功能性重疊的新國際制度。②三是崛起國參與現有國際制度的態度:正向參與國際制度(加入、遵約與非自願違約)和反向參與國際制度(游離、有意違約和退出)。③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反映了中國快速崛起對這一領域研究的拉動作用。
和平發展是中國對外戰略的基本導向，但圍繞崛起後的具體目標和崛起的途徑還遠未取得共識。「一帶一路」要服務於中國的和平發展，這一判斷本身是沒有異議的。隨之而來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一帶一路」是一種多邊合作機制，它與現有多邊合作機制的關係是什麼? 是替代還是補充? 倘若兩者是相互替代的關係，那麼同時存在兩套多邊合作機制顯然是和經濟全球化背景相衝突的，甚至有回歸到冷戰前「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的嫌疑。反過來，倘若「一帶一路」是對現有多邊合作機制的補充，它就應該在現有多邊合作機制內推動，比如，「一帶一路」的貿易暢通需要在 WTO 框架內展開，「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需要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框架內展開。這顯然有悖於「一帶一路」的初衷。
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問題是，「一帶一路」的多邊主義屬性與其發展導向有可能發生矛盾。現有多邊合作機制(進而是全球治理)是以規則導向為特徵的，它不僅設置了進入門檻(如 WTO 接納新成員的條件)，而且對成員方的權利、義務、爭端解決都做了明確的規定。相比之下，「一帶一路」的基本特徵是發展導向。它沒有明確的進入門檻，也沒有統一的、有約束力的規則體系。為了適應不同類型國家發展的需要，「一帶一路」承認多元化的合作機制並存。①面對一個以規則為導向的多邊合作機制，「一帶一路」與其對接很可能會陷入尷尬的處境:由西方大國主導制定的多邊貿易規則 +中國所提供的互聯互通(以及資金、技術、援助等)。當然，可能會有人說，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就是要改革現有的規則體系，但這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況且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沒有打算放棄對全球規則和秩序的主導權。即便是在反全球化的背景下，川普政府也仍然強調美國繼續充當全球規則的主導者。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②
隨之而來的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是否具備為多邊合作機制制定規則的能力? 現有多邊合作機制大多是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起來的，如布雷頓森林體系、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同時，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共同維繫了多邊合作機制的運轉。即使我們承認，作為發展導向型的國際合作機制，「一帶一路」不排斥構建相應的規則秩序，至少在現階段我們尚不具備構建一套多邊規則的能力。
相比之下，「一帶一路」的區域主義屬性則能與中國崛起的路徑選擇相吻合。第一，作為崛起國，中國在繼續選擇規則內化型參與的同時，可以通過「一帶一路」選擇規則外溢型參與，從而避免與守成國發生直面衝突。第二，在一定程度上「一帶一路」屬於在外部創建功能性重疊的新國際制度，同時它也不排斥中國推動現存國際制度的內部改革。第三，具有區域主義屬性的「一帶一路」既可以與現有的多邊合作機制並行不悖，也可以與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並存。現有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從低級到高級有多種形式，即使是同一級別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也有不同的規則。以發展為導向的「一帶一路」和以規則為導向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邏輯上不存在互斥的關係。第四，以發展為導向的「一帶一路」即便要制定自己的內部規則也不會產生負外部性。第五，在具有區域主義屬性的「一帶一路」內，制定規則的難度遠小於在多邊層面制定規則。這種漸進主義的發展模式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具有內在的統一性。
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是大國崛起的必然要求。國際公共產品可進一步分為全球性公共產品與區域性公共產品。作為中國提出的一個國際化戰略，「一帶一路」要為國際社會所認同，必須具備國際公共產品的特性。換言之，公共產品特性是「一帶一路」國際合法性的基礎。在「一帶一路」所具有的公共產品特性中，最受人矚目的要數它對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作用。由於川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理念，反對自由貿易，致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擔憂經濟全球化的命運和方向。在這種背景下，「一帶一路」被人們稱為「中國版的經濟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以此為理由，「一帶一路」就天然具備了多邊主義屬性。
面對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國無外乎兩種選擇:參與全球化與引領全球化。如果是第一種選擇(參與全球化)，「一帶一路」並不必然需要具備多邊主義屬性。①在全球化的一個主要載體———WTO 框架內，GATT 第 24 條明確規定，區域貿易協定(ＲTAs)只要滿足三個限制條件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這三個限制條件分別是:區域貿易協定不能對集團外國家實行保護主義政策;取消區域內關稅，取消除 GATT 條款許可的規定之外的其他限制性商業法規;覆蓋所有重大貿易往來。正因為如此，自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全球區域貿易協定與全球化呈現出同步發展的趨勢。②同樣，川普政府為展示其反全球化的立場，從執政起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啟動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NAFTA)、美韓自由貿易區協定(US-KOＲEA FTA)的重新談判。在川普政府看來，美國不僅在多邊貿易協定中，而且在區域貿易協定中都提供了過多的公共產品。這種得不償失的做法背離了「美國優先」的理念。由此可見，區域貿易協定不僅沒有阻礙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且在實踐中成為促進經濟全球化的一個動力源。因而，「一帶一路」的區域主義屬性並不妨礙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甚至它還可以成為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新動力。
如果中國選擇通過「一帶一路」引領全球化，並且還要引領新型全球化(包容性全球化)，那麼邏輯上「一帶一路」就必須具備多邊主義屬性。問題在於，現階段中國是否有能力單獨引領經濟全球化。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通過一種迂迴的方式:作為原有經濟全球化的引領者，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如搭便車現象嚴重、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制定新規則、規則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等)，美國選擇退出的根本原因是成本過高或得不償失。如果我們假定美國引領經濟全球化付出的成本為一個常量(用 A 表示)，那麼中國引領經濟全球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用 E 表示)無疑會更高，即 E＞A。首先，中國需要承擔引領全球化的固定成本，即美國當初承擔的成本(A)，如單方面向其他國家提供出口市場、長期承受貿易逆差、不要求發展中國家或最不發達國家做出對等的市場開放、向其他國家不對等地開放移民等。其次，中國需要承擔引領新型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的成本(用 B 表示)。反全球化興起的根本原因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平，這既有國家層面的收益分配不公問題，又有一國之內產業層面、群體層面的收益分配不公問題。更重要的是，這裡所說的不公平並不是絕對的不公平，而是相對的不公平。眾所周知，經濟全球化會使所有參與國獲益，但在發達國家看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獲益相對更多，而它們獲益相對較少。這是新型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為此中國需要承擔額外的引領成本(且不考慮成功引領的可行性)。這部分成本究竟有多大，我們無法給出確切的估計，因為包容性全球化還沒有付諸實踐。最後，中國引領新型全球化還需要承擔來自反全球化的成本(用 C 表示)。美國引領經濟全球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冷戰之前與冷戰之後。在冷戰前階段，前東方社會主義陣營游離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之外，整個世界經濟格局是「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前者對全球化進程(如規則的制定與規則的實施)不構成擾亂。在冷戰後階段，前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紛紛加入全球化進程。因此，美國引領的經濟全球化沒有遭遇大規模的反全球化勢力。當今，中國引領的包容性全球化面對來自美國反全球化的擾亂，這會帶來巨大的擾亂成本。儘管我們難以估算這種擾亂成本的具體規模，但沒有人會否認它的存在。至此，理論上中國引領包容性全球化所需要承擔的成本為:
E=A+B+C＞A
把上述等式(或不等式)與另一個等式(包容性全球化 =「一帶一路」+ 全球化)進行對比，我們就會意識到忽略戰略可行性的後果。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無疑需要引領全球化，這是中國所應提供的全球性公共產品。但是，中國在現階段尚不具備單獨引領全球化的能力(注意:我們在這裡使用了「單獨引領」)。因此我們可行的選擇是聯合其他大國共同引領經濟全球化。①既然共同引領經濟全球化是可行的選擇，賦予「一帶一路」多邊主義屬性就不再是必然的結論。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協調國際社會的利益訴求與中國自身利益訴求之間的矛盾。公共產品的基本特性是供給不足。目前，圍繞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還存在兩個特殊的因素:一是守成國美國正在大幅減少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二是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公共產品屬性存在誤解，不少發展中國家把它看成是中國的一項準對外援助戰略，以至於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需求超越了我們的提供能力。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大國崛起固然需要提供公共產品，但它所提供的數量和類型需要與國力相適應。當美國因無力或不願充當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轉而把戰略資源收縮到國內時，中國不能超越國力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以現有國力為前提，中國所能提供的公共產品類型將主要是區域性公共產品和一部分全球性公共產品。同時，中國不僅需要向國際社會講清楚「一帶一路」的定位、屬性、目標和治理結構，而且要真正履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消除「一帶一路」公共產品屬性等同於免費午餐的誤解。
一旦我們接受上述推論，「一帶一路」多邊主義屬性中的「經濟全球化說」與「公共產品說」將不復成立。
「一帶一路」的屬性與義利觀密切相關。秉承正確的義利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也是決定「一帶一路」最終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義利觀的核心要義是以義為先，義利並舉。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外交理念。具體地說，秉承正確的義利觀至少要做到以下三點: ①一是協調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係。利的目標通常具有短期特徵，而義的目標則具有長期性。「日久見真情」就是這種道理。在經濟學意義中，重複博弈是構建相互信任的必要條件。二是協調予和取的關係。在正常的國家間合作中，予和取應該維持大致的平衡;同時，對有些國家要實施多予少取，甚至是只予不取，也就是允許搭便車。對不同國家實行差別對待是大國經濟外交的一種慣例。當今世界不同類型國家的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不能以同一規則適用於所有國家。實際上，即使在現有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所做出的承諾也各不相同。三是協調微觀層面的目標與宏觀層面目標的關係。微觀或企業層面的目標更多體現為利，宏觀或國家層面目標更多體現為義。這也就是習近平所講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既要重視投資利益，更要贏得好名聲、好口碑，遵守駐在國法律，承擔更多社會責任。①
總之，在義和利的辯證關係中，要使兩者做到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一個度:利要服務於義，同時不能為強調義而放棄利。具體到「一帶一路」建設中，如果沒有義，它將失去存在的價值;反之，如果沒有利，它將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這種意義上，判定「一帶一路」是否成功取決於義利觀是否真正實現。
把「一帶一路」的屬性置於義利觀的框架內，我們就會發現多邊主義說會陷入難以實施的困境。第一，在「一帶一路」框架內落實義利觀需要構建一整套機制化安排，短期內機制化安排的缺位難以把所有國家納入進來。②比如，為落實義利觀需要構建國際經濟合作的平臺、機制、融資方式等，它們的共同特徵是要能夠產生正外部性效應(或避免負外部性效應)，即合作本身不僅能夠實現企業層面的雙贏(或多贏)，而且能夠惠及當地民眾。作為中國特色的經濟外交理念，其實施沒有可供複製的模式，這就決定了它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顯然，在全球範圍內的探索難度無疑要大於特定區域內的探索難度。第二，現階段把主要發達國家納入「一帶一路」框架面臨兩類難題:一是這些國家把「一帶一路」看成是中國「另起爐灶」，它們內心並不接受「一帶一路」框架下的規則秩序; ③ 二是中國如何對來自發達國家的成員履行「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和「搭便車」承諾。第三，把所有發展中國家納入進來，現階段落實義利觀同樣面臨可行性難題。一方面，多數發展中國家參與「一帶一路」所看重的是中國可能給予它們的利益讓渡;另一方面，即使按照差別待遇原則，多數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得到利益讓渡。現階段中國顯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五、「一帶一路」的發展方向：構建發展導向型區域合作機制
現階段為「一帶一路」賦予多邊主義屬性看起來會非常美好，但其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可行性。如果我們不接受「一帶一路」的多邊主義屬性，那麼這是否會損害「一帶一路」的目標或定位呢? 對此，我們的基本判斷是否定的。換言之，由於「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特徵，在起步階段賦予其區域主義屬性不僅具有可行性，而且能夠為最終走向多邊主義奠定基礎，完成其目標或定位。
第一，「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決定了它能夠從區域主義最終走向多邊主義。與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相比，「一帶一路」最突出的特徵是發展導向。①
由於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以規則為導向，其較高的進入門檻和複雜的規則體系客觀上把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排除在外，使之失去了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機會。而「一帶一路」不以規則為前提，允許不同類型的合作機制並存，真正體現了開放的區域主義理念，從而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及經濟全球化)、實現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按照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邏輯，當一項區域貿易協定具備開放特徵時，它就能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也就是說，區域主義就能夠成為多邊主義的「墊腳石」。反之，如果一項區域貿易協定不具備開放特徵時，它就會成為多邊主義的「絆腳石」。②事實上，大國所倡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通常都會宣稱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這是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獲得國際合法性的基礎。比如，當初美國倡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時就強調，第一步由 12 個成員組成，下一步逐漸擴展到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 21 個成員，最終以「滾雪球」的方式涵蓋全世界所有國家。然而，實踐中這一承諾能否兌現則是不確定的。即使是多邊合作機制，在實際實施過程中也要經歷從小到大的擴展過程。比如，戰後美國所倡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與關貿總協定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覆蓋全世界所有國家，而是從少數核心國家逐步擴展起來的。相比之下，「一帶一路」在起點上就是一個開放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這就註定它能夠實現多邊主義的目標。
第二，「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並不意味著排斥構建規則。我們說「一帶一路」不以規則為前提，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需要制定規則。從外部環境來看，大國正在構建與「一帶一路」相抗衡的區域合作機制。印度莫迪政府在拒絕參與「一帶一路」的同時，正在致力於把涵蓋南亞、東南亞七國的「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經濟合作計劃(BIM-STEC)」儘早升級為自由貿易區; ③ 日本和印度共同倡導構建「亞非增長走廊」; ④韓國文在寅政府提出了「新北方政策」(針對與東北亞國家的合作機制)與「新南方政策」(針對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機制); ① 俄羅斯政府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 ② 川普政府提出「印太」概念 ③等。這些倡議和機制不僅與「一帶一路」存在高度重疊，更重要的是它們都將以構建區域合作的機制化為目標，有些乾脆明確宣稱是應對 「一帶一路」。從「一帶一路」的內部運行機制來看，貫徹義利觀需要協調好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係、予與取的關係、微觀層面目標與宏觀層面目標的關係。這都需要有相應的規則和機制化安排作保障。
第三，發展導向與區域主義相結合有助於「一帶一路」實現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目標。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對「一帶一路」與全方位對外開放做了明確的表述。我們認為，相比此前的對外開放，全方位對外開放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開放的地域空間是全方位的，從東南沿海開放為主擴展到廣大中西部內陸地區;開放的方式是全方位的，從以「引進來」為主轉向以「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開放的機制是全方位的，從貿易投資自由化機制擴展為多種形式的開放機制;開放的內容是全方位的，從貿易投資領域開放擴展到「五通」領域;開放的目標是全方位的，從服務於中國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提升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然而，以「一帶一路」為載體的開放並不排斥其他形式的開放。在推動「一帶一路」的區域合作的同時，中國將繼續推動在多邊領域的合作;在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同時，中國將繼續推動與其他地區的國家合作;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中國也在加快構建自由貿易園區和自由貿易港等開放載體。
第四，發展導向與區域主義相結合有助於「一帶一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大國的崛起都需要提供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英國在崛起過程中為了適應工業革命與第一輪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提出了自由貿易理念，美國在崛起過程中為了應對冷戰格局、適應第二輪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提出了民主、自由、人權理念(同時也繼承了自由貿易理念)，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為改善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弊端，適應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向世界提供的全球治理新理念。當今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著「治理赤字」「民主赤字」與「發展赤字」，尤其是川普執政後奉行反全球化理念，全球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可以說恰逢其時。就其內涵而言，政治上，各國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經濟上，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生態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①從這種表述中可以看出，合作與共贏是這一理念的核心，責任與利益共擔是這一理念的基本原則，包容與可持續發展是這一理念的目標。②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自由貿易理念和民主、自由、人權理念，為全球治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這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在這種意義上，「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與區域主義屬性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要求。
圍繞「一帶一路」是多邊主義屬性還是區域主義屬性的爭論看似是一個理論問題，但它對「一帶一路」的治理結構和建設路徑有著直接和深遠的影響。多邊合作機制和區域合作機制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合作機制，對「一帶一路」屬性的判斷不僅關乎成員國數量問題，更重要的是關乎合作的路徑與方向。
究竟應該賦予「一帶一路」什麼樣的屬性不能只考慮它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它的可行性。影響可行性的因素包括:中國崛起的路徑選擇、中國能夠向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類型以及秉承正確義利觀的要求。考慮到這些約束條件，我們認為「一帶一路」在初級階段就被賦予多邊主義屬性是缺乏可行性的，而應賦予其區域主義屬性。同時，我們並不否認「一帶一路」最終要具有多邊主義屬性。「一帶一路」的區域主義屬性與發展導向特徵相結合將為最終實現多邊主義屬性奠定基礎，進而使其能夠充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平臺與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本文經過刪減，詳見原文）
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3期
篩選：小宜 編輯：晞哲，小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