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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
作者：李向陽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在國際經濟學中，區域主義與多邊主義有著明確的區分。簡單地說，前者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種形式，後者則指範圍覆蓋全球的經濟合作機制。同時，區域主義與多邊主義又是相互關聯的，區域主義既有可能成為多邊主義的「墊腳石」，也有可能成為「絆腳石」。
「一帶一路」理論中也有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它是屬於區域合作機制（區域主義）還是多邊合作機制（多邊主義）？其答案不僅決定著「一帶一路」的範圍和治理結構，而且決定著它的發展路徑選擇。
在2015年中國政府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和2017年5月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的《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中，都指出了「一帶一路」的五大重點方向，從中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一帶一路」所做的表述基本上屬於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換言之，「一帶一路」具有區域主義屬性。
在《願景與行動》中，中國官方對「一帶一路」曾經做過兩處原則性的表述：一是強調「一帶一路」具有開放性；二是明確宣稱「一帶一路」以古絲綢之路為基礎，但又不限於古絲綢之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2018年1月發表的《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中正式提出了「冰上絲綢之路」，具體包括哪些國家沒有做出具體的界定，但有人認為，其西北航道延伸到歐洲，而東北航道則延伸到北美。這樣，「一帶一路」的地理範圍就超越了最初的表述。與此相對應，近來許多媒體和學者宣稱「一帶一路」的範圍不只是上述區域，而是包括所有志同道合的國家，「一帶一路」就自然屬於多邊合作機制，具有多邊主義屬性。
學術界針對「一帶一路」屬性的這種認知分歧很大程度上源於對官方文件的不同解讀，無論是區域主義倡導者還是多邊主義倡導者對其判斷都沒有給出系統而有說服力的解釋。
迄今為止，倡導區域主義屬性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一帶一路」的定位是多方合力、多方詮釋的結果。對內它更側重於西部邊境省份的發展而非外交戰略的需要，對外它是中國周邊戰略的延伸。
第二，新時期中國周邊戰略的基本理念就是親誠惠容，但要把這一理念付諸實踐就需要一個新的依託。這就決定了「一帶一路」首先是服務於周邊戰略的區域合作機制。
第三，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世界大國，故其戰略輻射目前只能集中在歐亞大陸，對區域戰略態勢的引導和掌控能力也主要局限於中國周邊地區。
倡導多邊主義的理論解釋可劃分為以下類型：
第一，中國版的經濟全球化說。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把「一帶一路」稱為「中國版的經濟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包容性全球化=全球化+「一帶一路」）。
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說。通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向國際社會闡釋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舉措，如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由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所決定，「一帶一路」的地理範圍不應該只限於特定區域。
第三，全方位的對外開放說。既然「一帶一路」是中國新時期全方位對外開放的載體，它就應該面向全世界。
第四，公共產品說。通過推動「一帶一路」，中國需要從提供區域合作公共產品進一步升級為提供全球發展公共產品，彰顯中國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由接受者、參與者到倡議者、主導者的角色轉換，突出中國作用和中國貢獻。
中國是「一帶一路」的倡導者，「一帶一路」首先必須服務於中國自身的戰略目標。在這一點上，實現和平發展最為優先，因此「一帶一路」的屬性應該與中國崛起的路徑選擇相一致。
和平發展是中國對外戰略的基本導向，但圍繞崛起後的具體目標和崛起的途徑還遠未取得共識。
「一帶一路」要服務於中國的和平發展，隨之而來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一帶一路」是一種多邊合作機制，它與現有多邊合作機制的關係是什麼？是替代還是補充？
倘若兩者是相互替代的關係，那麼同時存在兩套多邊合作機制顯然是和經濟全球化背景相衝突的；倘若「一帶一路」是對現有多邊合作機制的補充，它就應該在現有多邊合作機制內推動，比如，「一帶一路」的貿易暢通需要在WTO框架內展開，「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需要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框架內展開。這顯然有悖於「一帶一路」的初衷。
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問題是，「一帶一路」的多邊主義屬性與其發展導向有可能發生矛盾。
現有多邊合作機制（進而是全球治理）是以規則導向為特徵的，它不僅設置了進入門檻（如WTO接納新成員的條件），而且對成員方的權利、義務、爭端解決都做了明確的規定。
相比之下，「一帶一路」的基本特徵是發展導向。它沒有明確的進入門檻，也沒有統一的、有約束力的規則體系。為了適應不同類型國家發展的需要，「一帶一路」承認多元化的合作機制並存。
面對一個以規則為導向的多邊合作機制，「一帶一路」與其對接很可能會陷入尷尬的處境：由西方大國主導制定的多邊貿易規則+中國所提供的互聯互通（以及資金、技術、援助等）。當然，可能會有人說，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就是要改革現有的規則體系，但這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況且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沒有打算放棄對全球規則和秩序的主導權。
隨之而來的第三個問題是中國是否具備為多邊合作機制制定規則的能力？現有多邊合作機制大多是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起來的，如布雷頓森林體系、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同時，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共同維繫了多邊合作機制的運轉。即使我們承認，作為發展導向型的國際合作機制，「一帶一路」不排斥構建相應的規則秩序，至少在現階段我們尚不具備構建一套多邊規則的能力。
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是大國崛起的必然要求。國際公共產品可進一步分為全球性公共產品與區域性公共產品。作為中國提出的一個國際化戰略，「一帶一路」要為國際社會所認同，必須具備國際公共產品的特性。
面對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國無外乎兩種選擇：參與全球化與引領全球化。如果是參與全球化，「一帶一路」並不必然需要具備多邊主義屬性。在全球化的一個主要載體——WTO框架內，GATT第24條明確規定，區域貿易協定（RTAs）只要滿足三個限制條件就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因為如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區域貿易協定與全球化呈現出同步發展的趨勢。
區域貿易協定不僅沒有阻礙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且在實踐中成為促進經濟全球化的一個動力源。因而，「一帶一路」的區域主義屬性並不妨礙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甚至它還可以成為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新動力。
如果中國選擇通過「一帶一路」引領全球化，並且還要引領新型全球化（包容性全球化），那麼邏輯上「一帶一路」就必須具備多邊主義屬性。問題在於，現階段中國是否有能力單獨引領經濟全球化。
首先，中國需要承擔引領全球化的固定成本，如單方面向其他國家提供出口市場、長期承受貿易逆差、不要求發展中國家或最不發達國家做出對等的市場開放、向其他國家不對等地開放移民等。
其次，中國需要承擔引領新型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的成本。反全球化興起的根本原因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平，這既有國家層面的收益分配不公問題，又有一國之內產業層面、群體層面的收益分配不公問題。更重要的是，這裡所說的不公平並不是絕對的不公平，而是相對的不公平。
眾所周知，經濟全球化會使所有參與國獲益，但在發達國家看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獲益相對更多，而它們獲益相對較少。這是新型全球化或包容性全球化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為此中國需要承擔額外的引領成本。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協調國際社會的利益訴求與中國自身利益訴求之間的矛盾。
公共產品的基本特性是供給不足。目前，圍繞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還存在兩個特殊的因素：一是守成國美國正在大幅減少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二是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公共產品屬性存在誤解，不少發展中國家把它看成是中國的一項準對外援助戰略，以至於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需求超越了我們的提供能力。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大國崛起固然需要提供公共產品，但它所提供的數量和類型需要與國力相適應。當美國因無力或不願充當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轉而把戰略資源收縮到國內時，中國不能超越國力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缺。以現有國力為前提，中國所能提供的公共產品類型將主要是區域性公共產品和一部分全球性公共產品。同時，中國不僅需要向國際社會講清楚「一帶一路」的定位、屬性、目標和治理結構，而且要真正履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消除「一帶一路」公共產品屬性等同於免費午餐的誤解。
「一帶一路」的屬性與義利觀密切相關。
秉承正確的義利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也是決定「一帶一路」最終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義利觀的核心要義是以義為先，義利並舉。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外交理念。
在正常的國家間合作中，予和取應該維持大致的平衡；同時，對有些國家要實施多予少取，甚至是只予不取，也就是允許搭便車。對不同國家實行差別對待是大國經濟外交的一種慣例。
當今世界不同類型國家的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不能以同一規則適用於所有國家。實際上，即使在現有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所做出的承諾也各不相同。
微觀或企業層面的目標更多體現為利，宏觀或國家層面目標更多體現為義。這也就是習近平所講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既要重視投資利益，更要贏得好名聲、好口碑，遵守駐在國法律，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總之，在義和利的辯證關係中，要使兩者做到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一個度：利要服務於義，同時不能為強調義而放棄利。
具體到「一帶一路」建設中，如果沒有義，它將失去存在的價值；反之，如果沒有利，它將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這種意義上，判定「一帶一路」是否成功取決於義利觀是否真正實現。
把「一帶一路」的屬性置於義利觀的框架內，我們就會發現多邊主義說會陷入難以實施的困境。
第一，在「一帶一路」框架內落實義利觀需要構建一整套機制化安排，短期內機制化安排的缺位難以把所有國家納入進來。作為中國特色的經濟外交理念，其實施沒有可供複製的模式，這就決定了它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顯然，在全球範圍內的探索難度無疑要大於特定區域內的探索難度。
第二，現階段把主要發達國家納入「一帶一路」框架面臨兩類難題：一是這些國家把「一帶一路」看成是中國「另起爐灶」，它們內心並不接受「一帶一路」框架下的規則秩序；二是中國如何對來自發達國家的成員履行「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和「搭便車」承諾。
第三，把所有發展中國家納入進來，現階段落實義利觀同樣面臨可行性難題。一方面，多數發展中國家參與「一帶一路」所看重的是中國可能給予它們的利益讓渡；另一方面，即使按照差別待遇原則，多數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得到利益讓渡。現階段中國顯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現階段為「一帶一路」賦予多邊主義屬性看起來會非常美好，但其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可行性。由於「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特徵，在起步階段賦予其區域主義屬性不僅具有可行性，而且能夠為最終走向多邊主義奠定基礎，完成其目標或定位。
第一，「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決定了它能夠從區域主義最終走向多邊主義。與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相比，「一帶一路」最突出的特徵是發展導向。由於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以規則為導向，其較高的進入門檻和複雜的規則體系客觀上把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排除在外，使之失去了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機會。而「一帶一路」不以規則為前提，允許不同類型的合作機制並存，真正體現了開放的區域主義理念，從而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及經濟全球化）、實現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按照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邏輯，當一項區域貿易協定具備開放特徵時，它就能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也就是說，區域主義就能夠成為多邊主義的「墊腳石」。
第二，「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並不意味著排斥構建規則。 「一帶一路」不以規則為前提，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需要制定規則。從「一帶一路」的內部運行機制來看，貫徹義利觀需要協調好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係、予與取的關係、微觀層面目標與宏觀層面目標的關係。這都需要有相應的規則和機制化安排作保障。
第三，發展導向與區域主義相結合有助於「一帶一路」實現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目標。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對「一帶一路」與全方位對外開放做了明確的表述。相比此前的對外開放，全方位對外開放體現在開放的地域空間、開放的方式、開放的機制、開放的內容、開放的目標是全方位的，以「一帶一路」為載體的開放並不排斥其他形式的開放。在推動「一帶一路」的區域合作的同時，中國將繼續推動在多邊領域的合作；在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同時，中國將繼續推動與其他地區的國家合作；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中國也在加快構建自由貿易園區和自由貿易港等開放載體。
第四，發展導向與區域主義相結合有助於「一帶一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大國的崛起都需要提供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為改善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弊端，適應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向世界提供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當今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著「治理赤字」「民主赤字」與「發展赤字」，在這種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可以說恰逢其時。就其內涵而言，政治上，各國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經濟上，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生態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從這種表述中可以看出，合作與共贏是這一理念的核心，責任與利益共擔是這一理念的基本原則，包容與可持續發展是這一理念的目標。
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自由貿易理念和民主、自由、人權理念，為全球治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這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在這種意義上，「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與區域主義屬性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要求。「一帶一路」的區域主義屬性與發展導向特徵相結合將為最終實現多邊主義屬性奠定基礎，進而使其能夠充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平臺與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責編/劉夢 審校/王瀝慷 監製/李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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