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6日，陝西西安，傅高義（Ezra Vogel）接受採訪。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美國著名學者傅高義去世，享年90歲。他是在2020年去世的重要人物之一，生前對日本、中國、韓國都有比較深入的研究，《鄧小平時代》讓他為廣大中國人所熟知，他的去世引起媒體廣泛的紀念性報導，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個時候，我們或許需要重溫一下傅高義的「出發時刻」。
1958年，傅高義隨自己的太太到日本。出發的時候，他的美國朋友告訴他：日本衛生狀況非常糟糕，在外面千萬要注意，喝水要小心，蔬菜也不要隨便吃。傅高義到日本後發現，這種印象非常錯誤。東京要比他們想像中乾淨多了，吃的東西也很乾淨。這充分說明當時美國對日本的「偏見」有多深。
傅高義離開日本的時候，正逢日本民眾反對美國駐軍的運動，他在美國的家人非常害怕，讓他趕緊離開，「日本人會殺了你這個美國佬」。傅高義到羽田機場等時候，機場已經被抗議人群包圍，但是，日本人對他很友好，幫他和孩子翻過警方設立的隔離帶，他得以順利登機。
他從這個細節看出，日本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儘管還有民族主義，但是人們已經能夠把對美國的抗議和對一個美國人的友好區別看待。
我們可以把他的回憶，看成是美國和東亞關係的隱喻。美國對日本（後來是中國）誤解很深，這不僅是政府層面，在社會上也是如此。反過來說也一樣，日本對美國也同樣存在誤解。
這種誤解，有時候會以一種戲劇性的場面呈現出來。傅高義寫出《日本第一》的時候，日本出版商引進日語版，封面上的書名，不用日語，而是英文。傅高義很不解，出版商解釋：「這意味著這是美國的看法，日本人很在乎這個。」傅高義寫這本的目的，本來是面向美國讀者，向他們講述日本企業崛起的原因，但是，這本書卻在日本大紅特紅，以至於日本首相要在東京舉行的七國峰會前，向每一個參會的西方領導人都推薦這本書。
傅高義的東亞研究是從日本開始的。1958年的東京，正在為舉辦1964年東京奧運會而大興土木，此後奧運會又相繼來到韓城、北京。今年的奧運會回到東京，只是因為疫情耽擱了。
繼日本、韓國後，中國也快速變得越來越現代，融入世界，這是過去幾十年世界格局發生的重大變化。如果最初涉足日本研究是一種偶然的話，此後的幾十年，研究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則是傅高義自覺的學術追求。
傅高義在哈佛這樣的頂尖從事東亞研究，有著相當有利的條件。他接觸過不同時期的東亞地區領導人，這體現出了他超強的現實影響力。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他的重心還是在盡力促成美國與「新興國家」的相互理解，他所有的著作，最開始的目標讀者都是美國人，他在努力向美國講述「東亞故事」。
傅高義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日本崛起研究日本，到中國崛起，他又準備花幾十年來研究中國，學術精力相當驚人。他被稱為「知日派」，也被理解成「對華友好」，但是他在半口述史性質的《日本還是第一嗎》一書中，好幾次都強調，他是美國人，思考問題始終是「美國中心」的。
作為一個國際關係學者，傅高義對純粹的理論沒有多少興趣，貢獻也不大。他的第一本書《日本新中產階級》在理論上沒有創新，看上去更像是對賴特 米爾斯那本《白領：美國中產階級》的日本版應用。傅高義的研究更多是基於對現實的觀察，他始終處在時代的節奏中，善於捕捉「時代性」，這從他幾本書的書名就可以看出來。
「傅高義教授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傅高義教授為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這個評價恰如其分。
不久前傅高義參加一個網上論壇發言，還呼籲中美改善關係，這是他的一貫立場。從學術到生活，他的一生都在呼籲「更多理解」，在當下來看，這個呼籲尤其具備現實意義。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