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傅高義被費正清等人物色，進入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學習，由此成為日後產生巨大影響的中國研究者「先遣隊」的一員。1973年，傅高義成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他對中國做過多年紮實而刻苦的研究，從而贏得了「中國先生」的稱號。
2013年4月26日，陝西西安，傅高義（Ezra Vogel）接受採訪。（圖｜視覺中國）30歲那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傅高義一生的軌跡。1960年11月，剛在耶魯大學任教不久的他回到哈佛大學探望一位朋友，東亞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問他是否願意研究中國，傅高義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想過。」這位教授告訴他：哈佛大學最近獲得一筆基金，想專門培養研究中國的年輕學者，如果學了兩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書。
1930年7月11日，傅高義出生在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德拉瓦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50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美軍服過兩年兵役後，他考入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即將從哈佛畢業時，他對自己未來的規劃，是留在學校做美國社會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對我說：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國社會學研究，就應該到國外去，先了解國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較研究，應該去相對現代化的國家，如果去非洲的話，情況差距太大，而歐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選擇是去日本。」傅高義與妻子商量了一下，都覺得這個想法不錯。1958年，傅高義去了日本。第一年，他專心學日語，第二年則開始做家庭調查。幾年後，傅高義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日本的新興中產階級：東京郊區的工薪階層及其家庭》。通過這部作品，他「成為有關現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國觀察家之一」。1960年，傅高義從日本回到美國，在耶魯大學教書。沒想到，機會不期而至。上世紀50年代，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寥寥無幾。傅高義後來在一本書的序言裡寫道：「在美國的很多大學裡，儘管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家都在教授關於中國的課程，但卻都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沒有多少了解。」到了50年代後期，一些美國大學開始重視培養中國問題的人才。很多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比如費正清認為，這時應該擴大對中國的研究。美國一些基金會也認同這個看法，它們願意出錢來支持中國問題研究者，可當時的情況是，「基本沒有美國學者能夠講流利的漢語，也基本沒有美國學者能在研究中運用中文或日文文獻」。1963年，傅高義動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間，他開始了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歷程。「我們的研究目的著眼於中國1949年後的全面歷史發展（包括政治、經濟和日常生活現象）。因為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歷史悠久，我們預測到中國與美國、世界的關係將逐步展開。我們的學者不想抵制中國的發展而是為了更好地與中國交流，需要掌握和了解中國，因此我們當時認為，我們的研究是任重而道遠的。但當時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沒有意識到我們研究的重要性。」
赴香港前，傅高義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實際研究，但是由於資料收集的困難和各種條件所限，詳細的地方資料很難收集到，除了廣東。「考慮之下，我決定不研究全部中國，而研究廣東，因為材料和可以訪談的人都比較多。」在香港待了一年後，1964年，傅高義回到哈佛，開始著手寫一本關於1949年後廣東全面發展情況的著作。在香港期間，他開始系統閱讀能獲得的中文報紙，包括《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他說「但是因為語言水平有限，我在理解上還是有一定問題」。回到美國後，正好哈佛大學買了《南方日報》從1949到1964年的全部報紙，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紮實的基礎資料。此時，從廣東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陳仲文的年輕人，給傅高義提供了很大幫助。「我請他來美國做我的助手，我們一起來看《南方日報》等這幾份報紙，我看的時候他在旁邊也看，不明白的就問他是什麼意思。比如我看報紙說『反對×××』，我就問他是什麼意思，背景是什麼。他就會把他了解到的很詳細地告訴我，特別是有關於土改的經驗，比如最開始的政策是什麼，幾個月後政策又變成了什麼。從中我可以了解報紙和現實矛盾的地方。」傅高義與助手這樣老老實實每天讀報紙、研究材料進行了兩年多，其實在後來傅高義對鄧小平的寫作上，也用了這樣的「笨」辦法。他紮實的史料功夫就是這樣一點點積累出來的。1969年，傅高義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詳細介紹了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土改的過程，當時在美國很具影響。「在他的第二部作品裡，傅高義展示了他對中文材料掌握和嫻熟程度及其關於現代中國發展的淵博知識。從那時開始，能夠遊刃有餘地同時駕馭中日兩種文化和洞察整個亞洲局勢，便成為傅高義學術成就的兩個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國少數幾個能對日本研究如數家珍的中國研究學者之一。」那時候的傅高義已經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研究風格。雖然那時候傅高義已經在書中明確指出「大躍進」是「烏託邦主義」，但他不因意識形態衝突而對他研究的對象做高高在上的審視或批判，而是以專業學者的態度，冷靜地對一個複雜的社會做出觀察和分析。傅高義後來也坦言：「儘管美國有些人非常反對共產主義，但當時我們中的大部分中國問題研究學者並不會對共產主義反感。我們知道我們的目標不是對共產主義提出批評，而是要努力客觀地去理解它，去認識這個社會的活力和發展。雖然那時還有很多政治家牽涉到『冷戰』，但我們學者中已經對那些極端的『冷戰』鬥士持批評態度，我們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實發生的事情。」1965年，傅高義開講中國社會，主要講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情況，這是哈佛大學首次開設中國社會學課程，當時傅高義的學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幾位後來也成為美國著名大學的學者，比如杜維明、懷默霆、高棣民等。在教學領域上，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1973年，費正清從東亞中心退休，比他小25歲的傅高義接任中心主任一職。美國很多研究中國的專家都是費正清的學生，但傅高義卻不屬於這個群體。「我不是歷史學家，我一直是搞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費正清是教歷史的，當然我跟他們很熟，也聽他的課，但我不算他的學生。」傅高義解釋。「費正清看中文文章可以，但是中文講得不太好，他有很多中國的朋友幫他做研究。」傅高義坦率地說，「他為這個中心的成立做了很多系統的工作。『二戰』以前，中國歷史不是歷史研究的主流，他想把中國歷史引入西方的主流研究，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費正清是哈佛出身，是這裡的領導人，用中國的說法，在美國社會他算得上是『高幹子弟』，他有些驕傲，他的妻子（費慰梅）也來自很有地位的家庭，所以他非常自信。而我是小鎮長大的青年。」傅高義半開玩笑地說。儘管從學術上還是性格上，自認與費正清還是有很多不同，但總的說，傅高義仍然表達了對費正清的敬佩之情，「他成立的研究所不僅僅在哈佛，在全國的貢獻也很大」。費正清對努力又勤奮的傅高義也青睞有加，從1967年起，就有意識培養傅高義做他的副手。而在擔任副主任的時候，傅高義已經顯示出與費正清不同的領導風格。費正清很少參加冗長的學術討論，而傅高義則不同，「他喜歡參加各種研討會，聽學者們討論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調侃、互相辯論」。「尼克森訪華之後掀起了中國熱，我們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做了一些事情。費正清認為，哈佛大學不僅對自己的學生有責任，對全國也有責任，因為哈佛大學在美國有地位，所以我們有責任向美國人介紹中國，不僅在學術方面，在外界也應該講課，我也完全同意這個做法。我們的很多演講，不是為了直接影響政府——我們當然是想影響美國對華的政策，但是影響不大。」傅高義微笑著說，「民主國家中民眾的意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儘量讓老百姓了解中國，否則，政府的決策也無法推行下去。」1975年，傅高義從日本基金會得到一筆資助，去日本採訪戰後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領軍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關於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在日本，這是西方學者寫作的最為暢銷的非文學類作品，受到空前歡迎。「『日本第一』的意思是說，日本一些方面的確做得非常好，我是希望美國人應該多學日本的做法，日本有很多優點，比如質量管理、學生考試制度、人壽命的延長等等，很多方面做得都比我們好。」傅高義說。這本書出版後，美國許多企業家紛紛邀請傅高義去做報告，以增加對日本的了解。傅高義後來才知道，在中國也有不少人讀過這本書。談起這個話題，傅高義興致勃勃地回憶起一個有趣的小細節。有一年，時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帶代表團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進行的一次演講上，下面有人向朱鎔基提問：「你認為中國要向日本學習什麼？」朱鎔基回答：「這樣的問題不應該問我，而應該問傅高義啊！」沒想到，底下一片大笑。朱鎔基不解，問大家為什麼笑，別人回答：「提問的人就是傅高義！」「朱鎔基是個有意思的人，我很佩服他。曾經有人問我：如果再有機會寫一本書的話，你會寫誰？我回答說：如果有可能的話，我一定會寫朱鎔基。但是，我恐怕沒有精力再寫他的書了。」傅高義不無遺憾地感慨道。1969年，共和黨人尼克森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費正清與傅高義等十幾位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給尼克森寫信，「我們說現在是跟中國接觸的好機會」。不僅如此，傅高義與費正清等8位學者還曾經去華盛頓，找到國務卿也曾是哈佛教授的基辛格談話，就中國問題提出一些建議。傅高義說，美國有一個組織叫「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這個創建於上世紀60年代的委員會，在「冷戰」期間，對推動中美雙方的交流起了很積極的作用，著名的「桌球外交」就是由它推動的，傅高義與基辛格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常常在這裡見面。
1971年的某一天，基辛格專門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找費正清和傅高義這些「中國通」們，聊了一次中國問題。「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當時告訴我們說，中國很快會參加聯合國，所以我們應該事先準備好，用什麼辦法、怎麼跟中國打交道。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們也不太了解中國內部的情況，所以我們都只能說『可能是這樣』、『可能是那樣』，『看周恩來的意思可能會做什麼事』，但是中國真正的事情我們都不太了解。」1972年10月，朱德（前左）、郭沫若（前右）、華國鋒（後戴眼鏡者）在北京頤和園參加建國23周年遊園活動 1973年，傅高義跟隨美國國家科學院贊助的代表團第一次訪問中國。這是到中國的第一個美國代表團，成員裡有包括傅高義在內的三個中國研究專家，而其他人都是從事自然科學的。回憶起這一次訪問，傅高義說，「中國當時需要自然科學家，不太歡迎外國的社會科學家來研究自己」。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省與哈佛大學所在的麻薩諸塞州（也稱「麻省」）建立了姐妹關係。當時的麻省州長得知傅高義曾寫過一本有關廣東的書，便指定讓他加入一個研究麻省姐妹關係的委員會。傅高義解釋：「因為我會說漢語，又對廣東情況比較了解。」而麻省前州長出訪廣東時，也曾邀請傅高義做隨行翻譯。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傅高義得以與當時的廣東省高層領導有了更多的溝通與交流。「他們希望外國人到廣東投資，但當時廣東的投資環境不太好，省裡領導們認為，中國人寫的書國外會當成是宣傳不會相信，如果一個知名大學的外國教授來廣東寫一本，可能對外國人有很大的說服力。就像我以前寫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樣，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本書對美國人了解日本非常有幫助，所以他們邀請我去廣東做研究，覺得如果能寫成一本書，對廣東也有一定好處。」傅高義於是接受了邀請，但條件是自己承擔費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獨立性。「我還告訴他們，我是學者，我的工作是客觀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評。他們說可以，他們覺得寫基本的情況能讓外國人客觀地了解廣東，他們對此很樂觀。」1987年傅高義前往廣東。當時的廣東省經濟委會員為他的研究調查提供了很多幫助，而當時的經委主任，就是後來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張高麗。另一個收穫是，當時廣東省經委為他派了個年輕幹部做助手，這位叫竇新元的人後來變成了傅高義的朋友，在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時也為他提供了大量幫助。「因為他曾經在經委工作，他了解中國制度，幫助我了解全國的情況。」傅高義說。傅高義在廣東待了7個月，廣東100多個縣，他去了70多個。「沒有第二個外國人得到過這麼一個機會，可以從廣東的內部來考察這個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責任來記錄這個省的很多細節，力求把廣東的發展實情提供給西方的學術群體。」1989年，傅高義完成了他的這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這是外國學者全面研究和報導中國改革的第一本專著。該書對廣東改革開放的動因、性質、過程及前景進行了頗為全面系統的研究。這本書與20年前的那本《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前後相續，正好構成了一部完整的廣東當代史。回憶起這次經歷，傅高義覺得稍有遺憾的是，他沒有見到時任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任仲夷的孫子任意後來也成了傅高義的助手，在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時，任意曾陪他去北京見任仲夷的很多朋友，他也得到了很多幫助。1995年夏，傅高義再次擔任費正清中心主任，這時他已是美國最為知名的亞洲問題專家之一。從1958年以來，傅高義每年都要訪問亞洲，在亞洲他聯繫的都是最高層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傅高義在第一次擔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時邀請他去演講時兩人相識，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時，李光耀為他提供了很多獨特的看法和鮮為人知的細節。
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攝於1965年）上世紀80年代初，哈佛大學提出希望資歷老些的教授也要上公開課。傅高義覺得，不應該只講日本、中國這兩個國家，應該把課題延展到後期產業發展的國家和地區，於是他開了一門叫「東亞產業社會」（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的課，談後起發展的產業社會特點。「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地區、香港地區都是後期發展的，我想應該多理解它們，於是我去了這些地方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也接著做了不少研究。」不久，他在哈佛大學出版了一本《亞洲四小龍：東亞的工業化》（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不但探討了「四小龍」的經濟發展，還討論了支持其經濟發展的社會結構。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後來提出「軟實力」一詞的著名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受柯林頓政府之邀，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一職。約瑟夫·奈邀請他的好朋友傅高義一同到華盛頓工作，傅高義出任東亞情報官一職。傅高義解釋說，國家情報委員會主要是為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十幾個部門提供材料分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