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杰:使館有本難念的經——晚清駐外公使的經濟帳

2021-01-07 澎湃新聞

1906年1月,農曆臘月底,倫敦的波特蘭透著陣陣寒意。這裡佇立著大清國駐英使館。館舍租賃的是一棟六層樓房,大小房約有七八十間,靠一大一小的兩部樓梯連接上下。一月份的倫敦,下午四點剛過,太陽便已落山。盤旋的樓梯上,安裝著七八盞電燈,為保證人員上下的安全,現在全都打開,可樓裡仍顯得十分暗淡。

在一間簡樸到寒酸的屋子裡,駐英公使汪大燮正在往國內寫信。四個月前,他以外務部參議的身份被派往美國,追蹤日俄兩國在戰後的和談。在美之日,他又接到上諭,命他直接赴英就任駐英公使一職。這是他第一次擔任公使,一上手就是大國使館的當家人。等他到倫敦辦完交接手續,馬上就遇到眼前最大的難題——錢。於是,他寫信給堂弟汪康年大吐苦水。

汪大燮

作為出使英國大臣,汪大燮除了掌管倫敦的館舍,還要負責在英國殖民地新加坡的總領事館,兩地的開銷,由他統一調度。他在信中列出了一個開支清單:館內的年收入是庫平銀六萬兩,平均每月五千兩。其中,八百兩要支給房租,兩千四百兩要支給參贊、隨員和洋員作為工資。這樣,還剩一千八百兩。汪大燮的薪水、辦公經費和各種雜費全都在這一千八百兩之內。他還要支付洋僕人的工資二十五鎊,電費十二鎊,煤氣費七鎊,煤炭費五到六鎊,自來水費四到五鎊,電話費一鎊,信紙郵票費五到六鎊,中華會館捐七鎊,善捐二鎊,清潔費二鎊,馬車費十鎊,華僕、學生的吃飯用度七十鎊。這些雷打不動的開銷加起來,每個月一百五十餘鎊。按照當時約六比一的英鎊銀價比,約為銀一千兩。也就是說,汪大燮可支配的月收入,只剩下八百兩左右。當時正處年關,他要打點和疏通與北京的關係,給軍機處、外務部各處王爺及堂司官員一大筆「炭敬」,一下就要用掉四五千兩,相當於他半年的可支配收入。作為外交使節,汪大燮還必須與倫敦的外交界交際應酬。面對被掏空的錢包,他只能搖頭嘆息。

駐外使館的開銷用度,還是三十年前即1876年定下的章程。當時,清政府開始向海外派出常駐使節,將駐外人員分為出使大臣(公使)、領事官、參贊官、翻譯官、隨員、醫官幾類。除了後兩種,其他各分為三等。頭等出使大臣月薪最高,為一千四百兩,最低的醫官則可拿到二百兩。公使是駐外使團的負責人,地位最高,有權決定使團的人事。在駐外使館的運作中,薪水與開銷也變成了包幹制——費用打包交給公使,由他按照外交官的人數、相應的薪俸標準和日常的實際用度進行調配。

清政府的財政規模很小,和後世不可同日而語。十九世紀後半期,戶部帳面上的歲入約為庫平銀八千萬兩。到1900年,這個數字是一億兩。一百多年後的環境已迥然不同,但以貴金屬比價、以多種重要物資的購買力來粗略折算,一億兩白銀的購買力總應在一千億人民幣以內。據統計,這個數字還不到如今C9高校一年的開支,可在當時,卻要供整個國家運轉之用。其中,大半的錢用來發放官員的俸祿、養廉銀,八旗、綠營的餉銀,還要供給各級衙門和工程經費。到了1875年之後,借洋債辦海軍、借洋債還賠款成為常態,每年歲入的四分之一要用來還債。留給政府支配的活錢,少之又少,不可能撥給駐外使節足夠的經費。

1865年,總理衙門派人隨同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赴英遊歷。當時是從海關收入中找錢報銷,後來成為出使開銷的慣例。到了1875年,清朝派使臣常駐海外,每年需要一筆穩定收入作為使館開支,於是總理衙門上奏,從海關的六成洋稅固定動支,將各口海關的六成洋稅提出10%作為出使經費,後來又增加到15%。將洋稅分成四六開,原本是為支付第二次鴉片戰爭賠款的便利。待償清賠款之後,這個稱呼就沿用了下來。

到了1886年底的時候,清政府派傅雲龍等人環球遊歷,需要大筆的款項,就扣掉外交官薪水的20%,作為遊歷人員的用度,之後,出使經費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沒有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這時,因歐美使用金本位,國際市場黃金需求增加,導致金銀比價翻倍,駐外公使手中銀兩的購買力,只剩當初的一半不到。1897年底,各使館報告的數據是:駐英使館每年報銷約十二萬兩,駐法使館五萬兩,駐俄使館四萬兩,駐美使館二十四萬兩,駐日本使館七萬兩。其中,駐英公使還兼任駐義大利、比利時公使,管轄新加坡總領事館;駐美使館兼任駐西班牙、秘魯公使,此外還管理四處領事館;駐日本公使除了本館之外,尚有三處領事館,因此,這幾處的開銷要更大一些。到了1901年之後,清政府陸續將駐義大利和比利時使館單立,另派專使,相應地砍掉駐英使館一半的經費,每年只給六萬兩。這樣一來,汪大燮手中銀兩的價錢,就只剩下他前任郭嵩燾、曾紀澤的四分之一。日子驟然緊張了起來。

外交官在外,需要經常走動。按理說,駐英公使要聯絡倫敦的外交界,定期參加或是舉辦宴會,增進了解,搜集資訊。為了國家形象,少不了各種應酬,但由於剩下的錢已經入不敷出,他們只能儘量減少僱車、減少外出,更不用說自辦宴會了。因為沒錢,使館的硬體沒辦法更新,四周的陳設破舊,還比不上泰國、波斯等小國的使館,與泱泱大國的形象嚴重不符。因為沒錢,上一任的公使張德彝為圖節省,居然連取暖的煤爐也不做定期清理,導致裡面的燃料越積越多,爐火重新燃燒最後釀成了火災。此事過後,張德彝依然如故,無心打理使館。只要沒燒到自己的財產,怕什麼呢!

這絕不是駐英使館一家的問題,大清國的駐美使館也有類似的窘事。

崔國因是一位生性節儉的翰林,受同鄉李鴻章的推薦,1889年擔任駐美公使。赴美後,他不改本色,衣裝簡素,甚至於讓人擔心貽笑友邦,丟了朝廷顏面;他卻十分堅持,回信給友人,從理、勢、情幾個方面嚴肅駁斥了針對他過度質樸的擔憂。崔國本就崇尚節儉,加上使館經費也不充裕,他就更捨不得花錢。為了向洋人展示儉樸的東方美德,他常年不用使館的氣爐水管,結果擱置時間越久,後面的修理費用越多。他捨不得支付洗衣費,因此不願找當地的僕人來館浣洗。肥水不流外人田,遂命自家人動手,自家人不得其法,造成了諸多損壞。

為了儘可能地節省用度,他壓縮使館的活動空間,不讓使用地窖,使館運煤從大門直入,導致地毯汙損。使館租用的房舍原有房東的各種擺設,因與崔國因節儉的作風不符,都一一消失,也說不清何時被何人拿走了。等到租金到期房東清點物品時,發現大量的物品遺失和損毀,就向使館提出索賠。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國國務院。國務院找後任的公使楊儒,要求他支付二萬美元的賠償金。楊儒怎會當這個冤大頭,又上哪裡去找這筆錢?國務院只得通過美國駐華公使去找總理衙門索要。因崔國因的節儉而生出的事端,從華盛頓傳到北京,從駐美使館傳到總理衙門,弄得裡裡外外人盡皆知。

清朝的駐美公使兼任駐秘魯和西班牙公使,由於西班牙遠隔大西洋,駐美公使只能派屬下的參贊前往馬德裡常駐。華盛頓使館都吝嗇如斯,馬德裡的情形可想而知。1896年,伍廷芳就任駐美公使,他派了一名旗人參贊代辦西班牙使事,每年撥給該館五千兩銀子,發工資、交房租,都從裡面開支,這樣算下來,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參贊到任後,除了前往馬德裡的各國使館投遞名帖,就不再與外界主動往來,偶爾有人來訪,他也是避而不見,並且將客廳上鎖,表示無意同對方交流。為了省錢,即便是在寒冬季節,他也不準生火取暖,導致不止一位來訪的外交官受涼感冒。對方不敢公然抗議,只能在私底下跟使館的洋員抱怨。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外交官怎麼能融入外交界,又怎麼能了解情況、搜集資訊?汪大燮上任後得知,駐英使館已經十年沒有宴請客人。西班牙使館隨員在1897年到任後更是打聽到,那裡快十五年沒有舉辦過任何宴會了。幾十年間,公使手中的出使經費不但沒能增加,反而因銀價下跌導致購買力大幅下降,就算想要有所作為,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汪大燮只能當一名旁觀者,看著倫敦外交界的高手們縱橫捭闔,各施所長,在國際舞臺上為各自國家爭取利益。

理財之道,一方面是節流,另一方面則是開源。駐外使館屬於政府「全額撥款」的外交機構,原本沒有開拓財源的功能,但公使、參贊、隨員出洋,通常是因為國內仕途壅滯。他們通過行賄或者跑關係出國謀事,只是希望積攢資歷、得到保獎,或者打定主意大撈一把。他們行賄的付出,必然要想方設法地進行取償。有一年,古巴總領事被一個叫黎榮曜的鑽營謀取。到任後,他主動不要辦公經費,當然更談不上開展領事工作,每年都偽造一個帳冊交差。古巴華人赴美時,要經領事館發放護照。黎榮曜專收高額的「護照費」,一張四五十元。他還利用華僑為國內災區捐款的機會,在帳目上動手腳,私吞了二萬多兩銀子。幾年的總領事做下來,已經把自己養肥成為一個富翁。

外務部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故而專門制定章程,除了保證每位外交官的薪俸不縮水,另外撥專款給使領館作為活動公費。其中,駐英使館每年發給三萬八千兩,駐美使館二萬八千兩,駐新加坡總領館五千兩。

這時,已是公元1907年。

(本文節選自李文杰著,《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李文杰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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