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前言
一、宋淇的紅學研究：辨明紅學方向、探究紅樓藝境
引言
第一節：啟迪時人之鴻文——《論大觀園》和《新紅學的發展方向》
第二節：治學之典範——融通中西、融通文本和文獻
第三節：由文本而文化——接續王國維而別開生面
結語
附錄：宋淇學術簡歷
二、梅節的紅學研究：考論立新說，辨偽以求真
引言
第一節：考論視野開闊，話題意識特強
第二節：作者卒年「新考」與版本問題「創見」
第三節：紅學學風的思考與批判
結語
附錄：梅節學術簡歷
附案：馬力的紅學研究
三、潘重規的紅學研究：索隱舊途迷不悟，校紅述史開新篇
引言
第一節：紅樓血淚史——「反清復明」是《紅樓夢》的本旨
第二節：抬學問槓——態度和方法之論辯
第三節：譽大於毀——《紅樓夢》「校勘」和紅學「述史」
結語
附錄：潘重規學術簡歷
四、周策縱的紅學研究：陌地生痴心但求解味，白頭存一念推廣紅學
引言
第一節：《紅樓夢》的研究態度和研究方法
第二節：關於「新校本」的意見
第三節：「兩周」（周策縱和周汝昌）交誼關乎紅學
結語
附錄：周策縱學術簡歷
五、餘英時的紅學研究：倡導新典範，啟示後來者
引言
第一節：「曹學」之名引起爭辯
第二節：「新典範」與「兩個世界」說的意義及其影響
第三節：「實證」與「詮釋」參伍以求、交互並用
結語
附錄：餘英時學術簡歷
六、趙岡的紅學研究：勤於家世版本梳理，試圖建設性之貢獻
引言
第一節：《紅樓夢新探》的「紅學史」特徵及其學術影響
第二節：圍繞《紅樓夢新探》的學術論爭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論辯方式之爭
結語
附錄：趙岡學術簡歷
七、林語堂的紅學研究：平心論高鶚，到底意難平
引言
第一節：高鶚是否續書
第二節：高鶚續書如何評價
第三節：論證策略與持論態度
結語
附錄：林語堂學術簡歷
八、張愛玲的紅學研究：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
引言
第一節：《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
第二節：成書研究：一稿多改
第三節：「不近人情」的批評：周汝昌評張愛玲
結語
附錄：張愛玲學術簡歷
九、皮述民的紅學研究：走出「自傳說」拘囿，開拓「李學」新境
引言
第一節：「蘇州李府半紅樓」：「李學」之奠基
第二節：「李學」：打破紅學謎關之學
第三節：「曹李互證」之研究方法
結語
附錄：皮述民學術簡歷
十、浦安迪的紅學研究：觀照《紅樓夢》原型寓意，另闢《紅樓夢》評點蹊徑
引言
第一節：《紅樓夢》的原型寓意研究
第二節：《紅樓夢》的批語研究
第三節：《紅樓夢》研究的比較視野和融通中西的雙向借徑方法
結語
附錄：浦安迪學術簡歷
十一、伊藤漱平的紅學研究：
引言
第一節：《紅樓夢》研究的大膽假設與小心求證
第二節：《紅樓夢》翻譯的周到細心與精益求精
第三節：注重考據，文風樸實
結語
附錄：伊藤漱平學術簡歷
十二、餘國藩的紅學研究：
引言
第一節：《紅樓夢》的虛構詮釋
第二節：《紅樓夢》的雙向闡釋
第三節：《重讀石頭記》的影響
結語
附錄：餘國藩學術簡歷
後記
前 言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是一部現代學案體的紅學學術史著述，是筆者所著《紅學學案》（新華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續編。《紅學學案》這部紅學史新著的寫作立意正在於：不拘格套，另闢蹊徑，換一種眼光看紅學。
何謂現代學案？
筆者在《現代學案述要》一文中說：「現代學案，顧名思義即為現代學人之學術志業立案考述。或考述其一生之學術志業，或考述其專攻之學術志業，披沙揀金，知其人而論其學。是故，現代學案不同於『學術通史』或『學術專題史』，乃換一種眼光看學術，即為現代學術尋找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這是它的立意所在。現代學案體制，雖舊彌新。一則現代撰述之形制略不同於《明儒學案》之形制；二則現代學案之旨趣較之《明儒學案》略有所增益。無論形制之新變，抑或旨趣之增益，皆顯見現代學案撰述者之學術史立意。」[1]
所謂「形制之新變」，即以現代述學方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要鉤玄、指陳得失、明確褒貶、引發思考；所謂「旨趣之增益」，即立案考察學人兩方面之「兼美」：①考據、義理、辭章之兼美；②人與書（著述）之兼美。
「形制」服務於「旨趣」，即「昭傳」百年紅學史上能夠立得起、站得住的學人之學術個性和學術精神，既為紅學學科發展尋繹可資借鑑的學術典範或學術範型，同時尋繹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應該說，現代學案已然超越了傳統之路數並獲得了現代之品格。
喬福錦教授在《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紅學學案>》讀後感》一文中稱《紅學學案》乃紅學「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2]
在喬福錦教授看來，《紅學學案》通過做好每一個「案宗」、每一組「案卷」，不僅是對過去學術發展的歷史總結，同時也是對當下學術的評估，以及對未來學術發展的預示。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正是港臺及海外學人紅學志業的「案卷」，它是由每一個「案宗」即學人學案組成。
筆者在撰著現代學案時葆有如下認識：學術史研究與拓新性專題研究相比畢竟屬於「二等學術」，不過，的確需要非同一般的德才學識才能做得好。
學術視野應「博觀」，治學方法求「圓照」，史家見識善「通識」，史家心性則備「仁德之心」，這是成就「立得住」且「相對精善」之現代學案史著的幾大要素。或者說，現代學案之寫作，非做到「考據、義理、辭章」三者兼美以及「人書合一」之境界，則不能成就其「精善」之美。
現代學案可謂楷模《明儒學案》以及《史記》紀傳的「另一種學術史」，同樣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則以兼顧「正襟危坐」而「意蘊宏深」與「口舌生香」而「通邑大都」之美，洵非易事也。由此觀之，學案史著洵非「二等」之德才學識所能為。[3]
筆者以為，相比較於《紅學學案》，《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在學術史立意、文獻材料取捨、學人成果考評、寫作策略筆法等方面已經日趨完善和不斷進步了，即學術史立意更加明晰，文獻材料取捨更加審慎，學人成果考評更加縝密中肯，寫作策略筆法更加靈活多樣。
筆者的自我期許：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自比《紅學學案》「相對精善」了，即在「建檔歸宗」方面「相對精善」了，在史料、經驗與見識的結合方面「相對精善」了。當然，是否做到了「相對精善」則需要學界的評估以及讀者的首肯。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的撰述兼顧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考量：一則紅學史的考量，二則地域紅學的考量，三則學人為學過程和為學業績的考量，三者兼顧，則庶幾近乎真貌。
可見，《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所選取的學人應兼顧以下三個方面：一則紅學史的地位，二則地域紅學的影響，三則為學過程和為學業績的可觀。試將《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立案考述的12位港臺及海外學人紅學研究之整體風貌分述如下：
宋淇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識要: 宋淇紅學論集》，其中最有影響的兩篇文章即《新紅學的發展方向》和《論大觀園》。
從宋淇紅學論集中可見其學術路徑是對俞平伯「文學考證」的直接承續，並同時可見王國維紅學批評之切實影響。宋淇的紅學研究致力於辨明紅學方向、探究紅樓藝境，由「識小」而「識要」，小中而見大，精思而妙悟，善於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
同時，善於將《紅樓夢》置於世界文學之林作比較研究，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給予充分的肯定。至於由文本而文化的義理髮掘，則又為《紅樓夢》的意義闡釋拓展了研究視野。
因此，大陸學者對宋淇的紅學研究評價很高，即起點高、視野寬、路子正，並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其學風和文風都堪稱治學的典範。從如此好評可見：宋淇的紅學研究能夠將「考據」「義理」「辭章」結合得比較好，堪稱為學之楷模。
梅節的紅學代表著作即《海角紅樓——梅節紅學文存》，這部著作是梅節紅學研究成果的總集成。
梅節的紅學研究主要著力於「考辨」即「考證」和「辨偽」，這兩個方面密切聯繫、相互貫通，而以「求真」為其出發點和歸宿點。
他在諸如《紅樓夢》作者問題、版本問題、成書過程問題等方面均有聊備一說的新解，譬如《曹雪芹卒年新考》《論己卯本<石頭記>》《史湘雲結局探索》《<紅樓夢>成書過程考》《論<紅樓夢>版本系統》《曹雪芹「佚詩」的真偽問題》等考辨文章體現出以下鮮明特點：文本內外的掘隱與世事人情的推求相結合；分疏論辯的清明意識與機智明快的文字表達相表裡。
儘管有些「推求」和「論辯」不免滑入「懸想」「索隱」之徑，然總體上能夠於史料中求識見。梅節後期的紅學研究興趣主要集中於對紅學的學風建設方面，他對於所謂「龍門紅學」的毫不留情的批評和批判，彰顯了鮮明的學術個性。
當然，由於「正誼的火氣」與學術批評理性之間的失衡，其改良紅學生態的願望與實際效果之間不免失調。當然，梅節對於紅學學風建設做出了一些富有啟示性的切實貢獻則不言自喻。
潘重規的紅學著作有《紅樓夢新解》《紅樓夢新辨》《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紅樓夢論集》《紅樓夢血淚史》等，其中以《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紅樓夢血淚史》影響較大。
潘重規的紅學研究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 索隱、校勘和述史。索隱即索解《紅樓夢》「反清復明」的本旨；校勘即主持校訂《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以及對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的勘正；述史即梳理並總結60年間之紅學史。
潘重規的紅學志業可謂「毀譽參半」：索隱「毀大於譽」，校勘和述史則「譽大於毀」。潘重規的索隱既是對蔡元培舊索隱的「照著說」，又是「接著說」，儘管其「接著說」的成果並未造成可觀的學術影響，潘重規紅學索隱的影響力難與蔡元培相提並論。
潘重規的述史影響則尤其值得稱道，儘管他的述史動機並非學術史的自覺建構，其《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卻對此後的紅學史寫作具有先導作用和啟迪意義，譬如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的撰著正是受到了潘重規史著的直接影響，而《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則是一部頗具特色的紅學史著。
周策縱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其紅學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考證、評論方面。
周策縱的考證是對胡適、顧頡剛紅學考證的承續，譬如《論關於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紅樓夢>「汪恰洋菸」考》等文章頗受關注，能夠以小見大，獨具見識。
周策縱的紅學評論影響更大，譬如《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多方研討<紅樓夢>》《胡適的新紅學及其得失》《周汝昌著<紅樓夢>序》等文章，談言微中，析理透闢。
周策縱的方法論意識非常強，這方面深受胡適的切實影響。他極力倡導紅學的綜合研究方法，這一倡導不僅具有對紅學研究的切實意義，同時具有對紅學學風建設的切實意義。
周策縱積極推動海內外紅學研究的交流，成功地籌劃和主持了1980年6月於美國威斯康辛召開的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對國際範圍的紅學研究和學術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
周策縱身體力行地倡導並參與各種推廣紅學事業的學術活動，體現了他深切的「中國情懷」即「文化中國」情懷，他與周汝昌結交而成「兩周」紅緣學誼生動地呈現了這一「文化中國情懷」。
趙岡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新探》( 增訂本《紅樓夢研究新編》) 《紅樓夢論集》。
從這些研紅著作中可見，趙岡的紅學研究主要集中於曹雪芹家世生平以及版本考證兩個方面。趙岡勤於搜集版本，詳於比較文字，且時有新發現，其整理文獻的系統性遠勝於同期港臺及海外紅學學人，因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趙岡作為經濟學的「局內人」而兼治紅學考據，試圖將「致用之學」和「求是之學」並駕而驅，足以顯示其學術勇力了。譬如《康熙與江南雙季稻之種植》一文，則顯示了趙岡兼善兩種不同治學路徑的能力。
他在《紅學討論的幾點我見》一文中倡導以「破解懸案」的極大熱情「發掘新材料」的同時保持「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的冷靜，應是一種富有「建設性的貢獻」的主張。趙岡在紅學研究中表現出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學追求，最能體現一種腳踏實地的勤勉精神，胡適讚賞極力讚賞這種精神。
餘英時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其中兩篇文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與《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最為引人矚目。
餘英時提出了「紅學革命」「新典範」說，試圖在辨明紅學發展方向的基礎上深化《紅樓夢》文本研究，開拓紅學研究的新境界。
至於餘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是否受到宋淇的《論大觀園》一文的直接影響，尚待確證，至少「兩個世界」的構想已然對《紅樓夢》意義闡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及現代紅學研究的啟示意義是不爭的事實。
餘英時是基於對紅學史的考察和評估提出關於《紅樓夢》研究「新典範」說，即通過小說的內在結構研究觀照《紅樓夢》的創作意圖，這一紅學研究的倡導和路徑已經被學界廣泛地關注了。
餘英時善於運用「實證」與「詮釋」相結合的方法研究《紅樓夢》，這一方法與俞平伯多有相合之處，即俞平伯既注重「考辨」又注重「批評」。
但不過，餘英時對於「考證派」與「鬥爭派」紅學的學術史分析也為他招致了責難，這種責難主要集中在「新典範」合理性方面。
說到底，「新典範」其實試圖為「什麼是紅學？」以及「何為紅學？」尋找答案，遺憾的是，餘英時對於「外學」與「內學」之爭的理解卻又局限了尋找答案的思路。「什麼是紅學？」這一話題是由周汝昌正是提出來的，這篇《什麼是紅學》的文章刊發於《河北師範大學》1982年第2期，引起熱烈的論爭，至今未能達成共識。
林語堂的紅學代表著作即《平心論高鶚》，這部著作集中研討了「高鶚是否續書的問題」和「高鶚續書如何評價的問題」。
林語堂認為，《紅樓夢》全書乃曹雪芹所作；高鶚修訂的後40 回不但不壞，而且異常精密，異常合理，不悖該書大旨；高鶚的貢獻主要在於保存流傳之功。
《平心論高鶚》中的觀點，既有可取之處，更有可商榷之處，尤其是他對後40回的審美品鑑和價值判斷。《平心論高鶚》一書中的諸多「一家言」並不能服眾，不過，再度引起《紅樓夢》研究者對於後40回的興趣以及重新評價的熱情，其學術影響不容置疑。
當然，由於林語堂在《平心論高鶚》中並沒有提供出相關的新材料，只是對舊有的材料進行新的解釋，難怪引起爭議。尤其是林語堂竟頑固地堅持《紅樓夢》全書作者就是曹雪芹這一觀點，引起了胡適、周汝昌等的強烈不滿甚至嚴厲批評。
不過，林語堂倡導「平心論高鶚」的確涉及到紅學的學風問題，儘管林語堂自己也並不見得在「平心」方面做得盡善盡美。
林語堂在考證上的功夫顯然不如他在文學創作上的功夫，作為作家而考證或評論《紅樓夢》，理應對曹雪芹的創作具有更深切的「理解之同情」，對此問題的思考引發了有關「作家之文」與「學者之學」如何兼善這一話題的爭議，作家研紅這一現象也受到了相應的關注。
王蒙倡導作家學者化，可以理解為「作家之文」與「學者之學」兼善，這種倡導乃基於現代社會日益形成的作家與學者截然分離之弊，顯而易見，這種截然分離之弊大不利於文學之研究。
張愛玲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魘》，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紅樓夢》的成書問題，旨在闡明《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的紅學主張，這是對新紅學「自傳說」的辨正。
這一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紅樓夢》的本來面目」，彰顯《紅樓夢》真實的藝術魅力，因此，張愛玲考辨《紅樓夢》的突出亮點正在於其中「閃爍」的「文學洞見與品味」。
《紅樓夢魘》是《紅樓夢》成書研究的第一部紅學專著，它的拓新意義顯而易見。張愛玲的《紅樓夢》版本考辨是對俞平伯文學考證路向的承繼，卻比俞平伯更加貼近《紅樓夢》文本。
當然，這種「貼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證了曹雪芹創作時的真實想法，畢竟難以證實。《紅樓夢魘》對於《紅樓夢》文本由「初詳」至「五詳」的寫法的確別具一格，以致於給人以「看不懂」的閱讀感受，這也影響了《紅樓夢魘》的傳播以及對於它的研究。
不過，周汝昌撰著的《張愛玲與紅樓夢》一書則無疑擴大了《紅樓夢魘》的影響。《紅樓夢魘》在百年紅學史上的學術價值並不明顯地遜色於《金鎖記》在現代小說史上之文學價值，儘管兩者的可比性有待確證，卻能充分地說明張愛玲作為作家型學人的實力。或者說，張愛玲在「作家學者化」方面做得要比林語堂更令人佩服，更具有範式意義。
皮述民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考論集》《蘇州李家與紅樓夢》《李鼎與石頭記》，尤其《蘇州李府半紅樓》《脂硯齋應是李鼎考》兩篇論文，可謂獨闢蹊徑。
皮述民一改過去將曹雪芹、脂硯齋、賈寶玉密切聯繫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硯、寶玉三位一體」的新認識，這是「翻案」所結出的果實。
當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還在於他提出了這樣的命題:「李學」即打破紅學謎關之學!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命題，是因為在他看來「唯曹說」已經不能把一些真相講清楚，紅學研究最需要有突破性的發展。
皮述民的紅學代表著作能夠提供獨具啟示性的視角，他由「曹學」推演出「李學」的學術勇氣足以顯示其「自由流動的優勢而較少顧忌」的學術個性。當然，由於「李學」的述學策略和方法與「紅學」和「曹學」並無根本區別，「曹賈互證」與「甄李互證」均脫離不開「自傳說」的影響。況且，「曹學」至今尚存非議，「李學」之說難免節外生枝之嫌。
不過，皮述民則信心飽滿，且期許很高，在他看來，「李學」興則「紅學」有望。「李學」的倡導無疑激勵著「曹學」的不斷精進，對於「紅學」的拓展同樣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
浦安迪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中的原型和寓意》《紅樓夢批語偏全》。此外，《浦安迪自選集》選錄的六篇評論《紅樓夢》的文章是浦安迪自己精選的佳作。
浦安迪聲稱自己是「以外國學術界的眼光來治中國文學遺產」，這一說法是誠懇的，他的《紅樓夢》研究成果的確實現了「略補國內學者和讀者的看法」的學術期許。浦安迪的《紅樓夢》研究業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觀照《紅樓夢》原型寓意；二、另闢《紅樓夢》評點蹊徑。
周汝昌最看重浦安迪在《紅樓夢》研究方面的「文化」立意，即對中國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從敘事美學、接受美學、結構主義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視的創見。
浦安迪試圖以《紅樓夢》為例來研究中國文學理論即中國文學敘事傳統和理論，相比較運用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紅樓夢》的立意和方法，浦安迪的立意和方法顯然更接地氣，尤其值得致力於建構中國敘事學的學者借鑑。
浦安迪並不僅僅滿足於「很方便」地使用文獻材料，他對這些《紅樓夢》批語進行了一番另闢蹊徑的研究嘗試，這一嘗試的成果即《紅樓夢批語偏全》，成為《紅樓夢》批語研究方面的拓新成果。
浦安迪的《紅樓夢》研究視野相對開闊，融通中西而雙向借徑的方法尤其值得表彰。浦安迪曾受到錢鍾書、周汝昌的熱情表彰，這也足以說明他的學術影響力。
伊藤漱平的紅學觀點集中體現在他所撰寫的《試論曹霑與高鶚》《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等五十餘篇系列研紅論文以及《紅樓夢》日文譯本方面。
他最為關注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脂硯齋評語、《紅樓夢》版本源流及成書過程、後四十回續書等方面的話題。不僅論文數量超過了其他日本的紅學家，論文質量也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紅樓夢》日文譯本則極大地推進了《紅樓夢》在日本的傳播，並促進了日本紅學的發展。
伊藤漱平在日本紅學史上的學術地位主要取決於他在《紅樓夢》研究以及《紅樓夢》翻譯兩個方面的業績，當然也體現在直接或間接地培養日本紅學研究者方面。伊藤漱平的《紅樓夢》研究注重考據，以實證為主，且文風樸實，不僅彰顯了日本漢學界的樸學傳統，同時為日本學界的紅學研究樹立了典範。
伊藤漱平特別注重文獻資料的整理，尤其對日本本土《紅樓夢》研究資料的搜集和重視，使他做出了為人稱道的可取成果。伊藤漱平的《紅樓夢》研究選題和方法能夠直接參與各種紅學論爭，他以「新紅學考證派」的學術作風獲得了紅學界的認同。
餘國藩的的紅學代表著作即《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慾與虛構》，這部著作深受餘英時撰著的《紅樓夢兩個世界》一書的影響。
《重讀石頭記》一方面從學理上系統地闡述了《紅樓夢》的虛構性特質，一方面充分地運用了歐美文學研究的多種理論方法，在歐美人文社科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並由此奠定了餘國藩在美國紅學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
《重讀石頭記》於1997年出版之後，在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且由此奠定了餘國藩在美國紅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並且，《重讀石頭記》的影響不僅限於歐美學界，又不僅限於紅學研究領域，這正凸顯了餘國藩紅學研究成果的範式意義。
餘國藩在運用西方理論對《紅樓夢》做文學闡釋乃至文化闡釋過程中，並非刻板地採用「以西釋中」的闡釋策略或方法，儘管這種策略或方法最為常見。
餘國藩為求《紅樓夢》研究的理論化而搬運理論，大膽而謹慎地將西方文藝理論盡善盡美地運用於《紅樓夢》闡釋，並隨時注意合理解決這一運用過程中所必須考慮到的適用性和契合度的問題。
從餘國藩的紅學批評實績來看，可以認為，他是行進在王國維鋪設的紅學批評的橋梁之上並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後繼者。餘國藩的《重讀石頭記》具有鮮明的啟示意義：《紅樓夢》的經典意義正在於不斷地被「重讀」之過程中。
上述12位學人分別在版本考辨、本旨索隱、文本批評、紅學史述、學風建設、譯本傳播等方面取得了各具拓新意義的成果，這些成果顯然是百年紅學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成果獨具學術範式意義，有些學人的學術影響甚至超出了紅學學科。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立案考述的這12位學人中的「海外學人」主要以美國學者為主，尤其華裔美國學者。
顧鈞在《美國漢學縱橫談》一書中說：「風水輪流轉，二戰前的美國還處在漢學研究的邊緣地位，但今天則無可爭議地成為西方漢學的中心。
今天世界漢學的中心是在北京，還是在哈佛呢？有目共睹的事實是：美國漢學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譯介，而當代中國學人的著作只是很少幾種被美國人主動翻譯：就評介機制來看，美國的SSCI期刊比國內的CSSCI期刊更權威，更能表明學術水準和國際影響力；至於群趨美國受國史則早在三十年前就開始了，至今方興未艾。」[4]
美國漢學的研究水準相對比較高，國際影響力相對比較大，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這也是筆者《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之所以為諸多的美國籍學人立案的重要依據之一。張惠博士曾撰著《紅樓夢在美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一書系統考察了美國紅學的業績和影響，同時並對美國紅學的貢獻和啟示意義做了相應的總結。
可以肯定地說，以周策縱、趙岡、餘英時、餘國藩、浦安迪等為代表的美國籍華裔學人在紅學方面的貢獻不僅影響了美國的漢學研究格局和水平，同時影響了紅學的整體發展格局和水平。
當然，整個歐美紅學頗具影響力的紅學學人尚有更多值得立案考述者，假以時日，容筆者撰著《海外紅學學案》時補錄「海外紅學學案」案卷之中亦為時未晚。
當然，無論是美國紅學學人或者美國紅學之外譬如港臺紅學學人，一旦立案考述，均堪稱紅學領域之翹楚，其紅學成果對於紅學學術史翹楚、紅樓文獻學建構、紅學學科建設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葉桂桐在《中國古代小說概論》一書中說：「西方的紅學研究，一般說來，50年代以前是處於綜合介紹的階段，60年代以後則有了長足的進展，其間美、英兩國學者的研究成績尤為突出。美英學者的論著，明顯特點是更多地運用西方文藝理論來探究《紅樓夢》的主題、寓意、藝術結構、藝術風格。如：弗裡西斯·韋斯特布魯克《論夢、聖賢和落凡的仙人：<紅樓夢>中的現實、幻覺和痴》，戴維·霍克斯的《象徵主義小說<紅樓夢>》，黃金銘《觀點、標準、結構：<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盧西恩·米勒的《紅樓夢小說的面紗：神話摹擬及人物》，埃德溫的《紅樓夢反映的中國三種思想方式》，浦安迪的《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魯道夫的《隱士與落拓者：中國與西方文學的兩種不同類型》等文，皆是其例。」[5]
筆者之所以在眾多美英學者中選取浦安迪以立案考述其紅學志業，主要基於浦安迪在以下三個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績：學術成果的創見、紅學史的地位、國際漢學的學術影響力。
當然，以浦安迪為代表的美國學者的紅學研究也陸續受到一些批評，夏志清曾說：「近年來，在臺灣地區，在美國，用新觀點批評中國古典文學之風大開，一派新氣象，看樣子好像研究水準已超過了錢鍾書寫《談藝錄》的時代。但這種外表的蓬勃，在我看來，藏著兩大隱憂。第一，文學批評愈來愈科學化了，系統化了，差不多脫離文學而獨立了。在我看來，『文學』是主，『批評』是賓，現在的趨向是喧賓奪主，造成本末倒置的現象。」[6]
夏志清的觀點具有普遍性，他的隱憂源自於「文學」在文學批評活動過程中的主體地位的漸行漸遠。若以此來觀照紅學研究過程，這種隱憂同樣很有針對性。
不過，紅學批評的「科學化」「系統化」是否就意味著「本末倒置」呢？這裡涉及到如何理解紅學中的文學批評何以為「學」的問題。夏志清的第二個隱憂即「機械式『比較文學』的倡行」，「大半有『比較文學』味道的中國文學論文，不免多少帶些賣野人頭的性質。」[7]
夏志清的第二個隱憂恰恰直擊「比較文學」的弊端，這一弊端在紅學研究領域一度泛濫成災。不過，無論是宋淇，還是餘國藩，他們在運用「比較文學」評論《紅樓夢》時尚不至於出現「賣野人頭的性質」。
夏志清尚有另一看法：「研究西洋文學，非得人在國外，用西文書寫研究成果，才能博得國際性的重視。大陸學人，在中文期刊上發表些研究報告，批評觀點逃不出馬列主義，人家根本不會理睬的。在近日大陸，西洋文學研究者只有一條路可走：翻譯名著。」[8]
夏志清這篇題為《重會錢鍾書紀實》的文章撰寫完稿於1979年5月27日，時至今日，世事變遷，學術不斷取得進益，夏志清的斷言果真有效否？至少《紅樓夢》研究或曰紅學研究並沒有形成「非得人在中國，用中文書寫研究成果」的成見，只要業績可觀，亦能「博得國際性的重視」，譬如浦安迪、餘國藩、伊藤漱平等等。
筆者在撰述《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過程中逐漸形成關於海內外紅學的整體認識或者整體評價：儘管紅學的「主流」在中國大陸，港臺及海外是「支流」，「支流」只有匯聚到「主流」中來才能夠顯示其特有的活力。
其實「主流」和「支流」是一個整體，若就「紅學」學科而言，絕無「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之必要；若就「紅學史」而言，缺少「支流」是不完整的，是偏狹的。
值得一提的是，「支流」因自由流動的優勢而較少顧忌，往往能夠提供獨具啟示性的視角和範式；而「主流」則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儘管魚龍混雜，但氣象宏大。
顯而易見，「支流」不能獨立於「主流」而獨立發展，「主流」則因吸納「支流」而氣勢更加宏大。
上述12位學人所代表的港臺及海外紅學無論在理念、方法、視角方面，抑或在學術個性、學術承傳、學術精神方面，既有與大陸紅學之相同或相通處，又有一定的甚至較大程度上的相異處。
他們或直接承受中國古代傳統學術的影響，或主要承受民國學人諸如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等的影響，或在承受民國學人影響的同時主動接受歐美學術的影響，或主要承受著歐美學術的影響而心儀中國傳統文化。
總之，通觀他們的紅學業績以及取得這些業績的模式、理念、方法、路徑，他們均能登堂入室即進入「紅學」之堂奧而共建這一門最具中國傳統文化特性之學科。毋庸置疑，就紅學整體發展而言，港臺及海外紅學與大陸紅學具有顯而易見的共生性，各自所具有的獨特性只有置於這種共生性之中，才具有切實的真價值。
當然，無論是港臺學人抑或是海外學人，他們都可能存在著難以擺脫的原有思想模式之局限或弊端，他們的紅學研究可能也難免會有偏狹之弊或隔靴搔癢的毛病。
不過，若就紅學學科發展而論，但凡值得立案的學人，無論是港臺學人抑或是海外學人，他們在紅學史上都堪稱「有影響的少數幾家」。（筆者按：杜維明曾說：「詮釋總是相對的、無限的，不可能只此一家，但多種多樣的詮釋中，有影響的又是少數幾家。」[9]）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與《紅學學案》不僅僅是換一種眼光看紅學，即為現代學術尋找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其服務於紅學學科重建的學術目的同樣十分鮮明。
筆者曾在《周汝昌紅學論稿》序言中說：「周汝昌提出『紅學是中華文化之學』的『初心』是在救活紅學，這一用心乃隱含於命題之中，一些紅學中人並沒有看出來罷了；當然，周汝昌提出『紅學四學』之說亦救活紅學之用心，這一用心同樣沒有被看出來罷了。」[10]
筆者撰著《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包括《紅學學案》以及即將撰著的《民國紅學學案》）同樣葆有「救活紅學」之「初心」，這一用心乃隱含於每一個「案宗」、每一組「案卷」之中了。
後 記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的撰著歷時4年半的時間，自第1篇論文即《辨明紅學方向、探究紅樓藝境:宋淇的紅學研究——當代港、臺及海外學人的紅學研究綜論之一》一文刊發於《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至第12篇論文即《重讀<石頭記>知史傳虛話,細按<紅樓夢>乃大旨談情——餘國藩的紅學研究述論》一文刊發於《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原計劃於2017年底前出版《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這部書稿，其間，因獲得了2016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項目立項資助，於是，推遲了出版時間。立項資助的好處不僅使筆者可以從容地購置該項目所需要的相關文獻資料以及參加相關的學術活動，更緊要的是可以從容地對該書稿進行修訂完善。
紅學學案原擬撰著5編（部），系多卷本紅學史著述，《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是繼《紅學學案》之後的第2編（部）。不過，最初的這一總體構思隨著文獻資料的拓展閱讀以及紅學史寫作力求「相對精善」原則的明確，重新擬定為撰著3編（部）為限，總書名題為《現代紅學學案》。
同時，筆者感到很有必要將海外紅學學案再做拓展，以便更為全面地呈現海外學人的紅學面貌，這雖然是筆者的一種構想，距離構思的實現也是指日可待的。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的撰述可謂日趨完善，無論文獻材料的採集、整理和徵引，還是對文獻材料的價值分析和評價即「史中求史識」，抑或對這種現代學案寫作體例的熟練運用，都將成為擬定的下一編（部）《民國紅學學案》的撰述範本，當然也是此前出版的《紅學學案》重新修訂完善的模本。
筆者在主持《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科版）《現代學案》欄目的過程中，不斷地思考現代學案（包括紅學學案）的寫作體例問題，並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撰寫了《現代學案述要》一文，刊發於《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6年第3期。
該文從立案原則、立案人選、立案寫作（包括選材、結體、筆法）、立案意義等方面對現代學案做了簡明扼要的述評，從而使現代學案（包括紅學學案）的寫作有章可循。
錢玄同曾說：「要之，太史公書之好處全在其作意，最大者如所謂『述往事，思來者』。蓋史公深明歷史為記載人群遙代之跡，使人得鑑既往，以明現在，以測將來，決非帝王家譜、相斫書也。」（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出版，314頁。）
筆者同樣認為，現代學案（包括紅學學案）若果能「傳世」，必當於「述往事，思來者」之「作意」求之而已。《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試圖在「述往事，思來者」這一「作意」方面做得更加地「精善」，從而成為紅學學案寫作的範本，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筆者的紅學學案著述堪稱紅學的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學界師友的這一認同，彰顯了紅學學案的學術史意義（筆者按：喬富錦教授曾為《紅學學案》撰寫了一篇題為《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紅學學案>讀後感》的書評，這篇書評開宗明義地揭明《紅學學案》的學術價值和意義在於為紅學這一學科「建檔歸宗」）。
這一認同無疑激勵了筆者的學術信心，使筆者時常在思考如何做成「相對精善」的學術史著述。
值得一提的是，《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撰述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環境非常有利於筆者精益求精地完成這項課題。
筆者自2015年春迄今，先後組織策劃了多場紅學高端論壇和座談會，即2015年春在徐州召開的紅學學術史反思高端論壇、2016年春在鄭州召開的紅樓文獻學高端論壇、201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召開的紅學學科建設高端論壇，以及2016年10月和2017年1月分別在北京召開的兩次座談會，尤其《「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座談會》影響很大。
參會者集中研討了紅學學術史的回顧與建構、紅樓文獻整理與文獻學建構、紅學學科反思與建構三個方面的議題，以及周汝昌紅學研究的經驗與教訓（「周氏紅學」）。此外，筆者又於2017年底出版了《周汝昌紅學論稿》（智慧財產權出版社）。以上這些學術活動無疑對於《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的撰述具有積極影響，筆者也由此感到十分地欣慰。
筆者認為，學術批評與學術建構兩者不可或缺，但批評要審時度勢，適可而止，適時而變；而此一時期的紅學最需要建構，《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包括《紅學學案》）則重在建構。如果學界同仁能夠凝聚合力堅持不懈地從事紅學學科的建構，那麼，紅學一定能夠一直「紅」下去。
注釋：
[1] 高淮生:《現代學案述要》，《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2] 喬福錦:《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紅學學案>》讀後感》，《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3] 高淮生：《現代學案述要》，《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4]顧鈞：《美國漢學縱橫談》，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頁。
[5]葉桂桐：《中國古代小說概論》，臺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0頁。
[6]夏志清：《人的文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頁。
[7]《人的文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179頁。
[8]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頁。
[9]劉夢溪：《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劉夢溪學術訪談錄》，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0頁。
[10]高淮生：《周汝昌紅學論稿》， 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7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