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廣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鍾慧容，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劉同舫
摘要：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裹挾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因其虛無的歷史觀、抽象的人性論和疲軟的現實解釋力而淪為脫離實踐的理論空想。中國現代化道路是以實踐邏輯為主導、以實際問題為基點、以現實的人的問題為切口而生發和造就的實踐探索與理論成果之集合,從根本上駁斥了「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預設,揭示了「歷史終結論」的非理性本質,證明了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中國的現代化實踐道路在價值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為發展中國家實現自身發展、開闢多元現代化路徑提供了獨特的經驗智慧和有益參考。
關鍵詞：「歷史終結論」；中國現代化；終結；歷史意義
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歷史終結論」,在刻意渲染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勝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性退場」之後,傲慢地宣告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是人類社會政治制度中的最優樣態。這一「自我確證」資本主義制度優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立場,在「冷戰」結束後的歷史背景下引發了國際理論界的巨大反響,對其附和、拔高之聲一度甚囂塵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實世界的發展變化,對其質疑和批判的聲音逐漸佔據上風。儘管如此,在30年後的今天,福山仍矢口否認「歷史終結論」的理論硬傷和實踐誤判,來自理論界的斥責似乎並未動搖其關於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的價值預設。然而,中國的強勢崛起引發了全世界對中國道路的高度關注和理論探討。中國以實實在在的發展成就證實了歷史並未終結於自由民主制,這使得「歷史終結論」面臨空前的衝擊和挑戰。從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係出發,剖析「歷史終結論」的理論缺陷,澄清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本身對克服全球現代化危機的可能性,釐清中國現代化實踐對「歷史終結論」的終結邏輯,對展現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建構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一、凌駕於實踐之上的「歷史終結論」的內在困境
1989年,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歷史的終結？」一文,宣稱作為一種政體的自由民主制,「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後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1]時至今日,這一理論儘管遭受了眾多學術流派從不同層面展開的批判與指責,但此論題引發的爭論仍然餘波未平。站在中國現代化道路開啟近百年的歷史方位上,重新反思「歷史終結論」這一在近30年歷史洪流中屢屢迴響的理論範式與強勢話語,就能夠發現其虛無的歷史觀、抽象的人性論和疲軟的現實性的內在困境。
第一,虛無的歷史觀——任意切割歷史,在刻意美化資本主義歷史的同時,肆意醜化共產主義歷史。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福山對資本主義極盡美化,將對自由民主的追求視為貫穿人類歷史全過程的內在恆久動力,並把人類歷史描述為一部「自由民主追尋史」。他從理論上考察了存在於南歐和亞洲等地區以及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衰落現實,斷言歷史必將終結於西歐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制,作為「專制化身」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終將陷入崩潰境地。
自社會主義制度在一些國家確立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便對其採取醜化、分化甚至打擊報復等壓制對策。在「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闡述中,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被抹煞,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被掩蓋。例如,蘇聯和中國贏得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眾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共產主義信仰的引領下獲得民族獨立、國家統一以及社會經濟的躍進式發展等歷史真相和偉大成就都被刻意抹去；而黑奴貿易、軍事輸出、資本輸出、殖民掠奪以及瓜分世界市場帶來的頻繁戰爭等資本主義擴張的醜惡「黑幕」則被美化為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對人性人權的高揚。福山對資本主義歷史的刻意粉飾和對社會主義歷史的肆意塗鴉表明了其「歷史終結論」的歷史虛無性特質。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學者只是「『在意識形態的形式』中意識到衝突,因而也是意識形態的形式決定這種衝突……他們以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觀念和論據為自己贊成或反對在經濟生活中推行的變革的態度辯解」。[2]被福山視為自由民主制「現實標杆」的美式自由民主制,乃至其後期不斷推崇的歐盟、英國以及丹麥的自由民主制在理論與實踐中的矛盾日益凸顯,這暴露了「歷史終結論」在客觀歷史事實判定層面的虛無性和空想性缺陷。福山基於美化資本主義歷史的目的而宣判共產主義「死刑」,「是資產階級藉以壓抑其他各種異質或對抗聲音的一種意識形態『伎倆』」。[3]「歷史終結論」實質上是福山為資本主義所著的「福音書」,最終卻陷入了任意裝扮「歷史小姑娘」的尷尬境地,建基於任意切割歷史之上的「歷史終結論」將難以持存。
第二,抽象的人性論——將人性作為歷史進步的動力,忽視了人性背後的歷史根源。福山認為,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之中蘊含的主人與奴隸「尋求承認的鬥爭」,構成了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他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以大量的內容論證了歷史的產生與發展過程,認為現代自然科學為歷史的發展規定了方向性(追求自由民主),但「歷史的經濟解釋把我們帶到了自由民主這塊應許之地的門口,卻沒有把我們完全送到裡頭」,[4]唯有推動現代自然科學進步的人的「不斷擴大的、極富彈性的欲望」[5]才是歷史進步的決定性力量。訴諸「尋求承認的鬥爭」的歷史觀,使福山將人性恆定為一種能夠衡量一切的「超歷史的標準」,忽視了人性背後的物質關係和生產條件。
福山的歷史動力論本質上植基於抽象的人性論,它將能否滿足「經濟」與「認可」的需求視為衡量制度優劣的標準。但是「人的欲望、理性和氣魄問題都是人性問題,而人性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含義是不同的,把一種抽象的人性論當成其理論的基礎,這種理論有多少科學性是可想而知的」。[6]福山並未明白他所鄙夷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忠告,他所賴以撐起「歷史終結論」的重要理論支柱仍舊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論基礎之上,這無異於將現實問題束之高閣,棄實踐「地基」而建構理論「大廈」,註定只能是空想。
第三,疲軟的現實性——無力解釋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國家的現實困境和中國現代化實踐的歷史性成就。在福山看來,「資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而僵化集權的社會主義則是創造財富和現代技術文明的重大障礙」。[7]但現實是否真的如他所說,資本主義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唯一選擇,社會主義則無法勝任引領人類未來的重任？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重大挫折,而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為「歷史終結論」提供了最為有力的現實論據。長久以來,資本主義看似繁榮的經濟發展、穩定的政權形式和完善的社會福利,似乎已經讓世人遺忘了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所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甚或於相信繁榮的表象是對其內在矛盾的完全克服。如果說「9.11」事件尚且可以視作是「現代民主的兩大基礎原則——自由和平等——未能完全貫徹的結果」,[8]那麼2008年爆發的起源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則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顯現。金融危機後資本主義世界的現實境況,向福山及其「歷史終結論」提出了一個亟待回應的問題——歷史真的終結了嗎？歷史真的終結於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嗎？福山對歷史並未終結於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的客觀事實置若罔聞,不僅沒有拋棄其所堅守的「歷史終結論」,反而以理論研究方法上的「花招」——「基於現實,當現實出了問題的時候再藉助於理想」,[9]回應資本主義制度衍生出的各種現實問題。這既是福山本人兼具「原則性」與「戲劇性」的形象展現,也反映了其理論的空想性和狹隘性。
在福山看來,中國於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反映了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對市場經濟的引入,不僅說明社會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並無優越性,而且意味著人類歷史發展的道路只有自由民主或資本主義的唯一路徑。他認為,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最終將倒向兩種結局,要麼隨著經濟的崩潰導致政治塌陷,要麼悄悄劃入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範疇之內。雖然他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的序言中也承認,「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10]但依然認為自己對歷史終點的判斷並無差錯,因而他並未在著作中對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及其歷史性成就給予實質性分析。這種實質性分析的「缺席」恰恰證明,「歷史終結論」不僅無法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何以能夠在世界經濟大潮低迷之際逆勢而上,而且無力駁斥中國超越眾多資本主義國家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日漸展現出超凡影響力和主角魅力的發展事實。
毫無實踐根基的「歷史終結論」在人類文明的演進中愈發暴露出自身的「軟骨病」和對現實解釋的蒼白無力。正如終生以「如實地說明歷史」為原則的英國歷史學家喬治·克拉克爵士所指出的,「我們這一代人是不能達到終極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11]後金融危機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陷入窘境,相伴隨的是社會主義中國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這使得「歷史終結論」對現實的非理性預判愈發凸顯,並已被中國的現代化實踐所證偽。
二、實踐至上的中國現代化之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入歷史加速期,直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全面深化改革總號角,中國現代化實踐邁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總體來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指導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呈現出實踐至上的根本性特徵,即由實踐問題倒逼理論的生成與發展,並由新理論進一步指導和引領新實踐,從而不斷推動中國現代化道路理論與實踐的「雙軌」創造和縱深發展。
中國現代化實踐的本質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實踐以頂層設計和試點探索為基本原則,以經濟體制改革為起點,深入推進各領域的全面改革,逐步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形成了堅持社會主義底色、富有時代特色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體系。縱觀以解決經濟問題為開端,以釐清實踐與理論之關係為內生動力,兼顧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各領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歷程,能夠清晰反映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實踐至上的特質。中國現代化實踐從三個方面對凌駕於實踐之上的「歷史終結論」發起質疑與挑戰。
第一,中國現代化實踐以現實問題為基點統籌展開,並圍繞中國實際不斷拓展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開闢出由思維通向實踐的現代化之路。這一現代化之路的形成主要表現為：首先,科學判斷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中國的現代化實踐確定了發展的根本任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人汲取現代化實踐的失敗教訓,以實事求是為要求和標尺,做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性決策。改革實踐的迅速推進,使得社會主義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基於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新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判斷：「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12]主要矛盾的判定為中國現代化實踐確立了根本任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此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堅持正確的路線和策略,取得了世所罕見的、快速且穩定的周期增長。直至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13]的新矛盾。主要矛盾的轉化,不僅意味著中國現代化實踐的日漸深化,也意味著指導實踐的理論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其次,準確定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為中國現代化實踐提供根本依據。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同志總結改革開放近十年的實踐經驗,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階段給予精準判斷：「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14]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為中國現代化實踐提供了最為根本的依據,深入剖析了中國發展的最大國情,在科學把握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徵的基礎上制定正確的戰略和政策。建基於空想理論之上的「歷史終結論」自然無法理解基於現實國情和鮮活實踐之上的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科學性,因而其對人類歷史向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方向演進的「預測」自然淪為誤判。中國在實踐探索中不斷推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不僅破除了福山的理論預設,更是有力回應了其唱衰社會主義的別有用心。
第二,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道路,是實踐邏輯主導下的全面的現代化之路,是從解決「現實的人」的問題出發,以理論生成——問題解決——理論變革——實踐深化為主線的發展之路。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以解決「現實的人」的問題為根本出發點。從關涉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問題的經濟層面,到人民群眾民主權利問題的政治層面,直至人民群眾精神發展問題的文化層面、公平正義問題的社會層面、人與自然關係的生態層面,無不彰顯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現實要求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內在訴求。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實踐秉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既將發展社會主義中國作為歷史前進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承認各種文明形態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早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就要求擱置「姓資姓社」的爭論,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客觀對待人類歷史上形成的各種優秀文明成果,將之作為發展社會主義中國的有效補充。他前瞻性地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15]因此,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在最初的世界文明觀上便已超越了「歷史終結論」的狹隘歷史眼光和意識形態偏見。
第三,中國現代化實踐為社會主義「正名」,並為世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普遍性問題貢獻新智慧、新方案。「歷史證明,理論指引往往決定了一種現代化道路的生命力與走向。」[16]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符合中國實踐和發展要求的現代化路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帶來了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新貌。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不僅最為直接地駁斥了以「歷史終結論」或曰「社會主義失敗論」為代表的唱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言論,而且為不斷凸顯的世界性問題貢獻出中國式解決方案。其一,中國現代化實踐有力證偽了「社會主義失敗論」,以中國的發展現實回應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鍊,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17]中國的現代化實踐,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強國數百年發展中走過的歷史階段：從一個物質貧乏「一窮二白」的國家成長為擁有全球最完整的製造產業鏈的「世界工廠」,從一個消費能力極度薄弱的國家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從一個科學技術落後的國家躍升為科技專利申請大國。其二,中國開始在世界舞臺上頻繁發聲,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新方案、新智慧。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各國對關涉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問題,諸如世界性貧富分化、全球性治理危機、恐怖主義泛濫、生態環境危機等的關注度普遍提升,全球性問題成為可能「終結歷史」的「頭號殺手」。對此,中國以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文明底蘊為智慧根基,以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為踐行原則,以改革開放積累的發展經驗為具體方法,為解決迫切的世界性問題提出可行性方案,其代表就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旨歸,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在多國落地紮根和籌建「亞投行」等有效舉措為實踐載體的中國方案,旨在縮小全球貧富差距、實現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和有效化解全球性風險和危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已然推翻了「歷史終結論」對社會主義的「死刑宣判」,社會主義生機正盛並蓬勃發展。
與凌駕於實踐之上的「歷史終結論」預言相反,中國現代化的實踐進程蔚為壯觀,呈現出別具一格的現代化圖景：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以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以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以美麗中國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建設,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多維並舉和全面推進之路。正如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8]實踐至上的中國現代化之路證明,歷史遠未終結,被終結的只能是「歷史終結論」。
三、中國現代化實踐的歷史意義
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各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是根本區別於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嶄新路徑,不僅有力地駁斥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證明了人類社會發展形態以及社會政治制度形態的多樣性特徵,並為發展中國家開闢更為多元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提供了價值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參考。
第一,揭示「歷史終結論」的非理性思維邏輯,力證歷史不會終結,人類社會將以多樣性的形態持續發展。人類的存在決定歷史不會終結於某個理想的狀態,無論這一狀態的呈現是觀念的,還是實踐的。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指出：「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19]人類社會歷史是一個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的有規律的客觀過程,人類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具有歷史必然性,必須要從聯繫、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去考察歷史現象和社會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20]人的實踐活動永無止境,人的認識不斷向前更新,歷史既不會終止於人的意識之中,也不會終結於人類實踐所遭遇的暫時性失利和階段性挫折之中。人的存在、人的意識與人的自覺的實踐,為歷史的伸展與延續提供了最為根本的基礎,這也是馬克思不將共產主義視為人類全部歷史的終結,而是「前歷史的終結」[21]與「真正歷史」的起點以及一種旨在翻轉現存社會統治並不斷在新的「至高點」上開啟持續運動的關鍵所在。[22]中國現代化實踐所產生的意義,不僅在於它為「歷史終結論」打上了「偽劣」的標識,還在於它為人類歷史發展道路提供了多種可能性,驗證了歷史發展向度的多維性與無限性。人類發展的歷史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這個歷史無論在社會發展的哪一個階段都不會終結。「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23]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直至共產主義社會是歷史發展的總體方向,但歷史發展的形式可以因實踐的豐富而表現出差異性和多樣性。
第二,為發展中國家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之路提供中國經驗。工業革命以來,以英法德美等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通過技術變革、政治改革等方式率先實現現代化,由此產生的現代化理論則將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作為「普世」標準。發展中國家被認為只有重走既有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套用成型的現代化模式才能夠實現從「舊世界」向「新世界」的轉型。歷史證明,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打破了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一統天下」的格局,突破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封鎖線」。中國不僅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現代化質變,而且正在實現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方案。中國方案在價值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獨立發展,形成獨特模式的現代化路徑提供了有益參考。
在價值論上,中國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人的現代化,是致力於人的本質的全面復歸,區別並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人的異化階段,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參考。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歷史,雖實現了由「人的依賴性」階段向「物的依賴性」階段的轉變,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但資本邏輯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表現出追逐剩餘價值的本性和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對抗性矛盾,使得人的本質始終隱匿於物的關係背後。從馬克思「人的關係三階段」命題看,由「物的依賴性」向「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轉變是超越人的異化階段、實現人的本質全面復歸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價值指向。有別於資本主義現代化帶來的人的異化,在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之中,始終把人民的發展程度作為檢驗現代化實踐效果、理論成效和成敗得失的根本價值標準,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原則,到「三個有利於」的評價原則和「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高興不高興」的衡量標準,直至「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無一不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由此實現人的本質的全面復歸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價值取向。這一重要經驗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了價值論參考。
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中國的現代化是由實踐邏輯引導、以改革為動力、以開放為活力的現代化,根本區別於並超越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資本擴張邏輯和掠奪路徑,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參考。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24]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始終秉持著資本無限積累的擴張邏輯,其本質上是追求資本增殖和利潤最大化的過程,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著掠奪和剝削。資本主義引以為傲的現代化,正是建立在洗劫世界市場、殖民落後國家的基礎上,以犧牲其他國家和民族利益為代價的現代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它以實踐邏輯為引導,確立了一條與資本主義相異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現代化之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通過對內改革體制機制以破除發展性障礙,向外積極參與國際性活動穩步推進現代化。期間,未見掠奪式的血雨腥風,未見殖民式的擴張稱霸,並充分彰顯了中國與世界各國在合作、互利、共贏中的廣泛發展和普遍進步。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一個「實踐——改革、開放——實踐」的遞進過程,這一過程的演進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邏輯超越和方法論超越,也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認識論和方法論借鑑。
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深刻危機之際,福山曾兜售「歷史終結論」或「社會主義失敗論」,妄圖在虛無歷史和架空實踐的基礎上,宣判資本主義的永恆勝利和共產主義的歷史性退場。時至今日,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勢崛起以及由此引發全世界的對「中國道路」等問題的空前關注和多維探討,使得「歷史終結論」不得不在面臨實踐的反擊中黯然退場。對中國學者而言,深入探討中國現代化實踐帶來的理論效應,以哲學致思的方式總結中國現代化實踐中的得與失,既是回應類似「歷史終結論」等帶來負面影響的異質話語與強勢論調的理論自覺,也是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現實訴求。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在東協國家的傳播與認同研究」（16CKS013）；廣西八桂學者、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區域實踐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廣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重大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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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轉引自[英] E·H·卡爾：《歷史是什麼》，陳恆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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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頁。
[21]美國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詹姆遜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提出批評，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前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在達到的那個時期中人類力量可以控制自身的命運，在那個時期，歷史是集體實踐的一種形式，它不再屈從於自然、匱乏或市場、金錢這些非人的宿命論的東西。」（轉引自鄭偉：《福山「歷史終結論」批判三題》，《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6年第3期）
[22]參見Howard Williams.Francis Fukuyama and the End of History, 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7, p.65.
[2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頁。
[ 責編：萬霽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