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寶安縣人民解放大會。
原標題：1949，深圳這樣迎來解放的黎明
晶報2019年9月30日訊 1949年，中國歷史的大轉折之年。年初，隨著人民解放軍戰略決戰「三大戰役」的結束，國民黨政權主要軍事力量被基本消滅，解放戰爭大勢底定。1月1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4月21日，國民黨反動政府拒絕籤訂國內和平協定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毛澤東、朱德籤發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尚未解放的中國領土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進軍。
●4月23日，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解放，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22年的統治垮臺。
●5月28日，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中心上海解放。
●8月5日，湖南省宣告和平解放。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的紀元。
●10月14日，華南重鎮、廣東省省會廣州解放。
終於，解放的曙光照到了深圳河畔。
從1949年10月1日，大鵬王母墟比北京天安門更早升起五星紅旗，到10月16日寶安縣城解放，再到10月21日九龍關掛上五星紅旗。當時還叫「寶安縣」的這座城市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迎來了自己的新生。
解放了！這是1949年的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歡呼。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日子，讓我們回首當年解放的日日夜夜，感知我們的先輩「解放了」的激動與愉悅，以及為了這一切所付出的奮鬥與犧牲。
前敘
東縱北撤，嶺南革命星火不熄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各個主戰場激戰正酣之時，深圳地區的革命鬥爭也生生不息。
1945年，中國人民經過14年浴血奮戰，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抗戰中，惠東寶（惠陽東莞寶安）一帶黨組織發動當地人民組織抗日武裝，與東江人民一道建立了威震南疆的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並建立了寶安陽臺山（今羊臺山）等抗日根據地和港九地區抗日遊擊隊，成為華南地區抗戰的中流砥柱。
抗戰勝利之後，中國人民迫切希望實現國內和平民主。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卻將矛頭直指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和解放區。內戰的陰雲迅速籠罩中國。為了盡最大努力制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政府的和談中，同意讓出包括廣東在內的南方八個解放區。根據這一精神，1946年6月30日，東江縱隊主力部隊2583人，在大鵬灣沙魚湧登上3艘美國登陸艦，撤往山東解放區。
重新豎起武裝鬥爭大旗
東江縱隊北撤之後不久，全面內戰爆發。惠東寶地方黨組織和人民武裝轉入地下。惠東寶地區被國民黨軍隊佔領。很多東縱復員人員和地下黨員、進步群眾被逮捕、殺害。
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對南方各省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建立遊擊根據地。11月27日，廣東區委決定恢復武裝鬥爭。
1947年初，坪山群眾舉起反國民黨當局「三徵」（徵兵、徵稅、徵糧）反迫害的旗幟，抗爭開倉，分糧救窮。
1947年2月，惠東寶人民護鄉團成立，原東江縱隊二支隊政委藍造任團長兼政委，以群眾自衛，反對國民黨當局徵兵、徵稅、徵糧的名義，重新樹起人民武裝鬥爭旗幟。
護鄉團成立後，屢次挫敗國民黨軍隊的「清剿」，不斷發展壯大。
1948年3月，中共東寶縣委員會成立。4月，中共江南地委成立，並將寶安東莞一帶人民武裝整編為廣東人民解放軍江南支隊。
革命遊擊戰爭星火燎原
1948年7月16日，江南支隊突襲大鵬沙魚湧，全殲駐守當地的國民黨軍隊300多人。江南支隊也付出了副連長戴來等12名戰友英勇犧牲的沉重代價。沙魚湧之戰是當地重新建立人民武裝之後的空前勝利。此役迫使敵人退出了大鵬灣北側的溪湧、陳坑、大小梅沙、鹽田等據點。
7月23日，江南支隊在橫崗山子下伏擊前來「清剿」的國民黨軍，殲敵300餘人，繳獲大批武器裝備。
8月3日，江南支隊一、二團在龍崗紅花嶺（今屬大鵬新區）阻擊來犯的國民黨軍2000餘人，打退敵人13次進攻，並發起反攻，斃傷敵軍200餘人，取得了紅花嶺阻擊戰的勝利。
武裝鬥爭節節勝利，人民運動也風起雲湧。1948年下半年，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寶安簡易師範學校師生舉行學生運動，響應國統區風起雲湧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震撼了國民黨地方當局，為革命力量培養了大量新鮮血液，極大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革命意志。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1949年，這扭轉乾坤的一年終於來到了。
因應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為整合華南地區革命武裝，迎接解放大軍南下，1949年1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以下簡稱邊縱）宣告成立。邊縱成立宣言明確表示：「為徹底解放全華南、全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戰鬥」。江南支隊被改編為邊縱東江第一支隊。
此時，經過兩年殘酷武裝鬥爭的鍛鍊，寶安縣一帶人民武裝的戰鬥力大大提高，武器裝備也通過繳獲而改善。1949年3月，國民黨寶安縣長陳仕英到惠州開會返回縣城南頭時，被東江第一支隊抓獲。5月、6月，路東縣人民政府和東寶縣人民政府先後成立。人民武裝控制下的解放區坪山、大鵬、龍崗、橫崗、坑梓、坪地等地，相繼建立地方人民政權，動員群眾參軍支前，同時積極支持農會減租減息，並建立自衛隊維持地方秩序。這些都成為寶安縣一帶解放後，地方政權機構的雛形。
解放的腳步近了
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之後，敵我力量發生根本變化，國民黨在廣東的反動統治覆滅已成定局。廣東的解放，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為迅速徹底消滅國民黨政權的殘餘勢力，解放全廣東，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組建以葉劍英為第一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1949年8月下旬，根據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和江南地委的決定，中共寶安縣委和縣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黃永光任縣委書記兼縣長。8月29日至9月3日，寶安縣委在烏石巖（今寶安石巖）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這就是十分重要的烏石巖會議。
烏石巖會議決定，寶安縣黨組織全力做好迎接解放大軍和支前工作，發展地方黨組織和武工隊；學習入城政策，確定了寶安縣委和寶安縣人民政府的幹部配備。
寶安縣一帶解放的準備工作，已然就緒。改變歷史的壯闊正劇，就要上演。
今日南頭古城。
正劇
1949年10月1日大鵬王母墟比北京天安門更早升起五星紅旗
「1949年10月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宣告成立，廣東戰役就拉開了序幕」，寶安區史志辦研究員陳海濱接受晶報傳媒採訪時說。
事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遠在南海之濱的大鵬王母墟（當時屬惠陽縣，1958年劃歸寶安），比北京天安門廣場更早升起了五星紅旗。粵桂邊縱隊參謀長楊應彬2008年接受深圳市政協工作人員採訪時回憶說，1949年9月30日，近千名由香港北上準備參加廣州接管工作的進步青年、學生和邊縱部隊幹部駐紮在大鵬王母墟。當天晚上，他們接到香港《華商報》轉來的新華社新聞稿，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國旗、國歌、首都和將於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的消息。楊應彬組織大家按照電稿說明，製作了一面五星紅旗，準備舉行升旗儀式，以迎接新中國成立。
10月1日早上6時許，近千名部隊幹部、學生和群眾在王母墟的光德學校舉行隆重的升國旗典禮。事後才知，北京的開國大典是在10月1日下午3時開始，王母墟的升旗比北京天安門廣場早了9個小時。
1949年10月21日，楊應彬到達已經解放的廣州，擔任軍管會副秘書長。進城後，楊應彬特意對照了一下，驚喜地發現，王母墟升起的五星紅旗與實際的紅旗的式樣、尺寸幾乎一樣！這也是楊應彬一生中最引以驕傲的事情之一。
1949年10月15日「廣深」全線解放
陳海濱說，廣東戰役開始時，寶安縣範圍內並存著國民黨、共產黨和港英當局三種勢力：國民黨仍然盤踞深圳鎮與南頭的寶安縣城等少數重要地區，共產黨則解放了周圍大片鄉村，港英當局則通過控制九龍海關影響著西起大鏟島、東到三門島的大片地區。
寶安縣當時並不是當時國共主力交戰的「前線」和戰略要地，國民黨軍只有「保安司令部」下轄的一個保安師和一些地方警察等，數量大概數千人，僅能固守沿海沙井、西鄉、南頭縣城和深圳鎮等幾個據點。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廣東，以北撤上去的東江縱隊為基礎成立的兩廣縱隊，參加豫東、濟南、淮海三大戰役後，奉命解放華南，作為進攻廣東之南路軍「打回廣東去！」
勢如破竹。10月上旬，駐守在寶安的國民黨軍隊大部望風而逃。有的從深圳鎮逃往香港，有的從南頭逃往大鏟島、伶仃島。
中央考慮到寶安縣一帶是通往香港和國外的重要通道，為避免與深圳河南岸一線的港英當局發生邊界衝突，引起國際糾紛，下令四野主力部隊前進到寶安布吉之後，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放。
此時，一直活躍在東寶地區的粵贛湘邊縱隊一支隊三團，早前接到解放寶安的任務，正在羊臺山下龍華窯下村開展階級教育、紀律教育、三大技術教育，學習瓦解敵軍、爭取敵軍起義和解放城鎮、接管城鎮等方面政策規定的整訓活動。
10月13日，寶安縣委書記、縣長黃永光等率領東江第一支隊金虎隊和由龍華、民治、沙河、石巖、固戍等地武工隊組成的新編民兵連，包圍沙井鄉。此時，沙井的國民黨鄉長已經望風而逃。但是他們的僱兵仍在，並且據守著堅固的炮樓。沙井彼時尚有多個武裝炮樓，如果強攻必是一場惡戰。
深圳作家張黎明的《大轉折·深圳1949》一書中寫到，潛伏在沙井寶民中學的中共地下黨員鄭鑑樞起了關鍵作用。鄭鑑樞請來逃走的國民黨鄉長的母親，與黃永光見面。黃永光反覆宣講黨的政策。老太太權衡再三，「下令」各炮樓僱兵繳械。沙井解放。
15日，黃永光等率部趕赴西鄉，迫使國民黨縣警第二大隊起義。當天下午，在西鄉舉行了軍民聯歡大會。
10月15日，新華社發表公告，宣布「廣深」全線解放。
1949年10月16日南頭，千年寶安古縣迎來新生
西鄉解放之後，當時的寶安縣政府所在地南頭古城，已經失去任何屏障，解放指日可待。
2019年9月底，站在見證深圳千年風雲的南頭古城，當年的國民黨寶安縣政府舊址已經不復存在，70年前解放寶安縣城那幾乎沒有硝煙的戰鬥，仿佛就在昨天。
陳海濱說，1949年10月16日清晨，黃永光按既定計劃，調集駐守在觀瀾白花洞、龍華窯下、布吉八約村等地的人民武裝部隊，帶著寶安縣人民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沿著布滿彈坑的公路，急行軍至坂田小學校球場。稍事休息，黃永光重申了革命軍人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隨後，隊伍取道白石龍、長嶺皮、沙河（今西麗），直撲南頭的寶安縣城。
當天，兵不血刃，南頭解放。
深圳作家張黎明在《大轉折·深圳1949》一書中寫到，解放南頭的過程之所以如此順利，與潛伏在國民黨寶安縣黨政機關的中共地下黨員的內應有很大關係。而其中最關鍵的一位是土生土長的南頭人溫鞏章。
1939年溫鞏章初中畢業後，在國民黨寶安縣政府謀生，後來成為縣政府電臺譯電員。1940年8月，溫鞏章成為中共情報人員，1945年5月入黨。
1949年10月，溫鞏章保存了國民黨寶安縣各部門的檔案，及時向邊縱部隊提供南頭國民黨武裝力量200多人，城內官兵和守兵不斷逃離，南頭幾乎已成一座空城等重要情報。
1949年10月16日，黃永光率領部隊兵臨南頭城下，溫鞏章和另一位潛伏的地下黨員朱東岐分頭引導隊伍進城。國民黨殘軍百餘人土崩瓦解，偽警察局繳械投降。我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了南頭寶安縣政府（今南頭城九街寶豐押），順利接管國民黨縣政府機關和軍警隊伍。南頭古城宣告解放！寶安，這座誕生於東晉的千年古縣的縣城，迎來了新生。
解放了！喜悅的南頭人民挑著大米、紅薯、蘿蔔、青菜，從各鄉自發前來南頭慰問解放軍戰士。各界人士揮舞小旗、高舉標語熱烈歡迎我解放部隊入城。10月16日下午，中共寶安縣委、寶安縣人民政府在南山村祠堂大坪召開了慶祝南頭解放大會。數千居民興高採烈，鑼鼓喧天。在一片歡呼聲中，寶安縣委書記、縣長黃永光宣布：寶安解放了！
「在南頭城廣場的北面，中學生為主的群眾手持旗幟高呼口號列隊歡迎我們入城。入城式從廣場繞一周開始……浩浩蕩蕩地穿過九街的主要道路，直奔天主教堂國民黨縣政府所在地，我們立即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掛上『寶安縣人民政府』牌匾」，跟隨部隊進城的鄭鑑樞在《大轉折·深圳1949》中這樣回憶。寶安縣解放後，鄭鑑樞成為縣人民政府文教科督學。
陳海濱說，南頭寶安縣城的解放，對於國民黨縣政府駐深圳警察大隊、稅警團等地方部隊產生了極大的震懾，使得他們迅速喪失抵抗意志，紛紛準備潰逃。深圳鎮的解放，也近在眼前了。
深圳鎮人民政府第一任鎮長陳虹發表講話。
10月19日一個叫「深圳」的鎮和平解放
南頭寶安縣城解放後，寶安縣境內另一個重鎮——深圳鎮的解放立馬被提上日程。深圳鎮是寶安的邊陲重鎮，是通向香港和國外的主要口岸。這裡極具戰略地位，而且形勢複雜，重要性不亞於當時的縣城所在地南頭。
為避免邊界衝突和國際糾紛
我武裝部隊不進入寶安平湖以南地區
1949年10月上旬，國民黨軍政人員雖大部分逃往港澳和海南等地，但還剩下國民黨稅警二團（團長伍秀民）和護路大隊（大隊長麥漢輝、副大隊長張穎才）共1400多人駐守深圳。
「深圳當時雖不是縣城，但它是南方重要的門戶，歷來有國民黨重兵把守。」深圳本土文化藝術研究會名譽會長廖虹雷接受晶報採訪時說，1974年5月和1978年2月，時任寶安縣文化館副館長的他按照寶安縣委宣傳部的指示，曾先後兩次走訪東江縱隊和粵贛湘邊縱隊老同志，記錄下了他們口述解放深圳時的戰鬥情景。上世紀80年代初，他撰寫有《深圳解放日》的文章，後來收入其2008年出版的《深圳民俗尋蹤》一書。
廖虹雷介紹說，南頭城解放的消息傳開後，國民黨駐鐵路沿線一個旅、虎門要塞駐深圳總隊、國民黨縣政府駐深圳警察大隊、稅警團、聯防大隊、護路（鐵路）大隊及梁杞團、肖天來大隊等地方軍隊紛紛逃潰。
據史料顯示，護路大隊副大隊長張穎才與我黨打入該大隊的中隊長鄭昌一起，在稅警團和護路大隊中積極宣傳、鼓動起義，向我軍沙頭武工隊長劉鳴周等表明起義的意願。10月10日，護路大隊、稅警團向我投誠起義。10月15日，寶安縣委和軍管會即派劉鳴周等在當時深圳火車站的炮車上與麥漢輝、張穎才進行會談。10月16日，經兩廣縱隊副司令員王作堯同意，指令他們退出深圳鎮，遷駐黃貝嶺，聽候改編。隨後，投誠的深圳稅警團和護路隊1400多人開到石龍鎮接受改編。同日，劉鳴周帶領10多名武裝人員，將國民黨的深圳警察所和一些殘存的國民黨雜牌軍全部繳械，鋪平了深圳鎮和平解放的道路。
香港《星島日報》對兩部隊的投誠進行了報導。標題為：《深圳稅警團及護路隊昨宣布投入解放軍，並聯合發表起義宣言》。文章內容為：「解放四日後，曾一度逃避之居民皆歸來。昨日深圳墟，各鄉居民，紛來趕墟，市場異常熱鬧。昨天解放軍仍未開到，稅警及護路隊均於下午再推派代表，前往樟木頭，會見中共負責人曾堯，促請解放軍迅速南下，改編隊伍。預料今日下午開始可到達。昨晨，深圳稅警團與護路隊一千餘官兵，已聯合發表起義宣言，表示決心投入人民懷抱為解放全中國而奮鬥，人心愈趨安定。」
南頭解放後，毗鄰香港的深圳鎮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根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為避免邊界衝突和國際糾紛，作出了我武裝部隊不進入寶安平湖以南地區的規定。為此在深圳特別組織了以商會名義的糾察隊，臨時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和平解放深圳。
不發一槍和平解放
100多人換上警察制服接管深圳鎮
「這時，我軍成立了沙（頭角）深（圳）寶（安）軍事管制委員會，由劉汝琛任沙深寶邊委書記兼軍管會主任（後由祁峰繼任）。」廖虹雷介紹說。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點25分，劉汝琛率領東寶稅務處主任藍傑、副主任譚剛（原名謝楓）、何財，縣公安局長劉鳴周，深圳鎮鎮長陳虹，鎮警察所長蔡達、軍管會秘書曾伯豪等軍管會成員及人民武裝100多人，由軍裝換上警察制服，胸佩徽章，與60多位戴著「政工隊」袖章的幹部先行一步，以人民警察（大部分是稅警連指戰員）和藝術宣傳隊的名義，從布吉乘坐貨運火車直落深圳，奉命接管深圳鎮和九龍海關。
「我軍事接管人員一到位於深圳墟邊上的小火車站，立即受到上千名居民熱烈歡迎。各界人士揮舞彩旗，鳴放鞭炮，擊鼓舞獅，歡迎大軍進城。」廖虹雷介紹說，伴著雄壯軍樂，部隊舉行了簡單的入城儀式。來自香港的記者和電影公司攝影師，記錄了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這支「人民警察」進入深圳墟後，隨即佔領國民黨警察所和鎮公所，接管火力發電廠、鐵路東站、深圳商會、銀行等重要部門。
當日下午，深圳鎮解放後的首任鎮長陳虹、副鎮長莊澤民隨即帶領50多名武裝人員接收了國民黨的地方政權——深圳鎮公所。在鞭炮聲和歡呼聲中，陳虹把「深圳鎮人民政府」的牌子莊嚴地掛在深圳當鋪「共和押」前門，宣告深圳鎮正式解放，人民政權已經誕生。
「我就是紅色深圳鎮首任鎮長。」年逾94歲的陳虹告訴晶報記者。陳虹的夫人、93歲高齡的楊鳳梅指著一疊發黃的歷史照片說：「這是深圳鎮解放當天和次日遊行慶祝的照片。」老照片中的陳虹及其他解放軍戰士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有著濃鬱的時代氣息。
深圳河對岸的香港，各界正在密切關注著這邊的局勢變化。新聞媒體第一時間作出反應，各報館相繼派出一撥撥記者，通過邊境進入深圳採訪，我政府均給予禮遇和應有的接訪。各種關於深圳解放的不同報導佔據了當時香港媒體的重要版面。英國《泰晤士報》駐港記者，也大篇幅發表了對沙深寶軍管會主任劉汝琛專訪的內容。
1949年10月21日，香港《星島日報》對深圳鎮的解放進行了詳細報導，標題為《深圳鎮人民政府成立》，另外還有三個副標題分別為《陳虹任鎮長莊澤民任副鎮長》《廢止保甲組織另編公民小組》《深圳與各地公路已恢復通車》。
各界迅速恢復社會秩序
香港進步組織和團體派代表前來慰問
1949年10月19日晚7點30分，深圳各界人士千餘人在東門老街的民樂戲院（後改為人民電影院）召開歡迎解放深圳的解放軍官兵和政府人員群眾大會。陳虹主持，劉汝琛致詞，他興奮地宣告：「深圳鎮今天解放了！」
劉汝琛宣布人民政府政策法令，號召工商界人士迅速恢復營業，維護道路、交通、水電、社會秩序，要求民兵加強巡邏，嚴厲制裁敵特騷擾行為。會上，港九工聯會組成三四百人的勞軍慰問團，代表工人兄弟特地將一面寫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錦旗贈給深圳鎮政府，以表達港九工人的喜慶之情。接下來，在深起義的國民黨官兵代表發言，表示堅決擁護新生人民政府。粵贛湘邊縱隊東一支三團藝宣隊的指戰員們上臺表演了精彩的節目，歡慶深圳解放。
深圳鎮解放後，街上除了多了一些標語外，市面上一切正常。社會的經濟和生活秩序迅速恢復。「當時很多團隊都來慰問解放軍，香港的也來了，工會啊，社會團體啊，天天來，差不多有半個多月。」廖虹雷介紹說。
彼時，國民黨殘餘勢力仍垂死掙扎，從海南島派遣飛機天天來投彈掃射。文錦渡及火車小站露天汽油桶中彈著火。「殘留、暗藏在深圳的國民黨散兵、特務、土匪及流氓常於午夜出來騷擾、放冷槍，威脅人民生命安全。」楊鳳梅回憶說。對此，我軍管會大力組織民兵、糾察隊巡邏，發動群眾打擊敵人，維護了社會治安，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10月21日九龍海關，回到中國人民手中
深圳鎮的解放，加速了九龍關的回歸。相比南頭、深圳，這裡更加複雜。因為，九龍關包括十多個支關，總共有一千多人，不僅有自己的武裝，而且一直掌控在外國人手裡。通過地下黨的運作，我軍在不與外國人起糾紛的情況下，於10月21日勝利接收九龍關。
中國海關英國人控制60餘年
據史料記載，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海關主權喪失，對外貿易完全受制於帝國主義列強。海關的最高長官——總稅務司，一直由清政府任命的外國人擔任。其屬下高級職員，也全部由外國人充任。
九龍關是中國最早的幾個海關之一，建於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其自創建之始就一直由英國人控制。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已在62年期間換了66任稅務司和代理稅務司，清一色都是英國人。
深圳本土文化藝術研究會名譽會長廖虹雷介紹說，1949年10月深圳解放前，九龍關設在香港地區的機構有總關和下屬關卡4處，設在港深邊境則除了沿用至今的沙頭角、蓮塘、文錦渡、羅湖、蛇口之外，在南頭、蔡屋圍、沙魚湧、小梅沙、白石洲、桂廟，以及位於海上的三門島、大鏟（在停泊海上的躉船上辦公）等處也設有關卡，一共有十幾處。
地下黨員組建「護產小組」保護關產迎接解放
早在1947年秋，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林大琪已經潛伏在九龍關內部。深圳作家張黎明在其著作《大轉折——深圳1949》一書中披露，林大琪當時在文錦渡支關負責驗估徵稅，經常掩護黨的文件和地下工作人員進出邊境。同時，他和關內的中共地下黨員李國安、黃昌燮等，經常以打麻將為幌子秘密磋商，通過組織讀書和座談等多種方式，策反海關內部關鍵人物，團結愛國進步的關員，並於1949年2月秘密成立了「護產小組」。他們的使命是保全沙深寶邊境各關和私貨倉以及香港總關、港九三支關的財產，做好「保護關產，迎接解放」的準備。
1949年10月8日，九龍關緝私稅務司史鐸士（英籍）偕隨行人員到白石洲支關視察邊境情況，被該支關關警扣留。事件發生後，九龍關總關稅務司經蔚斐（英籍）找到「護產小組」負責人黃昌燮，試探能否與共產黨聯繫營救史鐸士。黃昌燮意識到這是爭取經蔚斐的好時機，當即答應全力營救。
10月14日下午，黃昌燮聯繫經蔚斐，與我黨方面的代表黃作梅談判。當晚，雙方口頭定下8條投誠協定，包括保證起義人員生命安全、九龍關內的財產和文件檔案不能轉移等。經蔚斐允諾，如深圳解放，他願率九龍關全體人員脫離已遷往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稅務機關，向北京的新中國海關總署投誠。這次面談達成的協議為隨後九龍關公開宣布起義奠定了基礎。此後，在當地遊擊隊的策應下，白石洲支關事件順利解決，史鐸士安全獲釋。
10月15日晚，經蔚斐聲稱接到大鏟支關急電：國民黨軍隊要把大鏟支關的緝私艇強行拖走。於是，「護產小組」採取緩兵之計，將船艇開回香港。在遊擊隊的配合之下，邊境各關卡的全部關產被完整無損地保存了下來。
九龍關起義外國人掌控時代一去不復返
深圳和平解放後，中共江南地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一支隊派出由沙深寶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劉汝琛負責的接管九龍關籌備小組，「護產小組」終於迎來自己人。
10月21日，原國民黨政府九龍關一千多名愛國員工，順應歷史潮流，宣布起義，沙深寶軍事管制委員會順利接管了九龍關緝私總部，總部和邊境各支關同時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當日，經蔚斐在香港接獲消息後，立即通電中央人民政府海關總署，宣告斷絕與前海關總稅務司署的關係，接受新中國海關總署的領導，並將保護好全部資金和海關財產。同時召集在港海關員工開會，宣讀給北京的電文。」張黎明在書中寫道。至此，九龍關回到了人民手中。
據悉，接收回來的九龍關關產包括：九龍關及11個支關（包括在香港3個），結存公款港幣420萬元，職員、關警、船員1134人，艦艇等船隻27艘，在港房屋5幢。武器有輕重機槍153挺，其他槍枝1037支，子彈37萬餘發等。
11月15日，廣州市軍管會沙深寶分會命令，成立九龍關接管委員會，劉汝琛為主任，李國安、藍傑為副主任，譚剛、何財為委員，並設立秘書、稅務、人事、查緝4個科和1個警衛排，正式接管九龍關及其所屬機構。
12月25日，海關總署署長孔原、副署長丁貴堂電復經蔚斐，肯定他保護關產和起義有功。同年底，經蔚斐辭職回英國老家。從此，外國人統治九龍關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保留「九龍」關名意在表明我國對香港擁有主權
九龍關被接管後，原在港的機構以「九龍關駐香港辦事處」的名義繼續保留在香港，總關則改設在深圳。1950年1月28日，根據海關總署關於改訂全國海關名稱的決定，廣州市軍管會海關處發出命令，九龍關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九龍海關。廖虹雷介紹說，保留「九龍」關名，意在表明我國對香港擁有主權，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關於九龍海關的爭奪戰並沒有結束。原九龍關的27艘緝私艦艇仍停泊在香港海面，國民黨試圖以27萬美元「報酬」策動華南艦隊代理隊長何炳材將艦艇交給國民黨海軍，遭到拒絕。此外，國民黨以原職原薪外加大額獎金的條件誘惑九龍關員工去臺灣海關，也沒有得逞。
6月15日，黃昌燮等人按照海關總署的指示，決定把停泊在香港海面的原大小27艘緝私艦艇駛回廣州。為保持秘密，起航當天所有艦艇不開燈（包括航海必需的紅綠燈），關閉全部無線電話機。與此同時，配備武器彈藥，架好機關炮，保持高度戒備。艦艇啟行不久，曾有2艘英國軍艦尾隨，並開探照燈向我艦艇照射。當艦艇到達國民黨軍艦經常出沒的外伶仃附近海域時，艦艇以最高馬力靠岸行駛，爭取我海防部隊掩護。6月16日清晨，艦艇駛抵廣州沙面附近，列成長陣在白鵝潭江面下錨，所有艦艇掛上五星紅旗，蔚為壯觀。艦艇安全抵達當天，全體船員受到了熱烈歡迎。
1980年6月17日，中共廣東省委下達文件，正式確認九龍海關為起義單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九龍海關更名為深圳海關。
九龍關起義是九龍關員工在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的，在我國現代海關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廖虹雷分析說：「九龍關的起義成功，震動了香港社會各界，對當時國民黨駐港其他機構的起義產生了推動作用。同時，九龍關是華南重要海關，起義後保護全部關產，及時遷回深圳，為迅速恢復口岸監管業務，保證貨運和客流的正常進出，作出了重要貢獻。」據悉，起義回歸的27艘緝私艇，在人民解放軍解放海南島的戰鬥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後續
打下內伶仃島宣告寶安縣全境解放
隨著九龍關的起義，標誌著寶安縣陸地部分已全部解放。不過，寶安縣屬的大鏟島、三門島、內伶仃島等島嶼上仍然盤踞著國民黨軍隊的殘餘勢力。
「1950年4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390團奉命攻打內伶仃島。他們從赤灣起渡，僅40分鐘便登陸，國民黨守軍倉皇登軍艦逃走，沒有來得及登艦的盡數被俘。」廖虹雷介紹說。接著，390團官兵又乘5艘商船追擊，兩度與敵27艘軍艦戰於海上，擊沉敵艦兩艘，斃溺敵百餘名，迫使敵軍狼狽逃竄。此役，390團16位壯士犧牲。
1950年5月20日，為紀念解放內伶仃島犧牲的革命烈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4軍第130師第390團在南頭校場（現已遷到中山公園內）立碑，命名為「解放內伶仃島紀念碑」。碑文最後為「勒石以志，激勵後生」。
隨著我軍打下內伶仃島，寶安縣全境至此宣告解放。深圳的歷史，從此翻開了全新的一頁。
專題統籌 晶報記者馬驥遠
跨版採寫晶報記者馬驥遠 羅俊傑
攝影 視頻 李燦彬（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