甕布裡-薩謨奈語以um結尾的不定式在羅馬語中很陌生，奧斯坎-翁布裡語仿希臘語方式，用es為語根所造成的將來時態（her-est如同λγ-σω），在羅馬人當中已差不多消失，或者完全消滅，取而代之的是簡單動詞的希求式，或類似的fuo（amabo）構造。然而，在許多這種實例（如格的形式等）中，這兩種語言到了發展成熟之後才產生差異，而在開始時彼此卻是一致的。情況似乎是義大利語獨立存在於希臘語之旁；而在義大利語內部，拉丁方言與甕布裡-薩謨奈語的關係，有點像愛奧尼亞語與多裡斯語的關係，與奧斯坎語、翁布裡語和關係相近的各方言的區別也可比擬於西西里和斯巴達的多裡斯方言的特點之間的區別。
這些語言現象中的每一個都是一個歷史事件所造成的結果，也是證明它的憑據。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準確無疑地斷定，把希臘人和義大利人的祖先共同包括在一個種族源自一個同文同種的母體；以後從這個種族中又分出義大利人，以後義大利人又分為東、西兩支，再往後東支又分為甕布裡人和奧斯坎人。幾次分離究竟起於何時何地，自然不是語言所能昭示的；這些巨變中最早的，無疑是在義大利人的祖先尚未越過亞平寧山來移民以前便早已發生了；至於這些巨變的經過如何，我們實在不敢大膽地去想像，冒昧地去揣測。
另一方面，語言的比較，如果妥善和謹慎地去做，卻使我們可以大體上得知，在民族發生分離時，文化業已達到何種程度，因而使我們得知歷史的肇始，而所謂歷史不過是文明的發展而已。因為語言是已經達到的文明程度的真實寫照和表達工具，尚在形成時期的語言尤其如此；技藝和風俗上的巨變保存在語言中就像保存在檔案庫裡一樣；對於那些全無直接傳聞可資查考的世代，後世必能從語言的記載中去尋找材料。當現今散處四方的印度日耳曼民族還是一個語言相同的種族時，他們已經達到某種文化程度，並具有與之相應的語彙。
這種語彙由各個單獨的民族當作共同財富接受下來，按照約定俗成的原則加以使用，並以此為基礎去進一步獨立地發展。在這些語彙中，我們不僅發現有表示存在、動作和知覺的最簡單語詞如sum、do、pater，這是外在世界在人們心中所形成的印象的原始反應。我們還發現一些能表達文化的字詞，這種字詞無論從語根去看，還是從約定俗成的形式去看都是如此，它們是印度日耳曼族的共同財富，這些文化語詞既不能用發展一致來說明，也不能用後來的互相借用來做解釋。
這樣，我們由固定不移的家畜名稱獲得遠古畜牧生活發展的證據：牛在梵語作gus，拉丁語作bvs，希臘語作βοs；羊在梵語作avis，拉丁語作ovis，希臘語作s；馬在梵語作avas，希臘語作χν；鴨在梵語作tis，拉丁語作anas，希臘語作νησσα；同樣，pecus（牲畜）、sus（豬）、porcus（豕）、taurus（雄牛）、canis（犬）也都是梵語中的詞。由此可見，從荷馬至今，人類智力所賴以發展的那個民族，在緣故時便已超越文明的最低階段——漁獵時期，而且至少已經達到居住較為安定的地步。
另一方面，這時究竟是否已有農業，我們迄今還缺乏證據。對此，語言更多的是加以否定，不是肯定。拉丁語和希臘語的穀物名稱都不見於梵語，僅有ζε一詞在語言學上與梵語的yavas相當，可是在印度語指大麥而言，在希臘語卻指赤小麥（spelt）。我們當然必須承認，家畜名稱大致相同，而作物名稱竟如此迥異，這不能絕對排斥農業上的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