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
原標題：上海故事：近代上海的兒童遊戲場
原創 陶正桐 圖溯上海
（一）
如果仔細省思城市裡的各種設施，你大概會同意我的這種說法——「城市本質上是為成年人修建的」。但如果非要在城市裡找出一個兒童的專屬空間，那大概只有兒童遊戲場了。
在1944年的《上海特別市第一區全圖》中，清晰標識出了南陽路兒童遊戲場的位置
繼續往前追溯我們會發現，專門的兒童遊戲場在中國古代的城市中並不存在。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兒童並不缺少玩樂的方式（捕蟬、蹴鞠、竹馬等），他們缺少的只是一個純粹的玩遊戲的所在。兒童所擁有的空間，必須依附於成人方能成立。至於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與中國古人「漠視兒童」的觀念有關。進一步說，中國古人並不缺乏發現童趣的眼睛，真正缺乏的只是對兒童玩樂需求的正視。他們認為兒童始終是需要訓規與勸導的，以顯得「曉事明理」。
老上海國文教科書裡兒童玩耍的場面
當然，西方也是到了19世紀才出現專門的兒童遊戲場。彼時的英國改革家強調，只有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擁有健康的心智。而美國的杜威將兒童描繪為「小大人」（Miniature adults），肯定了兒童玩耍的本性，並將其視為兒童探索世界的一種手段。不論是以「強健體魄」為目的，還是以發展兒童認知能力為歸宿，兒童玩樂的需求逐漸得到成人的肯定。這場兒童觀念的變革也深深影響到了近代中國。梁啓超就認為兒童教育必須考慮他們的身體發展。「兒童的發現」則被視為了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20世紀20年代以後，兒童的發展逐漸與民族強盛聯繫到了一起。一個擁有強健身體的兒童的國家，被視為擁有光明的未來。
（二）
觀念的改變直接影響著現實的行為，19世紀西方的成年人開始為兒童擁有一個只為「玩樂」的場所而努力了。1877年，英國伯明罕市的巴寶莉街遊戲場（Burberry Street Recreation Ground）專門為兒童配備了遊戲設施。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化的先驅，兒童遊戲場的建設也是走在全國前列。不過，彼時的兒童遊戲場大多由租界管理機關建設，因而也大多位於租界區內。關於近代上海兒童遊戲場的大致情況，可參考下表。
表1 近代上海兒童遊戲場基本情況表
資料來源：方妍：《近代上海兒童娛樂世界的徜徉（1915—1937）》，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42—44頁
舊時崑山花園內景
20世紀30年代後，這些位於租界的兒童遊戲園開始對華人開放。之後，進入公園的人數開始與日俱增。比如僅1933年12月份，就有40874人次進入南陽路、新加坡等兒童公園遊覽（《申報》1933年1月11日11版）。這種火爆程度還可以從公共租界各公園歷年接待的人數看出來（表2）。
表2 公共租界公園1930—1937年接待人數
兒童在兒童公園內玩耍時的情形
這些兒童遊戲場大多設置於公園內，極大滿足了父母和孩子一起遊玩的願望。當成人陶醉於公園中西合璧的奇異景致時，小孩們則在公園草地上奔跑，在鞦韆滑梯上嬉戲。這是很多中國人所從未見過、體驗過的，這恐怕是公共租界內的公園如此火爆的主要原因。此外，一些公園舉辦的嘉年華活動也是讓小孩對公園魂牽夢繞的因素。如顧家宅法國公園每年舉行玩具展覽會，會期為十月十一號。這一天，公園內有奏樂亭、有戲臺、有中西雜技，兒童甚至可以憑券騎驢（《今年國慶日之法國公園》，《申報》1926年10月9日1版）。因而，有的小孩在報刊上發表自己的習作，裡面洋溢著對兒童公園的無限喜愛，如趙景源《兒童公園》就這樣寫道：
這是我們的公園，園裡有高大的樹，美麗的花，碧綠的草地，還有假山，水池，茅亭和運動場。在課餘和假日，我們常約了同伴到公園裡去玩耍。最有趣的是在花壇前唱歌跳舞，或者到草地上踢小皮球。春夏二季裡，每天清晨和傍晚的時候，遊人特別多，不過都是我們蓬蓬勃勃的小朋友。
——《兒童世界》
1933年第7期，第33頁
1947年地圖中復興公園周邊圖
除租界外，華界內也逐漸建設了一些兒童公園。此外還有一些私人開設的遊樂場、兒童戲院等。如1912年開業的遊樂場樓外樓，就極娛樂之能事。裡面不單有哈哈鏡等兒童遊樂設施，還有武術、雜技、魔術等表演，可謂是老少鹹宜（《海上遊戲場之溯源談》，《申報》1925年2月26日1版）。當然，並非所有的人都能享受西化帶來的便利與感官愉悅。對很多生活在貧民區的孩子來說，恐怕終其一生都將無緣兒童遊戲場，他們只能在生活的遊戲場上苦苦前行。但即便如此，孩子純真的笑靨還是會在城市每個地方綻放，為成人世界帶去一絲清涼。畢竟，我們都曾是「蓬蓬勃勃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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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張淵源
審核丨忻⿰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