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漢獻帝劉協被曹操迎到許昌後建立的一個年號。
建安年間，也就是從公元196年到公元220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執掌著東漢政權。曹操死後，魏文帝曹丕篡漢自立。而「建安文學」，指的就是漢末到魏初這一時期的文學。
曹操
建安那個時代，政治上極其混亂不堪，但在文學上卻是有很大變化，大放異彩。
建安以前，由於漢代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加上東漢末年外戚宦官爭權奪利，「黨錮」事件一再發生，讖緯之學盛行，造成漢末文學創作的日趨衰微，整個文壇幾乎沒一點生氣，大家「敢怒不敢寫」。
到了建安時代，文學得以「復甦」。這是因為，當時，東漢王朝經黃巾起義的猛烈衝擊已名存實亡。更重要的是，曹操統一了北方，社會生活較前安定，曹氏父子都是文學家，提倡文學，愛護文人，為文學的創作，提供條件，形成了一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鄴下文人集團。
建安作家中最著名的是「三曹」、「七子」。「三曹」是指曹操、曹丕、曹植。他們是建安文壇的領袖，其中曹操、曹植文學成就較高。「七子」是指孔融、王粲、劉楨、阮瑀、徐幹、陳琳、應瑒。其中王粲成就較高。七子除孔融外，在政治上都與曹氏休戚與共。
曹植
因此，在文學方面和兩漢相比，有它自己的成就、特色和意義。
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現實主義精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東漢末年某些亂世實況。
兩漢貴族文學，出於政治需要，所表達的不外是對聖君賢相的稱揚與「諷一諫百」的閒談。建安時代則不同。
建安詩人，大都經歷過漢末長期戰亂，對現實生活有著真切的感受。如曹操本人就是亂世英雄，他馳騁徵討，戎馬半生，目睹過廣闊的社會畫面；曹植「生乎亂，長乎軍」，長期隨父轉戰，七子中的許多人也曾在戰禍中顛沛流離過，對當時的戰亂自有體驗。加上建安時代思想羈絆少，作家們便能較多地運用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手法，「發愀愴之詞」，實錄時代的某些真實情況。如曹操的《蒿裡行》、《薤露行》，曹植的《送應氏》，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阮瑀的《駕出北郭門》以及相傳為蔡琰所寫的《悲憤詩》，就是這類作品。它們或寫徵戰之苦，或述社會之亂，或記難民之流浪，或訴孤兒之苦楚，或敘個人之遭遇，從不同的側面，給我們描繪了從董卓之亂到赤壁之戰連續19年大混戰所造成的亂世情況。他們以悲憤的筆觸，描繪過洛陽都城，「斬截無孑遺」，「城郭為山林，庭字生荊艾」；中原大地，「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長城腳下，「死人骸骨相撐拄」……。面對此景，詩人們「見此崩五內」，「氣結不能言」「喟然傷心肝」。蔡琰在《悲憤詩》裡，還悲憤交加地敘述了她被擄入胡，直到最終歸漢的痛苦經歷和複雜的內心世界，重現了戰亂的慘狀，使人們對一個貴族悲慘的遭遇，聯想到一般勞動婦女更加悲慘的命運。
蔡琰
建安作家不僅是亂世的悲歌者，而且是國家統一的熱烈追求者。
反映到創作上，建安作家的詩歌兼備另一特色：慷慨熱烈地歌唱要求實現統一的政治理想，直抒要為實現這種理想而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和英雄氣概，充滿著浪漫主義的精神。如曹操在《龜雖壽》中，自比「老驥」，吐露自己老當益壯的鬥志：「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植在《白馬篇》中描寫了一個鏖戰疆場的青年戰士的形象和他的高尚的精神境界：「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這些壯語，正是作者豪放的胸臆。王粲、陳琳和劉楨等人的一些作品，也都洋溢著要為統一事業給力竭忠，及時建功的積極精神。建安的這類詩歌，氣魄宏偉，情調激昂，給人一種奮發激越感。
王粲
建安時代隨著文學創作的發展，樹立了開展文學批評的優良學風。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第一篇文學批評專著。曹丕首先看到了文學作品的政治作用和社會價值，把文章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地位。他分析了詩賦、奏書、銘誄等文體各自的特點，指出「詩賦欲麗」，這就要求詩賦作品要狀物抒情，防止「質木無文」，為詩歌的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曹丕還認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也就是說，作家的創作各有其個性和風格，不可強求一律。此外，他還對建安諸子作了評價，指出他們的長處和短處，開了當時文藝批評之風。這對提高作家的地位，掃除文人相輕的惡劣風氣，促進文學創作的自由發展，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在曹植、王粲、徐幹、應瑒等人的書記論文中，也都夾雜著不少關於文學問題的卓見。
應瑒
另外，建安時期是使前代各種文體得到改造和發展的時期。漢代的樂府詩，主要是敘事，建安詩人學習創作的樂府詩，則已從敘事向寫景抒情方向發展了。「三曹」「七子」都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辭，寫了一些寓情於景，情景交融的樂府詩，很是出色。五言詩在建安前已有，但一般都是矢口直陳，遣詞構思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建安創作的五言詩，則在用字、造句、立意、音節等方面都著意工巧，使五言詩達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登上了古詩的最高峰。就這一點說，曹植的五言詩堪稱代表。建安前的七言詩，句中常帶個「兮」字，說明它還帶有楚調的痕跡，嚴格說來不能算作七言詩。到曹丕作《燕歌行》，七言詩才完全擺脫楚調而獨立成形。世稱《燕歌行》為我國第一首七言詩，不是沒有道理的。辭賦是漢代最為發達的文學形式。然而漢賦大多是宏篇巨製，在內容上習慣於為文造情，在形式上行文有俗套，用詞多堆砌，成了千篇一律的東西。建安改造了漢賦，多作抒情小賦，其特點是為情而造文，因而有各自的個性和風格。王粲的《登樓賦》就是一篇代表作。
總之，建安文學承繼了前代文學的優良傳統，並能從內容到形式都加以改造，因此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據著很重要的地位，有著不一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