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好比一座出將入相的舞臺，生旦淨末醜，各類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筆桿子的，自然也要走出來亮一亮相。尤其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翻開二十幾史，文化人在這個舞臺上，還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來，沒有文人這個行當，還是真的要少了許多熱鬧。在有皇帝的封建社會裡，歌舞昇平的隨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萬歲啊，歌功頌德的封禪加冕啊，皇恩浩蕩的樹碑立傳啊，沒有文人的幫襯，那許多場面的色彩，就怕不會那麼精彩了。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小說，寫了那麼多的帝王將相，筆鋒之餘，描繪了三五個文人雅士湊趣，也是理屬正常的了。現在看來，魏晉文人，特別是建安時期的幾位作家和詩人，也許是中國最早意識到作為文學家存在於社會之中的獨立個體，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個性，更為突出了，特別是建安七子；建安七子，是漢建安年間(196-220年)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學成就，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
「建安七子」與「三曹」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對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過貢獻。王粲在詩賦上的成就高於其他六人。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今邯鄲臨漳）中，又號「鄴中七子」。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瑒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採。"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數千年過去，如今談起建安文人，這些名字還是常掛在嘴上的，「融四歲，能讓梨」，連小學生都知道的。至於談到建安文學，在非專業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憂，推有杜康」，曹不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屬然不能證明是他的作品)，還能在普通人的記億之中，佔一席之地，面像出類拔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華出眾的禰衡，他們的作品，當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現代人知悉。
至於徐、陳、應、劉，他們寫的東西，大半失傳，如今，只不過是文學史中的一個符號而已。所以，懂得這一點，也許最後連符號還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該多好剩文學界裡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必欲當祖師爺，要眾人膜拜;名聲響一點的，定要領軸群倫，一言九鼎才過;位置高一點的，就成了容不下期人的把頭，稱霸排他;資格老一點的，便來不及地給自己建紀念館，開研究會;文學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