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只堪磨半劍
——《中國散文學史》後記
文/羅書華
（原永新師範教師 現復旦大學教授 ）
記得那時剛跨入二十一世紀，2001年，大約是在夏天。地點是文科樓的七樓，走廊西向轉彎處，邊上就是我們「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辦公室。黃霖先生匆匆從會議室那邊走過來，遇上我，笑呵呵就問：對「中國散文學」有沒有興趣？我一聽，即刻回答：有啊，我正想在這方面補補課呢。那時博士後出站、留校工作約一年。我博士期間的研究方向是「章回小說源流論」，博士後期間方向是「中國詩學與敘事學比較」。由小說到詩歌再到散文，仿佛有那麼一條線路。缺什麼補什麼，正是那時的心理。
一晃就是十年，辦公室搬到光華樓也已經第七個年頭了。這邊的辦公條件比文科樓要好一些。十來個平方小是小，好歹有個較獨立的空間。靠壁立四架書櫃，對面排三張條桌成曲尺，電腦佔據中間一張，兩邊斜斜正正可扔些書籍、雜什，有什麼不可以讀，有什麼不可以寫？暑假八月天，室內的空調，室外的自來飲用水都還開著，自然還是來這兒讀書、打字的好。有一回，在過道上與隔壁陳思和教授相遇，陳先生問：你怎麼天天來這邊？是不是家裡地方小？我說：家裡小倒不算太小，就是比不過這裡又省水又省電。今天照例早早來這裡享用免費的水與電，打開電腦，一眼看到黃先生的郵件，標題：「散文學史事」；內容：「接出版社電話，請你補一個《後記》，寫好後即給我。」
之前也出版過幾本小書，每本收筆時都會或長或短塗上幾筆作為「後記」，這可是寫作過程中最舒服的環節。無論對研究抱多大興趣，它也有工作的一面。認認真真找材料，讀材料，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一句一句地讀，一句一句地寫就是。可是，每章每節都要有自己的私貨（思想、觀點、發現、理解），似乎就不太容易。這就不免有遲滯，有反覆，有舉筆無措，有推倒重來，有激流直下、豁然開朗的快樂，也有裹足不前，不知去路等等苦惱。前些天與小女到千島湖漂流，兩人一人一槳，任憑我們怎樣使力划水，筏子都只在水中打圈圈，哪怕離中流只有一、二米遠，也不能抵達，干著急也沒用，還得一槳一槳地試，一槳一槳地撥，找到規律後，才能順流而下，享受那奔湧飛馳的快樂。研究工作從根本上來說也無非是迎接困難，然後克服困難。只要還在寫，就說明還在層層繞繞的困難中。後記的寫作就不一樣了，它表示的是困難已經克服完畢，徘徊不前也罷，順流而下也罷，波濤洶湧也罷，風平浪靜罷，都已成過去時，提起鞋，上岸吧！誰不願意站在岸上，得意地回望這一路過來的水流，或者志氣滿滿地展望前面的道路呢！
作為課題項目，《中國散文學史》去年十月提交結項，之後又用了大半年時間校對、修改，七月交出版社。原想用沒有「後記」的稿子「混」過去，哪知出版社還是找上門來，混不過去。
這部稿子原本並不是沒有「後記」。早在七、八年前，正文寫作還在轟轟烈烈開展的當兒，「後記」寫作就已經開始。在正文寫作遇上困難的時候，有什麼情緒想要表達的時候，往往會到「後記」的位置上敲上幾個字。積年下來，這份也許應該叫做「隨記」的「後記」也有一些字了。2005年接受幾位記者同學採訪時，我曾引用過其中一段話語。2007年出版的《紅樓細細讀》中後記的第一句話是「最近五、六年來，我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用到了《中國散文學史》的寫作上，該書直到現在還沒有最後完成……」之後，也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本書慚愧的地方固然太多，在大的材料與觀念上也沒有什麼突破，然而這並不是說本書就毫無價值。寫作過程中聊以自慰、自以為是的地方也不時或有。……不過，由於這個課題的霸權，幾年來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幽會更鍾情的《紅樓夢》，而且總是稍作停頓就不得不返身出來，想傾聽的來不及傾聽，想訴說的來不及訴說，沒有一次能夠盡情盡興，這是不能不心生幽怨的。慶幸的是，現在終於可以赴約了。」
沒有殺青，就擬想完工的情景，寫起「後記」來，當初肯定滿懷早日完工的期許。2005年在期許，2007年還在期許，現在又過了三、四年，那份隨記下來的話語，虛擬的還是虛擬，期許的還是期許，隨記仍然無法轉正為真正的「後記」。「現在終於可以赴約」《紅樓夢》的「慶幸」，也沒有完全落實下來，最多只能說：現在終於可以分出一部分時間赴約《紅樓夢》了。原因很簡單：按照早期的設計，《中國散文學史》至今還沒有峻工。既然沒有完工，「後記」位置自然只好空白，以與它的未完成狀態相吻。
擺在各位面前的這部《散文學史》，從先秦到近代，十幾二十大章，五、六十萬字，作為課題也已驗收結項，應該說，面目大體還算完整。這也是現在能夠勉強呈現在各位面前的原因。不過，細心的朋友也許會發現，正文的章節構成與緒論中所預想的散文學構成，並不完全一致。早先的構架是全書分先秦、兩漢、魏晉六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近代散文學八編，每編按存在狀態、歷史接受、體用認識、體式探索、法則拓展、時代風貌（又包括各編分期與特點、散點掃描、重點作家或作品、地位與影響）分章，全書縱橫交錯，點面結合，以呈現各時期「散文作品、散文批評以及散文事件等對象中的散文觀念與思想」為要務。起初幾年，也是按照這樣的路線圖一步步行進。回頭再看當初如此巨大的膽略與氣魄，除了感嘆那時年輕膽大之外，還能說什麼？看來，說書藝人常用的「膽包身」一詞，不但可以形容戰場英雄，也可以用來形容書桌前無頭無腦、無所畏懼的並不算年輕的寫字人。
接下來的故事沒有懸念。作為一個受資助的課題項目，它必須在一定期限裡結項交差，不僅如此，正如現在各位看到的，它還是一套叢書中一種，這又要求按合同時間出版發行。這兩條中的任務一條，都不允許自己沿著那份氣吞山河的路線圖繼續行進下去。結項時間一拖再拖，出版時間也一推再推，自己不能不對路線圖作出重大調整，選擇一條效率最高的線路：吸收前面寫好的部分成果，再按照它的邏輯新增一些章節，這就有了眼前這部作品。用新的路線圖來打量，它已經是完成時；由原先的架構來看，那麼，就是將已經寫好的其餘文字全部加進來，也仍然是進行時。這樣一部書稿，宜其沒有「後記」。
十年前與懷明兄通話，懷明問我：最近在做什麼，我說：散文學史。五年前懷明問我：最近在做什麼，我說：散文學史。他說：該做完了吧？我說：快了，快了。前些天去南京看李靈年先生與師母，懷明又問起老話，我說：散文學史還在做。懷明已經見怪不怪，說：還是以前說的那個散文學史嗎？我說：是。懷明聽了，輕輕一笑。那時書稿已經寄交出版社，自己不放心，還在進行小改。
「散文學史」萌芽於2001年文科樓七樓，從2002年正式動手，到現在暫且提交出版，已是十年。不是號稱十年，不是歷時十年，不是跨越十年，而是用時十年，沒有多大水份的十年。除了上課，天晴時玩一、二個小時籃球，眼饞時讀讀、手癢時批批《紅樓夢》之外，十年的科研時間大都用在了這上面。還記得那年在韓國釜山，我妻永梅攜小女聞樂過來度假，也因為忙於這事，沒有一起出去玩上幾回，只是去過一次海雲臺、一回太宗臺，爬過二、三回學校背後的白楊山。前幾年為職稱評審計，是出版了幾本小書，但它們都是在2002年前寫作並完成的。《雙鳳護珠：紅樓夢的結構與敘述》，是讀博期間寫作的；《紅樓細細讀》是歷年在紅樓邊上的隨手評批；《中國敘事之學》是碩士、博士與博士後期間的論文合成；《中國歷代小說批評史料彙編校釋》與《中國小說學主流》是博士後出站後二年的成果。期間發表的幾篇論文，也是早先擱置下來的稿件，少數幾篇則來自寫就的《散文學史》章節。
「十年磨一劍」，那是形容人家肯在一件事上花功夫，不急不躁，精心打磨。「十年磨不出一劍」，只好是形容某人太笨。用了十年功夫，手裡握著的還只是一塊略有些光亮的鐵塊，總有些汗顏。小書目前不但處於開放狀態，「每章每節都要有自己的私貨」、「每章至少包含一篇有明顯新意的論文」的預期目標也沒有完全達到，更不用說精雕細刻了。在寫作之初，本書還擬定了一個基本程序：先瀏覽全集，再精讀重要篇目，得出自己的觀點，寫出初稿，再參考相關研究論著，修改成稿。這個程序後來也沒有完全貫徹。原著初始閱讀環節也沒有自始至終做到以善本為根據，以電子本代紙質本，以標點本代原刻本，以選本代全本，以粗讀代精讀，以一家代多家，這樣的情況不時或有。尤其是在國外幾年，主要閱讀資源是四庫全書電子版。雖然後來都用善本對相關引文復校一過，開初的缺憾卻無法彌補。
不僅如此，作為課題項目，作為一部貫徹古近的史著，即使是現在拿出來的部分，體例也太過宏大。從孔子教學到林紓翻譯西洋小說，既想包羅散文與散文批評、學與史，又想調和文獻與理論、常識與新見，在各章論述中既想突出重點，又想瞻前顧後，勾連呼應，只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襲一般文學史論之處，錯舛、重複、缺漏、扞格、矛盾之處，生吞活剝、沒有消化之處，又何止一二。
如果一定要為這些不足找原因的話，應該也可以找到一些。比如，可以將它們歸罪於科研製度。如果不是有課題的壓力，自己未必會弄這麼宏大的題目；如果不是課題催得緊，自己就可以慢慢細細地研究，等等。對於當今的項目制度以及相關的宏大著述，最近幾年批評的文章不少。我自己也初知其弊，曾受其縛，領略其苦。
記得有這樣幾年，自己連年向某基金會提交申請，每年都僥倖通過匿名通訊評審關，但最後都一無例外地見光死，那個系列的最後一年得知結果後，竟然憤而上書，批評人家規則不妥，還直楞楞地說：像這種連續幾年通過匿名通訊評審的課題就應該立項。可見這毒中得著實不淺，膽子是大得可以包身，智慧卻在銅錢眼裡打圈出不來。要知道那時「散文學史」已經全面鋪開，時間本來就吃緊。作為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除了要在一定期限內交差結項之外，立項之後的每個季度還得交待進度，匯報成果，真是聲聲催人急。有回開會見到譚凡先生——他承擔著這套叢書另一個平行項目《中國小說學史》，說起項目進展的事，他就說：「就怕三、六、九、十二月的最後幾天。」這句話在譚先生當然是開玩笑，卻準確地道出了我內心的感受。沒有項目時想項目，有項目時想大項目，有大項目時愁檢查和完成，自己拿繩子套住自己。世上如果有項目綜合症的話，這大概是它的症狀之一。
客觀地說，現行項目制度對有些人的精神確實有些壓迫，就像香菸對人確實有毒；這套制度也確實有這樣那樣的弊端，就像考試制度有禁錮人才的一面；宏大的題目確實容易搗虛，就像橋梁越高越大，它的跨展就越大越空。學術研究最崇尚自由，像趕作業一樣做研究，要作出好東西來，確實更不容易。自己偶爾也想，如果不是這麼一個龐大項目，應該會做得更紮實、更具個性一些；如果不是趕得那麼急，還可以再作一些增刪、調整、修正與打磨，再消化消化，查核查核，錯誤應該可以減少一些。
不過，當事人強調這些外在原因，終歸逃脫不了找藉口，找臺階之嫌。自己主動要了課題，卻怪課題害了自己，就像自己一邊點香菸，一邊卻怪香菸有毒；不能在有限的時間裡輕鬆結項，不說自己能力有限，反怪時間規定得太緊，就像考試時不能按時交卷，卻怪下課鈴聲催得太急；沒有寫出紮實的新東西，不說自己功力不夠，卻怪題目太大，就像建出個橋晃晃，不從自己的設計、材料與建築過程中找原因，卻說凡是大橋都不免晃晃，如果建的是小橋流水，就一定會又漂亮又紮實。這些話顯然都不妥當，都說不過去。將《中國散文學史》的不足歸罪於制度也同樣如此。從根本上說，它之所以會以這樣粗陋的面目呈現在大家面前，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作者基礎薄弱，力量不夠。如果還要繼續尋找的話，大概還可以說：這本書雖然花費了不少時間，但是時間利用的效率還有待提高。
其實，公道一點說，現行的項目制度、大題目雖然確有上述弊端，但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研究者究竟是受其害、還是沾其益，關鍵還是取決於自己。道行高深、條件優越的學者，不去申請項目，不會得其益，也絕不會受其害；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學者，雖然申請項目，也可能做到只受其益，遠離其害；像我等定力不足的研究者，不免有自尋煩惱的時候，但總體上說還是項目制度的受益者。經費的獲得，怎麼說也有助於自己更加專心於研究，減少在經濟事務上的分心。大項目的設定可能會有拂逆本心的成分，也增大了架空的可能，但換一個角度看，卻也有利於走出過去，擴大自我，而架空的危險實際上也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具體到散文學史，如果不是項目的機緣，自已現在未必跳出了小說、詩歌的圈子，未必有緣領略散文學的「異國」風景，發現它們原來也這樣廣闊，如此美麗。如果不是幾千年的宏大敘述框架，自己未必有機會這樣密集地接觸眾多中華典籍，無論是紙質本還是電子本，是原刻本還是排印本，是全本還是選本，每一本書就是一個人，一個個來自不同時空坐標點的不同的人；無論是精讀細讀還是粗讀瀏覽，或者竟或只是翻了翻目錄，摸了摸書套、封皮，每一次接觸都如與不同的朋友會面。長年有這麼多好朋友自遠方來，怎能不樂？每季度的作業匯報確實有點恐懼，但可能也是治療偷懶、放鬆、拖沓種種毛病的良方，至少對研究進度來說有一定好處。這十年中，有三年時光是在國外度過的，當時同行的朋友不免嘆說寂寞，自己卻因有這項研究相伴，幾乎從沒遭遇寂寞的蟲子。在千年妙文中遊弋，在無邊虛空中結思，就象屋角的蜘蛛，在那無憑處搭出一方若有似無的絲網，編織、侍伏、捕獵、爬走的緊張和快樂都享受不過來，哪裡還有時間去感覺寂寞？
以自己的能力來做如此龐大的散文學史，難免種種不是。不過，自己畢竟也投入了十年時間、思考、情感與汗水，愚者千慮，應有一得，因此，正如前面已述，「寫作過程中聊以自慰、自以為是的地方也不時或有。」儘管前面已經有種種文學理論史、文學批評史，還有周振甫先生的《中國文章學史》，如果以此前是否有同名著作為標準的話，那麼，本書仍然可以說是第一部中國散文學史。從整體觀念、架構到具體章節，大致還有些自己的思考。各章內容應該不只是對象的簡單介紹，不只是材料的簡單堆積，不只是他人言論的簡單串連，多少可以聞到幾絲研究的氣味。現在回頭看看，除個別章節外，「每章都夾有自己的私貨」，「每章至少包含一篇略有新意的論文」，這樣的話應該不會離事實太遠。考慮到自己資質的愚鈍，學養的單薄，而現在提交出版的部分又多是前人研究得較多的大家名著，能夠做到這些，大致可以感到欣慰。
平心而論，本書寫作過程雖然有過前述苦惱，但是更多的體驗還是學習與研究本身的快樂。雖說這是一個基金項目，但與職稱、晉升、獎金、指標等事務基本上沒有關聯，本書到現在還沒有正式出版，也從一個角度說明這點。除了季度末匯報那幾天外，自己並沒有多少「做項目」的感覺。大多數時候，與其說是在研究，還不如說是在看書，在聆聽古人的種種言說，偶爾自己也閒閒搭幾句話語。一本一本地讀，一本一本地做些筆記，將這些筆記聯綴起來，就是所謂的研究，就成了這本《散文學史》。雖然沒有做到每章每節都創造出新的思想、情感和故事，但過程中不時接觸他人的思想、情感和故事，也是幸事。對別人未必有多大的益處，可自己終歸是充實、愉悅地度過了一天又一天。實際上，無論是架構宏大的歷史、理論著述，還是篇幅短小、隨意揮灑的性靈文字，如果一定要讓他人來衡量其價值，結果大多會讓作者失望；如果一定要以距離真理的遠近來衡量它的價值，則既會讓作者失望，同樣也會讓讀者失望。也許，學術研究首先並不是為了滿足別人，而是為了滿足自己；首先並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在這個幌子下與不同時空的朋友聊上幾句。這大概是學術研究的快樂源泉，也是自己十年來會沉浸在這份研究中，並且還將繼續下去的重要原因。
我曾經以為，世上沒有絕對意義的專著，任何一本著作說到底都是作者、師友、時代、環境的合謀。著作的責任當然只能由作者獨立承擔，但是，如果說它有什麼榮譽的話，則理應由大家分享。這本《散文學史》當然也是這樣。
正如前面所說，「散文學史」這個題目與主意首先來自黃霖先生，如果不是先生的設想和提議，當然不會有此書的蹤影。再說遠一些，如果不是蒙黃師不棄，攜我入門牆，繼而留在復旦工作，這一切更是無從談起。作為一個課題項目，「散文學史」當初是以蔣凡先生為項目負責人申請下來的，只是在蔣先生退休之後，才作相應變更，如果沒有蔣先生的鼎力支持，有沒有這個課題也同樣難說。當然，蔣先生平易隨和的品格對我的影響可能也不小。記得那年我開了一門詩詞賞析課，不知怎樣講授好，鬥膽請蔣先生示範一課，先生二話沒話，操起京胡與竹笛就走。教研室一同事有天遇到我，笑問：你膽子怎麼那麼大？我疑惑地問：怎麼啦？他略帶誇張地說：你怎麼敢跟蔣老師勾肩搭背！原來，那天下課時我與蔣先生親密的情景被他逮了個正著。我說：不是我太膽大，而是蔣老師太平易近人。學期結束時，學生評說一個學期的課程，都說最難忘的是蔣老師上的一堂，甚至還讓我醋意與悔意並生。——在本書的寫作初期，我還有一個基本的寫作原則：全書儘可能使用純粹的白話，儘可能乾淨地排除「之乎者也矣焉哉」。這個原則的確立，不知道與蔣先生的隨和平易之間有沒有一些聯繫？
本書直接肇源於師長的提攜，也得到不少同學的直接幫助。大約在2005年春季，我為研究生開過一學期的散文學史課，那時教室還在文科樓，選課同學有彭曉玲、杜竹敏、蔡凌華等，所用的教學材料就是當時已經寫就的散文學史部分章節。去年秋季，我有機會再為研究生開設了一學期散文學史課。選課的有馬俊紅、潘德寶、徐炯、常方舟、謝卓華、孫浩偉、鍾孫婷、陳特、張超、劉樹勇、金淑香等同學。訪問學者王凌虹先生也參加了一些課程。那時散文學史寫作已告一個段落，每人一本《中國散文學史》列印稿在手。兩個學期課程的主要內容都是為書稿挑刺，大到全書布局，小到標點符號。同學們課前閱讀指定章節，課內談談感想，指出錯誤。直截了當的上來就是質疑，講策略的先美言一二再抖關鍵，有的搞一點迂迴婉轉，綿裡藏針，最後再脫穎而出。好一派磚頭滿天飛，棍子漫天舞。這樣的課程，對於課程主持者自然未必時時好受，對於書稿來說卻是求之不得。遺憾的是，同學們雖然也享受批判的痛快，但多少還保留了一些同情心，眼底留情、嘴下留情、筆底留情的情況並不少，不然，呈現在各位面前的書稿面目肯定還會有所不同。
不僅如此，本書稿還包含了吳水蘭、孫浩偉兩位同學的特別貢獻：她們先後為文稿校核了一遍引文。慚愧的是，吳水蘭同學的大部分校核成果，無法在目前的書稿中呈現，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面世。十年磨不成的劍，不知再用一個十年能否磨成？十年時光賺不回一個貨真價實的「後記」，不知再用一個十年能否賺回？
回望過去，十年時光真太短；展眼未來，十年時光實太長。與其將「後記」寫作的愉悅留待茫然的以後，還不如先在這裡受享一回。寫作的因緣，師友的情誼，若不及時記錄，日久也可能隨風而逝。這樣說來，將「隨記」改作「後記」，先填補好此處的「空白」，也不是沒有道理。
2011年8月，海上默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