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國經濟、社會等問題此起彼伏,人心惶惶。一場疫情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一些國家社會運行機制的脆弱不堪。而曾經提出「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約瑟夫・博伊斯,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意識到今後將頻發的社會問題。這位精力旺盛的藝術家醉心於社會政治活動,雄心勃勃,力圖用「社會雕塑」概念改變世界,解決社會問題。
約瑟夫・博伊斯(1921~1986)
富有爭議的早期經歷
人們熱衷於對藝術家早期履歷的發掘,力圖從中找出些蛛絲馬跡,推斷出成功的因素。博伊斯一生經歷過於豐富又激烈,只能標記幾件不同尋常的事。1921年,博伊斯出生於德國下萊茵區。父親是一個小地方奶酪廠的廠長,對博伊斯談不上溫柔慈愛。博伊斯青少年時期一度對自然和自然科學極其痴迷,如果不是戰爭經歷,他可能會成為一名科學家。
但這值得存疑。1938年時博伊斯參加了希特勒青年團,這一年他從學校在納粹指定要焚毀的書堆裡找到一本威廉・勒姆布呂克(德國雕塑家,1881~1919)的書,書裡的一件雕塑,在他看來,「伸觸到雕塑概念的極限之境」。「當我考慮一種雕塑形式——它能夠既包括物質的材料,同時涵蓋精神方面的素材時,我全然被『社會雕塑』的理念驅使著。」這份體驗就是博伊斯「人人都是藝術家」認識的源頭。當時博伊斯忽然醒悟,「用雕塑可以做些什麼。一切都是雕塑」。這時博伊斯已經不能再忠實於自然科學。
1943年,博伊斯是納粹空軍飛行員
博伊斯1940年參軍,他在戰爭中的墜機經歷之後被數次提起,用以解釋日後的創作素材。那是在1943年,博伊斯駕駛的斯圖卡俯衝轟炸機在克裡米亞墜毀。同伴死了,博伊斯活著,很神奇——遊牧的韃靼人把他帶到帳篷裡,用動物油脂擦他的傷口,用毛氈包裹他,餵他牛奶和奶酪。博伊斯的肋骨、腿、手都斷了,鼻梁碎了,頭骨層雙重破裂,如果不是韃靼人,博伊斯早就死了。戰爭讓博伊斯的身體破爛不堪。1947年博伊斯回到德國,那時他早已決定,要讀藝術,而不是成為一個科學家。於他而言,從自然科學出發的世界觀已經面臨困境,只有從藝術裡尋找生命的原理。
《油脂椅》,1964年
1947年春天,博伊斯進入杜塞道夫美術學院學習。在風格和思想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相對完整的理念和藝術體系。他創作的常用素材——動物、植物、油脂、毛氈都取自於他童年及戰爭時期的體驗經歷,例如《油脂椅》《流血的鹿》《成吉思汗》《如何向死兔子解說圖畫》《工作場所的抽蜜蜂機》等等。這些廢棄的材料看上去都是從遭受創傷的國家廢墟裡提取的。用這些材料,博伊斯營造了一種脆弱的氣氛,容易引起一種悲愴的歷史回憶。他的可怕的《奧斯威辛聖骨箱》便是一個恰當的例子,在玻璃盒中,有這樣一批物體:一個破電熱盤中的幾塊脂肪、腐朽的臘腸,像是模仿馬槽中的基督的一隻躺在乾草桶中的乾癟死老鼠、一幅有密集碉堡的集中營雕刻和一個小孩的素描,除此之外,再無其它物品。這就像是從歷史記錄中取出的畫面,充滿了悲涼的感覺。
《如何向死兔子解說圖畫》,1965年
1961年,博伊斯終於獲得了杜塞道夫學院的教職。從那之後,學院再也沒有安寧之日。他帶著戰爭、死亡、沮喪經驗以及淵博的學識任教。他變成一個走向廣大群眾的藝術家,在宣告「擴張的藝術觀念」及塑造「社會雕塑」裡逐漸消耗自己。教育是他「擴張的藝術觀念」裡的核心部分,而他從這個工作裡,看到創造「社會雕塑」基礎的可能性。
《毛氈衣》,1970年
「思想是雕塑」
「人人都是藝術家」的背後是博伊斯歷經大半生去實踐的「社會雕塑」概念。「思想是雕塑。一個想法是人創造力的產物。我想要製作這一想法,並且以一種對待某種物體一樣的方式處理它,讓它產生的過程可視化,呈現給人們。一個想法,創造力的產物,已經是藝術作品,一件雕塑了。」因而,藝術可以參與社會活動,藝術就是社會活動,藝術能改變一切,包括社會本身。所以博伊斯的眼光更為高遠,他認為自己的使命不僅僅是創造一個概念,他要用這個概念去改變社會秩序。「去構建一種社會秩序,就像構鑄一件雕塑作品,這就是我的使命,藝術的使命。」
Homogenous Infiltration for Cello, 1966~85
1972年7月到10月間,博伊斯參加了第五屆卡塞爾文獻展,他在那裡待了有100天,在此期間他冒出了一個自由國際大學的創意。它是一個「自治的研究機構」,立足於一種拓展的藝術概念。其職責將指向於去設計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荒原狼:我愛美國,美國愛我》,1974
1978年,自由國際大學與「爭取第三條道路運動」(發現一條介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協同合作。1979年時,博伊斯寫正式信函要求加入綠色和平主義組織。他在組織裡醉心致力於社會改革:出入電視討論節目、參與社會活動和組織各種運動。每一年都力圖成為歐洲議會議員,但未遂。博伊斯是個熱心政治的人,雖然他從來不是一個政治家。博伊斯確信,政治必須被徵服:社會塑造,一種經由人類之創造、涵蓋整個社會的設計程序,則會取代政治。他的目標是一種社會性的和經濟上的,不同於綠色和平主義者在「大自然保護」和使用陽光、風能、水能之類天然資源諸事上打轉。
1982年6月,第7屆卡塞爾文獻展的開幕式上,博伊斯實施作品《7000棵橡樹,城市造林替代城市管理》
博伊斯認為世界範圍內的社會問題將不可避免,除非能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理解勞動、財產和報酬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博伊斯經常思考一些問題:
1. 政府的職責是什麼?何為其應有的限度?
2. 一個社會最根本的資產是人的創造力。藝術=資產。
3. 怎樣才能夠創造一種通行的制度,它認可這樣的事實,而且致力於發展人的能力而不是利潤最大化?
4. 如何通過一種途徑使生產、消費及交換經營的結果都能成為利他的?
5. 金錢是什麼?
6. 為什麼土地可以被購買?——它既不是任何人製造出來的,也沒有任何人為創造土地投過資。
……
博伊斯一直強調,我們經濟制度的狀況及其法律並非是天賦的,而是由人所設定的。他想進化出一個更適宜人類的升級社會。
Untitled(Two Elks), 1951
創建「能力經濟」社會
在實踐上,博伊斯徹底以魯道夫・斯坦納(影響博伊斯至深的奧地利社會哲學家,1861~1925)的社會理論——尤其是三重社會機制為依據。 斯坦納將社會的三重結構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即必須建立文化領域裡的自由、權利領域裡的平等以及經濟領域裡的聯合一致。這可以作為一個社會的原型,自交換經濟向「能力經濟」發展。
The Pack, 1969
博伊斯在《要求一種變革》一文中寫道:「目標就是奔向一個新社會的未來……至於諸如『我們能幹什麼』的問題,我們的反應是,要去探究的問題乃是『什麼是我們必須加以思考的?』」。 博伊斯還描述了一種建立在能力經濟基礎上的新的工作概念,一種以工作和報酬脫鉤為前提的新的取酬概念和金錢的功能轉變,使金錢的性質民主化。然後對「轉變的手段」加以詳細闡述。博伊斯覺得,十分必要的是讓轉變的手段能夠為整個公眾世界所利用。為此,熟悉這些手段的人必須被選入議院,他們如何才能得逞?要他們所有的精力匯集於一個共同的選舉行動。一個共同的選舉行動不意味著一個黨派組織、綱領的討論,而是一種各黨派的聯合多樣性統一。
The Couple, 1952/53
博伊斯的激進,擁簇者眾,反對者也眾。藝術家梅爾・欽說:我決然不信藝術應該專注於這些問題。介入對社會有著深刻影響的現存結構機制(例如電視或政治)中是一種策略,不是去攪擾,不是大談他們的生存狀態、刻板固執、三重結構等,而是與一個創造性的進程相協同,去促進它,由此提供出可能性的選擇,用之感召世人。
《母鹿》,1979
博伊斯在1986年去世,他所期望的「第三條道路」無論在德國,在歐洲,還是在其他國家並未實現,不知道他離去時是否感到過遺憾。本質上,博伊斯想建立一種原始的民主。這個烏託邦太大了,整個社會結構都要改變。對於「務實的政治家」而言,博伊斯就是個瘋子。但毫無疑問,他的活動激發、促進或豐富了當代藝術創作的許多方面,為之後的藝術界甚至整個社會,留下了豐厚的思想藝術遺產。
文 |《藝術商業》劉向林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