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災難最深重的時代，關於20世紀的反思，也是不勝枚舉，但是只有極少的思想家，能像哈耶克那樣，真正洞悉到20世紀災難的根源。
1974年，哈耶克榮獲諾獎，並發表題為「知識的僭妄」，這篇演講的重大意義在於，他指出了20世紀重大的歷史災難，源於人類試圖掌握「社會總規律」的知識野心——將科學方法論被濫用於治理人類社會。
這篇演講的特殊場合，再加上我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使我幾乎無可避免地選擇了這個題目。
一方面，不久前剛剛設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一個過程又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經濟學已經贏得了類似於物理學的威望。
另一方面，人們正在呼籲經濟學家出來談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擺脫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這種嚴重的威脅。
然而，正是大多數經濟學家曾經推薦甚至極力促使政府採取的政策，造成了這種局面。
在我看來，經濟學家在指導政策方面沒有做得更為成功，同他們總想儘可能嚴格地效仿成就輝煌的物理學這種嗜好大有關係。
今天我首先想解釋一下，這種唯科學主義的謬誤，如何直接導致了最近的經濟政策中一些最嚴重的錯誤。
本篇演講發表的70年代，歐美各國深陷「滯漲」：濫發紙幣，消費萎縮，大量失業。
我曾與之論戰的理論，是一種有關正確的科學方法的錯誤觀念的產物，但是在過去30年裡，它一直指導著貨幣和財政政策。
但是我認為，它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我們現在也已經知道，照這樣的理論採取行動是十分有害的。
這使我提出了一個關鍵性問題。與物理學的情況不同，市場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現象，它取決於眾多個人的行為，對決定著一個過程之結果的所有情況，幾乎永遠不可能進行充分的了解或計算。
但人們常常十分幼稚地認為，這樣的觀點是科學工作所必需的，但它卻引起了一些荒謬的後果。我們當然知道，在談論市場和類似的社會結構時，有許許多多的事實是我們無法計算的，對於它們，我們僅僅具有很不精確的一般知識。
他們經常生出一種十分愜意的幻覺：他們能夠進行計算的因素，才是唯一相關的因素。
例如，總需求與總就業之間可能僅僅有著「大約的相關性」，但這是我們能夠得到量化證據的唯一關係，於是它便成了進行計算的唯一的因果關係。
以此為標準，有可能存在著助長錯誤理論的更「科學的」證據，因為它比正確的解釋更「科學」而被接受，至於正確的解釋，卻因為不具備足夠的量化數據而被否定了。
大蕭條，是這個時代的痛點。
在我看來，對此正確的解釋是，在不同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分布與這些產出的生產中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的配置之間，存在著不一致。
失業表明相對價格和工資結構受到了扭曲（通常是因為壟斷或政府的價格鎖定），為了在所有部門恢復勞動力的供需平衡，有必要改變相對價格和轉移一部分勞動力。
對失業原因的種種解釋，是一種經驗理論——例如，如果貨幣供應持續不斷，普遍增加工資就不會導致失業；但它肯定無法使我們得出有關工資率、勞動力分布的具體量化預測的理論。
但是，在經濟學領域，我們為什麼必須為人類對某些事物的無知做出解釋呢？
要知道，在自然科學中，人們肯定會期待科學家提供有關這種事實的準確知識。對自然科學的範例有所體驗的人，會對這種立場十分不滿，他們會堅持自己在自然科學中形成的「證實原則」，這也許不足為奇。
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我已簡單說過的一個事實：社會科學同生物學差不多，但和大多數自然科學不同，它要處理的是性質複雜的結構，也就是說，它所處理的結構，只能用「包含著較多變量的模式」加以說明。
以競爭過程為例，只有當它在相當多的行動的個人之間進行時，才會產生一定的結果。
我們的理論所要說明的，是在一個功能良好的市場中自發形成的決定著相對價格和工資體系的因素，就這一理論而言，以上所言尤其正確。
蘇聯計劃經濟
市場過程的每個參與者所擁有的特殊信息，都會對價格和工資的確定產生影響。這方面的全部事實，我們是無法知曉的，因此我們無法測知它對這種秩序的偏離程度，而且我們無法從統計學的角度，對我們的理論——對價格和工資的「均衡」系統的偏離，使某些產品和服務不可能按定價售出——加以檢驗。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正是政府的幹預，導致了整個經濟系統的扭曲，從而加劇了大蕭條。
許多人認為，我對經濟學的數學方法一概加以反對。事實上，我認為數學方法大有益處，它使我們可以利用代數方程式，去描述某個模型的一般性質，即使我們對決定其具體面貌的數據一無所知。
沒有這種代數方法，我們對市場中不同事件的相互依賴性，就很難窺其全貌。不過這也導致一種幻想，使我們認為可以用這種技術去搞定和預測各種量的數值，於是徒勞地想找出量的常數。
儘管數理經濟學的近代奠基人沒有這種幻想，這種情況還是發生了。
他們認為，只有可計算的數據才是重要的——這種迷信在經濟領域造成實際危害的事例可能為數不多，但目前的通貨膨脹和就業問題卻是十分嚴重的一例。
它所造成的後果是，經濟學家中有著唯科學主義頭腦的大多數人，對很可能對造成廣泛失業的真正原因漠不關心，因為它的作用無法用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可計量的數據關係加以證實，他們幾乎把全副注意力都用在可以計算的表面現象上，由此產生的政策使事情變得更糟。
當然，必須隨時準備承認，我認為對失業現象做出了正確解釋的理論，是一種內容有局限性的理論，因為對於既定環境中預計必然會出現的事件的性質，它只能讓我們做出十分籠統的預測。但是，更為雄心勃勃的理論建構對政策的影響卻沒有更加走運。
我必須承認，我更喜歡雖不完美但正確的知識，即使它留下許多無法確定和預測的事情，而不是那種貌似精確但很可能錯誤的知識。表面上遵守公認的科學標準，會給具有簡明外表的錯誤理論帶來虛名，但目前的局勢說明，這種理論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我提到這些眼前重要的實際問題，主要是想說明，一些可能涉及科學、哲學等抽象問題的錯誤，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貌似科學的方法其實是最不科學的，我們所能期待科學達到的目標，是有著明確界限的。這意味著，把科學方法無法做到的事情委託給科學，或按照科學原則去進行人為的控制，有可能招致令人悲哀的後果。
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進步當然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於是，所有人都會以為這種能力可以使我們隨心所欲地改造社會。
人類社會，是一種複雜的有機體為主領域，人類不可能獲得主宰事務進程的充分知識。我們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樣去模鑄產品，而是必須像園丁看護花草那樣，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識，通過提供適宜的環境，養護花草生長的過程。
自然科學的進步使人類情不自禁地覺得，自己的能力正在無止境地增長，「讓人眼花繚亂的成功」——誘使人們不但試圖主宰我們的自然環境，甚至想主宰我們的人類環境，這就是危險所在。
社會研究者認識到自己的知識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便應懂得謙虛為懷的道理，不至於再去充當那些極力想控制社會的狂妄之徒的幫兇；這種做法不但會使他成為自己同胞的暴君，並且可以使他成為一種文明——它不是出自哪個頭腦的設計，而是通過千千萬萬個人的自由努力成長起來的毀滅者。
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獲得的唯一教訓，就是沒有從中吸取過任何教訓。」
20世紀，對先進技術的盲目崇拜，對科學方法的濫用，造成了人類整整一個世紀的災難，至今仍讓人仍心有餘悸。但遺憾的是，大災難並未帶來大覺醒——
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慧的飛速發展讓人類看到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曙光，但人類也再次陷入了致命的自負：無論是東亞還是歐美，不斷有科技精英提出憑藉「大數據+人工智慧」復活「計劃經濟」。
基因編輯技術的成熟，讓人類看到了治癒癌症等絕症的新希望，但「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因此重新抬頭：人類通過技術可以擺脫遺傳的限制，隨心所欲地設計自身，世界上將不再有疾病，人類的智商將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滅貧困與不公，還可以加速人類的進化。
歷史的斑斑血跡為何未能喚醒人類？究本溯源，我們只不過在認知上摒棄了「納粹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等錯誤思潮，卻對這些思潮的真正推手——唯科學主義的方法論，依然趨之若鶩。用錯誤的方法論批評錯誤的思潮，其結果是，那些錯誤的思潮一次次的改頭換面，並捲土重來。
給書小圈三連唄，您的支持是我們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