瀨戶正人 鳳凰網讀書
「我感興趣的始終是我自己。」
——深瀨昌久
深瀨昌久，日本著名攝影師。因家族世代經營照相館，從小與攝影結緣。20世紀70年代，深瀨昌久與細江英公、森山大道等人一同設立了workshop攝影學校，並成為日本戰後攝影的重要人物。
這句話是深瀨昌久為「最後」一部攝影作品集所寫的解說的開頭。深瀨昌久在美國攝影雜誌Aperture（光圈）創刊40周年紀念刊上刊登了也許是他以攝影家身份發表的最後一部攝影作品集MASAHISA FUKASE Untitled，1992。
深瀨昌久與細江英公、森山大道等都是日本戰後攝影的重要人物。代表作品攝影集《鴉》《家族》等。1992年因不慎摔傷，腦部造成嚴重挫傷，喪失語言與記憶能力，而退出攝影圈。2012年去世。
收錄於 深瀨昌久《鴉》
本文作者，瀨戶正人曾做過深瀨昌久的助手，這位享譽世界的攝影大家對瀨戶正人的影響非常深。他寫下了在深瀨昌久身邊耳濡目染，攝影造詣日益精進的成長經歷。
深瀨昌久 番外一
（節選）
文丨瀨戶正人
「深賴先生，能看到對岸嗎？」
高臺上的養老院裡，午後總是充滿陽光。樹木覆蓋的綠地，在眼前拉伸得又細又長。我決定晴天下午一點左右去探望深瀨先生。我能做的也只是推著輪椅在那個公園裡散步。深瀨先生摔倒之後這三年時間裡，已經差不多能寫自己的名字，能認得出我了。偶爾，我會偷偷讓他抽菸，觀察他的樣子，推測一下深瀨先生的思緒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深瀨先生就只是望著窗外。
「深瀨先生！深瀨先生！……」
我試著向他打了好幾次招呼，他只是望著窗外遠處，身子連動也不動一下。
有一天下午，我隔了好久前去拜訪他的時候，偶然翻看了一下放在床上枕頭邊的筆記本。
「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狂……」
筆記本的正中間部分，寫了差不多有三頁半。這是深瀨先生的字。他可能明白自己所處的狀況吧。這讓我感到驚訝，同時又覺得很不安。醫生告訴我們，由於腦挫傷損傷了一部分大腦，記憶也喪失了，只留下了一部分，而且重返社會所必需的「意志」已經不在了。他應該是無法認識到自己的狀況的。實際上，多年來照相機一直在他的床鋪旁邊放著，卻沒有使用過的痕跡。筆記本上留下的，像是深瀨先生忽然明白了自己的狀況之後亂寫一通的字跡。我不由自主地站在四樓窗前往下看，紅色或粉色的杜鵑花樹叢沿著建築物排成排。深瀨先生也許會跳下去吧。午飯後悠閒舒緩的時光，大家那平穩的時間充滿了整個大廳。遠處，多摩地區的住宅整齊地排列著，沐浴在波浪一般的陽光下，閃爍著白光。
「人生是無聊的，攝影就是消磨時間。」
深瀨先生的聲音重新在我耳邊響起。連無聊這種心情都已經無法意識到的深瀨先生，莫非已經全都明白了？我把輪椅推到大廳盡頭的桌子那裡，然後，凝視著深瀨先生的臉，凝視著他那雙小眼睛。
「深瀨先生，深賴先生，聽到了嗎？能聽到嗎？」
深瀨先生的眼睛一動也不動，四方形的窗戶像相框一樣映在他的瞳孔上。初夏那鬱鬱蔥蔥的樹木隨風起伏，光在他的眼瞼深處閃耀。午後的陽光照射在飄揚的葉子上，光輝增減搖曳，同時也想要到達深瀨先生的視網膜上。正是這世界上的光芒想要喚醒他的那顆心。然而，和往常一樣，深瀨先生的心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深瀨先生，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一邊看著筆記本，一邊用手指模仿著寫「狂」這個字。在紙上比劃的同時，我也一直盯著深瀨先生的眼睛。不知道他是聽得見還是聽不見，只有窗外那明亮的綠地填滿了深瀨先生那雙眨動的眼睛。儘管完全沒有表情，在那僅僅一次的眼睛眨動中，也能感覺到生命的光芒。但是，我不認為他聽到了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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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日深夜，梅雨前線橫亙在關東地區，隨著氣候影響加深，雨勢也越發猛烈。那天晚上，我在自己家裡睡覺。颱風一般的風雨敲打著窗戶，令人難以入眠。明明電話鈴聲一直在響，我卻一時沒有注意到。
「深瀨先生摔倒了。」
是黃金街的「沙雅」的聲音。
「東京女子醫大！」
僅憑這一點，我就很清楚這件事的發展趨勢了。該來的終於來了。因為已經兩次從熟悉的店、熟悉的樓梯上摔下來了，老闆娘甚至為深瀨先生裝了扶手，可他還是滑倒了。我從川崎自己家出發，計程車在傾盆大雨中持續奔馳。雨水從前方側面襲來，那感覺簡直就像是在以迅猛的速度潛入水裡。與其說這是前往醫院，倒不如說是在追尋沉入深海底部的深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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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一天到現在，已經整整過去二十年，六月九日這天也下著瓢潑大雨。就像那天晚上一樣，我並沒有想到會在這樣的雨天接到深瀨先生過世的通知。我想起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已經忘記了的「明信片」的下落。深瀨先生摔倒前差不多半年左右，他冷不防地遞給我一張死亡通知明信片。
從那年秋天開始，也就是從樓梯上摔下來的半年前，我就感覺到深瀨先生的言行有點難以理解。深瀨先生緩緩打開箱子從中取出一張明信片，放在「南海」的紅色吧檯上。那是一張白底黑邊的死亡通知書。
「印了一百張。如果我死了，你就寫上日期替我寄出去。」
「知道了。那我先替您保管著。」
真是個糟糕的玩笑。我笑了。一邊笑著一邊看著深瀨先生的側面，窺視他的眼睛。黑色的威士忌瓶子在他的眼中綻放出更加黝黑的光芒。深瀨先生的思緒不知道又遊到哪裡去了。
那是一九九一年的事情，現在再看這張明信片，裡面的內容有點太決絕了。深瀨先生可能並不打算迎接二〇〇〇年。回想起來，我覺得有各種各樣的線索。一九八九年左右，聽說三年後的一九九二年將在美國或者歐洲舉行展覽的時候，深瀨先生說了一句讓我很在意的話。有天夜裡，房間整體做了遮光，我和深瀨先生一起，只做了一幅1米×1.6米大小的照片。因為要在海外辦展，所以想做得大一點。這明明是三年後的事情，他卻在黑暗中，帶著開玩笑的口氣說道：「一九九二呀，那時我還活著嗎？」就像在說遙遠的未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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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後，深瀨先生的言行舉止越發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一會兒說他要去法國尼斯生活，一會兒又在表參道的商店裡買了一支高級鋼筆，說「要當一名作家」。從來也沒聽他說過想寫什麼，所以會覺得非常唐突。不過，當他的攝影作品漸漸開始在海外暢銷，我也想過可能是海外的美術館等機構買了很多攝影作品的緣故。雖然深瀨先生一直會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但唯獨那個時候，這些話與其說是難以理解，倒不如說是不吉利。妄想在不可遏制地膨脹。或者，深瀨先生的身體裡面可能早就已經住著某種莫名其妙的魔物。那段時期，他一天要進澡盆三次，潛在水中一直用水下相機拍攝自己的臉。這就是成為他最後的攝影作品的《卟嚕卟嚕》。
攝影作品《卟嚕卟嚕》
被告知深瀨先生已經不能回歸社會以後，我到深瀨先生在代代木的公寓以及我們稱之為「別墅」的山梨的空屋去整理照片和私人物品。那時，我從儲物櫃的抽屜裡找到了另一支連包裝都沒打開的鋼筆。同樣是萬寶龍的金色粗筆尖，裡面附有一張十二萬日元的發票。那個時候，深瀨先生肯定已經在分隔這個世界與那個世界的河岸上獨自一人迷失了方向吧。
那是三十多年前一個夏日的黃昏時刻。參加森山大道先生主辦的「寫真塾」的我，在下課後，和往常一樣打算回家。這個時候，森山大道先生把我叫住了，說有話要和我說。我走下位於二樓的「CAMP」畫廊的樓梯，我們兩個人在下面數上來第三階臺階上並排坐下。隔著巷子吹過來的風穿過我們兩個人之間，順著樓梯吹上去。他說，有一個事務所在招助手我很合適，然後把寫著那個地方的聯繫方式的便箋遞給了我。
他說，那是一個商業攝影的事務所，不過攝影家深瀨昌久先生也在那裡，好好拍廣告也很好。一直在從事街頭攝影的森山先生向我介紹一家商業攝影的事務所，這讓我覺得很意外。不過，因為他是做過細江英公先生的助手的森山先生，所以我不帶任何疑惑地相信了他的話，同時也明確了以後的發展方向。
去面試的時候，我在那個攝影事務所裡見到了廣告攝影家岡田正洋先生和野澤一興先生，而應該在的深瀨先生卻沒有蹤影。這是從日本設計中心出來的夥伴們的共同事務所。他們向我說明了各種情況。過了不到一小時，深瀨先生從玄關旁邊的廁所走了出來。還是大家熟悉的光頭模樣。我很緊張地低下腦袋和他打了招呼，可深瀨先生連頭也不回地一骨碌躺在地板上，點上了煙，一副剛做完暗房作業的樣子。深瀨先生從低矮的地板上微微抬起頭，窺視般地望著空中，玩賞著搖曳的煙霧。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深瀨先生製作的就是在尼康沙龍展示的《鴉》。回想起來，這真是個不可思議的事務所呀。於我而言，這就是決定自己後來人生的一次無比幸運的邂逅。
攝影作品《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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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裡，窗邊的桌子上，並排放著他們三個人各自的電話。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個都用撥號式黑色電話的時代，只有深瀨先生用著黃鶯色的按鈕電話機。無論哪個電話響，身為助手的我們都要去接電話。深瀨先生的電話響的次數尤其少，即便偶爾響起，也不知道為什麼，對方的聲音總是很虛弱，好像帶著歉意。也許因為當時的深瀨先生沒什麼工作，一來事務所就躺在地板上，或者深深地沉著腰坐在當時流行的電影導演坐的那種布制的導演椅上面，然後，眺望著由窗戶穿透進來的光線中的煙霧，就這樣度過一整天。這個時候，我就會一直很困惑，如果和深瀨先生單獨相處，那該怎麼辦才好。深瀨先生從來不和我打招呼，也沒有叫我做過任何事。
那是我來事務所半年後一天傍晚的事情。我拿著顯影好的照片從照片衝印室回來，只見剛從北海道回來的深瀨先生像往常一樣坐在電話前。那時，深瀨先生的電話非常難得地響了起來。我拿起話筒，明明只須回答「深瀨事務所」，我卻含含糊糊地說「喂，餵」。電話那頭說：「是SM俱樂部嗎？請告訴我到你們那邊的路該怎麼走。」我讓對方稍等，並把這件事轉告深瀨先生，請求他的指示。結果，深瀨先生說：「就告訴他是的，告訴他怎麼到這裡來。」
「從原宿站的竹下出口出來，沿著竹下路一直往前走。過明治大道差不多三百米就到了路的盡頭，前面有家香菸店，到了那裡再打電話過來，我去接您。」
深瀨先生微笑著說：「去看看是個什麼樣的傢伙吧。」這可能是我和深瀨先生的第一次對話。沒過多久，電話第二次響起，我告訴對方「馬上就去接」之後，深瀨先生就邀我一起去喝酒。我們一邊笑著一邊從香菸店前面經過，全然不睬那位汗流浹背的男子，直奔原宿巷子深處的燈籠方向。一想到被深瀨先生帶著走的自己身處於此，我心裡無比高興。沿途，深瀨先生一聲不吭，我只是跟著他走。走出明治大道，向右拐到前面的一條路上，很快就能看到一家居酒屋。我們來到一家鰻魚窩一樣的細長店鋪，深瀨先生就在入口旁邊那個長長的櫃檯前坐下。時間還不到六點，只有稀稀落落的幾位客人。這裡大概是他比較熟悉的店鋪吧，一坐下來店員就拿來一瓶啤酒和兩個玻璃杯。深瀨先生往自己的杯子裡倒了啤酒。這是一家烤雞肉店，可是深瀨先生連一串烤串都沒點，就默默地喝著啤酒。我在等著他往我的杯子裡倒啤酒，可是深瀨先生根本就不給我倒。那感覺，簡直就像把我坐在一旁這件事情給忘了似的，也沒有任何對話。真是個不可思議的人。我還以為他會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挑出個什麼毛病把我訓斥一通。總之，我就只能等在一旁。我很想向深瀨先生請教很多關於攝影的事，卻找不到機會問。喝完第二瓶以後，深瀨先生站了起來。我還以為他要回去了，便也跟著站了起來，結果他朝店裡面走去。這家位於原宿、工薪族和年輕人混雜的店鋪裡面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已經坐滿了。他肯定是去上廁所。我把包背在肩膀上等著，深瀨先生回來以後，又要了第三瓶啤酒，然後馬上給我的杯子也倒上了。終於給我倒了，但還是摸不透他在想什麼。一看，深瀨先生的臉頰有些泛紅，感覺心情也比來時好一些了。
「你幾歲了？」
我回答他快二十五歲了，同時告訴他，我是為了繼承老家照相館的家業，二十歲就來東京了，現在已經過去五年，覺得自己出來得太晚。
「我家也是開照相館的，和你一樣。是用安東尼嗎？」
「我爸爸至今還是很喜歡用安東尼，是攝影棚裡的主力照相機。」
安東尼型照相機是一種大概有一百千克重的木製照相機，任何地方的照相館都在用。這是能夠確保畫面始終水平、垂直的沉重照相機，不用擔心會晃動，所以對拍攝肖像照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機器。比我大將近二十歲的深瀨先生當時四十五歲，不過一談到照相館的事，他就變得像朋友一樣能說會道。
「喝完三瓶了，還要不要再來一瓶呀？」店員來問我們，深瀨先生卻說去下一家吧，便走出店去。他帶著我穿過明治大道，坐上了計程車。
「花園神社！」
深瀨先生這麼告訴計程車司機。這一系列動作像是一種本能的狀態。夜風在車窗內外來回穿梭，在我的耳邊盤旋著。到了新宿三丁目那一帶，在那之前一路追趕的黃昏夜色被人群淹沒了。深瀨先生坐在車裡，身子微微向前傾斜，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遠方。那雙小小的眼睛像是將新宿的路燈全都聚集了過來，再從自己眼睛的深處綻放出光芒。沒過多久，計程車停在了紅色鳥居前。深瀨先生像是以固定的步幅和步數走過了鳥居，然後匆匆忙忙地穿過神社而去。神殿燈火通明，在夏天的夜色下被染得通紅，為在旁邊走來走去的我們也染上了一些色彩。深瀨先生為追尋飛翔的群鴉剛在北國的某處彷徨之後回來，儘管只去了一周的時間，也很懷念黃金街的這種熱鬧景象，所以到這裡來肯定無比開心。隨著兩家、三家這樣一家連著一家地到處喝酒，沉默寡言的深瀨先生的心也被解放了。
深瀨昌久 / 瀨戶正人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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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前往旭川，從名寄出發二十分鐘左右就來到天鹽川。前方依稀可以看到深瀨先生出生的故鄉美深町。「這條河是種植稻米的最北端。」他非常堅定地用手指著說，「啊，那是星塵！」凝目而視，只見這條河的上空，冰凍的大氣中飄浮著閃閃發光的光粒。我的目光被這奇妙的景象吸引，深瀨先生卻一邊從車窗俯視著往下流淌的雪融的河流一邊說：「感覺有！」他說的是魚。去山裡釣魚的時候，他一定會看著河面，說：「有的有的。」那裡有我們看不見的魚。無論是池塘還是河流，深瀨先生都能清楚地看到魚。請他帶我去釣高身鯽的時候，他事無巨細地把這種魚在習性上的不可思議之處告訴我。就像不能用普通的方式對付貓和烏鴉一樣，他說魚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生物。在北海道期間，無論遇到什麼事都顯得能說會道的深瀨先生，對我來說也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回禮文島的時候，有編輯和女模特一起同行。本以為是去美深町的牧場或自然環境中拍攝人體，可是一到他老家的照相館就被帶到攝影棚裡去了，然後他馬上就說「在這裡拍攝吧」，把全家人都叫來了。
深瀨照相館把攝影棚叫作「寫場」。走上樓梯，安東尼型照相機就進入眼帘。儘管北海道的那種高高的天花板有點不同，不過構造和我們家攝影棚是一樣的——有巨大的鏡子，照明器具分別放置在左右兩邊，正中央端坐著的是一臺古老的安東尼型照相機，沿著牆壁排了一排那種有幾隻椅腿的西式椅子。
「安東尼還歪著呢！」
在上樓梯的過程中，深瀨先生突然說道，然後一臉難為情地湊近身邊那隻被拆下來好幾年都沒有修的小腳輪。安東尼型照相機是用三隻小腳輪支撐的，前後左右都能移動。可是，這臺相機的輪子右側脫落，是傾斜著的。所拍照片不會傾斜的安東尼型照相機是傾斜的，這像是件丟人的事一般，深瀨先生獨自一人介意。我忽然冒出一個想法，便下樓去，撿了兩三塊路上的石頭插在縫隙裡，這樣就可以拍照了。模特與深瀨家沒有任何關係，深瀨卻讓她赤身裸體地與全家一起拍了紀念照。他沒有對我說「你也進去拍張紀念照」，而是說「你來拍」。底片並不是8英寸×10英寸大小，而是照相館裡用的那種小一圈的八開大小的底片。大概是很久沒拍家庭照片了，大家非常開心地排成排，面對著安東尼型照相機。我想這應該是斷斷續續地持續了二十年的「家族」系列最後一張照片，於是非常慎重地對好焦。拍完全家人的合影后，深瀨先生拖過來一張厚重的椅子，讓高齡的父親坐下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讓他的父親脫下襯衫，同時脫光了自己的上半身。一家人都繞到安東尼型照相機後面看著。我凝視著倒映在安東尼型照相機的磨砂玻璃上的這父子倆的身影，長得一模一樣。深瀨先生從背後把手搭在瘦骨嶙峋的父親的雙肩上，站在那裡的他自己也是同樣的骨骼。我向他倆打了聲招呼，然後按下快門。他們在眾人的注視下，沐浴在「寫場」內的耀眼光芒中，凝視著安東尼型照相機那深邃的鏡片，仿佛就算是黑暗的洞穴深處也要窺視一番。《家族》這個系列作品中，深瀨一家的最後一張照片是我拍攝的。血緣肖像的最後一張照片就像平時那樣，無法看到從照相機這個黑暗的箱子裡跑過的光線，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結束了。
收錄於 深瀨昌久《家族》
家族成員如同玩膩了的孩子把玩具一扔就離開沙灘一樣，各隨己願地走下樓梯。目送他們離去的深瀨先生披上襯衣，獨自關上攝影棚裡的燈。
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遇到了深瀨先生，從那以後的十年時間裡，每天的記憶就像照片一般清晰保留著。
本文節選自
亞洲家族物語
[日] 瀨戶正人 著/ 林葉 譯
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0-3
責編 |_童_指杏花村
主編 | 魏冰心
圖片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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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日本戰後攝影師深瀨昌久：「人生是無聊的，攝影就是消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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