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苟晶到魯迅，再到柏葰，教育公義至關重要

1997年，山東濟寧，夏日炎炎的午後，有一個女孩，竭盡全力地蹬著自行車，懷著緊張、期待、而又擔心的心情，一氣騎了30裡地之後，在學校的高考成績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分數，超乎預料的低，她落榜了。父母傷心，她也既傷心又愧疚。1998年，這個女孩頂著難以想像的壓力再次復讀，重新高考，她再次「落榜」了。其實，她收到了未填報過的湖北黃岡一所中專學校的錄去通知書。這個女孩叫苟晶。其後，苟晶進入了社會，騎著自行車跑過銷售，也做過傳銷，也因為學歷太低未能入職阿里巴巴。在2002年的時候，她的一個老鄉從北京上大學回來之後，就告訴苟晶，北京的某高校也有一個叫苟晶的，家也是山東濟寧的，家庭住址和苟晶的還很相似。次年即2003年，苟晶的高三班主任告訴她，是自己女兒頂替她去北京讀了大學。出身農家、無權無勢的苟晶逐漸認命。

人其實是不平等。有的人是男人，力氣會大，有的人是女人，心思會細。有的人生在王公貴族之家，有的人生在乞丐難民之家。但是，公正正義是存在的。一開始不平等，有差異的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生活水平和層級，彌補先天的不平等。在這個過程中，教育的公義就至關重要。教育公義是實現全體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提升和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重要保障。教育應該將受教育的人群進行甄別，讓那些能力強、學識廣、涵養廣、素質高的人接受較好的教育，成為國之棟梁，進而實現個人和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如果通過不公義的手段，讓素質高者受低水平的訓練，做低水平的工作，讓素質低者受高水平的訓練，做低水平的工作而無法承擔高水平的工作，人力資源就會錯配，強者的潛力得不到發揮，不單影響了強者的個體利益，也影響了國家的整體利益，更動搖了人民對教育公平和正義的信心。這是不能被容忍的。即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不能容忍的，而且對相關舞弊人員的處分也是極其嚴厲的。

魯迅在《吶喊自序》一文中寫到「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導致其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的其實和他少年時家庭裡經歷的一次科舉舞弊未遂有關。該科舉舞弊未遂發生在1894年，其時，魯迅的父親周用吉準備參加鄉試。主持浙江考試的考官是是殷如璋，他是魯迅祖父周福清的同榜進士。周福清就派他的僕人陶阿順拿著裝有一萬元銀票和寫有魯迅父親名字的信封去見殷如璋。陶阿順是個死忠厚，沒眼力的粗人，他把信封交給殷如璋後，執意要人家當眾拆開來看，給個回話好讓他回去交差，殷如璋只好在眾目睽睽之下打開信封，周福清賄考的事情就此敗露。光緒帝對此事都有諭旨：「周福清死刑，秋後處決，那六名考生終身永不錄用。」周福清被打入杭州的死牢。魯迅的母親變賣資產，向官府層層送禮，幾經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變為「監候斬」。

周福清雖每年行刑的時候他仍有被處斬的危險，但畢竟未被即刻處斬。在鹹豐九年，一品大員柏葰遂卻因科舉舞弊案被處斬。清朝鹹豐八年，即1858年，考生羅鴻祀才學淺薄，賄賂擔任順天府的鄉試主考官柏葰及其家人靳祥，請他們暗作手腳，調換考卷。柏葰閱卷時，將羅鴻祀訂為副榜，靳祥藉整理考卷的機會，從正榜中取出一卷和的考卷對調，於是羅鴻祀變成了正榜。考取正榜的考卷要接受覆審。覆審官員發現羅鴻祀的考卷文理不通，七百字的八股文錯別字多達三百餘字，即向御史孟傳金透露此事，孟御史立即上奏鹹豐皇帝。鹹豐帝聞及此事，立刻派宦官取羅卷，親自覆審亦覺確實不合理。為慎重起見，鹹豐敕命羅鴻祀在南書房重考一場，羅又交出了一份粗劣的考卷。於是鹹豐帝命交刑部會同肅順、載垣、端華、陳孚恩等在朝廷掌握實權的大臣審案。 鹹豐九年，即1859年，載垣等奏請先結柏葰與羅鴻祀案。受賄的靳祥知道東窗事發後，畏罪自殺。肅順認為科舉是國家選拔人才的制度，應該嚴格執法、明正典刑，按律力爭處斬柏葰，朝廷大臣亦無人願搭救，一品大員柏葰遂和羅鴻祀等人一同於1860年被斬於菜市口。從此到科舉被廢為止，清朝都未再發生大規模舞弊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