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期的日本，在封建鎖國體制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但長達200多年的國內和平也使日本民族文化趨於成熟，尤其是教育得到發展和普及。究其原因：一是和平環境下政府可不用武力，而依靠文化教育維護其統治。二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民（包括部分下級武士）對新知識的渴望愈來愈強烈。他們不顧鎖國禁令，利用一切渠道，了解西方文化。這種旺盛的求知慾和對新事物的好奇探究心理，成了日本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也有利於幕末教育的發展。日本具有近代意義的教育變革就起始於幕府末期的「洋學」。1855年，美國培裡艦隊的叩關以及之後俄國、英國、荷蘭等國家的接踵而至，都大大震撼了日本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
大型的蒸汽機動力軍艦與外國人驕橫的面容同時刺激了整個日本民族。舊的以儒學為主的傳統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實力上的落差，主張師夷制夷的洋學隨之興起。日本的知識精英們，無論是持攘夷論還是持開國論者，都不得不正視西方的強大力量，把拯救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西洋的科學技術上，並且在教育方面做了許多的實際工作。以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的「洋學新政」為開端，「洋學」在幕府末期被推廣開來。一系列的「洋學」機構建立起來，舊的教育機關也加入了許多新的內容。蕃書調所、開成所，作為官方的直轄洋學學校成立了；甚至幕府教育的中心——學問所，也增設了外國事務科，而且增添了《瀛環志略》這樣的近代新知講本。
各式傳授專門的西洋知識與技術的學校也建立起來，如醫學所、濟美館、礦山學校、講武所、軍艦操練所等。此外，各種由「洋學家」或大學者創立的傳授「洋學」知識的私塾也大量出現。著名的有橫山小楠的小楠堂、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等，「洋學」教育儼然成為一時風潮。在這種教育中湧現出了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山縣有朋、坂本龍馬、加藤弘之、伊藤博文等一批明治志士。雖然還談不上什麼教育普及，但鑑於這些知識精英在隨後的日本政府中的影響和作用，「洋學」教育的意義就非同小可了。幕末教育的規模和水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教育機關。幕府末期的日本，已有多層次的教育機關。
如昌平坂學問所等幕府直轄的官立學校，各藩經營管理的「藩校」，鄉村一級面向平民子弟的「鄉學」，民間廟塾「寺子屋」，以及個人開設的「私塾」。據不完全統計，幕府末期，僅藩校就有230所左右，其中半數以上向平民開放。寺子屋更多，1853年日本開國之前，全國共有2398所寺子屋。鄉學和私塾雖無較確切的統計，但有資料表明，它們都已有相當的規模。例如廣瀨淡窗的私塾「鹹宜園」學生超過4000人；緒方洪庵的「適塾」也有近3000學生。這些都是聞名全國的私塾。如此多層次、多種類的教育機關，在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中也是很少見的。二是教育內容。幕府直轄學校和藩校在創設之初，以儒家的朱子學為主要教授內容。
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到江戶時代後半期，就不得不加入了西洋的兵工、醫學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鄉學的教育內容是以日常生活必需的讀、寫、算知識為主，並注重風尚、道德教育。而寺子屋、私塾則因其純民間辦學的性質，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有更大的靈活性。寺子屋以教授生產、生活中的實用技術為主；私塾的一部分以教儒學為主，後來講洋學的私塾也漸漸多了起來。三是識字率。受惠於為數眾多的教育機構，幕末時日本民眾的識字率已經很高。據不完全統計，幕末時日本3000多萬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識字，女子約佔15％。這在當時是個很高的比例，連西方學者也認為，幕末時日本人的識字率「同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也相差不了許多」。
幕府末期「洋學」教育十分注重實用性，也就是說，本著「和魂洋才」的基本原則，以反侵略抗外辱為最終目標，有選擇地傳授以軍事技術為主的西洋科技。但是，在幕府末期內外交困的危局中，為了凝聚全民族的力量，維持大和民族的團結，在傳入近代科技的同時，洋學家們也結合近代的民族國家理論，宣揚充滿封建氣息的「大義名分」和忠君愛國思想，不遺餘力地鼓吹民族主義理念。比如持洋學接受論的吉田松陰，一方面認識到日本必須接受西方的近代新知，另一方面又大力宣傳他的「皇國論」，主張「生為人而知所以為人，明五倫，居皇國而知皇國之體，仕本藩而知本藩之體，以建根基。然後人人各治其職掌者，乃道之本體」。
教育中的封建性和保守性十分明顯，出現了「術」與「道」指向相反卻並行不悖的怪現象。正如佐久間象山吟哦的那樣：「東洋道德西洋藝，匡廊相依完圈模。」日本民族邁向教育近代化的過程中，堅守其固有的道德，並將這種堅持與全新的知識糅合到一個新的現代性體系中，而這種態度最終在日本近代史上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幕末教育的發達，對日本的近代化無疑是十分有益的。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和科技常識（「洋學」）主要是通過教育機關傳播的。如寺子屋不尚虛談，面向實際的教學方針，「鹹宜園」等私塾打破門第等級，依據實際學力評定學生成績的方法等，都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縛。
此外，幕末教育還為以後的維新改革培養了一批著名的志士仁人。如近代日本著名思想教育家福澤諭吉就是緒方洪庵「適塾」的學生；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更致力於革新人士的培養，其學生中，伊藤博文、高杉晉作等後來都成了維新運動的著名人物。總之，德川幕府提倡學問、獎勵辦學的初衷，雖然是想利用朱子學來維護其封建制度，但事物的發展卻超出統治者的意願。幕府教育機關客觀上成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為近代化培養儲備人才的基地。這份寶貴的歷史遺產，在以後日本的發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明治初期建立的近代小學校，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利用幕末的寺子屋、私塾改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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