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繼1997年超級計算機「深藍」與棋王卡斯帕羅夫的西洋棋大戰之後，又一次人機大戰在古老的東方遊戲——圍棋——上演。
與韓國著名棋手李世石九段對陣的人工智慧程序被命名為「AlphaGo」，其中的Alpha是排位第一的希臘字母（α），與「Go」連在一起可謂一語雙關，既可以理解為「最初一步」，也可以看做「第一圍棋」，因為英語對圍棋的稱呼，正是「Go」。
1、源於中國的圍棋
究竟是何人發明了圍棋，說法甚多。追溯最遠的一種說法是「堯舜造棋」，西晉張華在《博物志》中寫道，「堯造圍棋，以教丹朱」。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已經記載，魏國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經用「舉棋不定」這個成語來比喻政治上的優柔寡斷，說明圍棋在當時已經很流行了。
隋朝青瓷19道圍棋盤（複製品）衢州博物館藏
自秦漢到南北朝，圍棋棋盤從十七道發展到了十九道，已經和今天沒什麼兩樣了。根據出自敦煌石室的寫本《棋經》（面世時代大約在北周時期，是傳世最早的寫本圍棋著作）的記載：「棋有三百六十一道放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一，即19x19所得之數。1959年5月在河南省安陽市豫北紗廠附近，發掘出隋開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張盛墓，其中出土的青瓷圍棋盤為正方形，高4釐米，盤面每邊長10.2釐米，縱橫各十九道，是為現存最古老的十九道圍棋盤。
2、安陽出土的隋代棋盤
南北朝時期是圍棋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當時已經開始按棋藝的高低將棋手分為不同的等級。南朝的梁武帝為了推進圍棋的發展，設立了「棋品制」，將棋品定為「九品」，沿襲至今的段位制即來源於此。
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圍棋經朝鮮半島傳到了東鄰日本。根據日本最古老的文學作品《萬葉集》的記載，日本遣唐使隨員中也有棋師一名；這些棋手和棋師來到中國，目的是學習和研究中國的棋藝。
從此，圍棋即與漢字、筷子一樣，成為東亞文化圈的重要標誌，也在中日兩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區別是，在中國，作為「文人四友」（琴棋書畫）之一的圍棋，只不過是民間士大夫的休閒娛樂的一種方式，並沒有登上大雅之堂。
唐、宋兩朝曾在翰林院設置了「棋待詔」的官職。顧名思義，「待詔」就是等待皇帝的詔書。棋待詔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等待皇帝的詔書，陪侍皇帝下棋。由於能夠接近皇帝，雖然棋待詔只是一個九品芝麻官，倒也成為一些人的晉身途徑，如唐順宗時的王叔文，就是因為在下棋過程中，受到皇帝的賞識，後來竟然當了宰相。
但朝廷設置棋待詔的動機無非是為招攬一名圍棋高手取悅皇帝，並未在組織上與資金上來培植職業棋手階層，也就談不上改變中國圍棋活動的無政府組織的自然狀態。而棋待詔作為可有可無的閒官，到了明清時期被取消也就不足為怪了。
本因坊家的開山祖師算砂，出生在動蕩的戰國時代，童年時家庭貧困，因此和許多窮人家的小孩子一樣自幼出家，法名寂光寺日海。
與在古代中國始終是純粹民間活動的情況截然不同，圍棋在日本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植。十六世紀後期，僧人日海（初代的本因坊算砂，本因坊為日本江戶時代的圍棋四大家：本因坊家、安井家、井上家、林家之首。）以其高超棋藝被織田信長稱讚為「名人」，稍後又被豐臣秀吉授予「棋所」的榮譽頭銜。
到了江戶幕府建立後，幕府的寺社奉行統管棋界，給予一定俸祿令棋手能夠安心下棋而無後顧之憂，棋界第一人——同一時期唯一的九段棋手——亦將登上「名人棋所」的至尊之位，獲得主持御城棋賽（在幕府將軍面前舉行的正式比賽）、評定段位、頒發證書、掌管棋界一切儀典等權利。
3、近代棋運的轉折
同樣是在十六世紀，渡海而來的西歐人也初次接觸到了中國的圍棋。著名傳教士利瑪竇在自己的日記裡記載，
中國人有好幾種這類的遊戲，但他們最認真從事的是玩一種在三百多個格的空棋盤上用兩百枚黑白棋子下的棋。玩這種棋的目的是要控制多數的空格。每一方都爭取把對方的棋子趕到棋盤的中間，這樣可以把空格佔過來，佔據空格多的人就贏了這局棋。
一望即知，這顯然就是指圍棋，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利瑪竇居然不曾記錄下它的名稱——可能是出於不屑，因為在他的日記裡，這段文字所屬章節是「關於服裝和其他習慣及奇風異俗」。
若非如此，正如徐光啟翻譯的幾何術語一直沿用到今日一樣，由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翻譯成當時全歐洲通行的拉丁文的利瑪竇日記，出版於1615年的《基督教遠徵中國史》（中譯本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肯定會將「圍棋」的名字傳播到整個歐洲的。
利瑪竇首次記錄圍棋後的二百多年後，洋人的大炮轟開了閉關鎖國的東方大門，無論是大清帝國還是日本的德川幕府俱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有句話叫「國運衰，棋運衰」，用來形容晚清時期跌落到谷底的中國圍棋當然是不錯的，但一衣帶水的日本圍棋境遇則稍有不同。
「黑船來襲」（編者註：指1853年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的事件。）之後，當幕府的統治搖搖欲墜時，日本圍棋卻發展到了古典時代的巔峰，因動畫片《棋魂》而知名度甚高的本因坊秀策（七段，1829-1862年）就活躍在這一時期。反而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整個國家為之一變，以穿西服吃牛肉為時尚，圍棋的待遇一落千丈。東京府廳下令停發給予棋手的俸祿，歷代棋手苦苦追求的至尊之位「名人棋所」也無人過問。可以說，這時候的日本圍棋，完全處於放任自流的境地，與中國的情況無甚區別。
本因坊秀策畫像
好在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棋手組織保住了日本圍棋的血脈。幕府時代的日本棋手分屬「棋院四家」：本因坊、安井、井上、林。此類師家常具有人身依附的封建幫會性質，靠師徒關係維持。這一體制雖然陳舊僵化，卻也避免了日本棋界淪為一盤散沙的最壞結果。
待到時局穩定之後，「（村瀨）秀甫創立了方圓社，拯救了（日本）圍棋」。自發組織的圍棋社團「方圓社」（1879年成立）崛起後，採取出圍棋書籍、下指導棋等方式讓圍棋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去，為日本圍棋在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找到了一條發展之路，並最終促使日本棋院在1924年成立。
《坐隱談叢》
此消彼長之下，日本的圍棋水平終於超越了圍棋的母國。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圍棋史書《坐隱談叢》中曾記載：「從中國輸入的文物中，影響至深者當首推圍棋。三百年前日本便遠遠凌駕於中國之上。所以圍棋已成為本朝之國技，此乃汲取世界之長的頗為得意之作。」
「三百年前」當然是妄自尊大之語，但當時中國圍棋的衰落也是不爭事實。就在前一年（1909年），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四段（1882～1951年）訪華，這位要被本因坊秀哉讓二子（表明實力懸殊）的日本二流棋手竟戰勝了所有中國名手，並將對手紛紛降至讓子，令人瞠目結舌。
4、機緣巧合的日本名稱
翟理斯
正是在這種日本圍棋一枝獨秀的局面下，西方人又一次接觸到了這種古老的東方遊戲。1877年，一位日後成為著名漢學家的駐華英國外交官員翟理斯（Herbert Allan Giles），在其13頁的長文《圍棋，中國的戰爭遊戲》中，向歐洲介紹了基本上完整的中國圍棋規則，並將圍棋按照漢語發音稱為「Wei-Ch'i」。令人扼腕的是，這些關於中國圍棋的引介，並未引起當時西方人的足夠重視。
差不多同一時期，德國人奧斯卡·科歇施特（Oscar Korschelt）受聘擔任日本鐵路技術顧問，居留日本將近1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了圍棋，並得以跟隨當時日本（同時也是世界）最強棋手，方圓社社長村瀨秀甫（八段，十八世本因坊）學習圍棋。當科歇爾特認識到圍棋的魅力足以挑戰西方世界流行的西洋棋時，便決心向歐洲介紹圍棋。
從1880年9月起，科歇爾特在德國的一份大型雜誌「德國東亞研究協會」會刊「Mitth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ur Natur and VolkerkundeOstasiens」的第21-24卷上，開始連載系列圍棋文章「Das Japanisch-Chinesische Spiele『Go』」（《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圍棋遊戲》）。
1881年，該文的單行本「Das Japanisch - Chinesische Spiele『Go』，Ein Konkurrent desSchach"（《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圍棋遊戲：西洋棋的競爭對手》）在日本橫濱印刷發行。這是歷史上第一本用西方語言（德文）寫成的完整的圍棋書籍。
科歇爾特在介紹圍棋的文章裡寫道：「我深信，為了使圍棋在歐洲得到重視，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編寫一本闡明圍棋戰略的完整清晰的教程。我們的西洋棋界將認識到圍棋技巧的獨特和深度完全能與象棋媲美，圍棋會很快和象棋一樣得到人們的熱愛。」
他的預言是準確的。1882年，萊比錫就已經出現了圍棋群體。到了1902年2月，紐西蘭南部商業中心達尼丁的一份周報《奧塔哥見證報》（Otago Witness）第一次將科歇爾特發表在雜誌上的圍棋文章從德語翻譯成了受眾更為廣泛的英語，圍棋隨之傳入了整個西方世界。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科歇爾特完全是在日本了解到了圍棋，因此他對圍棋的稱呼順勢借用了日語說法。由於日語對圍棋的稱呼是「囲碁」或者「碁」（「碁」是「棋」的異體寫法），讀作「いご（igo）」及「ご（go）」。機緣巧合之下，「go」遂變成了西方語言對圍棋的最常見的稱呼，著名的《韋氏新大學詞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就對「Go」這個詞作了如下解釋：「go（JP）（1890）：an oriental game played between 2 players who alternately placeblack and white stones on a board checkered by 19 vertical lines and 19horizontal lines in an attempt to enclose the larger areaon the board。」
參考文獻：
（比利時）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惠弋：《中國圍棋國際傳播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