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鋒網AI金融評論消息，今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在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的決定》，並答記者問。
其中，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大幅降低，以LPR的4倍為標準，取代原《規定》中「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的規定——以7月20日的數據來計算，目前該上限為15.4%。
此次對《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文簡稱「原《規定》」）的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賀小榮在發布會上給出了詳細答覆和解釋，AI金融評論整理要點如下：
民間借貸是除以貸款業務為業的金融機構以外的其他民事主體之間訂立的，以資金的出借及本金、利息返還為主要權利義務內容的民事法律行為。
長期以來，民間借貸作為多層次信貸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憑藉其形式靈活、手續簡便、融資快捷等特點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帶來了諸多便利，滿足了社會多元化融資需求，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該《規定》實施以來，既規範了民間借貸行為，統一了法律適用的標準，又解決了大量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的實體與程序問題。
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民間借貸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如利率過高、範圍過寬、邊界模糊等。
最高人民法院自2017年開始先後赴浙江、江蘇等地就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實施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調研，並於2018年8月發布了法（2018）215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通知》。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巨大衝擊，我國很多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而融資成本過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為了統籌推進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良性健康發展，持續增強市場主體的發展動力和活力，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規定》進行修改。
民間借貸作為借款合同的一種形式，應當堅持自願原則，即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係。借貸雙方可以就借款期限、利息計算、逾期利息、合同解除進行自願協商，並自願承受相應的法律後果。
只有恪守自願原則，才能充分發揮民間借貸在融通資金、激活市場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樣，民間借貸作為民事主體從事的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
在前期調研和徵求意見的過程中，社會各界對於以「民間借貸」為名，未經金融監管部門批准而面向社會公眾發放貸款的行為意見較大，此類行為容易與「套路貸」「校園貸」交織在一起，嚴重影響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和生活安寧。
最高人民法院經認真研究後吸收了這一意見，在人民法院認定借貸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中增加了一種，即第十二條第三項「未依法取得放貸資格的出借人，以營利為目的向社會不特定對象提供借款的」應當認定無效。
上述修改的依據是國務院1998年第247號令《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2011年修訂）第四條，即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擅自從事非法發放貸款的活動是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屬於依法應當取締的範疇。
此外，在與民營企業家和個體工商戶座談時，多數代表建議要嚴格限制高利轉貸行為，即有的企業從銀行貸款後再高利轉貸，特別是少數國有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後轉手從事貸款通道業務，違背了金融服務實體的價值導向。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認真討論後採納了這一意見，決定對原司法解釋第十四條第一項「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合同無效情形，修改為《規定》第十四條第一項「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的」，進一步強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務實體的鮮明態度。
民間借貸的利率是民間借貸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當事人意思自治與國家幹預的重要邊界。
最高人民法院在認真聽取社會各界意見並徵求金融監管部門意見建議的基礎上，經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後決定：以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每月20日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4倍為標準確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取代原《規定》中「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的規定，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促進民間借貸利率逐步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相適應。
以2020年7月20日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3.85%的4倍計算，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15.4%，相較於過去的24%和36%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我國經濟由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金融及資本市場都應當為先進位造業和實體經濟服務。從中長期看，激發小微企業等微觀主體活力有助於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最終有助於實體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而民間借貸與中小微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降低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引導整體市場利率下行，是當前恢復經濟和保市場主體的重要舉措。
二是規範民間借貸活動的客觀需要。民間借貸的利率本屬於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範疇。借貸雙方是否約定利息、約定多少利息，均應本著自願原則並通過借款合同來完成。如果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的，視為沒有利息。如果借貸雙方在借款合同中約定的利息不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依法應當予以保護。但是，如果當事人約定的利息過高，不僅導致債務人履約不能，還可能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和道德風險，所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設置了利率保護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對於引導、規範民間借貸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確保民間借貸平穩健康發展的需要。民間借貸作為國家正規金融的必要補充，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近年來，有的民間借貸以金融創新為名規避金融監管、進行制度套利，有的甚至與網絡借貸、資管計劃、場外配資、資產證券化、股權眾籌等金融現象交織在一起，增加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涉眾性和複雜性。從長遠來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有利於網際網路金融與民間借貸的平穩健康發展。
四是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理想的利率標準應當由市場來自發形成。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我國徵信體系的不斷完善，全社會的融資成本必然會逐步下降，民間借貸的利率也將伴隨著國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趨於穩定。因此，過高的利率保護上限不利於營造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外部環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五是統一司法裁判標準的現實需求。近幾年每年約有兩百餘萬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湧入人民法院，在目前法律或者行政法規沒有專門規範民間借貸利率標準、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絕裁判」的情況下，如何劃定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處理民間借貸案件的前提條件。故有必要順應經濟發展的趨勢，適時對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進行修訂，給民間借貸糾紛提供更為具體明確的裁判標準和救濟渠道。
應當承認，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長期以來，關於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一直是社會各界討論民間借貸問題時爭論的焦點。利率保護上限過高不僅達不到保護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風險和道德風險。
但利率保護上限過低也可能會出現兩個結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場上得不到足夠的信貸，信貸供給出現緊缺，加劇資金供需緊張關係。
二是民間借貸從地上轉向地下，地下錢莊、影子銀行可能更為活躍。為補償法律風險的成本，民間借貸的實際利率可能進一步走高。
我國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條明確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有關規定，國務院批准和國務院授權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各種利率為法定利率。法定利率的公布、實施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負責。
實踐中，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有關利率標準，均是規範約束受國家金融監管的金融機構的借貸活動，而對與金融機構無關的民間借貸利率，中國人民銀行並無專門的規定。
2002年1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下發並於同日開始施行的《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第2條中規定：「嚴格規範民間借貸行為。民間個人借貸活動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有關規定，遵循自願互助、誠實信用的原則。民間個人借貸中，出借人的資金必須是屬於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貨幣資金，禁止吸收他人資金轉手放款。
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的4倍。超過上述標準的，應界定為高利借貸行為。」
隨著我國金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中國人民銀行逐步放開了金融機構的利率決策權，已取消公布基準利率，並於2019年8月17日發布公告決定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原《規定》中確定的24%的利率即是按照當時基準利率6%左右的4倍計算而出。現基準利率不復存在，故有必要根據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的改變對司法解釋進行相應修改。
在這次司法解釋修改的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真貫徹落實民法典關於「禁止高利放貸」的原則精神，並對相關條款作出對應調整。
一是繼續執行更加嚴格的本息保護政策。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間屆滿後應當支付的本息之和，超過以最初借款本金與以最初借款本金為基數、以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計算的整個借款期間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當事人約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於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即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但以不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為限。
三是當事人主張的逾期利率、違約金、其他費用之和也不得高於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即出借人與借款人既約定了逾期利率，又約定了違約金或者其他費用，出借人可以選擇主張逾期利息、違約金或者其他費用，也可以一併主張，但總計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雷鋒網雷鋒網雷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