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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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自微信公眾號:社會創新家(social_innovator
)垃圾分類的流行陣風從上海刮到北京,一時間,垃圾桶銷量猛增,環保股表現搶眼,甚至還催生了網約代收垃圾服務。如今,家庭、社區還擺置著那些不同標誌的垃圾桶,但這場運動熱潮已漸趨冷卻。
「推得比較激進,成本很高,大家感覺又麻煩又被迫。然而垃圾分類涉及每一個人的改變,是一個系統工程,不科學不合理的做法不能持久。」成都一環保公司創始人汪劍超向《社會創新家》表示。
汪劍超一直在嘗試用商業手段解決垃圾分類回收問題,在他看來,政府之所以在垃圾分類上耗費巨大卻成效不佳,主要原因是垃圾分類缺少可持續模式。成功的關鍵,是要在市場中找到合理的利潤空間。
汪劍超與5噸塑膠袋
12019年7月,上海在全國率先啟動強制性垃圾分類,違者按規定處以罰款。隨後,國家發改委、住建部出臺《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規定46個城市施行垃圾強制分類。
同一時期,汪劍超被媒體頻繁約訪。因為他創立的公司在垃圾分類領域表現突出,3年內拿到京東、峰瑞資本投資。從上海開始的垃圾分類風潮,在汪劍超眼裡是「運動式」的,註定不會成功。「有人推的時候會做,一旦沒有人推,慢慢就會停下來。」這一輪垃圾分類熱潮經歷大刀闊斧推進、密集引發爭議後,風頭一過,便偃旗息鼓。
汪劍超的預測基於多年來圍繞垃圾分類的觀察和實幹經驗。他從2011年入行,九年裡從一個門外漢轉為領域行手,基本能對垃圾分類背後的模式「成」與「不成」做出判斷。
在汪劍超看來,一個科學合理的運作模式是垃圾分類成敗的關鍵,也是他跨界以來一直在探索的事情。
對「模式」的執著,也許可以追溯到人生前三十年對他的影響。
1998年被中科大計算機系錄取,讀過比爾·蓋茨傳記並深受影響。畢業後前往中科院軟體所讀研,2005年入職微軟中國,做過軟體工程師和產品經理。2011年,汪劍超離開微軟,回成都加入朋友做垃圾分類的創業公司,擔任執行總裁。
幾年間,公司業務拓展迅速,在成都小有名氣,並得到來自政府的補貼。2016年,汪劍超與公司創始人產生理念分歧:「拿政府的錢,按照政府習慣的方式做事,不做就沒有錢,沒有錢就無法推進。我主張不拿補貼,轉向市場化,但創始人覺得政府這塊好不容易走上正軌……」那一年,汪劍超選擇離開,創建了自己的公司。
汪劍超在奧北
2圍繞垃圾分類,汪劍超有兩個基本判斷:一個是拿補貼沒有競爭力,走不長遠;一個是傳統的垃圾分類成本高問題多,不可持續。針對這兩個痛點,他帶領技術團隊,研發出一個智能化的垃圾分類系統。
系統為用戶規劃了一個完整的垃圾回收流程:
首先通過小程序註冊成為會員,花10元錢購買帶二維碼可追溯的環保袋。接著,查找垃圾自助投放點,掃碼開門領袋子。回家將塑料、紙張、金屬等14類可回收垃圾裝袋,前往投放點投放垃圾,換取新袋持續參加。
整個垃圾分類只依靠軟體和機器,「理論上,一個用戶可以這樣做一輩子垃圾分類,一次都不用跟我們見面。」這種智能化、無人化的回收系統,使得汪劍超僅用一個20多人的小團隊,在成都支持了160多個社區和300多個單位參與垃圾分類。
個人用戶參與垃圾分類流程
「像上海,如果採用這種智能化系統,就不存在僱傭人監督,限制特定時間和地點才可以扔垃圾,成本被極大縮小。」汪劍超對《社會創新家》說。
為了最大程度地對用戶做篩選和激勵,汪劍超設計了兩個特別機制。一個是環保袋付費使用,引導用戶為環保付出成本,刺激用戶更好地做垃圾分類。一個是按照垃圾重量,折算市場價給用戶直接返現,用戶可以在小程序上實時查看收益、隨時提現。
雙重激勵下,公司目前在成都運轉了400多個自助投放點位。在成都運營兩年後,2019年8月,公司進入北京,被一個社區購買服務。汪劍超的打法不太一樣,不是「跪求」居民垃圾分類,而是向參與垃圾分類的機構收費,「因為垃圾分類是社區的需求,我們用專業服務替社區解決問題,而不是社區賣資源位給我們。」
社區採買服務花了近3萬塊,「其中2萬塊是社區建自助投放點,採買設備也就4000塊。我們把價格門檻儘可能放低,現在買套垃圾桶就差不多1000塊。」汪劍超說。
位於北京朝陽區的奧北智能投放點
投放點建成一個月,該社區有150多位居民參與,奧北收到3.3噸可回收垃圾。
「我們回收的種類比他們賣廢品的種類更多。價格和市場價一致,一個月社區能有三四千塊錢的返利,居民熱情很高。小區內也沒人隨意堆放廢品,亂翻垃圾桶的現象也逐漸沒有了。」汪劍超對《社會創新家》說。
3熱潮之下,提供垃圾分類解決方案的公司也湧現出來。汪劍超形容這是一場行業的狂歡:「有這麼多錢,這麼多的政府採購,一些人心態就是先拿到錢,花了再說。」
有拿到錢的同行找他訴苦,稱垃圾分類是個「無底洞」。「行業達成一個比較痛苦的共識——如果沒有可持續的模式,一旦政府不給錢,大量人力物力推的垃圾分類都得停下來。」
就汪劍超觀察,是否有合理的利潤空間,直接影響垃圾分類的可持續發展,也是制約國內垃圾分類能否有效推進的關鍵因素。
不依靠政府補貼,企業自主盈利,從而支撐系統長期運轉。利潤與其說是「賺」的,不是說是「省」出來的。
奧北的14種垃圾分類標準
從前回收垃圾要經過廢品收購、收購站分揀、打包廠打包,最後再送往使用可再生資源的工廠,多次中轉,效率低,成本高。垃圾回收模式將這一過程做了壓縮,居民前期做好垃圾分類,員工定時收走垃圾,轉運到工廠統一分揀稱重,接著賣給需要可回收原料的工廠。
奧北分揀廠
汪劍超認為,這一智能化系統將垃圾分類的成本在合理範圍內做了最大化壓縮,是對「收破爛』的升級改造。公司可以從中獲得40%的毛利,不但能支撐返現給居民,還能支撐運營成本。
「不僅讓我們這些做垃圾分類的企業活下來,還有讓那些買可回收垃圾作為原材料的工廠也能活下來。如果垃圾分類的成本降不下去,原材料越來越貴,工廠使用再生資源的動力越來越低,那整個垃圾分類就無法推進。」汪劍超對《社會創新家》說。
2019年,公司拿到「向光獎社會企業類潛力獎得主」,很多人認為他站在商業與公益的跨界處。到底是公益還是商業,抑或如他人所說,是「公益+商業」?汪劍超並不特別在意,他只想用自己能想到的,最有效的辦法來解決一個社會現實問題。
宜家商場顧客帶孩子參與垃圾分類
他算過一筆帳:「譬如成都,一天產生15000多噸垃圾,以前是填埋,一天埋3000到4000噸,十年埋不下了,改建焚燒發電廠,可每天還超1000到2000噸垃圾燒不完。全國都是如此,建廠的速度趕不上垃圾增長的速度。」
汪劍超專門了解過日本的垃圾分類。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瘋狂建垃圾廠,而推行垃圾分類以來,2000年後日本再無新建焚燒廠。「垃圾分類幫助我們實現三個過程:垃圾減量化、垃圾無害化和垃圾資源化。」
2019年底,汪劍超團隊做出一個決定:對外輸出系統和設備,在全國複製代理這一模式。
「全中國這麼大市場,我們是吃不下的,而政府花大量的錢讓很多企業去做垃圾分類。可是他們赤手空拳做不成,我們是有槍的,那把槍發出去,讓大家拿著槍去打這場仗。因為我們的共同敵人不是同行,而是可能圍城的垃圾。」汪劍超說。
END(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