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水平（1958— ），江西南昌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本科、碩士和博士畢業，師從童慶炳先生。現為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中華美學會中國美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美學和文藝學基礎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和中西比較文論、王夫之詩學和中國古典美學等研究，著有《審美態度心理學》、《審美之維與文化語境》、《船山詩學研究》、《文化研究的歷史語境與理論建構》等，參編《文學理論教程》、《西方文論史》、《文藝心理學》等十餘部，發表學術論文140餘篇。
摘 要：當代英國政治哲學家拉克勞與墨菲創立的「後馬克思主義」，是當今西方學術界繼「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後一種最新的左翼學術文化思潮，以解構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及領導權的經濟還原論和階級本質主義為思想旨趣。其中，話語接合是其最具標誌性的理論和方法。拉墨後馬克思主義是當代西方解構哲學等新理論與阿爾都塞、葛蘭西理論的接合，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化政治學「語言學轉向」的最新產物。後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研究理論家霍爾、貝內特等人的文化批評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我國當下的文化研究、文化詩學和文化批評也極具啟迪價值。
關鍵詞：後馬克思主義、話語、接合、拉克勞、墨菲、霍爾、貝內特、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為當今西方國家最前沿的學術思潮與知識話語，是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種以關注大眾文化、意義生產、權力表徵、身份認同及文化政治為宗旨的跨學科研究。文化研究固然有豐富的思想譜系、理論來源和方法啟迪，但文化研究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參照系。文化研究與當代馬克思主義可謂攜手共進。文化研究不斷借用與時俱進、日益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文化唯物主義、結構馬克思主義、葛蘭西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
何謂「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國內外學界主要有三種理解：1、作為前蘇聯、東歐國家各類社會文化革新思想的總稱； 2、作為當代西方左翼或中左翼社會文化批判思潮的泛稱；3、作為當代西方著名政治哲學家拉克勞和墨菲所創建的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專名。筆者在此所論為第三種含義的後馬克思主義。拉克勞和墨菲在其合著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中，把自己的理論命名為「後馬克思主義」，並因此蜚聲國際學術界。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即是拉克勞和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研究」的關係。
一、拉墨後馬克思主義著述的「三部曲」
及其主要理論觀點
儘管「後馬克思主義」這個名稱早已有之，但作為一種繼「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後最新的左翼理論思潮和真正理論化的學術形態，後馬克思主義則是與拉克勞和墨菲兩位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以至於國內外一些學者徑直把「後馬克思主義」簡稱或並稱為「拉墨理論」。可以說，拉克勞與墨菲是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創立者。因此，有必要先簡要論述拉克勞與墨菲的生平和著作，從中窺見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概貌。
恩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1935年10月6日— ），阿根廷籍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後馬克思主義主要理論家。拉克勞出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早年就讀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青年時代的拉克勞曾是阿根廷激進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由於參加反對阿根廷軍人政府獨裁統治的學潮而受到官方通緝，於1969年流亡英國並進入牛津大學深造。1970年代畢業後在歐美多所大學任教。拉克勞的主要代表作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Polit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Capitalism、Fascism、Populism）（1977）、《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與查特爾·墨菲合著，1985）、《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New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1990）、《認同政治的締造》（Making of political indentities）( 1994) 、《解放》(1996） [注意，該書的英文書寫形式是複數emancipation（s）、《論民粹主義理性》（On Populist Reason）（2005）等。後馬克思主義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比利時籍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查特爾·墨菲（Chantal Mouffe，1943年— ），出生於比利時沙勒羅瓦。墨菲曾先後在比利時盧汶大學、法國巴黎高師、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等學校學習，早在盧汶大學求學期間即是社會主義黨左派成員。畢業後在歐美多所大學任教。作為一名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她曾於20世紀60年代遠赴哥倫比亞，多年投身當時拉美世界的反帝鬥爭。作為厄尼斯特·拉克勞在艾塞克斯大學任教期間最重要的學生並與之齊名的學者，墨菲在當代政治思想、新社會運動和女權主義理論研究方面著述頗豐。除了與拉克勞的合著之外，墨菲的重要代表作還有《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理論》（Gramsci andMarxist theory）（1979），《政治的回歸》( Thereturn of the political）（1993）等。
由於筆者的資料限制、閱讀視野和論文篇幅的所限，本文所論之問題主要以拉墨的三部最有原創性、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著作（即《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為限，這三部作者堪稱拉墨「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三部曲」[1]。 精讀這三部曲，即可把握拉墨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觀點。
1、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與意識形態》（1977）：這是一部包含一篇引言和四篇學術論文的論文集。顧名思義，該書的主旨是論述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理論，在拉克勞那裡，意識形態與政治幾乎是兩個可以互換的概念。拉克勞的敘述順序是從普蘭查斯到沃爾佩，從阿爾都塞到葛蘭西。拉克勞在這部早期論文集中，主要研究拉美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政治特點、法西斯主義的起源、以及民粹主義的立場等，通過解析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這三種意識形態，質疑傳統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本質主義等局限，從而建構拉墨自己新的意識形態理論。在該書中，拉墨的後馬克思主義思想已初露端倪，但其很多思想仍未逸出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的基本框架，對阿爾都塞學派的結構馬克思主義、沃爾佩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及葛蘭西主義的理論成果也表現出推崇備至。此外，康德對物自體與現象界的區分，也是拉克勞這部著作的重要理論範型和思想方法之一。拉克勞對意識形態建構性的強調，一如康德對現象界之構成性的強調。在康德那裡，物自體只是一個準先驗的理論假設；對拉克勞而言，意識形態之經濟根源和階級根源也是一個理論假設。
在這部重要的早期著作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理論創見有兩點：
其一、對「接合」論的西方思想史的譜系學研究：這主要體現在該書的引言中，其中以對眾所周知的柏拉圖《理想國》中第七章「洞穴寓言」的引用和闡發極具見識極為新穎。拉克勞認為，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包含了西方歷史上最初的「接合」理論：「柏拉圖這則洞穴寓言第一次在歷史上包含了連結理論(theory of articulation，可統一譯為「接合」)。常識的話語，即意見或看法(doxa)體現為誤導性的連結體系，其中的概念並不顯現為內在的邏輯關係，而是通過隱含的(connotative)或喚起的(evocative)的關聯而被連接到一起，而有關的習慣和觀點則是在其中確立的。[2]拉克勞辨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常識或意見的接合」與「哲學的接合」這兩者最初的不同接合，認為，前者是語境的、關係的、具體的接合，而後者是邏輯的、內在的、抽象的接合。在柏拉圖那裡，洞穴囚徒的「接合」被當做不真實的「影子」被否定；因而柏拉圖要拆解其接合，去追求一種抽象的、內在的、純邏輯、脫離語境的的「理念」。拉墨認為，這種擺脫常識性話語（意識形態話語即是建立於其上）的純理念化的接合支配了西方自柏拉圖到黑格爾的哲學史。拉墨則反其意而用之，認為柏拉圖的這種接合只是一種幻覺。常識性話語接合是作為內在本質性接合的背景、語境和條件，其實是不可能根除的[3]。拉墨認為，既然肇自柏拉圖的西方古典哲學的接合是一種成問題的接合，重新認識接合就很有必要。
其二、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本質主義的解構：而這與前一點接合理論又是相互觀點的。因為「接合」思想最初就體現在西方思想史的意識形態建構上，反之，西方思想史的意識形態建構也是通過接合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拉墨在這部早期代表作中，解構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經濟決定論、階級本質論。拉克勞把葛蘭西的「合成的意識形態」、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的意識形態」、阿爾都塞學生普蘭查斯的「多種要素的意識形態」等概念淬為一爐，創造出接合論的意識形態理論。其實，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經論濟決定論的質疑，始於盧卡奇；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階級本質論的質疑在馬爾庫塞那裡也已頗具洞識。拉克勞進一步推進了這種質疑。拉克勞把葛蘭西、、阿爾都塞、普蘭查斯的相關理論接合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理論。拉克勞借用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方法，把馬克思主義解讀為宏大敘事。拉克勞認為，意識形態是各種話語要素接合（articulation）的產物，意識形態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本質論是不合時宜的。與此相關，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也就是政治主體的「生產」過程，政治主體的身份建構也是不同意識形態因素「召詢」（interpelation，或譯為「召喚」）和相互作用的產物。在該書中，拉克勞首次提出並闡發了其日後引起廣泛挪用的「接合」理論，對葛蘭西主義和阿爾都塞主義中的階級本質主義殘餘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清理。後來，拉墨在《領導權》一書中，還提到，十八世紀的浪漫主義與十九世紀的黑格爾辯證法哲學，其實都是當時的社會話語連結的產物。該書的後馬克思主義傾向初見端倪、初露鋒芒並得到初步闡發。從理論和實踐價值上說，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接合（articulation）理論是該書最重要的理論。
2、關於《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1985）：顧名思義，該書主要論述領導權（Hegemony，又譯作「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之間的關係問題，提出了走向激進多元民主的領導權理論這一社會主義策略。這部著作是拉克勞與墨菲正式合著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拉墨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最大、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這部著作的運思方式和表述方式與前一部著作有結構上的相似之處。本書最值得注意的理論觀點也有兩點：
其一、「領導權（霸權）」的譜系學：主要考察了以盧森堡為首的自發主義（發出了偶然性的第一聲驚呼）、以考茨基為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以伯恩斯坦為首的修正主義、以索列爾為首的革命工團主義。拉墨立足葛蘭西領導權概念的立場，反觀第二國際以來馬克思主義內部被遮蔽和被中斷的偶然性的漸進史，從而為自己的新領導權概念的出場確定譜系學依據。拉墨指出：「為了從當代的問題出發重新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必然包含對其理論核心範疇的解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後馬克思主義』。……就它被完全地理解為重新佔有知識傳統以及超越這個傳統來說，我們並不與這個傳統對立。[4]
其二，領導權的話語接合實踐與激進民主：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題是意識形態的接合 （ideological articulation），政治問題即是意識形態問題；那麼，到了《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其主題則轉為直接討論領導權的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本書的發表，標誌著拉墨思想產生了一個重大的質的飛越，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告正式形成。拉墨不再從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意義上談論意識形態問題，轉而集中從話語實踐的意義上研究領導權接合及其與激進民主政治的關係問題。如果說，西馬主要致力於批判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經濟還原論，前期拉墨致力於解構意識形態理論中的本質主義的階級屬性論，此一時期的拉墨則致力於解構領導權理論中的本質主義的政黨政治，具體說是解構葛蘭西霸權理論中的本質主義殘餘（領導權必然在兩大基本階級的平面上被構造）。拉克勞在該書第二版序言中指出：「領導權的連接是根本性的政治。」領導權不是必然與階級和政黨聯繫在一起的，也不是必然的和預先設定的；而是歷史建構和話語接合的，並且是不斷解接合和再接合的，它具有社會本體論的地位。作為一種文化政治，領導權接合實踐是類似於語言遊戲似的話語政治活動。「激進民主的話語不再是普遍的話語，『普遍』階級和主體憑之言說的認識論壁龕被根除，並且它被復調的聲音所代替。」，每一個新社會運動的行為者都是豐富的、生動的、異質性的個體，他們有血有肉，生活在不同的社群中，有著不同的訴求。拉墨強調「回到領導權的鬥爭中去」，各種新社會運動在等同邏輯和差異邏輯下經由不同的接合實踐，建構有條件的政治領導權，形成暫時的有條件的共同體。
可見，從理論和實踐價值上說，領導權的話語接合理論是該書最重要的理論，這種領導權話語接合理論在解構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權（Hegemony）理論的本質主義的論述中得到淋漓盡致地闡發。拉墨提出的以行動者代替階級、以身份代替主體、以微觀政治代替宏觀政治、以話語政治代替階級鬥爭、以多元民主聯盟代替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理論引起廣泛爭議。
3、關於《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1990）：該書是一部論文、書信與訪談錄的合集。顧名思義，該書是拉克勞和墨菲對其《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產生的各種反響和受到的各種褒貶的回應，進一步深入闡發了其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接合理論。除了前面的作者序言之外，全書包含四大部分，共八章，後面附有齊澤克對拉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一書的解讀。其中，以拉墨合著的論文《無怨無悔的後馬克思主義》一文最為重要，影響也最大。此外，論文《社會的不可能性》，訪談《建立新左派》、《理論、民主與社會主義》等篇也有很多重要觀點。與前述兩部著作一樣，本書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有兩點：
其一，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內部的偶然性、多樣性和領導權的譜系學的多次追溯，以證明自己的後馬克思主義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這個知識傳統，而是對這個知識傳統的解構、重構和發揚光大，進而認為從這個譜系學視域來看，自己是最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在《無怨無悔的後馬克思主義》一文，拉墨重申：「透明、同質的神話（這意味著政治的終結）必須要堅決地予以拋棄。我們相信，通過明確地把我們定位於後馬克思主義的領域這一方式，我們不僅有助於釐清當代社會鬥爭的意義，而且也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以理論的尊嚴，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只能開始於對其自身局限性和歷史性的認識。只有通過這樣的認識，馬克思的思想才能停留於我們的傳統與政治文化之中，亙古常新。」[5]
其二，對多元激進民主的領導權與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的再次闡發。拉克勞認為，在後馬克思主義領域內，領導權範疇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起點。拉克勞指出：「所有本質主義的系統式微，為激進傳統的恢復鋪平了道路」[6]。在《理論、民主與社會主義》這篇訪談錄中，拉克勞認為，20世紀末的社會主義與幾十年前的古典社會主義有諸多不同。他指出：「今天我們談論的是小寫的『解放 （emancipation），而非大寫的『解放』 （Emancipation），……任何鬥爭都是不全面的鬥爭（即使對政權體制的暴力推翻也是如此）。任何鬥爭都不能聲稱它代表了『人類的全面解放』。」[7]拉墨進而認為，社會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是單一的，而是複數的；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方性的。所有的認同都是差異的、非封閉的，因而也是不完整的。社會總是存在於新的差異結構之中，必然性只是作為偶然性領域的局部限制而存在。總之，《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主要是對《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一書發表以來後馬克思主義所遭遇的各種批評、誤讀、爭議的回覆，也是對前書中重要術語、概念和思想的進一步闡釋和說明。
縱觀拉墨後馬克思主義著述「三部曲」，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拉墨善於其著作中使用定冠詞「the」，常在一些表達文化的抽象意義的詞語前加一個定冠詞「the」，使之獲得一種在特定語境中接合而成的具體含義。例如，區分不加定冠詞的「社會」（society）與加定冠詞的「社會」（the social，前者是遵循必然性邏輯的、完全閉合的總體化社會，這種社會只是本質主義的理論抽象，因而具有「不可能性」；後者則是現實存在、不斷接合而成的、遵循偶然性邏輯的、開放的、差異化的、相對縫合的社會。其他如不加定冠詞的「政治」（politics）與加定冠詞的「政治」（the political）亦然，前者是抽象的、一元論的、本質主義的、完全縫合的、封閉的政治，後者是具體的、不斷接合的、多元民主的、開放的政治。
「接合（articulation）論」是拉墨後馬克思主義話語中最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的理論。「articulation」本是英語中一個很普通的單詞，從詞源學和語義學角度看，「articulation」本義是「發音」、「發聲」，引申為「表述、連接、關節」等。「articulation」中文翻譯有「接合」、「連接」、「連結」、「串聯」、「闡釋」、「表述」等等多種譯法。筆者建議一律譯為「接合」。「接合（articulation）」在後馬克思主義和文化研究那裡，主要有「表徵」、「連接」兩層含義。接合可以發生在各個層面：意識形態的接合、話語的接合、社會的接合、主體位置的接合、文化領導權的接合，等等。對於拉克勞—墨菲來說，意識形態的接合（ideological articulation）、政治的接合（the political articulation）、社會的接合（the social articulation）、身份的接合（identity articulation）、多元民主的接合（Multi-democracyarticulation）、領導權的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等等，歸根結底是話語接合（discourse articulation）。「articulation」可謂後馬克思主義最具標誌性的理論方法。「articulation」在拉墨那裡，一如「理念」在柏拉圖那裡，「意志」在尼採那裡，「現象」在胡塞爾那裡，「延異」在德希達那裡同樣重要，堪稱理解後馬克思主義的一把鑰匙。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討論「話語」及其「接合」。
首先，我們千萬不要想當然地認為「話語」即是「語言」。話語的含義比語言更豐富。
不妨先引用幾段拉墨解說話語的論述：
拉墨指出：「我們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間關係的實踐稱之為連結，那些要素的認同被規定為連結實踐的結果，來自連結實踐的結構化總體性，我們稱之為話語。不同的立場只要在話語之中被連結起來，我們稱之為因素（moments）。相應地，我們稱任何沒有被話語連結的差別為要素（elements）。」[8]
為了有助於人們對其話語理論的理解，在《領導權》一書中，拉墨從三個方面闡述了話語的特點：關於話語形態特有的連貫性；關於話語的維度和範圍；關於話語形態的開放性和封閉性。
1、關於話語形態特有的連貫性：拉墨認為，我們所歸於話語形態的連貫性類型接近於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所闡明的話語的「分散中的規則性」（分散本身成為統一原則）。拉墨所謂的「話語形態」也可以被看成是所有不同話語立場的全體，但是它構成了一個結構，可以在某種語境中接合成一個總體。話語形態的接合方式既是「分散的規則性」，任何話語接合都不可能導致每個「要素」不加限定地成為「因素」。話語形態只是差異要素被連接起來並佔有不同位置的話語總體，而非被縫合的總體。「連接是沒有先於或外在於分散的被連接要素的基本層面的話語實踐」[9]。換言之，話語是有差別的實體，是不同因素的結構化體系。話語即不同意義或差異鏈的連接，這些意義不斷被商議，由於中心的缺席無法把結構系統完全封閉起來。
2、關於話語的維度和範圍：拉墨指出：「我們的分析拒絕話語與非話語實踐之間的差別，而肯定了（1）每個對象被構造為話語對象，只要對象不是在每一個出現的話語條件之外給定的；（2）通常被叫做語言與社會實踐行為方面之間的任何差別，……在我們看來那是不相容的。」[10]鑑於這第二點特別有可能被人誤解，拉墨專門就話語的這個特點做進一步闡發。拉墨主要是從以下三方面加以論述的：
其一，每一個客體被構成為話語客體的事實與是否存在外在於思想的世界沒有關係。地震或一塊磚頭的落下當然是存在的事件，在眼下出現的意義上，獨立於我的意志。但是它們或被作為「按照自然」現象形成的客體，或被視為按照「被上帝懲罰的表徵」的形成而構成的客體，則總是依賴話語領域的結構化。具體到這個例子來說，地震或這塊落下的石頭，要麼是自然科學這種話語的建構，要麼是神學的話語建構，要之，都是話語對象。
其二，與以往把話語當做精神性的傳統偏見不同，拉墨肯定每一個話語的物質特徵。當代哲學如當代言語行為理論正是試圖打破話語的物質性與精神性的二元對立。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即是這樣一種新的理論，語言遊戲即是語言與行為的相互連接。例如維根斯坦著名的對兩名建築工A和B遞磚與砌磚事件的語言遊戲的分析，認為他們遞磚與砌磚構成的語言和行為的整體即是一種「語言遊戲」。拉墨指出，「很顯然，每個客體的物質特性是維根斯坦所謂的語言遊戲的一部分，是我們稱之為話語的東西的一部分。」[11]可見，言語與非言語要素構成了不同的結構化的位置體系即話語。[12]連接的實踐，不是由所謂純粹的語言現象構成，而是必須通過話語形態的結構化來打破各種制度、習俗、行為的整個不透明性或自明性。「不存在簡單的觀念體系，意識形態具體化於制度、習慣等等之中。」[13]從葛蘭西到阿爾都塞都逐漸肯定了意識形態的物質性。
其三，我們還必須考慮話語所具有的生產力和意義。不僅自然對象是自然科學話語的構成對象，社會更是話語實踐的產物，社會關係都是話語構造的。終結話語/非話語二分法的結果是放棄思想與現實對立，以及由此而來的那些說明社會關係的範疇領域的擴張。同義詞疊用、轉喻、隱喻不僅是思維形式，更是社會在其中被構成的話語領域本身的一部分。對思想/現實二分法的拒絕帶來了那些被當成唯我獨尊的範疇的相互貫通。[14]
3、關於話語形態的開放性和封閉性：話語形態或話語總體從來就不是簡單給定的和劃定的。話語邏輯總是不完整的並且被偶然性打破。從「要素」到「因素」的轉化不可能是完整的，話語的同一性只能是相對的。社會同一性沒有必然性的保證，社會的必然性只是作為偶然性的局部成果而存在，社會也無法被完全縫合。「每個總體的不完整的特徵必然導致我們放棄分析領域中作為被縫合併且自我規定的總體『社會』這一前提。」[15]每一個社會客觀上都是話語而構型的，抽象的「社會」不是話語對象。所有社會實踐——在它的一個維度上——都是接合。總體的內在性和總體的外在性都是不可能的，絕對的固定性與絕對的不固定性也是不能的。正是在這兩個不可能之間，現實的社會被構成。每個話語要素作為差異化的要素，都是「漂浮的能指」，在被「接合」的過程中都會產生意義的剩餘，而不可能被完全「縫合」。任何話語形態都會被溢出的意義剩餘所顛覆。意義最終固定的不可能性意味著任何意義的形成都是局部的固定。這個從來就沒有被充分固定的同一性領域，是多元決定的領域。「連接實踐因此由部分上固定意義的關節點構造，而且這一固定的部分特徵來自社會的開放性」[16]。「接合」之所以不同於「縫合」，正在於「縫合」即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被完全固化，沒有剩餘的意義或意義的剩餘，而「接合」則是社會要素的非必然的連接，是差異要素之間的等同化。接合作為結構化是相對的，其中總有部分的意義被溢出，因而是非本質主義的、非總體化的，或者說，只是結構性的、開放的總體化。
總之，在拉克勞—墨菲那裡，話語是連接與顛覆、差異與認同（等同）、文本與語境、結構與解構、確定與非確定、穩定與變化、總體與開放、中心與邊緣的統一。或者說，話語是連接與顛覆、差異與認同（等同）、文本與語境、結構與解構、確定與非確定、穩定與變化、總體與開放、中心與邊緣的雙重屬性，它們之間的位置和屬性可以相互轉化。
拉克勞—墨菲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基礎是當代西方各種反抗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的新社會運動。拉墨後馬克思主義既是當代西方左翼社會運動思潮的理論化，同時也反過來給它們以巨大影響。拉克勞論及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質時曾指出：「後馬克思主義不意味著在馬克思之外或反馬克思主義，而是重視其他社會鬥爭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這些鬥爭形式從19世紀以來已經發展了性、性別、民族、種族等等方面的特徵。後馬克思主義意味著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會構造特性中的多樣化方面。」[17]拉墨認為，新社會運動身份政治的出發點是行動者（agent），而不是抽象的主體（subject)）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勞還寫到：「《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的核心原則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鏈條與各種反對不同從屬形式的民主鬥爭聯繫起來。我們認為，反對男性至上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鬥爭以及環境保護，需要與左翼領導權設計中的那些工人連結起來。」[18]拉墨的激進民主理論解構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受制於必然規律的、以暴力革命為根本的、以全人類徹底解放為終極目標的革命話語。拉墨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大寫的暴力革命的解放話語之基礎主義的式微，導致了「闡釋的戰爭」，闡釋中的意義訴求通過鬥爭語境得以建構，如女同性戀群體、社區團體協會、黑人自己組織的要求等等，他們之間往往缺乏凝聚力。正因為此，各種新社會運動的多元激進民主需要領導權的接合。接合是各種新社會運動的個體要求得以具體化限定和實現的話語實踐，各種新社會運動的解放因而建立了一種既差異又等同的關係。
後馬克思主義認為當今世界的政治是一種身份認同政治，以差異主體的身份認同政治取代總體化的階級政治是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規劃。在拉墨看來，「階級鬥爭僅僅是身份政治學的一種，並且是這樣一種，它在我們所生活的當代世界中已變得越來越不重要。」[19]拉墨主張改變社會變革的階級主體（具體說是工人階級主體，拉墨稱之為「特權主體」），代之以當今西方新社會運動中的各種反主流反體制力量，從而以身份政治替換階級政治，以文化政治替換革命政治，以話語政治替換本質主義政治。他們所要建立的新領導權既非資產階級的霸權，亦非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是當今西方各種新社會運動的非主流力量的領導權，以諸如都市亞文化運動、生態運動、女權運動、和平運動、反種族歧視運動、同性戀運動、反全球化運動等社會力量作為爭取新領導權的主體力量，建立黑人、女性、勞工、同性戀者之間的等同性、去中心、去總體化的連接。「在一個社會中，每個人無論他/她的性別、種族、經濟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出現在平等而共同參與的情景中，不再有產生歧視的基礎，自我管理將出現在所有的領域內——在我們看來，這就是今日的社會主義理想所應有的內涵。」[20]在某種意義上，拉墨反對階級政治、倡導身份認同政治與德勒茲反對解放政治、倡導遊牧政治的激進觀點具有可比性。
拉墨充分運用胡塞爾、索緒爾、德希達、維根斯坦、海德格爾、拉康、福柯、利奧塔、巴赫金、理察·羅蒂等人批評方法來解讀馬克思主義。拉墨的後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接合」，是把當代西方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現象學、分析哲學、後分析哲學以及知識考古學和權力譜系學乃至康德哲學一併接合（articulation）到阿爾都塞主義和葛蘭西主義理論話語之中，質言之，可以稱做「後阿爾都塞主義和新葛蘭西主義」的接合體。
在拉墨的著作中，一些語言學和符號學術語成了其理論關鍵詞：諸如articulation（接合）、disarticulation（解接合）、re-articulation（再接合），discourse(話語)、discursive (語境)、moments（因素）、elements（要素）、hinge（樞紐）、linkage（節點）、nodal points（環扣）、connotative（意涵的）、evocative（激發的）、floating signifier(漂浮的能指)、master signifier（主能指）、empty signifier（空的能指）、difference（差異）、 equivalence（等同）、syntagmatic pole（組合軸）、paradigmatic pole (聚合軸)、Metonymy（換喻）、Metaphor（隱喻）、The significance of residual（意義的剩餘）、Suture(縫合)、locutionary（以言表意的）、illocutionary（以言行事的)、等等。在拉墨的著作中，到處充斥著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術語，其後馬克思主義堪稱一種充滿話語色彩的時尚理論。
拉墨的後馬克思主義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語言學轉向」（廣義）和「文化轉向」的最新產物。他們把其「激進多元民主的政治理論」充分地語言學化、符號學化、話語化、文學化、詩學化了，使之具有濃鬱的文學性。正因為此，當代美國政治哲學家道格拉斯·拉米斯把拉墨的後馬克思主義著作與當代義大利符號學家、後現代小說家、批評家艾柯的小說作品相提並論。[21]
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和乃至整個當代西方思想史上，拉墨後馬克思主義接合理論佔有重要歷史地位。接合理論是對盧卡奇「總體性」的批評與超越；是對哈貝馬斯的「共識理性」的批評與超越；是對鮑德裡亞「表徵危機」和「冷默的大眾」的批評和超越；也是對利奧塔的「絕對的差異」的批評與超越；更是對現代性的民主、自由、解放等價值與後現代性的差異、多元、尊重他者等價值的綜合創新（道格拉斯·凱爾特）。
拉墨既反對總體的本質主義，也反對要素的本質主義。前者指的是盧卡奇等人，後者指的是利奧塔等人。拉墨認為，單一的總體性與徹底的解構主義都使得連接成為不可能。單一性決定原則控制的整體，不存在接合的問題。絕對的解構或絕對的後現代差異性相互之間不可通約，也談不上接合的可能。
「接合」雖然在葛蘭西、阿爾都塞、普蘭查斯那裡，甚至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那裡都已有理論的思考和實踐，但真正把接合上升為一種系統理論、方法與實踐的，確為拉克勞—墨菲。換言之，拉克勞—墨菲使得「接合」思想充分地概念化、理論化。
從學術史上做如下比照是有趣的：馬克思、恩格斯之於原典馬克思主義，列寧、毛澤東之於特色馬克思主義，盧卡奇、葛蘭西之於西方馬克思主義，拉克勞、墨菲之於後馬克思主義，儘管他們的政治意義懸殊甚大，然而他們的思想史地位有諸多可比之處。
近二三十年，拉墨的後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尤其是在歐美國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然而兩位赫赫有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伊格爾頓和詹姆遜——居然對拉墨理論極少置評。並且，詹姆遜和伊格爾頓還競相提出「理論之後」的話題，顯然未把拉墨後馬克思主義理論放在應有的地位。這使人不得不對他們產生了白人種族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之嫌。究其原因，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是一種西方發達國家的新馬克思主義不同，拉墨後馬克思主義以及受其影響的晚近文化研究都與第三世界國家、與澳洲等新興發達國家關係密切。拉墨兩人都有拉丁美洲的生活、政治鬥爭的思想經歷。拉克勞是阿根廷裔的英國人，其學生墨菲也曾在哥倫比亞從事多年的文化、政治和學術活動。而後面要論述的霍爾是牙買加裔的英國黑人學者，其學生託尼·貝內特有長時期的澳洲工作經歷和生活經歷。既然拉墨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如此巨大的理論影響力和理論生產力，人們有理由質問：「理論」果真終結了嗎？
四、後馬克思主義「接合」論對當代文化
研究的深刻影響
英國文化研究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要參照系。當代文化研究一如既往地借用了「最新」的「馬克思主義」即「後馬克思主義」。拉墨的「接合」理論在晚近的文化研究中一展身手，得到了鮮明的運用與發展，這主要反映在斯圖亞特·霍爾、託尼·貝內特、勞倫斯·格羅斯伯格等人的文化研究之中。當然，與拉墨徹底的話語接合不同，晚近文化研究在借用後馬克思主義「接合」理論時，對它給予了獨特的改造，體現了文化研究一貫的善於接合、善於創新的學術品格，即把單純的話語接合發展為話語接合與非話語的接合，使得晚近文化研究走向了文化符號闡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接合。本節主要討論拉墨理論對霍爾、貝內特以及格林斯伯格等人的文化研究的影響。
關於斯圖亞特·霍爾：霍爾（Stuart Hall，1932— ），英國文化研究的重要創始人之一、牙買加裔英籍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家、媒體理論家、後殖民批評家。出生於牙買加首都金斯頓，1951年霍爾以羅氏獎學金到牛津大學學習，同年隨母親移居英國。20世紀50年代始霍爾參與創辦兩份重要左翼刊物《新理性主義者》及《大學與左派評論》。1964—1979年應霍加特邀請任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秘書及主任。1979年轉到英國開放大學任教，1997年退休。霍爾的個人論著和合著主要有：《電視話語中的編碼和解碼》（1973）、《文化研究：兩種範式》（1980）、《文化、傳媒、語言》（1980）、《「意識形態」的再發現：媒介研究中被壓抑者的回歸》（1982）、《通過儀式反抗：戰後青年亞文化》（1989）、《意識形態與傳播理論》（1989、《現代性及其未來》（1992）、《柴契爾主義與左派危機》（1993）、《文化身份認同問題》（1996）、《做文化研究：索尼隨身聽的故事》（1997）以及《視覺文化》（1999）等。在大眾媒體研究、編碼/解碼理論、文化表徵理論、文化身份認同尤其是後殖民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認同以及對柴契爾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批判、以及主張建立差異共存的多元社會文化的差異政治學方面卓有成就，堪稱盛期伯明罕學派的「文化研究之父」。
霍爾於1985年接受其美國學生格羅斯伯格的一個學術訪談，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獻，其中對接合理論有精到的闡發，訪談還回答了霍爾對拉墨接合理論的運用和發展的關係，以及對後現代主義的評價等問題。儘管拉墨正式創立了「接合」理論，但對何謂「接合」，霍爾卻作出了比拉墨更簡潔明了的解釋，點明了「接合」的兩層最主要的意義，即「表述」和「連接」的統一：
「在英國。這個詞具有微妙的雙重意義。因為articulation的意思是發聲（to utter）、說出來 （languaging）、表述（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義。但是我們也可以說「鉸鏈式」卡車：一種車前體 （車頭）和車後體（拖車）可以連接，但並非必然地相互連接的卡車。兩個構件相互連接，但是要通過一個特殊的聯運裝置．也可以通過這個聯運裝置將構件拆開。因此接合是一種連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將兩種不同的要素相互統一起來。它是一種關聯，但並非總是必然的、確定的、絕對的和本質的。……所謂一個話語的「統一」（unity）實際上是不同的、相異原素的接合，這些原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接合， 因為它們並無必然的 「歸屬」。這種十分重要的「統一」是被接合的話語與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連合環扣——一種話語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與某一社會力量連接，但非必然與之連結起來。……拉克勞使用接合概念的目的在於同困擾古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必然性邏輯和還原論邏輯決裂。」[22]
毫無疑問，拉墨和霍爾的接合理論都包含了「表述」和「連接」兩層意義。但相對來說，拉墨在「連接」這層意義上論述更多，而霍爾在「表述」這層意義上研究更透。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文化表徵理論都突出了「接合」的發聲、說出來、表達、表述的含義。
霍爾對拉墨接合理論的借用是一種創造性的改造與發揮：一方面，霍爾承認拉墨的話語隱喻對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極大的理論生產性，承認「我長期以來的致思理路是把各種實踐重新看作是像話語那樣發生作用」。[23]但是另一方面，霍爾在話語問題上與拉墨也有重大的差異。「拉克勞與墨菲在其新作（即《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引者注）中認為，世界、社會實踐是語言；然而我卻要說社會(the social)像語言一樣運作。……情況似乎是這樣的,在拒斥一種粗糙的唯物主義時，X如Y一樣的運作的這一隱喻比簡約為X=Y。」霍爾批評拉墨的話語理論「有喪失其對物質實踐和歷史條件參照的危險。」[24]因此，霍爾認為，與拉墨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相比，他更喜歡拉墨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分析，因為那個時期的拉墨雖否認了本質主義的階級論，但守住了歷史決定論的階級這條底線。拉墨後期理論的問題不在政治，而在歷史。它「疏漏了歷史力量問題，要知道，正是各種歷史力量在塑造著當下的現實，並繼續對話語的接合起著限制和決定的作用」。[25]也正因為霍爾對拉墨的接合理論是一種批判性接受和運用，因此，他能夠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爭的問題上堅持批判性的現代性立場，能夠把符號解碼與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接合，而沒有完全滑向後現代文本主義的話語遊戲。
對於霍爾的接合理論與批評實踐，霍爾的美國高足、當代美國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家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1947— ）深有領會，格氏本人後來在接受別人訪談時印證了這點：「articulation(串聯/連接/表述)是一個關鍵詞，霍爾反覆強調這點。這是我們把握語境和總體性的關鍵。霍爾在20年前跟我有一次對話，談了後現代主義和他的articulation的理論。他指出,這個詞在英文裡有雙重意義，一是清晰表述，一是把不同的東西串聯、連接起來，形成新的統一體。統一體是不同元素的串聯、連接，本來沒有本質的聯繫。串聯/表述理論是一語雙關，既考慮不同的意識形態在一個話語內是如何串聯和表述的，也探究它們在特定的關鍵時刻（conjuncture）是如何跟特定的政治主題建立連接和斷開連接的。串聯/表述的概念是講意識形態與社會以及文化力量、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關聯性的，在霍爾的思想中, 跟語言和話語的運作方式十分相近。」[26]格羅斯伯格認為，文化研究的切入點是文本和話語，但卻不局限於此，社會問題、經濟和政治問題都有話語表述層面或文化層面，文本研究必須語境化。文化研究的對象是語境，或者說，文化研究是致力於「激進的語境主義」和複雜性的工作。我們必須重建經濟學，就像霍爾重建社會學一樣，實現文本研究與政治經濟學詮釋的接合。格羅斯伯格還回應了乃師霍爾文化研究的現代性觀點，指出：「文化研究的中心議程依然是現代性。我們現在面臨的是重構現代性的鬥爭，這是全球範圍內的。我們現在在不斷地尋求現代性的不同選擇。所以我們必須把各種流行的話語，如種族、性別、族裔等等，全球化、身份認同、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甚至後現代，都放在現代性鬥爭的大語境中來思考。種族問題和身份認同是殖民化的產物，也是現代性的重要部分。」[27]
關於託尼·貝內特：貝內特（Tony Bennett，1947— ），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當代文化研究理論家和批評家，生於英國曼切斯特市，曾獲得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學士，後又在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76至1983年期間，託尼·貝內特在英國開放大學任社會學助教和跨文化研究講師，學術思想深受霍爾的影響。1983至1994年在澳大利亞格裡菲思大學任「文化研究」教授和「文化與媒體政策中心」主任；1998年後回英國，接任原來由霍爾擔任的開放大學社會學教授一職至今。貝內特的主要著作有：《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1979）、《邦德及其後：一個大眾英雄的政治生涯》（1987）、《文學之外》（1990）、《博物館的誕生：歷史、理論、政治》（1995）、《文化：一門改革家的科學》（1998）以及合著的《大眾文化與社會關係》（1986）、《澳大利亞的文化：政策、公眾、計劃》（2001）、《當代文化與日常生活》（2004）等。貝內特被譽為與伊格爾頓同等重要的英國左翼思想家。
貝內特對接合理論的進一步改造、發展和運用主要體現在：貝內特吸取後馬克思主義的反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接合的理論，對文化領導權問題尤為重視；關注大眾文化研究，認為領導權理論開拓了大眾文化領域，賦予大眾文化以巨大的政治可能性，同時使我們能夠合理解釋文化鬥爭不同領域 （階級、種族、性別）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它們在不同歷史背景中可能互為交疊的那些錯綜複雜變化無定的方式。貝內特把大眾文化視為一個場所，一個兩種力量既對立又滲透的場所，主導的、從屬的與對抗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價值均以不同方式交織於其間。貝內特不僅重視文化批判，更重視文化實踐，提出了走向「實踐的知識分子」，強調對了知識分子的實踐功能。按照貝內特的知識分子理論，現代知識分子完全可以在政府文化政策研究中大有可為，一如中國古代具有某種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文人士大夫）在朝廷政策制定中的積極作為。但是，貝內特仍堅持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和階級性的分析，堅持歷史主義的觀點，關注文本與社會進程之間的接合。「文本作為多種不同意義的來源的歷史地變化著的文本有機結構方式，它取決於文本在社會關係中採取立場的方式；在不同時期，它以不同的方式建構，這取決於整個環境，包括負載於其上的話語模式和體制模式，也取決於觀眾對文本的使用、闡釋和理解的各種能動方式。……文化研究在思維上是反本質主義的，它將文本及其意義與作用置於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中, 將之詮釋為具有永恆變化的特徵，這種變化取決於它與其他社會進程之間關係的組織和結合的不同方式。」[28]
值得指出的是，與拉墨偏愛德希達不同，貝內特對福柯的吸收顯然更多一些。貝內特「質疑了馬克思主義試圖提供另一種普遍的美學的論述話語, 而福柯的研究則拓開了一種有趣得多的方法，把美學視為一種真理的政治學，提供技巧或作為自身技巧的一部分來運作，從而以特定方式塑造人和主體」[29]。拉克勞取消了話語與非話語（權力）的區分，而貝內特與霍爾一樣，堅持話語與非話語的區分。貝內特重視更物質、更機構化的處理文化的方式，研究特定文化機構比如博物館、藝術館等機構如何運作,發表了著名的《博物館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Museum)一書。晚近的貝內特，還把文化研究拓展到文化政策研究，研究當代文化、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建構問題，發表了《文化：一門改革家的科學》（Culture：A Reformer's Science）一書，該書用接合理論探討了政府治理與文化的關係問題。
拉墨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接合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政治哲學，然而卻具有極高的文化詩學理論意義和文化批評實踐價值。可以說，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活動，「接合」乃無處不在。其實，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接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傳統形上學不同，不是從一個核心範疇出發推導出來的，也不是對各種概念歸納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科學社會主義）之間不是從某個元範疇推論出來的，這三個組成部分是接合的成果。新中國強調的「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其實也是異質文化間的接合。
又比如，放在中國古代文化詩學研究領域，我們也可處處發現接合的存在，諸如中國上古時期的西周倫理型禮樂文化對殷商宗教型祭祀文化就是一個文化的接合。中國古代中古時期本土儒道文化與佛教的關係也是不同文化間的接合。
再比如，霍爾曾舉例說，拉斯特法裡教（Rastafari movement），作為1930年代牙買加興起的一個黑人基督教宗教運動，即是非洲黑人的土著語言文化與基督教聖經相接合的產物。「它是通過把某一文化實踐的因素(這些因素本身並沒有任何必然的政治意義)重新加以組合所形成的轉化」。[30]
就拿我們的美學和文藝學研究來說，「接合」理論對於詮釋文學藝術在人類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位置和功能就極具方法論意義。這是因為，藝術與宗教、倫理、政治、習俗的連接，從來就一直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存在著。過去如此，今日依然。藝術自律只是一個特定語境下的美學觀念，藝術的常態恰恰是以同其他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相連接的形態而存在。
筆者認為，作為一種文化政治學、文化審美學、文化詩學乃至文化批評學的理論形態和實踐方法，「接合主義」批評的理論特色與方法論意義是：1、重視話語研究，重視語境批評；2、對大眾文化批評的借鑑價值；3、對文化政治研究的啟迪意義；4、對文化身份認同研究的意義；5、對歷史轉捩期文化轉型研究的方法論意義；6、對文化建設和理論創新的意義；等等。
當代美國傳播學者斯萊克（Jennifer Daryl Slack）認為：接合（articulation）「可能是當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產性（generative）的概念之一。它對於理解文化理論家如何構想世界、分析世界和參與形塑世界至關重要」。[31]
作為一種文化詩學和文化批評，後馬克思主義接合論批評是對當代西方解構批評和後現代批評的矯正。因為，文化研究學者可以創造性地借鏡接合理論批評的方法和實踐，並以「接合」克服鮑德裡亞的「表徵的危機」，以「接合」超越德希達的「一味的解構」，以「接合」取代利奧塔的「絕對的差異化」。可見，接合論（接合主義、接合理論、接合批評）優於解構論（解構主義、解構理論、解構批評）和後現代論。後馬克思主義話語接合批評比西方解構批評和後現代批評更具有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建設性，體現了批判與建設的雙重統一。
「接合（articulation）」已然成為當今西方理論和批評中最前沿也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詞，成為當代西方文化語境下社會運作、話語政治、理論闡釋、理論建構和文化批評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學術表徵，堪稱當今西方文化研究領域一個最新的學術轉向。可以說，拉克勞—墨菲和霍爾—貝內特等人的「接合主義」文化理論及其接合批評實踐（articulatory practice），充分表明「接合主義」已接合、包容、超越了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宣告了一個「接合主義」的理論時代已然來臨。
因此，本文的結語是：走向「接合主義」的美學理論、文學理論、文化理論及其批評實踐。對於當代中國古今會通、中西互動、文史哲相互滲透、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的美學研究、詩學研究、文化研究及其批評實踐來說，「接合」比「融合」、「整合」等術語更具有建設性、當代性、廣泛性、理論性、實踐性、可言說性和可操作性。
文章來源：《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年刊》（2012年卷）
注 釋：
[1] 拉墨二人的學術合作即始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寫作時期。在該書「導論」的最後一段，拉克勞寫道：「我必須向尚塔爾·莫菲致以深深的謝意，我和她詳細地討論了這些論文的主要部分，她對於一些核心論點的闡發所作出的貢獻具有如此的決定意義，以至於在某些方面它們必須被看作是合作的產物。」見Emesto Laclaut：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1977，p13。
[2] Emesto．Laelau: Political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p7—8，London，1977。中文譯文採用孔明安先生《「Articulation」與後馬克思主義的偶然性邏輯》一文中的譯文，見《現代哲學》2006年第3期。
[3] 筆者以為，拉克勞的觀點是正確的，理性主義和本質主義的概念接合其實也不可能是真正內在的，概念接合同樣離不開其它各種具體條件。就拿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故事來說，那個逃出洞穴見到光明的囚徒，其實也是在一種新的環境下產生新的認識，其概念接合依然不是超語境的。
[4] [英] 拉克勞：《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英文版序言，第4頁。
[5] [英] 拉克勞、墨菲：《無怨無悔的後馬克思主義》，載《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拉克勞著，孔明安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頁。
[6] [英] 拉克勞：《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等譯，第231頁。
[7] [英] 拉克勞：《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等譯，第272頁。
[8]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頁。
[9]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第121頁。
[10]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第116—127頁。
[11]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第119頁。
[12] 後來，在《無怨無悔的後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拉墨再此強調，不同於傳統語言觀僅僅把語言看成精神性的言語（speech）與寫作(writing)，拉墨所說的「話語」是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總體。「這一自身既包括語言，又包括非語言的總體性，就是我們所謂的話語。」拉墨認為，一切「意義」都是社會構型的，例如，一個圓球成為「足球」，固然與其物質性有關，同時與足球運動的體育規則有關。因此，被稱為「足球」的話語對象是社會關係建構的，這一關係系統即是「話語」。一塊石頭或一塊鑽石似乎是一純然的自然物，其實仍是社會建構的，它們或作為礦物、或作為投擲物、或作為審美沉思的對象，或作為首飾，都是在某種具體的話語構型（礦物學、軍事學、美學）範圍之內的對象。正是話語構成了「對象」（足球、礦石、鑽石）和「我（建築工或玩球者）」的主體身份。（《新反思》，頁121—122）。拉墨還援引維根斯坦的「語義即用法」的觀點，進一步提出，「所有認同或話語對象都是建築在行為的語境之中」。（《新反思》，頁123）對於人類社會而言，沒有完全自明的或透明的自然實存物，即便是「石頭」也不例外。假如地球上沒有人類創立的礦物學，也就沒有語言對其命名和分類。因此，哪怕是科學理論也可以歸入日常語言和話語理論之中。對象永遠不會被給予為純粹的實存，而總是在語境之中得到連接。（《新反思》，頁124—125）
[13]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頁。
[14]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第121—122頁。
[15]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第122—123頁。
[16]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第126頁
[17]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譯本譯者前言，第4—5頁，拉克勞給中譯者的信。
[18] [英] 拉克勞、墨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第二版序言，第4頁
[19] [美] 朱迪斯·巴特勒等著：《偶然性、霸權和普遍性》，胡大平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頁。
[20] [英] 拉克勞、莫菲著：《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尹樹廣等譯，第74頁。
[21]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著：《激進民主》，劉元琪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22] [英] 霍爾著：《接合理論與後馬克思主義：斯圖亞特·霍爾訪談》，周凡譯，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後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197頁。訪談分別論述文化研究與後現代主義與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周凡所翻譯的是該訪談的後半部分。臺灣學者陳光興的譯文則是全文。
[23] 同上，第200頁。
[24] [英] 霍爾著：《接合理論與後馬克思主義：斯圖亞特·霍爾訪談》，周凡譯，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後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
[25] 同上，第203頁。
[26] 《關鍵時刻的語境大串聯——關於文化研究的對話》，勞倫斯·格羅斯伯格/劉康，《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27] 同上。
[28] [英] 貝內特著:《英國文化研究的另一種範式：託尼·貝內特學術自述》，黃望譯，《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29] 同上。
[30] [英] 霍爾著：《接合理論與後馬克思主義：斯圖亞特·霍爾訪談》，周凡譯，載周凡、李惠斌主編《後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頁。
[31] Jennifer DarylSlack．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David Morley，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1996．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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