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刊載於澎湃新聞網，作者饒富傑，職業為城市戰略規劃師，瀘州人，對這座城市有長期的親身體驗與理解。全文以新的角度，對瀘州與德國魯爾區作對比，就城市發展和產業引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值得一讀。原文較長，編輯對瀘州人較為熟悉的素材、引用已經過時的數據等方面做了刪減。
導讀：
•1985年，瀘州就把魯爾區作為樣板參照。
•在理論上，魯爾區產業的升級轉型模式非常適合瀘州。
•組團方式：魯爾區自下而上，瀘州自上而下
•產業升級：魯爾區敢對優勢資源說不，瀘州卻缺乏自我顛覆的魄力。
•文化重視：魯爾區依靠 「礦工文化」， 瀘州忽視了歷史上形成的「碼頭文化」與「三線建設烙印」。
當前德國工業4.0戰略中，魯爾區作為核心代表區域，起著重要的作用。對魯爾區這個曾出現在中學地理教科書上的案例，中國人無論如何也不陌生——它意味著一個老工業基地轉型的成功探索。曾在二戰時期以鋼鐵產業聞名的魯爾區，經歷了諸多努力，如今在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製造等領域領先世界。並且，它還擁有優質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其獨特的「礦工文化」每年吸引著超千萬人次的遊客量。
國人並非不曉得學習先進經驗。在80年代，中國有諸多與魯爾區條件相近的工業基地城市，試圖借鑑其轉型升級過程，但最後成效不佳。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四川瀘州。1985年，這座城市剛成為省轄地級市，就組織專業工程技術人員赴德國魯爾區考察，隨之制訂了最新的城市總體發展規劃，並試圖落實到城市實踐當中——「組團式的產業發展」成為核心戰略，延續至今。
但近30年間，瀘州的產業構成依舊是釀酒、機械與化工三分天下。尤其是釀酒業一枝獨秀，以釀酒為首的三大支柱產業面臨瓶頸，產業轉型迫在眉睫。
為何早在30年前，瀘州就把魯爾區作為樣板參照，最終卻沒能把相關先進經驗真正貫徹於城市的轉型發展過程之中？
難道是因為外部條件不同？事實上，論外部的產業發展條件，這兩地有諸多相似之處。在理論上，魯爾區產業的升級轉型模式，在瀘州有非常適合的土壤。
從區位、人口、資源等因素看，魯爾區位於德國西部魯爾河和利珀河之間的地區，擁有約520萬人口。依賴豐富的煤炭資源與優越的水運優勢，魯爾區成為德國的工業中心，被認為是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發動機。1960年代，魯爾區的鋼鐵產業受到日本相關行業的挑戰（但並未衰退），開始前瞻性轉型升級。
而瀘州位於四川省東南角，緊鄰重慶、貴州與雲南，坐擁長江與沱江便利的水運條件。瀘州擁有常住人口約420萬人，中心城區人口達100.97萬人。這裡礦產資源豐富，擁有天然氣、煤等資源。但截至2011年底，天然氣可採儲量已不足4%。2013年，瀘州在《全國資源衰竭型城市名錄》中榜上有名。
到底為何瀘州未能成為中國的「魯爾區」？以下我們就來比較兩個地方的產業發展經驗，探析其緣由。
組團方式的差異
魯爾區的城市化進程曾高度依賴單一的產業結構（煤炭與鋼鐵產業）。從普魯士時代起至二戰結束前，魯爾區的發展定位是：「沒有思想，只有勞動」。到1950年代，隨著凱恩斯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流行，德國聯邦政府強調中央政府對於各地發展的集中控制，著力培育高度集中的工業資本。
1980年代，以裡根當選美國總統為標誌，「區域自治」被整個西方世界普遍認可。在德國，地方產業發展的「總規劃師」從聯邦政府變為地方政府。得益於權力的下放，各地逐步發展出獨具特色的產業集聚：多特蒙德以現代服務、信息技術等產業為著；埃森以文化旅遊、機械電子為著；杜伊斯堡以尖端鋼材、現代物流等為著。同時，聯邦力量在產業領域的退出使得工業資本加速分散，中小型企業在各行各業裡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使得魯爾區的產業結構出現多元化特徵。權力的均質還帶來人口分布的平衡。在魯爾區，三大核心城市的人口規模在50-60萬人之間：多特蒙德（58萬人）、埃森（58萬人）、杜伊斯堡（50萬人），很好地避免了「城市病」的出現。
目前，魯爾區包含11個獨立的城市與4個獨立的都市區。這15個獨立行政主體，推舉出70名議員，組成魯爾區域協會（Ruhr Regional Association），總部設於埃森。魯爾區域協會負責制定魯爾區的城市發展規劃，並直接組織領導區域商業與旅遊發展推廣。這一自下而上的權力架構，既有助於保持不同城市的多元發展，又可集中協調區域發展戰略。
而在瀘州，儘管在當初的城市總體規劃中堅持組團發展戰略，但權力核心牢牢集中於主城。在計劃經濟年代，產業發展的組團特徵，是因政府主動投資的「三大廠」（長江起重機廠、長江液壓件廠以及長江挖掘機廠）而有所呈現。而後，隨著國企改革推進，「三大廠」顯著衰退，規劃中的城市產業組團也隨之萎縮。與此同時，主城的基礎設施建設遙遙領先於其他組團，使人口與市場資源傾嚮往主城集聚。每到夜裡，主城燈火璀璨，一江之隔的茜草鎮則黯淡無光。
總結起來，魯爾區依照自下而上的方式促成組團式發展，既保留了各個城市發展的多元與自主，也通過魯爾區域協會，實現了產業發展能量的集聚。瀘州則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構建組團式發展。然而，國企改革極大削弱了「三大廠」的實力，使計劃模式下的組團缺乏活力。同時，由於行政權力的高度集中，主城發展速度顯著超越其他組團，人口與市場資源過度集中。
產業選擇的差異
1960年代，儘管受到日本的挑戰，魯爾區的鋼鐵產業仍有一定競爭實力。但魯爾區並未牢牢抱著這一所剩無幾的優勢，而是開拓轉型。它對優勢資源說不，主動從煤炭開採與鋼鐵製造產業中掙脫，謀求產業升級轉型；對資本誘惑說不，堅持實業，杜絕「產業空心化」。
而在瀘州，以釀酒、機械與化工為支撐的產業機構，沿襲約30年。
再看魯爾區的產業升級道路。它沒有歐洲傳統大學的底蘊，卻集聚了高密度的實踐性科研力量。1963年，魯爾區第一所大學（波鴻大學）建成。此後，陸續有20所大學設立。這些大學積極與企業和社會進行合作交流，在全社會形成了一股尊重科學的風氣。基於強大的科研實力，結合1980年代的「區域自治」運動，魯爾區的產業新星，如新材料、新能源、健康工程等高附加值產業，開始嶄露頭角。
2013年，工業4.0（Industry 4.0）成為德國的國家發展戰略。魯爾區是該戰略的核心動力。工業4.0強調，利用物聯網等技術實現設計、生產、維護等環節一體化，促成機器與機器的溝通。例如，一套機器在使用過程中，向生產者實時提供運行數據。基於對數據實時分析，生產者可掌握機器運行狀態，一旦某種數據異常，生產者可立即進行判定，準備相應的修補方案與材料，安排有關技術人員出工。當用戶發現機器異常，準備聯繫生產者時，技術人員已經準備好方案與材料上門服務。如此，製造業的生產效率將進一步提升。
當前瀘州也意識到了改變路徑的迫切性，其著力從機械裝備產業尋求突破。《2014年瀘州產業發展突破實施方案》將機械裝備產業確定為抓手，力求實現「高端化、智能化、專業化」的發展路徑。然而，該方案對先進裝備製造業的理解顯著落後於工業4.0戰略，未把信息產業的發展作為機械裝備製造的補充。工業4.0不僅指「智能機械」（以機器替換人力）。機器替換人力，增加的是機械效率。在工業4.0狀態下，生產效率的提升，源於實時的信息獲取、解讀與應對，改善的是系統效率。
總結可知，魯爾區在產業升級轉型的過程中敢於對優勢資源說不。依託科技建設，注重實業發展，持續成為德國戰車的核心。目前，魯爾區積極引領工業4.0發展模式。但瀘州在產業升級轉型過程中，卻缺乏自我顛覆的魄力，名義上注重產業轉型，實質卻不斷強化對原有支柱產業的依賴。
文化存續的差異
魯爾區雖放棄了傳統優勢資源，卻十分珍惜傳統文化。與倫敦、巴黎、柏林等歷史文化名城不同，魯爾區主要擁有的是下裡巴人的廠房與「礦工文化」。
在魯爾區，大部分藥店、酒吧的招牌上都會標有短語：「Gl ck auf」（意思是好運，一路平安）。這是因為，19世紀時，煤礦開採並無嚴格的安全保障措施，礦難頻發。礦工在下井前都會祝福彼此好運。於是這些日常短語或口號，便顯示在以礦工為主要消費群體的商業環境中。
礦工生活節奏很快，促進了街角報亭的繁榮。但凡下工休息，礦工就聚集到報亭周圍，購買食物與飲料，了解新聞，與工友抽菸聊天，很快再下井工作。魯爾區的報亭文化至今仍得到很好的存續，超過18000家街角報亭正常營業，面對超級購物中心的競爭而不倒（這極好地印證了一條道理：殺死傳統商業的往往不是新的商業模式，反倒是政府力量更容易導致傳統商業消亡）。
礦工的報酬往往較低，難以養家餬口，於是工廠主會在礦工聚居地劃出「社區農園」（Allotment Garden），讓礦工種植蔬菜、飼養牲畜。及於今日，這些社區農園成為了天然的社區綠地。魯爾區區域協會對其進行了最低限度的規劃限制，鼓勵各個社區創新利用，以此吸引年輕家庭入住（年輕即活力，即創新）。
憑藉著真實且多元的「礦工文化」，魯爾區每年可吸引遊客上千萬人，不輸我們熟知的倫敦、巴黎、柏林等歐洲歷史文化名城。
再看瀘州呢？瀘州真正擁有的是「碼頭文化」與「三線建設烙印」。歷史上，瀘州發達的水運吸引了大量船工。這些從事重體力工作的人群，需要酒精與辣味的強烈刺激。於是，在鄰近碼頭區域，逐步衍生出繁榮的釀酒與餐飲行業集聚，形成「碼頭文化」。而自1949年至1985年，瀘州的城市與產業發展，主要得益於「三線建設」。一批實力雄厚的機械、化工、軍工等國有企業搬遷至瀘州，也帶來了大量隨遷人員。在與主城隔江而望的茜草鎮，常能聽見標準的東北口音，還能品嘗到正宗的北方大饅頭。與魯爾區的「礦工文化」類似，上述兩種文化絕不高雅，其物質表達（比如建築）多是出於生活的「無賴」，而非精緻的規劃，常被認為是「落後的」、「醜陋的」。
2013年，擁有800年歷史的「寶來橋輪渡」停運；昔日熱鬧的寶來橋碼頭處於廢棄狀態。官方認為：首先，國窖大橋的通車，使這座碼頭的物理意義降低；其次，「兩江四岸」的整治工程需對相關區域進行平整。
但實際上，這座碼頭及其輪渡承載著瀘州兩大核心文化。一座因碼頭水運而生的城市，不應讓子孫後代到博物館裡認識碼頭與輪渡。此外，寶來橋輪渡還連接著主城與茜草鎮。當初三線建設展開後，茜草鎮成為隨遷人員工作與生活的家園，他們來往主城的主要方式便是輪渡。通過這班輪渡，瀘州人與外地人相識相知，結成家庭。這艘輪渡也是親情的紐帶。
在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瀘州還「潛移默化」地造就了兩種別致的新「城市文化」：自由藝術表現與樓頂花園設計。它們深深融入市民生活當中，成為極具瀘州個性的文化標識。
瀘州主城受到沱江與長江包圍，用地面積相對緊缺，形成了相對較高的商業與住宅容積率。較高的商業密度提升了主城的思想自由度。2010年，瀘州市中心商業區水井溝公車站出現一位神秘舞者。他造型獨特，舞姿詭譎，獲得「水井溝舞王」的名號（民間授予）。有人質疑他精神有問題；有人讚揚他勇於表現。不管怎樣，舞王的獨特行為得到了城市的包容。後來，舞王開始接受本地商家代言；本地攝影家王偉先生還專程為其拍攝寫真；《華西都市報》專訪舞王；百度百科也出現專門的詞條「水井溝舞王」。
較高的住宅容積率使居民十分珍惜任何一塊可以開發綠地的空間。於是，內城中幾乎每幢住宅樓樓頂都有私家綠化工程（一般是「一間棋牌室+花園」的布局）。從傳統城市規劃的角度，這樣的樓頂綠化屬違章搭建。但從最新的城市規劃理念來看，樓頂綠化是綠色建築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一定高度俯瞰瀘州內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綠色的「都市森林」。
總結可知，魯爾區依靠下裡巴人的「礦工文化」，哪怕在高貴典雅的歐洲，也贏得了旅遊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獲得極大成功。而瀘州忽視了歷史上形成的「碼頭文化」與「三線建設烙印」，以及新近形成的「城市文化」，使旅遊文化產業發展緩慢，制約了第三產業份額的增加，這也就拖後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最後的總結】
早在30年前，具備遠見卓識的規劃師們便為瀘州確定了以魯爾模式為參考的產業升級轉型的發展路徑。精緻的規劃充分吸收了魯爾模式的形態：「組團發展」，卻並未觸及魯爾模式的內核。
瀘州只不過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其現狀或許也反映著其他中國城市的某種慣性。由此可見，一個以工業轉型升級為目標的城市，需要賦予各個規劃組團以更大的權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敢於自我顛覆，積極擁抱工業4.0發展戰略；實實在在地延續本地文化（如瀘州的碼頭文化、三線建設烙印與城市文化）。如此，這個城市方才可能取得早前所期望的進展。
用心做新媒體，用瀘州話講瀘州事。我們看瀘州，全瀘州在看我們！對於瀘州，我們知道的太多了，你慢慢會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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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牟科
責編 楊茜 編輯 謝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