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以及人類
「死本身不會死去。」
終結於君士坦丁堡的這個故事，始於1797年拿破崙的軍隊徵服威尼斯的時期，奧普伊奇打死了奧地利軍隊中的神槍手：泰奈茨基。他倆都是塞爾維亞人。他倆的兒子也都是軍人。
索福洛尼耶·奧普伊奇從小跟隨父親遠徵，在法國軍營裡長大，每隔十年見識一次戰爭；他有一個與生俱來的秘密的渴望，在歐亞大陸之間、巴爾幹的沒落帝國裡、在新生而真實但又與自己民族無關的各國敵人面前，迷茫的他「力求促使自己的生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泰奈茨基的女兒耶麗賽納熱愛打了敗仗的父親，痛恨投奔奧地利軍隊的哥哥帕納，也恨弟弟馬卡裡耶——本來繼承的是鑄鐘工廠，現在卻為奧地利軍隊製造武器配件。1813年，為奧地利效勞的帕納一心為父報仇，既要奧普伊奇的女兒的貞操，也要奧普伊奇的兒子的命。索福洛尼耶戰敗負傷，被倒吊在樹上，卻被耶麗賽納救下，養傷時大徹大悟……他的靈魂見到了肉身的死亡和重生，痊癒後，他和散發蜜桃香氣的耶麗賽納陷入愛河，遠離戰爭，再聽從渴望，追隨父親，來到君士坦丁堡……
閃爍在世家恩怨表層的是馬刀、提燈、刀鞘和長槍——是刀光血影；而沉浮在表象之下的是欲望和生養，拉斯蒂娜，約瓦娜、杜尼婭、耶麗賽納……這些童話或神話中才有的女人讓血脈明暗交融，讓世族愛恨在民族勝敗的波動中漸隱漸退。
故事裡洞悉真相的人物，都不是尋常人：三死而不死的吸血鬼，偽裝成鐵匠和騎兵的魔鬼，以及擁有靈魂和肉體的雙性別的第三種女人——
「第三種女人不遵守在勝利者和戰敗者之間世代交替的法則，因為那是屬於男性物種的行為準則」。
「人類永遠十七歲。民族是個永恆不變的孩子，它一直在成長，而它的語言、精神、記憶、甚至它的未來，對於它來說就像衣服，總會顯得過於窄小。語言呢？……在夢裡，我們全都說一種語言，屬於我們所有人——活人和死者的唯一一種了不起的原初語言……所以，戰爭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為什麼要逆歷史的潮流而行？任何謀殺終歸都是一種自殺。」
——只有他們能超越暫時的勝敗，看清人類的局限：「我們不過是平庸的烏合之眾。你可以教一個人怎麼把軍刀耍得快過餐叉，但教人仇恨卻需要耗掉數代人。仇恨是一種天賦，就像美妙的嗓音。天賦比任何軍刀都危險。」
災禍，以及塞爾維亞
「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災禍。」
每一句瑰麗如夢的描述都隱藏著這位塞爾維亞作家沉積一生、乃至幾世的見識，故事褶皺裡的信息量極多。有些重要的話，作家會讓配角講。
只出現一次的隱士講得清勝利者和戰敗者的後代的不同命運，卻無法理解奧普伊奇、泰奈茨基父子兩代塞爾維亞人都為外國人效勞。作家並沒有挑明緣由，只是讓老奧普伊奇告訴大家，為了那些待在塞爾維亞、反抗土耳其人的起義者能夠買到火藥，他把自己為法國人效勞所掙到的酬金統統送給了他們……但他的苦心無人能懂，連兒子都身在局外——「我原以為你會問我們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何時才能讓自己解脫苦難，可你想知道的卻只是晚餐。」
這樣的故事，是為塞爾維亞寫的。帕維奇的一生（1929-2009）剛好經歷了南斯拉夫從王國到社會主義共和國、再解體的整個過程，但無論怎樣，他首先是，也最終是塞爾維亞人。創作《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的時候，曾有六個加盟共和國的南斯拉夫已解體。解體之後，夾縫中的塞爾維亞舉步維艱，左右為難，恰恰呼應了這個虛構故事中的局勢：法蘭西和奧地利，象徵了塞爾維亞在兩種強權強勢之間的選擇；最後之戀，則象徵著南斯拉夫曾經有過的和平團結，一旦相戀，就已走到消弭的終點，正是這個國家、這些民族千年未解的悲涼的矛盾。
這片土地上的成敗輪轉過於頻繁，今天隨這方戰勝，明天卻不得不臣服於戰敗方，塞爾維亞人心中的勝敗就是如此複雜。在誇張的故事表層之上，帕維奇用近乎童話的筆調消解了荒誕，時間軸卻緊扣現實中的歷史，點明了第一戰是在拿破崙軍隊奪取威尼斯的時候（1797），第二戰預示著拿破崙的大敗（1813），反抗土耳其的塞爾維亞起義也受到牽連，先是失去最大的支持者（法蘭西），短暫的獨立政權瓦解，再接受奧地利和俄羅斯（法蘭西昔日的敵人）的支持，於1817年獲得高度自治的起義成果。
小說是開放的，恰如歷史和現實向未來開放。老奧普伊奇消失了，但別的人都將繼續生活在塞爾維亞，這就給閱讀者帶來了無盡的聯想……
塔羅牌，以及小說創新
「我們處在一種閱讀方式的終結點上。發生危機的是我們閱讀小說的方式，而非小說本身。處在危機中的是那種單行道式的小說。一些別的東西當然也處在危機之中，那便是小說的圖像視野。」這是帕維奇發表於1998年美國《當代小說評論》中的文學觀點，那時，《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的英文版剛剛問世。
書籍確實在危機狀態，如今小說的販賣需要設計、新媒體、衍生產品的聯合推動，似乎，才能引起大眾足夠的注意力。2016年《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中文版面世，費了一番苦心做了禮盒套裝，附送一副塔羅牌，期望多少能改變讀者閱讀小說的方式，拓寬小說的圖像視野。
事實上，二十世紀晚期的歐美小說家一直在探索小說的新形式，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埃柯的《傅科擺》都是最好的例證。要說紙牌小說，法國新小說家馬克·薩波塔曾於1962年出版《作品第一號》，小說段落好像寫在大張撲克牌背面，整本書沒有裝訂，可以像打牌一樣洗亂，重新組合，人物關係相對簡單，與此相比，無論從情節、寓意、語言或整體完成度來說，1994年的史上第二本紙牌小說《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都讓人拍案叫絕——
三組牌，各七張，每一張牌對應一個人物的一段故事，根據塔羅牌上的形象（魔法師、女皇、戀人、戰車……）為線索組織起來的章節天然地具有魅惑、神秘的寓意。據說也可以穿插，洗牌，像一千零一夜的紙牌版，組合仿佛無窮無盡，讓每一次塔羅牌算命都成為描述、預言及寓言的精彩表演——試想你用塔羅牌擺出今天的命運，閱讀相應的章節，記住人物的語言，會不會腦洞大開，解讀出潛伏在命運深處、超出個人體驗、卻忠誠反映人性的啟示？
帕維奇是一位想像力驚人的文學大師，他的前衛表現在嶄新、精緻的小說形式上，甚至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期待數位化寫作，並認定這部塔羅牌小說「很容易被想像成、實現為視頻遊戲的小說」。因而，我們有理由期待這個生命力旺盛、通達幾百年的故事能藉由不同媒介流傳下去，更期待帕維奇的創作精神藉由傑作傳播到中文寫作世界，用不拘一格的小說包容民族性的歷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