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報記者 李福瑩
繼《哈扎爾辭典》之後，塞爾維亞著名的天才詩人、小說家、歷史學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又一部奇書——《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近日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中譯本。
這部書的最奇之處是讓讀者決定從何處開始閱讀，又從何處結束閱讀。整部書以塔羅牌的形式構成，三組牌，各七張，每一張牌對應一定的人物和一段相對完整的故事，每個根據塔羅牌上的形象（魔法師、女皇、戀人、戰車……）為線索組織起來的章節均具有天然的魅惑、神秘的寓意。
無論是按一般的小說閱讀順序，還是根據作者給出的幾個塔羅牌牌陣要求的次序去閱讀對應的篇章，或者乾脆打亂章節的編號去讀，《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都會通過讀者的閱讀來完成一次「創造」。
帕維奇經常建議譯者
照原文樣子去直譯
《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的譯者是知名出版人、文學翻譯家曹元勇。他與帕維奇的作品結緣，是在20年前的初夏。
當時，他乘火車南下廣州去聯繫工作，躺在上鋪毫無睡意地讀著當時《花城》雜誌轉載的一部外國小說——《哈扎爾辭典》；夜愈深，他愈是在那部小說裡陷得深遠。結果則是，那一夜的車程沒有讓他和廣州結緣，反倒是讓陌生的帕維奇和神奇的《哈扎爾辭典》在他心目中的文學聖殿裡佔據了顯著的位置。
2012年初，曹元勇第一次去美國，第一次走進紐約的思川書店（Strand Bookstore）。他原想淘一本趁手的袖珍版索福克勒斯的悲劇集，孰料卻與三本英文版的帕維奇作品不期而遇。那三本書——《哈扎爾辭典》、《風的內側，或關於希洛和勒安得耳的小說》和《茶水繪製的風景畫》，就像某人寄放在那兒的禮物，等著他千裡迢迢趕來領走。當年歲末，在美國生活的兩個朋友得知曹元勇鍾愛帕維奇的書，又特意寄來英文版的《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和《貝爾格勒簡史》。也就是在那時，曹元勇產生了翻譯帕維奇的作品、並藉此向他致敬的念頭。這才有了今天的《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中譯本。
曹元勇說，《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篇幅不長，不足10萬字，但他譯得小心翼翼。在翻譯過程中，帕維奇先生的遺孀——作家雅斯米娜·米哈伊洛維奇（Jasmina Mihajlovi）女士給了他很多幫助。通過Email，雅斯米娜女士不僅將書中一些罕見的知識點、難解的隱喻表達和塞爾維亞民間表述，耐心細緻地加以解釋，並且讓他了解到基督教文化裡有一種觀念：上帝與名詞聯繫在一起，魔鬼與動詞聯繫在一起。
另外，她告訴曹元勇：「帕維奇本人經常建議他的譯者照原文的樣子去直譯，只要你這樣做，你的譯文就會是理想的，因為語言中特別的東西——那些讓讀者驚訝、讓讀者反覆琢磨的詞句——都會得到保留。」尤其是針對帕維奇作品裡常出現的非常規詞句，比如《君士坦丁堡之戀》「太陽」一章中的「two bowls of warm God’s tears ， a breaded gaze（兩碗熱騰騰的上帝之淚，一份裹著麵包屑的凝視）」，雅斯米娜女士認為只要照字面意思翻譯就好。
了解帕維奇
首先要了解南斯拉夫
無論是《哈扎爾辭典》，還是《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兩書都可被稱為「奇書」。《哈扎爾辭典》1994年在國內就有了中文節譯本，之後分為陰本和陽本的完整版又分別在1998年、2013年、2015年多次出版；這部奇書引起的波瀾至今猶在。
了解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的歷史，是深入帕維奇文學世界和思想的前提。在《哈扎爾辭典》出版時，帕維奇的祖國還是擁有6個加盟共和國的南斯拉夫，而到了寫《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時，他曾經的祖國卻已分崩離析；到他2009年去世時，他已經成了一個塞爾維亞人。
學者郭建龍曾分析，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南斯拉夫的位置決定了它始終在東西方之間，是各個勢力插足、併吞和拉攏的對象，而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由於傳統不一，其選擇也充滿了搖擺和不確定性。在狄托時期，這個鐵腕統治者試圖通過共產主義信仰來把三大宗教勢力都凝聚起來，但是，當1980年狄托去世之後，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矛盾迅速擴大，逐漸走向了解體。上世紀80年代末的東歐劇變給了各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的機會，這場巨大的崩盤直到2006年黑山獨立才結束，除了加盟共和國各自獨立之外，2008年塞爾維亞的科索沃地區也宣布獨立，並得到了歐盟和美國等部分國家的承認。
帕維奇的一生（1929～2009），恰好經歷了南斯拉夫從王國到社會主義共和國，再到解體的整個過程。他不僅是南斯拉夫人，還來自南斯拉夫國家最主體的塞爾維亞，對於南斯拉夫的不穩定以及各個加盟共和國的搖擺都深有體會。而他的作品雖然在結構和可能性上充滿了實驗性，其主題卻仍然反映了作者本人對世界、國家、民族、個人命運的深入思考。
我們所認為魔幻的文學
是一個民族的現實
曹元勇表示，人們對於自己不太了解的、距離遙遠的東西，都會心懷好奇和憧憬。帕維奇作品之奇，恰恰在於他的創作深深植根於他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土壤；對於我們來說，他的文學充滿了魔幻，而對於他來說，那可能就是現實。一個民族的民間文學，不僅會提供獨特的文學創作資源，還會提供思考世界的方式。喬伊斯、福克納、博爾赫斯、卡爾維諾、馬爾克斯等等我們這些熟悉的大作家，他們的作品之所以被人們奉為經典，就是因為他們改變了讀者的思維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曹元勇說，南斯拉夫是世界上少有的「存在過兩次的一個國家」，或者說是少有的曾經以兩次化身存在過的國家：一次化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南斯拉夫王國，另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無論這個國家解體前還是解體後，出生在這裡的作家、藝術家往往都有一顆讓人驚嘆的頭腦。在他們想像力發達的作品中，如夢如幻的構思仿佛都是隨手拈來，毫不費力。比如，在塞爾維亞導演庫斯圖裡卡的電影《生命是個奇蹟》中，一頭驢子會因為失戀而流著眼淚站到鐵路上，等著讓火車撞死；一張木床會像《天方夜譚》裡的飛毯一樣託著一對情侶，在美麗的山河上空飛翔。
經歷了南斯拉夫兩次化身和解體的帕維奇以另類著稱。他宣稱自己是「出生在200年前的作家」，是「最後一個拜佔庭人」。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解體前後的十多年裡，他一鼓作氣創作了5部洋溢著濃烈現代巴洛克情調的長篇小說和多部小說集。若不是上個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一夜間分崩離析，他極有可能繼安德裡奇之後，成為第二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南斯拉夫作家。
在帕維奇的每一部作品中，他那些用做夢的邏輯製造出來的匪夷所思的小說架構和敘述，既嫻熟使用著被稱作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花招和元素，又深深根植於巴爾幹諸民族繁複而神秘的歷史土壤和民間傳奇。《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發生的時間，處於公元1797年威尼斯共和國陷落，到公元1813年拿破崙帝國解體之前。它是一本囈語之書，歷史、家族、愛情紛至沓來；它是一本文學之書，夢一般縹緲而又詭譎魔幻；兩個家族的恩怨情仇、愛恨糾葛，隨著一張張塔羅牌打了出來。
帕維奇最希望把你
變成一個有趣的讀者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打開這部奇書？曹元勇建議，對帕維奇不太了解的普通讀者，可以按照出版裝訂好的書的順序，從頭到尾地讀。當然，任何一位讀者都可以選擇個人化的閱讀方式，比如從某個章節開始閱讀，如對「戀人」「死神」「魔鬼」等等某張塔羅牌對應的章節感興趣，就可以從哪裡開始閱讀。對有些讀者，既了解什麼是塔羅牌，又具有相當的知識積累，則可以像玩塔羅牌一樣，抽出幾張牌，擺好陣勢，然後按照塔羅牌對應的章節去閱讀。對於專業的文學讀者來說，則可先粗粗瀏覽一遍，然後用批評家的眼光來閱讀。不同的讀者，都會有第一次接觸並進入這本書的方式。
關於閱讀方式，帕維奇曾說：「我試圖通過提升讀者在一部小說的創造過程的角色和責任，來改變閱讀的方式（我們不要忘了，世界上有才華的讀者比有才華的批評家多得多）。小說中有關情節選擇和情境發展的決定權，我都留給了讀者，讓他們去決定：閱讀從何處開始，又在何處結束。」
「小說必須有一個結尾嗎？一部小說、一部文學作品的結尾到底是什麼？非得只有一個結尾嗎？一部小說或一部戲劇可以有多少個結尾呢？有些藝術是可逆向復原的，是可以讓受眾從不同的側面接近的作品；或者甚至是可以繞著它，通過變換觀察視角，對其好好觀賞的作品，而觀賞者的觀看方向取決於他個人的偏好，諸如建築、雕塑、或繪畫便是這樣。另有一些藝術，屬於不可逆向復原的藝術，諸如音樂和文學，就像單向的道路，路上一切的運行都是從開始到終點、從誕生到死亡。我一直希望把文學——一門不可逆向復原的藝術——做成可逆向復原的藝術。正是因此，我的小說一般都沒有傳統意義上的結尾。」
《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包含著若干牌義，就像那些塔羅牌。換言之，這部小說對於用塔羅牌算命來說是一種指南，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來「使用」。可以把塔羅牌的寓意添加到這部小說中擁有與每張牌相同名稱和編號的章節裡。也可以把這部小說每一章的含義加入到算命時用的相應紙牌的寓意中。使用這部小說的時候，也可以把紙牌完全撇到一邊。同樣，根據書中給出的塔羅牌的使用指南，你可以先把紙牌打出，然後按照紙牌落在桌上的順序去讀這本書的章節。總而言之，每一種閱讀方式的選擇，都可以讓《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變得更豐富、更無窮，而這也是帕維奇最希望看到的——把你變成一個有趣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