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線4月2日訊(浙江在線記者 張瑾華 通訊員 馬正心)昨天下午，悅覽樹的階梯空間燈光很柔和；幻燈打在嘉賓和主持人身後的毛玻璃上，投影是半透明的，但也看得清楚。在這樣充滿神秘感的空間裡，錢報讀書會的嘉賓和讀者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主題是一本曠世奇書——《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
米洛拉德·帕維奇是譽滿全球的作家，進入漢語文化圈比較晚。自上海譯文出版社幾年前出版的《哈扎爾辭典》起，才進入國人的視野。而《哈扎爾辭典》被中國人關注到，還得追溯到中國作家韓少功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備受爭議的《馬橋詞典》一書。是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讓中國文學愛好者知道了世界上有一部叫《哈扎爾辭典》的奇書。
弔詭的是，《哈扎爾辭典》創作時，南斯拉夫還存在。帕維奇寫《最後之戀》時，南斯拉夫已經解體。
帕維奇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命運的思考和憂慮，或許你能從書中飛翔的想像和荒誕的故事中感知到。
這本塞爾維亞已故作家的奇書，已列入2016春風圖書勢力榜「好書60」之一，譯者曹元勇也正在角逐春風圖書勢力榜年度金翻譯家獎。
昨天下午的悅覽樹書房，在「理智」與「飛翔」間穿越3小時，帕維奇到底給我們設的是一個什麼局?
「非線性」敘事結構
帕維奇在「玩兒」
帕維奇《君士坦丁堡的最後之戀》中譯本在2016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作者採用了非線性敘事的結構。小說的每一章均以一張塔羅牌命名。
讀書會一開場，主持人建議本書譯者曹元勇先生從書中挑選一段朗讀。該怎麼挑呢?遵循帕維奇先生的本意：用塔羅牌來決定。曹元勇從書盒附帶的一套塔羅牌裡抽出了「節制第十四」，遵循「命運」，他朗讀了書中題為「節制」一章。手鐲、戒指、掛在脖子上的鞋子……豐富的意象噴薄而出。
曹元勇說，塔羅牌中的「愚人」是第一張牌，也是啟動牌。它代表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要進入新的階段時的一個開始。它代表好奇心、求知慾，也代表對未知的茫然。按照《最後之戀》印刷的順序，它是第一章。如果按照書的章節順序閱讀：愚人、魔法師、女祭司、女皇、皇帝……展示的是一個個體——「愚人」——成長的過程。但《最後之戀》每一章都可以作為故事的開頭，形成全新的敘事。
許志強教授從學者視角對這樣的構思作了詮釋。他認為對結構的探索是歐洲文學藝術重要的一部分；帕維奇在《最後之戀》中採用的是後現代主義的寫作方式；本書開篇的第一章把一個雜糅的、帶有異國情調的、包含諸多語言——拉丁語、法語、塞爾維亞語——的世界展示給讀者；給小說定下了基調。這樣的基調不追求虛構作品的「真實性」，而是讓讀者在真實與虛構的矛盾中探索新的意義。換句話說，帕維奇是在「玩」，要讓讀者隨他「飛翔」起來。許教授這樣形容。
讀書會上，對學院派的理解有不同的聲音：帕維奇是塞爾維亞人，他對祖國在上世紀末的政治動蕩(包括波赫內戰、南斯拉夫解體)以及塞爾維亞人民的命運，是充滿人文關懷的。讀者能夠立足現實，在帕維奇的《最後之戀》中(本書發表於1995年，南斯拉夫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解體)體會到對一個民族的感情，是彌足珍貴的。
對這樣的奇書，依然維持傳統的尋求現實意義的閱讀習慣，會不會被嘲笑呢?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許志強給學生上課時也曾講過帕維奇。他認為，傳統的解讀和後現代「放飛」的解讀之間所產生的張力，是這部作品的重要意義之一。
譯者曹元勇覺得許教授所說的「張力」乃是帕維奇的偉大之處：沒有哪一個讀者、哪一位專家的解讀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同時，每個讀者都能從他的作品中做出自己獨特的解釋。
《最後之戀》和《哈扎爾辭典》：
兩本奇書
在讀書會正式開始前，現場放了一段影像，是上海作家陳丹燕的「捕夢之旅」：她帶著《哈扎爾辭典》踏上了曾經的南斯拉夫的土地，尋訪哈扎爾之「故土」，這段旅程，後來陳丹燕寫成了一本書：《捕夢之鄉》。
有時候一本好書，就會讓人沉迷其中的世界，沉迷去解開其中的謎語，讓人真的出發，踏上一段旅程。帕維奇，就有這樣的魔力。
有一個問題，如果帕維奇的兩部奇書《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和《哈扎爾辭典》只能帶一本上路，你會選哪本?
譯者曹元通笑稱《君士坦丁堡最後之戀》翻譯到現在，他簡直有點厭倦了。但如果真的要選一本上路，他可能還是會選本薄一點的《最後之戀》，至少裡面有一副塔羅牌可以玩一玩。當然這不是簡單的娛樂。塔羅牌對這本書的結構是很重要的。雖然內容相對少，《最後之戀》卻是值得反覆讀的一本書。就像許志強教授所說的，該書是循環結構的，裡面的「三次死亡」的戲中戲不斷呼應著後面的情節，但後來的情節又顛覆著「三次死亡」的寓言。所謂燒腦，這本書中處處有這樣的閱讀挑戰。
《哈扎爾辭典》關於宗教、歷史、民族的宏大意象，讓對塞爾維亞文化背景不熟悉的人相對難以進入。《最後之戀》的背景相對簡單，發生於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當然，這些歷史性的東西，對帕維奇來說，屬於藝術材料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曹元勇詳細解釋了《最後之戀》人物間複雜的情感關係。這樣的結構才能夠充分與塔羅牌的形式相結合。它的每一章都是「點到為止」，絕不多說一句話。《哈扎爾辭典》充滿了巧妙的句子、延伸，但《最後之戀》絕不過度。
曹元勇稱帕維奇是一位天才作家。他的另一部作品，《風的內側》有一個漏鬥式的、兩頭都可以是開頭的結構；書的最後，劇中人發現餐具上刻著戲劇的臺詞。如果是天分不夠的作家，根本玩不動這樣的結構。
中國文學和
西方文學的傳統
反觀中國作家的寫作，似乎還沒有哪位敢寫一個特別「燒腦「的、「飛翔」的、讓人不能輕易看明白的作品。讀書會上幾位嘉賓觀察到，近幾年國內寫作者的創作潮流似乎正在回歸傳統寫作，強調敘事性、現實題材較多、注重影視化的可能性；似乎和西方寫作者朝著相反方向在發展。這是為什麼?
許志強教授認為，西方的後現代文學實踐可能和西方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傳統有關：他們有一種不斷突破、挑戰的傳統。作為國內著名的出版人，曹元勇認為優秀的、一流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追求，該先鋒的時候先鋒，該貼近生活的時候貼近生活。莫言的《生死疲勞》，通過大頭娃娃的視角、動物的眼睛，寫了中國半個世紀的歷史，是很了不起的。再比如格非「江南三部曲」每部4章的架構，也有先鋒的影子。到了新世紀以來，關於「先鋒」的問題，在中國文學界已經不重要了，整個中國社會的關注點已經變了。
曹元勇說，西方對結構、敘事的挑戰與創新也不是一個普遍行為，帕維奇這樣的作者也並不是主流。在全球化、商業化的背景下，貼近生活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必定是更受歡迎的。有許多作家出版了幾十部作品，商業口碑好，能夠得到一些大獎，但他們的創作可能在原地踏步；同時，還是有一些作家在嘗試突破的。
現場有讀者提問，這些年中國作家的作品回歸「四平八穩的中國式敘事」，是不是追溯傳統?許志強教授說，其實現代中國人生活的結構已經被手機「擠扁」了，已經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像《紅樓夢》那樣的結構。後現代主義，例如帕維奇這樣的打破現實主義敘事的結構，在中國不是時髦，而是符合現代人生活狀態的結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