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年月：1980年10月
學歷：博士
目前職業：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副教授
專業和研究領域：民商法、公司法、金融法及比較民商法等
對治學影響最大的學者：邵建東、王澤鑑、羅培新
對治學影響最大的著作：《德國民法總論》《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公司法剖析：比較與功能的視角》
星座學上說，天秤座是12星座中最優雅的。第一次見到丁勇，他帶著書卷氣，談吐溫和，微笑時正氣的臉上會露出一雙酒窩。他的微信籤名用了一句「孤獨散步者的遐思」，挺有詩意，丁勇解釋說，一直覺得盧梭的這本書書名很有意境——還是優雅範兒。
星座學上又說，天秤座是愛交朋友的，親切善良、人緣良好。採訪之前，丁勇就被記者們冠上「不緊張哥」的名號，因為聽說要被採訪，他在微信裡對記者說：「我我我不緊緊張。」採訪結束知道他剛當了奶爸，問其感想，丁勇的回答十分不「官方」：「不好當，哭鬧得兇的時候甚至鬱悶，我上輩子咋就看上了個野蠻女友呢。」陌生人之間的距離感，秒滅。
「星座這個東西嘛，有點道理」，丁勇是個典型的80後、天秤男，對自己的星座小有研究：「天秤，就是為人比較平和，喜歡與人相處，我在微信群裡一般都是那個逗大家開心的。在大夥的眼中，我大概是個有趣的人，當然，有趣的前提是幽默，幽默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智慧，講話要聰明一些。我算是有些小聰明吧。」「有些小聰明」已經算是這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對自己的最高評價了——乍聽說自己被前輩推薦為「青年學人」代表，他還惶恐得不得了，「身邊的牛人實在太多，學院裡最不缺的就是海歸博士。只要出去旅遊，總能找到在當地留過學的同事出個攻略。」
在生活裡，他並不願做個「法學專家」
天秤男研究法律，怎麼看都帶著點「宿命論」的意味，連丁勇自己也說，天秤講究平衡，法律研究的是平衡，而他主攻的「公司法」更是將平衡發揮到了極致。「公司法最大的價值就是平衡各方利益，公司裡股東、高管、債權人、員工之間、利益錯綜複雜，牽一髮動全身，比如最低註冊資本取消，股東高興了，但債權人會受影響，公司法的價值就是怎麼去合理地調整小團體及小團體所代表的社會各方利益，這對整個國家經濟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至於在法學的汪洋大海裡選定了公司法，更是「命中注定」，「或許是性格比較細膩一點的人更加傾向於細膩的分析方法」，相比喜歡在大格局裡做研究的人，丁勇更喜歡做在一個問題裡鑽下去的「婉約派」，尤其喜歡環環相扣的邏輯思維，「我們大陸法系裡有很多立法和規則，比如民法、商法、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等，規則與規則之間就像遊戲，有時單看一個規則好像很簡單，但事情往往又會涉及另一規則，這兩個規則還會互相打架，那你怎麼辦？這才是真正考驗一個學法律的人的邏輯思考能力，我喜歡這些東西。」
說起法學的精妙，丁勇滔滔不絕，但在生活裡，他並不願做個「法學專家」，甚至有意識地愚鈍一些，他覺得把法學思維用到生活上，多半是個悲劇：「法學家都要有一個『壞人思維』，知道怎麼像個壞人一樣去研究一個規則的漏洞，但不代表我就要做這樣的壞人。」他希望工作與生活能適度分離，所以儘量不把利益分析思維帶入生活，「不想成為一個婆婆媽媽、斤斤計較，『聰明到沒朋友』的人。」
或許正是因為選擇了在生活裡愚鈍，一顆年輕的心才能沉於學術之中。丁勇很明白學術是一件苦事，甚至是一件很清貧的事，他的周遭有時也會擾進社會的嘈雜之音：不少同學現在年收入過百萬，而讀書時成績一直優異的他拿著不及人家零頭的工資，血肉之心難免起波瀾，「但要想明白這個事兒，你選擇這個職業，選擇做一個學者，多少都有些學者骨子裡的清高；更重要的是，選擇一個職業就是選擇一個生活方式，我喜歡這種生活方式就行——我喜歡思考、喜歡研究，喜歡從法律規則之間尋找樂趣，喜歡把這種樂趣帶給學生。」
院裡的好聲音，講的課也到處潛伏著丁式幽默
談及敬仰的前輩，丁勇的臉上寫滿了高山仰止。
南京大學讀書時，碩士導師邵建東把他領進了德國法的領域，「邵老師是研究德國法的專家，學德語出身，閉起眼睛聽他說德語，特別有那個範兒。他說話做事嚴謹，翻譯德語著作時該用個什麼詞都反覆推敲，他的《德國民法總則》在譯界、德國法學界廣受認可。」對另一位影響他至深的臺灣法學家王澤鑑，他說「早年就折服於王老師寫的『天龍八部』（《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八冊）。去年到臺灣拜訪，幾次驚呆，王老師是研究民法的專家，一聽我是研究德國公司法的就特別感興趣，當時就說德國公司法的最大特點是與民法結合特別緊密。我一聽，這個說法太準確了，我現在的研究也有這方面的趨勢，儘量把公司法和民法靠起來——大陸法系要發揮規範的優勢，德國這方面確實比較強，老先生看問題實在敏銳。」
丁勇說自己更容易被身邊的人影響，說起院長羅培新時絲毫不掩欽佩：「羅老師十多年來每年都能完成一本經典譯著。原因也很簡單：每次一起坐校車從松江校區到長寧校區，當我睡眼惺忪地下車時，他總是拍拍我的肩膀說，剛才我又翻譯了兩頁。」
而說到自己，丁勇又變回標準「80後」，言語也更加輕快：「我們這代人都是看著娛樂節目、聽著流行歌曲長大的，沒有形象包袱，也相對愛『秀』。」在國際金融法律學院，丁勇是個名人，作為院裡的好聲音，每到迎新、聚會，總免不了要到臺上撐撐場面；而他講的課也到處潛伏著丁式幽默和深入淺出式的智慧：「上課時講公司法，說到股權繼承，我就用了韓劇《繼承者們》裡頭的說法，學生們就會心一笑。」丁勇說，他會有意識地去跟進學生們愛看的東西，「什麼《後會無期》，我也去看看，電影裡有些故事、臺詞也會折射出生活的一些方面，比如上課分析某個立法規則，我就借了韓寒電影裡的一句臺詞『小孩子才分對錯，成年人只看利弊』，用來解釋規則常常難分好壞，而是從哪個角度看它有利、還是有弊，孩子們一下就懂了。」「取消最低註冊資本制度，換言之，就是一元錢就能設立公司，甚至是『零首付』，註冊資本不需要在公司成立時實際繳納，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在報公司註冊資本時亂吹牛？」丁勇實際上是想用「吹牛」的話題引起學生們對我國實行的法定資本制的注意，「法定資本制是什麼，通俗一點來講，就是吹牛可以，但是吹的牛都要兌現。」
「80後」的上課風格大概就是如此吧。
「真正結合中國現實生產出自己有特色的東西」
「法學是舶來品，必須要走出去，到借鑑國家看原汁原味的東西，畢竟翻譯過來還是隔了一層紗。」丁勇說，自己現在的定位還是一個「思想的搬運工」。「搬運工」的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去德國學法律，對體力和腦力都是考驗。在德國的時候，丁勇沒時間看風景、看閒書，他有任務，要在畢業時出一本能受到德國人稱讚的德語法學專著，這意味著他要將大量的時間用在圖書館，「古籍圖書館也常去，那書的年齡比我爺爺的爺爺年紀都大，翻開來一看都是花體字，完全是天書。」
丁勇說，搬運的價值不能抹殺，但他有時會有一點小小的遺憾，「目前中國的不少法學研究還都是把西方的制度、理論搬到中國來，就好像我們講資本制度，說來說去就是西方的，還沒有自己的創造」，他並沒有捧著洋學歷自得，而是常做自我檢討：「年輕一輩因為出國學的都是洋墨水，擅長『拿來主義』，但問題是偏偏和中國現實結合會發生一些脫節。包括我本人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他覺得更好的學者應該是思想的生產者，而這也是他努力的目標。回國後，他被選派到華政的踐習基地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掛職了一年。「真正當法官去處理案子才明白，很多是規則之外的事，這涉及中國的本土問題。有很多案子用法律判決很容易，但會留下其他隱患，可能過段時間又會產生新的糾紛，當事人又會以其他事由起訴。法院真正的作用是定紛止爭，最終要把事情解決，而不是只按法律出一個結果。」真實案例當前，丁勇感到課本上的東西還是有限，一些教條的想法在理論上可以自圓其說，寫文章可以很漂亮，但是扔到現實中就行不通。丁勇說，這段經歷對他如何結合中國現實助益很大，在後來的研究中，凡是講規則和西方理論的時候，他的腦子裡總要過一過這些東西在中國可不可行，「畢竟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西方可能更看重規則，文化因素在法律當中是很重要的。」
「真正結合中國現實生產出自己有特色的東西」，對於這一目標，丁勇清楚有多艱辛：「學法律的人前期會接受很多教條的東西，要突破定式、教條很難，一個人一輩子當中能有幾次突破範式定式已經是不得了了，整體提升創造力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是他已開始嘗試改變。
文匯學人·專題 2015.2.13上海學術界：年輕的色彩 ——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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