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時客戶端-錢江晚報記者 張瑾華
他們兩位，對俄羅斯這塊土地是有感情的。
陳丹燕說，俄羅斯給人一種非常深重的抒情的感受，像愛情一樣。不管我們愛不愛政治，我們都愛這個地方。如果我心裡有抒情的種子，有一半是俄羅斯帶來的。
兩人1993年一起去的當時的「獨立國協」，時隔20多年，又一起去了當年蘇聯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1993年和2017年跨度20多年的前蘇聯舊版圖旅行日記在同一本《去北地，再去北地》中會合，可以視為一次圓滿的俄羅斯「文化之旅」，又不僅僅是「文化之旅」。這也是被稱為文壇「神鵰俠侶」、都是華師大中文系畢業的這對夫婦的第一部合作之書。
90年代在今天我們看來，是個非常遙遠的時代了。當年的蘇聯地圖已經不復存在了，時隔20多年，他們依然能夠感受到當時這個國家遺留的氣息。時光流轉，地理版圖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但是曾經在同一個版圖上的森林土地河流，它們今天依然存在，還有就是大量的建築，公共場合的雕塑，一些歷史遺物，多少還有當年蘇聯時期留下的痕跡。這些也給兩位旅者帶去很多新的感受和新的想法。
最開始，他們強烈的動因都是想要去看俄羅斯，想看書本裡反覆被俄羅斯作家描寫和試圖解釋的那個俄羅斯的大地，也想在俄羅斯聽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看列賓和列維坦的油畫裡的俄羅斯大地，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也想看看轉型期俄羅斯的社會現實，人的生存和所思所想。
「1993年夏天，我去了一個很長的旅行，我父親1950年代的時候是中國輪船公司的總經理，我一直想去看看波蘭是什麼樣子，我從波蘭到德國法國葡萄牙等等地方，那時候只能打電話，陳保平電話裡說，你知道嗎，蘇聯解體了，獨立國協也要解體了，你從華沙來莫斯科，我們在莫斯科會合。俄羅斯我也很想去，莫斯科聖彼得堡我也想去的。我沒有邀請信，幸虧有人幫忙做好了籤證，我就從華沙坐了火車去了莫斯科。」
陳保平則是從北京出發的，七天六夜的火車。「我從北京買的火車票，從北京到滿洲裡到莫斯科，車廂裡大多數是販賣皮夾克等物資到商品非常匱乏的俄羅斯去的中國個體戶，人稱「國際倒爺」。
「我記得陳保平說，幾月幾號幾點在莫斯科的月臺上見面。我覺得很奇怪，怎麼像《安娜-卡列尼娜》裡說的一樣的，月臺上見面。到俄羅斯居然下雪了，剎那就零下幾度。」陳丹燕將他們這趟俄羅斯之行的開始，說得非常浪漫。
於是他們看到了1993年的俄羅斯。陳丹燕印象中，寒冷，沒東西吃，她難忘一位老太太託著兩個西紅柿在寒風中，又看到地鐵站賣唱的人，應該也是後蘇聯時代最早玩流行音樂的人，她當時的感受是很佩服這些社會巨變中的普通老百姓，他們強大的忍耐力。她思考的是，人可以過正常的生活，是否是一種最低的要求。
當時俄羅斯經濟比較糟糕，老百姓的生活比中國人要艱苦很多，一個鮮明的例子是所有食物的包裝都是馬糞紙，連盒子都沒有。給兩人深深震憾的是，他們去莫斯科大劇院看芭蕾舞，所有普通觀眾因為下雪，路上都是穿靴子的，但都會帶上一套正裝，到劇院大堂後，將靴子換成高跟鞋，他們進場時非常安靜。這樣貧困下，普通老百姓還是非常有教養。他們為此肅然起敬。
他們也接觸了一些俄羅斯知識分子，看到俄羅斯知識分子一直在思考祖國的命運，對祖國非常熱愛，祖國意思是非常強的。和他們交流時，有俄羅斯作家覺得中國人都在想物質，他們覺得俄羅斯人更重精神，在「麵包與腦袋」之間會選擇腦袋。「俄羅斯作家」對中國的「偏見」，也給了他們一些激蕩和思考。
他們寫日記的時候講好了，各寫各的，不交流。
說到「旅行的意義」，這幾天正熱烈地在上海進行國際化的主題討論，很多人都說，現在沒有什麼遠方了，電視和網絡把所有的遠方都變成了現在，陳丹燕說我能理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想，但是我有不同的感受，你在Internet上看到的和你在電視裡看到的大地，山川，包括人物和你親眼目睹，親手觸碰，去感受的真實的大地是非常不同的。這個我覺得一直是對我來講非常重要的，你必須融進那個環境裡去。
「如果我們說它是文化之旅，好像也不是很完整的，其實旅行就是通感的，吃到什麼聞到什麼，摸到什麼，能夠想到什麼，這些其實整個是生活給你的感受，如果裡面沒了文化的引領，那對生活的感受會比較膚淺。文化其實是俄羅斯這個民族提供給我們的心靈深度，但這個深度其實是從生活當中來的，我們有一個還原回去的過程，所以旅行我覺得就是這個樣子，很難講這是一個純粹的文化旅行。」陳丹燕就「文化之旅」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現在的他們，又有了新的願望。「我們並不很清楚現在俄羅斯是什麼樣子，想再去一次聖彼得堡。從1993年的聖彼得堡，去看看現在的變化，也許是更現實的。」
25年過去了。「1993年我們去旅行時，孩子還不會寫字。當2017年我們去波羅的海旅行時，我們的孩子已經29歲了，她那幾天會被求婚。」
陳丹燕感嘆地說，「我看到了一剎那時間的奔騰。」
《北地，再去北地》內頁。
這幾天的上海書展，這對傳奇的夫婦也參加了好幾場跟新書有關的活動。陳丹燕夫婦抽空接受了錢江晚報記者的採訪，並回答了本報記者給他們的同題問答——
【我們24小時在一起，兩個人看到的其實很不一樣】
錢江晚報：我發現同一趟旅程，男陳老師寫的日記裡有更多的思想政治和文化，女陳老師寫的日記有更多的生活細節，還有人性，這種差異挺有趣的，你們是如何看待兩人感興趣的不一樣之處的？
陳保平：所有人都是不同的，當然如果你的成長環境不同，閱讀背景不同，從事職業不同，感受會更不一樣。我和陳丹燕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做媒體，我對社會的進程和現實，對這個社會的轉型的過程可能會比較多的關注，所以即使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寫下的這些旅遊的記錄，我們這方面的差異，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陳丹燕比較感性，文學的那種審美，注意細枝末節的地方，平時創作也是一樣，性別差異或者兩個人本身差異，肯定是存在的。
陳丹燕：我就覺得是有趣呀，我們24小時在一起，吃同樣的東西，住同樣的房間，看到的絕大多數的東西都是共同的，但是兩個人看到的其實很不一樣，我覺得這個不一樣挺好的呀，如果一樣豈不是很乏味。
錢江晚報：讀《去北地，再去北地》時，我確實想到了當年瞿秋白寫的《餓鄉紀程》，陳老師讀過這本書嗎？
陳保平：《餓鄉紀程》肯定是看過的，大學都讀過，《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很有名的，主要是用遊記的形式寫了十月革命後蘇聯的現實，對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影響很大。當時國民黨時期，十月革命的蘇俄被描繪的很黑暗，瞿秋白用自己的旅行記錄描述了真實的蘇聯生活，讀這本書印象比較深的是十月革命後蘇聯的普通勞動人民，翻身後的主人翁的那種精神狀態，和創造性的勞動，在作品裡得到了非常鮮明的反應。
這大概也是很打動瞿秋白的心靈的，所以他回來就寫了長篇的紀實旅遊的文學作品。
陳丹燕：《餓鄉紀程》印象不是很深刻，那時候因為陳保平一路都帶著愛倫堡的回憶錄《歲月 人 生活》那本書，我一路走總歸瞄一瞄。
1994年，陳保平陳丹燕在俄羅斯著名作家伊琳娜家中。
【社會轉型的時候，很多文化人是不適應的】
錢江晚報：陳保平老師日記中寫到，「俄羅斯文壇曾經群星燦爛，一個產生過普希金、託爾斯泰、果戈理的民族，文壇會長久寂寞下去嗎？」，過了20多年，這個問題兩位陳老師的答案是什麼？
陳丹燕：我覺得不會的，但他們必須經過痛苦的努力，我覺得社會變化太大，對作家來說，作家不是新聞記者，看到什麼寫下來就行，他需要沉澱，所以要給他時間沉澱，但我相信這是個偉大的民族，這是個偉大的文學民族。
陳保平：我也同意，產生過這麼多文學巨匠的民族，有這個土壤，傳統在，文學是不會沉寂下去的，但確實需要沉澱的過程，需要一個重新積累的過程，我覺得實際上和我們中國一樣的。中國這樣一個有過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的民族，文學也不會沉寂，現在來看確實處於積累沉澱的過程中，需要一代人把心靜下來，把傳統接上新的碰撞，有新的靈感，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錢江晚報：陳保平日記中談到，俄羅斯女作家伊琳娜談起今天年輕人的不愛讀書，總是憤憤不平，她說他們都被無聊的小報吸引去了。但她又老是說，任何時代總有一批熱愛文學的青年，作家的職責就應該喚起年輕人崇高的意識。我不知她所說的崇高意識是指什麼。聯繫到中國現在年輕人的閱讀狀況，你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與伊琳娜有同感嗎？
陳保平：1993年，伊琳娜是我們遇到的一個比較著名的莫斯科女作家，他先生是科學家，還有一顆蘇聯的衛星以他名字命名，當時的情況應該和中國剛進入市場經濟的實況相似，年輕人有了更多娛樂的方式，不像過去，閱讀電影，文化生活相對比較單一，年輕人現在更多享受，市場也提供了更多方式，所以年輕人更多從閱讀轉向其他選擇，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們今天在網絡這麼發達的情況下，很多閱讀也是從網絡上去獲得的，和我們閱讀書本確實有不一樣，當然我覺得伊琳娜的看法也有一點極端，我覺得她強調的所謂「崇高的意識」，也有她自己的價值觀和她認為的崇高，崇高這個概念對普通青年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一個人如果能夠關心個人以外的東西，關心一下社會的進步，或者關心一下這個世界的發展，已經是很不錯的關懷了，有這樣的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按伊琳娜說的要有崇高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對這兩個字，每個人還是理解不一樣吧。
陳丹燕：這個問題提的是93年的問題，現在我相信俄羅斯也有巨大的變化，所以後面的東西會怎樣，我們其實並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從伊琳娜的這個故事，我們看到的其實是在社會轉型的時候，很多文化人是不適應的，還有就是，原來的蘇聯階層慢慢被打破了。我其實一直在想，他們後來會是什麼樣子的，我們其實不知道，但是他們面臨的問題，其實也很像我們面臨的問題，這兩個國家還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其實非常相信俄羅斯那麼深厚的文學傳統，知識分子的熱愛自己民族的那種傳統，這個不是那麼容易被摧毀的。
錢江晚報：莫斯科的文人公墓，現在還在嗎？普契金的葬地而形成了「文人公墓」的文化，而俄羅斯轉型期，不是文人的9歲小女孩也安葬在此，只要有錢就可以，兩位陳老師是怎麼看待俄羅斯文化上的這一變化的？「世界上還能找到一塊純粹屬於文人的地盤嗎？」，這樣的發問，意味著什麼？你們會擔憂「文人傳統的失落」嗎？
陳保平：我覺得為什麼一定要專門為文人建一個公墓呢？人家可以說是不是可以給企業家的公墓呢，政治家的公墓呢。
當時我們的印象還是很深刻的，很多文化名人都埋葬在那裡，當然可能蘇聯解體以後，市場化以後，公墓可能也要賺錢或者有些發展吧，只要有錢都可以進去，我不知道現在的情況怎麼樣，當時確實有這種現象。對文化，對文人的紀念，可以有多種方式，我們現在上海有個福壽園，讓後人可以對文化名人進行紀念，在那裡也有專門的文人墓地，便於青少年悼念，但是普通的公眾也可以落葬在那裡，所以並沒有專門為文人搞一個墓地。我覺得通過書本是對文化、文學最好的一種傳承的方式。
【他們肯定也不會像我們想的那個樣子，一直都苦難而虔誠的】
錢江晚報：可以說說俄羅斯文化是怎樣影響了你們這一代，也就是中國50後包括60後知識分子的？
陳保平：實際上，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前，大量翻譯作品主要都是俄羅斯和蘇聯的，所謂的外國文學基本上那時候就是俄國文學，這是很重要的客觀原因，當然俄羅斯的文學也非常燦爛，在世界文學中，出過那麼偉大的作家，託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等，這些作品在今天來看都是非常優秀的，我們年輕時的薰陶，主要是這些作家的作品對我們的思想影響還是很大的。
應該說俄羅斯和中國的差異，主要在彼得大帝的時候，對外開放，向西方學習，已經有過一波開放的浪潮，後來當然也受到一些保守勢力的影響，但是他受到西方影響後的本土俄羅斯文學的融合，產生的偉大的作家，提供了豐厚的土壤。這些作家也反映了前蘇聯在醞釀的一種改革，知識分子對未來社會的思考，一些企業的改革，知識分子在現實中感到的困惑，都非常有意思。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和後面一代青年人文學薰陶不同的過程，當然我覺得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翻譯了大量的外國作品，但是相對來說，對當代俄羅斯的作品，翻譯其實是很少的，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我不知道為什麼，對俄羅斯當代的翻譯比較少，甚至俄文的翻譯學家也比較少，這兩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進了一些俄羅斯的電影，我看過一些，實際上我覺得有些作品還是很不做錯的，特別是對俄羅斯當代社會的反應，揭露他們在轉型過程中的官僚和腐敗，還是比較深刻的，這兩年有一些引進，但總體來說不像歐美文學翻譯的這麼多。
陳丹燕：我其實想到的是另外一點，我的俄蘇文學的閱讀，其實都是在少年時代，那個時代能夠找到的書很多其實是蘇聯小說，但是我覺得我一直對蘇聯小說或者俄羅斯小說裡的蛛絲馬跡有興趣。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來，我們那時候跑去俄羅斯的時候，有一次吃飯，講到了作家伊琳娜的一個朋友，是出版社的總編輯，他問你們為什麼對俄羅斯文化這麼有好感，我就說我家附近一條馬路就是上海白俄居住區，在居住區裡面，有普希金的雕像。我最早認識的詩人就是普希金。這個總編輯就站起來了，說我非常非常謝謝你還記得他們。
我就覺得有意思的地方常常在這裡，你少年時代讀的書，受的教育，如果成年後還繼續想知道更多事，少年時代的作品就變成了一個廣泛的文化背景，在這個基礎上，你就又有旅行的機會，可以對某一部分加深了解。其實這個也在我們兩個人波羅的海三國的旅行裡面，那個時候我們其實知道俄羅斯的作品裡面有《白夜》，那時候我一直不懂白夜是什麼，到了波羅的海三國旅行的時候，白夜其實就是極晝，所以有極晝的時候，我們兩個旅行中很少睡覺，那個時候我已經不記得《白夜》寫了什麼了，但這個名字一直記在心裡，那時候就知道，原來極晝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那種印證是旅行中最美妙的一部分，我就一直想我什麼時候回家有空再看一遍《白夜》，你對這個作品就會懂的更多。
錢江晚報：你們怎麼看俄羅斯人身上，哪怕是苦難歲月，物質匱乏，依然能保持精神上那份審美和文化上的莊嚴虔敬？你們覺得這種品質在新時代會受到衝擊嗎？
陳丹燕：我們書中寫的俄羅斯人，這是我們90年代初看見的，也許他們現在的物質已經不像那時那麼匱乏，但我相信隨著經濟時代資本時代的到來，他們肯定也不會像我們想的那個樣子，一直都苦難而虔誠的，這是俄羅斯文學的主題。但是在現代社會，也許他們也是不一樣的，變化中的，其實後來我在不同的國家，接觸過年輕一代的俄羅斯人，他們也開始物質化。
但是我其實心裡是原諒他們的，我覺得為什麼一定要所有的人都苦難而虔誠呢，那部分責任知識分子承擔就好了，但是知識分子承擔的過程當中，慢慢我能夠看到，有一些人其實是在新的社會形態下感到失落，然後會用這一部分的身份認同來認同它。
陳保平：是的，傳統的東西和新的東西，肯定會有新的碰撞，中國人身上有，俄羅斯人身上也一樣會發生。那個時候還沒有網際網路，大家都有很多藏書，大家都看書，在家閱讀，現在有網際網路了，衝擊就來了，但我相信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思考和反省，是不會斷裂的，總有一些好的傳統會保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