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勿食我黍
權力與人格之間的相互影響是一個引起人們持久關注的話題。對這種影響的痛苦體驗常常凝結在充滿民間智慧的格言中，以及詩人的詩歌、哲學家的和學者的見解中。正如薩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所言，「權力使人陶醉，」它的芳香沁入大腦，讓人輕率、傲慢和自負。
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所受到的教育讓他懂得：「權力與聲名對所有人的效果是：它導致自我的膨脹，發展成為某種毒瘤，最終扼殺對於受害者的同情心，」而「一位掌權的朋友就是一位已經失去的朋友。」「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些東西讓人墮落，」新近的一位作家觀察到。這種觀察同一種古老的抨擊形成回應，「它們把好人變成壞人，把壞人變成更壞的人。」
專門用來塑造和分享權力的社會機構被輕率地醜化為惡魔。在湯姆·潘恩(Tom Paine)的語句中，「政府，既使在最好的狀態下，也只是一種必要的惡。」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在社會與政府之間做出了深刻的區別：社會是由我們的「需要」(wants)產生的，而政府則來自我們的「邪惡」。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在他對國家的批判中認為，國家作為一種基本事實，和宗教一樣，反映了「人類對於自身的憂慮」。
為了讓針對權力與政府的指控顯得更加完美，我們常常被告知，只有墮落的人才會追求權力。一個令人不悅的比喻將政治家比作魔術師。這個比喻很早就已經出現，並且在幾個世紀中一直被重複。斐洛·猶達歐斯(Philo Judaeus)生活在亞歷山大大帝時代，屬於我們紀元的第一個世紀。在一篇論述夢的論文中，他把政治藝術連同它的魔力一起進行了分類。他把約瑟的彩衣(Joseph s coat of many colors)比作「色彩斑斕的政治事務之網」，在它的上面，各種貌似合理的謊言相互交織，「具有真理的可能性最小」。他把政客和政治家比作預言家、口技表演者和魔術師，「擅長騙術的人，擅長咒語和各種詭計的人，人們很難從他們的奸詐藝術中逃脫。」斐洛又補充道，摩西非常自然地代表著約瑟的沾染鮮血的彩衣，因為所有的治國藝術都被戰爭和流血所汙染。
十二個世紀以後，摩西·麥摩尼德斯(Moses Maimonides)在他的《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中引用了這段話，阿爾伯特·馬格納斯(Albertus Magnus)又加上了自己的評論。阿爾伯特寫到，在一些人身上具有豐富的、活躍的和清晰的智力。這些人類似於天使和星座這樣的高級物質，因此，麥摩尼德斯把他們稱作聖人(sages)是正確的。但是，據阿爾伯特所言，也有另外一些人，把真正的智慧混淆於詭辯，僅僅滿足於或然性和想像，擅長「修辭與社交事務。」麥摩尼德斯描繪道，在這類人身上，想像能力佔據優勢，而理性能力卻不完善。「從這些人中出現了政客、立法者、佔卜者、巫師、夢想家……和魔術師群體，他們操縱奇技淫巧和神秘藝術。」
但是，從語義學的角度而言，術語「權力」雖然是一件多彩的外衣，但並不是所有的顏色都是象徵邪惡的符號。人們承認，權力可以被強者和良善者出於有益的意圖而被行使。即使握有這種權力的人是邪惡的，也不能把所有使用它的人稱作是作惡者。相反，一些有權的人屬於人類的文化英雄、歷史的「偉人」、「立法者」、「解放者」和「國家奠基人」。總而言之，他們屬於政治家。從這個角度出發，權力、政府和人格可以受到有利的評價。
我們當前任務的出發點既不是對權力與人格彼此作用的方式加以稱讚，也不是對此進行指責。我們開始於對凱撒(Caesar)的觀察；隨後我們會放棄他。我們的目標是，尋找是否最近的社會科學、心理科學和醫療科學的發展增加了我們對於權力和權力追尋者的認知。
的確，這種探究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擁有一種社會政治目標，即尋找實現民主價值的更為完善的手段。在我們完成對於人格與權力的相互作用的基本分析之後，下一個步驟就是考慮如何將我們學到的東西服務於人類尊嚴(human dignity)。這時，我們從反思的方法轉向控制的方法，著手設計讓權力服務於民主社會的方式與手段。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權力與尊嚴被共享，而且其它價值更為豐富，向所有人開放。因此，我們將考慮民主領導、民主精英問題。在我們探討過一般的政治類型(the political type)和它的一些特殊表現後，我們會著手這個問題。
重點將會放在權力和有權者上。但是，如果認為我們因此完全被少數人而非多數人所吸引，這將會是一個錯誤。談論權力與有權者是一種省略方式，只是不去考慮構成權力關係的圓周中的可能最長的弧線。權力是一種人際關係情境；那些掌權者是被賦予權力的。只有授予權力的反應流不停地發生，他們才能有所依靠和生生不息。即便對人類關係不經意地進行觀察，也會讓任何有能力的觀察者相信，權力不是一塊可以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的磚，而是一個過程，當支持性反應停下來時它就會消失。
權力關係是互換(give-and-take)；或者，假如以一種更為動態的措辭加以表達的話，它是互利互惠(giving-and-taking)。它是在一種持續的相互作用的循環中，暗示的給予(cue-giving)和暗示的接受(cue-taking)。
我們將馬上專門研究這個含義，但是，在所有人際關係的賦權-被賦權維度上稍加逗留是有益的。在參與者注意力的聚焦下，在兩個或更多的相互作用的人之間的活動的進展受到了暗示的引導。許多情境如此地具有高度的專業化，以至於暗示的給予功能被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在管弦樂隊注意力的聚焦下，樂隊指揮是一個持續的暗示來源。在軍事訓練團體中，指揮官給出命令。在一些工作中，工頭為了讓機器開始運作和停止運作，為了讓其它活動開始或停止，忙於發出信號。
儘管暗示的給予被高度集中在樂隊指揮、指揮官或工頭身上，但是，這個功能並不被被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所完全壟斷。比如，樂隊指揮不停地對樂隊所給予他的注意做出回應；無論是教官還是工頭，都不能漠視其手下人的行為。樂隊、團隊或作業班的成員相互留意，對自身進行調整，以適應彼此的表現。顯而易見，在許多人類關係(human relationships)中，暗示的給予和接受並不是由一個參與者集中掌握。在一場橋牌比賽中，紙牌被分發給所有的人；在網球比賽中，發球是輪流進行的。在這兩種比賽中，每一個參賽者都相互留意。
可以根據特有暗示的給予和接受的模式，記下各種情境。通過描繪在整個互動過程中每個參與者的注意焦點，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可以根據每個成員參與的次數與時間，來描述立法團體中的辯論流程。一種比較徹底的描述是，記錄在一次會期中，有多少成員出席或缺席；在一個會場中，有多少出席的成員在認真傾聽。然而，一種更為徹底的做法是，通過仔細的採訪，試圖找到在當時哪一種暗示被認為具有重大影響(比如像來自黨鞭the party whip和黨魁floor leader的指示)。對情境的全面描述可以把所觀察到的回應同環境的重大特性聯繫起來，回應者(responder)暴露於這種環境中；它也把所觀察到的回應同某種傾向(predisposition)聯繫起來，回應者帶著這種傾向進入到情境中。
這樣，前面的分析提醒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權力的概念(常常被作為「領導」的同義詞來使用)可以被用於所有的暗示的給予和接受關係。如果暗示的接受圈子沒有封閉起來，這種關係就會破裂，權力關係就不再發生。
但是，這種分析被專門用來處理政治學所考慮的現象，並不是很充分。假定對於樂隊指揮指令故意的或偶然的誤解毀掉了一場演出；假定在訓練場地一個命令被曲解或違反了；假定工頭的信號被忽視或漠視了。那麼，什麼會發生？事故會在沉默中被忽視。也許，會出現強烈的抗議。或許，某人會被從薪水簿上刪掉。某人會被課以一項罰款。一個士兵會被送到禁閉室，接受肉體懲罰或強迫勞動。我們可以認為，一般而言，當這種期望模式(the pattern of expectations)在行動中被違背時，就會被施以剝奪(deprivations)。這種剝奪被包括在最初的期望模式中。
在這裡，我們縮小權力的概念，用這個術語來指明某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人們期望，嚴厲的剝奪會緊隨在對行為模式的違背之後。這樣就排除掉了一種巨大的關係範圍，在這種關係範圍中，違背被認為無關緊要。
這種理解權力的方式強調了期望(expectation)的關鍵作用。樂隊指揮的期望是，嚴格地處置他手下的人，對不是忠心地追隨他的暗示的微小的和主要的偏離行為施加懲罰。如果演奏者得不到滿足，樂隊期望嚴格地處理樂隊指揮。的確，通過故意的不合作和敵意的鼓動，他們可以使他被解僱。
顯然，對於什麼構成了剝奪，和什麼剝奪是溫和的或嚴厲的，期望是不同的。當我們考察的不是一個人類社團，而是整個人類共同體，或者所有已知的共同體的時候，我們是根據納入考慮範圍的全部關係來界定嚴厲或者溫和。
當我們這樣理解權力的時候，我們接近了政治科學和法律科學中對於權力的傳統理解。法律與政治方面的分析是從一個共同體的角度做出的，在這樣的共同體中包括了某些形式的人類社團。科學方面的關注被指向一些機構，這些機構被特別地用來威脅越軌的人，或者對越軌的人實施最嚴厲的制裁。
但是，不應該認為，我們的權力概念只會通向縣法院、或者州立法機關、或者國會山(Capitol Hill)，而忽視以商業、農業、勞工、專業(professions)、退伍軍人、婦女或者宗教的名義組織起來的華爾街、國家新聞大廈(the National Press Building)和壓力集團指揮部。以至於我們的這種狹隘定義必然會使我們遠離公司董事會、甚至工業設施或者地方工會指揮部。我們在所有共同體的制度網絡中尋找權力關係。當任何關係涉及到對嚴厲剝奪的期待時(由於是否嚴厲是由共同體中熟悉這種形勢的相當數目的那些人所認定的)，我們就準備將它認定為權力。如果公司試圖通過關閉工廠、或者削減工資、或者加速機器運轉、或者延長勞動時間來強制推行紀律，它就是在對工人施加剝奪。不僅從馬上受到影響的工人的立場來說，屬於這樣的情況，而且在僱主和共同體其他公民的眼中，也屬於這樣的情況。同樣，當一個工會從事停工活動、或者破壞和降低生產、或者毀壞固定資產、或者使用暴力反對似乎準備開始工作的人們的時候，它就是在實施制裁。
我們將對制裁的期望(sanctioned expectation)作為權力的概念。所以，這種做法常常讓我們超越在一個共同體中傳統上被稱作「政府」的情境(situations)。同時，許多被稱作政府的關係會被遺漏。但是，我們的有利條件是，可以談論一些情境，這些情境如果不是在習慣上是可以加以比較的，那麼它們在功能上是可以加以比較的。這對於科學目的而言是必要的。因此，我們堅持的要點是，就功能而言，政府由權力機構組成；就習慣而言，政府就是根據地方習語被稱作政府的東西。
在任何一種既定的環境中，都可以發現兩種期望(expectations)，一種屬於人們稱作權威的(authoritative)東西，另一種屬於人們視為控制的(controlling)東西。一項法律以正常方式被國會通過和被總統籤署，一般期望會被法庭、被私人社團和個人作為權威所接受。但是，對於所有法令而言，並不都是這樣。一些條款被作為一種既定管轄權的規章被印製出來，不再被看做具有權威，任何使用它們的嘗試將會歸於無效。這樣，一些法令被認為具有權威性和控制性；而另一些則被認為不具有任何一種性質。在一些混合的情況中，一項規則被明確地承認具有權威，但並沒有期望會在實際中運用(比如對於貿易慣例的某些限制)。
那麼，權力情境是根據期望來界定的。但是，它決不因此就是無所作為的。因為，如果不經過更複雜的考慮，期望就不會發生。權力持有者和權力範圍內的那些人除了具有對可能發生之事的簡單評估之外，通常還懷有目標、計劃、理由和忠誠。(渴望獲得某種結果會產生偏見，由於偏見的影響，會使評估出現錯誤。)在概括一種情境時，科學觀察者必須在兩種期望結構之間做出區分，一種是一種既定政策開始實施時具有的期望，另一種是當有機會將其加以實現時的主導性期望。
我們的概念並不把權力看作是從X對Y所做的事情中所產生的全部效果。由一個公司所制定的一項價格政策會影響購買和銷售該產品的這些人的生活標準，對於整個經濟體的就業與生產水平都會產生影響。這些波動是由於一種價格安排的實施，而由X對人際關系所產生的全部影響的一部分。公司通過對一些人實施剝奪，希望這些人會追隨自己。但是，當價格受到這些人的嘲弄時，權力便進入到了畫面。如果另一個公司沒有追隨這項新的政策，並且開始減價出售，那麼，X可以通過價格戰讓Y財力枯竭，或者通過說服託運人野蠻對待Y的產品，或者通過對使用Y的商品的經紀人、批發商和零售商發出斷貨威脅……，等等一長串可以到手的實施剝奪的手段，將Y逐出商業活動。我們可以觀察到，X會意識到公司沒有法律或者道德權威期望Y會追隨這種價格導向，或者會意識到公司沒有法律或道德權威而對Y拒絕這樣做而進行懲罰。(或許，Y可以通過懇請法庭介入不公正的商業活動，扭轉X的期望。)
這個例子表明，雖然權力並不必然地和由一項既定行動所產生的影響範圍相重合，任何人際情境(humansituation)都可以被轉化為一種權力關係。如果一個參與者要求某一行為，並且認為他可以對任何背離者發出進行嚴厲剝奪的威脅，或者實際做出嚴厲剝奪，而「不受懲罰」，那麼，這種權力關係就算達成了。但是，除非他人通過對規定模式的遵從，使得這種期望生效，否則，轉化就不能夠被完成。如果沒有這種被動的默許過程或者積極的同意過程的完成，權力關係將會是不完全的。
我們談論的是當人類關係被轉化為權力關係時人類關係的政治化。最極端的現象是一種極權主義國家(a totalitarian state)。它通過為行為的每個細節制定一項準則，並通過制裁使其得到服從，從而吞噬掉了整個社會。監獄是這種過程的最終表現。監獄國家，一種軍隊在其中實施統治的警察國家(garrison state)的變種，是一些極權政權所採取的形式。
人們需要權力。在存在權力的所有社會中，我們認為這個陳述句是正確的。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以同樣的熱情想得到它，或者，對權力的渴望是內在的還是後天的。毫無疑問，從分析社會過程的角度而言，權力是一種價值(value)，意思就是，它是希望得到的(desired)(或者可以希望得到的)。參與決策的制定(權力)是一種價值；有權使用商品與服務(財富)是一種價值。由於我們關注權力與人格以及整個社會過程的相互關係，或許，為這個過程提供一種簡潔的概括是有益的。在社會過程中：人類依靠資源通過機構追求價值。
我們已經提到過權力與財富。健康(Well-being)，其含義包括肉體與精神的結合，是一種價值。啟蒙(Enlightenment)是知識的獲得與傳播。技能(skill)，是對靈敏性的獲得與運用。尊重(Respect)包含了常常被稱作社會階級地位的東西。情感(Affection)包括友誼，還有性愛。正直(Rectitude)是道義性價值。這些是對價值的代表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列舉。它不是根據這些價值在美國或其它文化中的重要性而對其進行的排列。我們假定，價值的相對地位在任何文化或任何人格的歷史中，隨著不同的群體、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時代而變化。
價值得以塑造和分享的模式，我們稱之為機構(institutions)。我們列舉過一些價值；我們文明中存在著通常對於每個人而言特定的機構。對於這些價值和這些機構之間的關係，下列表格給出了一些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