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責任和正義
——世界哲學大會專題會議綜述
2018年8月17日上午，主題為「權力、責任和正義（rights，responsibility，and justice）」的專題會議在國家會議中心報告廳舉行，會議由印度哲學研究委員會、文明研究中心成員Bhuvan Chandel教授主持，來自慕尼黑大學哲學教授Julian Nida-Rümelin、法政大學政治科學教授Chaiwat Satha-Anand、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和哲學系教授Sally Haslanger分別作主題發言。
在什麼情況下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多大程度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在現實生活中，行動的責任歸屬是一個重要的話題。Julian Nida-Rümelin教授在題為「哲學與法的責任」的演講中，首先援引了英國法哲學家哈特的觀點，即法律事件中的責任歸屬同日常生活中的責任歸屬密切相關。接著，Julian Nida-Rümelin指出，雖然哈特的這一理論受到了一定的質疑和批評，但她依然認為，行動和責任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不容解除的聯繫，而適用於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的規範性標準也具有一種統一性，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對行動理論的哲學討論中見到其基礎，另一方面，其在法學理論中也有相應的意義和實踐價值。在Julian Nida-Rümelin看來，行動和責任是兩個彼此緊密聯繫的概念，不存在一種無須負責的行動，也不存在一種對沒有行動屬性的行為的責任。然而，雖然行動和責任是密不可分的，行動並不是完全責任歸屬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完全責任的歸屬條件十分苛刻，而其核心便是行動者的判斷力、意志力和「自我強度」。然而，倘若將法律領域責任和行動的關係同日常生活實踐直接類比，關於責任的概念很可能變得明顯過於狹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相對於為具體的行動負責，人們在更大程度上是被要求為他們行動的後果負責。而Julian Nida-Rümelin認為，將真正的對行動的責任等同於道德責任的做法是比較勉強的，因此在此基礎上可以將形式上的責任稱為「制度性責任」，以與真正的道德責任區分開。但是，Julian Nida-Rümelin認為，真正的道德責任，與行動者的「意圖」及其作出的「決定」緊密相關，因而與其「信念」也有著一定的聯繫。因此，關乎信念的保持的人格同一性的概念和責任之間，也應存在著緊密的聯繫。
在法律事件中，有訴訟時效的問題。Julian Nida-Rümelin 認為，從實用角度看，這可以被視為一項法律條款，也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對於倫理限度的表達。「訴訟時效」的問題應當被更仔細地納入考慮——當時間的跨度持續增加時，當事人與作案人的人格同一性也會逐步降低，要求其為其作案時的想法進行辯護的意義便會降低。
關於極端主義，似乎對人有一種說不清的魅惑。Chaiwat Satha-Anand教授討論了「極端主義語境下的權力、責任和正義」的問題。他認為，極端主義之所以如此有力量以至於吸引了那麼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參與到暴力行動當中，是因為他們認為有責任為他們自己的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權力和正義而奮鬥——而這一過程，在Chaiwat Satha-Anand教授看來，則是通過誇大極端主義本身的力量而完成的。Chaiwat Satha-Anand教授的討論圍繞著獎勵、證據、極端、魔法等幾個關鍵詞展開。他認為，「獎勵」被認為是開啟「極端主義的擴大」的一扇門——歐美國家對於反極端主義的巨額投資，意味著他們感到為他們所看重的權力、正義、寬容和責任受到了極端主義的威脅；通過第二個關鍵詞「證據」，Chaiwat Satha-Anand討論了一個全球的組織、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以及一個網絡上的恐嚇新聞三個事例，以此指出為什麼極端主義可以在同時討論權力、責任和正義時，使自己看起來似乎是合理化、浪漫化。他通過考察第三個關鍵詞「極端」，以說明極端主義這個概念在哲學反思中的根源，即對不完美的反思，那種不可實現的完美主義的夢想、魅惑讓人盲從。藉由第四個關鍵詞「魔法」，Chaiwat Satha-Anand指出了極端主義的力量是如何吸引人們的。同時，他用一名言警告極端主義魔法：飛得離太陽太近時翅膀會被熔化，飛得離海水太近時翅膀會被水打溼。最後，Chaiwat Satha-Anand通過回到柏拉圖的第一個對話，而批判性地進入「極端的魔力」這一問題。
Sally Haslanger教授，圍繞著「不正義」「系統」和「社會運動」三個概念，討論了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的「結構性不正義」以及調整的可能的方式。Sally Haslanger認為，在討論什麼是「不正義」時，我們的目的是要解決現實的、具體的問題，——在沒有「理想的」理論的情況下，問題依然能被解決，因而特別是在事實情況與「理想」相去甚遠的時候，苛察繳繞於那些「理想型」顯然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對於「不正義」的問題，我們需要一種「批判性的」社會理論，幫助我們發現並挑戰統治系統中隱藏的偏見。Sally Haslanger指出，一旦我們想去發現社會問題的根源，就會發現許多「不正義」的產生是系統性的，來自於社會的結構和運動，而我們的觀念也在被存在於我們周遭的「結構性不正義」的事實塑造。Sally Haslanger認為，社會系統就像生態系統一樣，其中的諸部分相互依存地維持著社會系統的運轉——它們雖然指向著平衡，但也時時保持著動態。但是，這「結構性不正義」的存在，並不意味著改變就是完全可能的，也並沒有什麼能夠保證社會結構的改變必然能夠趨向正義。由於社會運動所針對的是依然處於動態平衡的社會系統，一方面是我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必須有所改變；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僅僅意識到社會中存在的不公正的現象，我們還必須提出修正的方案。因此，在Sally Haslanger看來，社會運動需要兩個條件：首先，必須從法律上改變那些來自原有社會結構中既得利益者的偏見；其次，給出一些在認識上和道德上還經得起考驗的、可能的實踐方案。最後，Sally Haslanger指出，政策制定者或者處理事務的人，需要了解處境中的人或群體的知識、文化等要素，再嘗試尋找新的措施或方式是否可行。因此，我們只能在歷史的道路中共同面對出現的各種不正義，我們要致力於幫助弱勢者、脆弱者，努力使公正實現，接受、面對並擁抱那些可能帶來正義的生活方式。（李秀偉）
[責編：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