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樽夜話黃山樹
彩筆朝題紫陌花
這是清代學者鮑桂星為北京歙縣會館所撰聯。歙縣今屬安徽省黃山市，距黃山不遠，聯中「黃山樹」有懷鄉之意。紫陌即大路，「紫陌花」暗喻仕途成功。
據《歙事閒譚》記，有清一代，歙縣本籍、寄籍（指長期離開本籍，居住外地）共出狀元5人，即徐元文、金榜、潘世恩、洪瑩、洪鈞；榜眼2人，即江德量、洪亮吉；武榜眼1人，即鮑友智；另有探花8人，進士296人。歙縣還出了4位大學士，7位尚書，21位侍郎。撰聯者鮑桂星亦曾任內閣學士。故此聯意態豪橫，實在是底氣太充沛、無法低調。
從清代後期起，歙縣會館日漸衰落。據2002年出版的《宣南鴻雪圖志》載，其遺址「基本保留，只是沿宣武門外大街的一排房屋已被拆改」。
近日，西城區面向公眾發布了第一批文物建築活化利用計劃（共7處），這是北京市首次規模推出文物建築活化利用項目，歙縣會館也在其中。
諸多歷史名人曾在歙縣會館留痕，它是北京會館的活化石。期待在新項目幫助下，歙縣會館重新煥發生機。
歙縣會館有4處？
提到今宣武門外大街路西103號、105號、107、107號的歙縣會館遺址，不少材料稱始建於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是北京最早的會館之一，實誤。
在《續修會館錄節存原編記序》中明確寫道：「自嘉靖季年，楊、鮑諸君倡起始；許、劉諸君蕆（音如產，意為完成）其成，舊在菜市中街，狹隘不稱，乃營西城。」
「楊、鮑諸君」，指楊忠、鮑思；「許、劉諸君」指許標、劉嵩。都是旅京的歙縣名流。記序的意思是，歙縣會館建於嘉靖季年（似為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在菜市口附近（今廣安門大街東段）。明嘉靖四十一年（一說嘉靖四十二年，即1563年）移到「西城」，也非今址，在正陽門西則世廟，毀於明末戰爭。
清代初期，歙縣人張習孔（官至山東提學僉事，相當於後來的省教育廳長）將牛穴胡同的私宅捐出，建新安會館，作為旅京徽州人的聚點。牛穴胡同可能是天橋街道東北的牛血胡同，此處多宰牛戶，故名。民國時改造香廠地區，將牛血胡同、高臺階巷合併，稱留學路。
新安會館狹小，同鄉聚會只能借浙紹會館。
乾隆五年（1740年），黃履昊捐出私宅，改建成歙縣會館。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和嘉慶九年（1804年）三次改擴建，遂成後來規模。
會館在永定門外下馬社（俗稱石榴莊，今豐臺區南苑鄉雙廟村）另設義阡（公共墓地），始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初期僅3畝。
有會館，打官司就是方便
歙縣會館遺址東西長55米，南北寬46米，佔地超2500平方米。規模如此之大，與徽商崛起相關。
古徽州分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六縣，多山區，乏良田，人民被迫外出經商，歙人居其半。明張居正執政時，「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萬計」。
明初鼓勵商人販糧到邊，行「開中法」，以商人長途販糧食數量，或在邊地開墾上繳糧食數量，換取鹽引，再用鹽引到政府壟斷的鹽場換鹽，銷往指定地區。鹽是必需品，且嚴禁私賣，商人獲利甚豐。換鹽引處在山陝，晉商、陝商得以把持局面。
後因鹽引發放太多，政府收入銳減，明孝宗改輸糧為交銀，即花錢買鹽引。因無需再到山陝換鹽引，徽商紛紛進駐距兩淮鹽場不遠的揚州，晉商、陝商亦來，卻很快被排擠出局。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明臣袁世振鑑於鹽商太多，不便管理，改行「綱法」，即商人先繳巨額銀兩「認窩」，換某區壟斷經營權，由此形成八大綱首，世代販鹽，其中4家出自歙縣。清代亦如此，直到清道光年。徽商長期壟斷鹽業，控制全國財政的4/7。
徽商廣建會館，名義是「吾徽人篤於鄉誼，又重經商，商人蹤跡所至，會館義莊，遍及各省」，實際目的可能是「每遇鄉裡之訟，不啻身償之，又以眾幫眾，無非為己身地也」。
道光七年（1827年）七月，內務府程氏兄弟侵義莊土地，被在京歙縣鄉紳告至官府，其中京官就有10人，均為御史、員外郎等，程氏兄弟後援僅1名候補知縣，自然慘敗。
在商不言商，只想當大官
一般來說，會館是為商人服務的，可北京的歙縣會館卻出現了去商人化。
據鄒怡的《善欲何為：明清時期北京歙縣會館研究（1560—1834）》，乾隆六年（1741年）剛遷到新址，歙縣會館便立《會館公議條約》，提出：「創立之意，專為公車（指來京考試的舉人）以及應試京兆而設，其貿易客官自有行寓，不得於會館居住以及停頓貨物。」
科舉三年才一次，房屋空置怎麼辦？《會館公議條約》稱：「謁選官及外任來京陛見者，皆聽會館作寓，每間輸錢三錢」。可能是費用太高，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訂公約時，改成「每間輸錢一錢」。
寧降價，也不給商人住。
早期公約允許歙商「每年二人輪流」管理，置兩名歙人京官審議。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修訂公約時，改成「自本年為始，鬮定京官二人輪流掌管」。
徽商與晉商同屬「儒商」，但晉商認為「賈可以習儒，儒亦可賈」，徽商則堅持「儒為名高，賈為厚利」，經營一旦有成，立刻轉向官場。安徽休寧會館亦如此，館規明確提出：「會館乃冠裳之地，不得借貯憑物。」
會館冷漠，歙商亦回報以冷漠。明代建館和幾次大修，共253人捐款，其中239人是官員。清代則以一人捐為主，捐款者多有企圖。比如黃履昊，本是大鹽商，乾隆下江南時曾寓黃家私宅「黃園」，並賜名「趣園」。捐建會館前，黃履昊剛捐得五品刑部郎中，是乾隆年間在京的最高文職捐官。黃履昊捐私宅外，另捐1800兩（項目全部獲捐3014兩），他後來果然被加恩為從三品。
有人修館，沒錢維持
在京任官的歙人吳煒為擴建會館，曾趁兩淮鹽商進京時召集共謀，眾人「乃議撥二千金郵寄京師」，可回去後卻無人寄錢。後吳寬任內閣中書，抓住豪商徐士業、徐士修兄弟，終於完成擴建，徐家兄弟由商入仕，徐士修「累階至二品」。
至於嘉慶九年（1804年）的重修，則是鮑漱芳獨力捐資2100兩，鮑漱芳的父親鮑直道是八大綱首之一，鮑漱芳曾為官軍平叛捐款，當上了鹽運使。
商人不願幫襯，會館經營艱難。
據鄒怡鉤沉，歙縣會館主要經費來自三方面：一是強制本籍新晉官員捐納，但平均每年才52兩；其二是科舉成功的同鄉在會館繳費設匾，每次不過幾人，「兼有惜費而不題名者」；其三是投資放債，最多時年收利息192兩。
這麼點錢，怎麼夠花？好在從嘉慶十六年（1811年）起，額外多了一筆「邗項」。
「邗項」始於名臣阮元鼓動下，兩淮鹽商合力資助了在京的揚州會館，內閣學士鮑桂星以此為例，召集兩淮鹽商向兩淮鹽運使阿克當阿申請資助，結果從工程款下每年支給歙縣會館3000兩（後減為2400兩）。揚州運河古稱「邗江」，故此撥款名為「邗項」。
「邗項」被批准，因地方官每年要向收入低的京官支付「炭敬」「冰敬」等陋規，以換取工作上的方便，這筆錢應由私庫支出。包裝成「邗項」後，其中2500兩明確規定劃給在京中下級歙官，把私人支出轉成公費，剩下的500兩歸歙縣會館使用。
「券門」究竟去哪了
傳說鮑桂星對辦成「邗項」極感自豪，為歙縣會館撰聯：
鍾毓本山川，問練水黃峰，幾多人物；
科名關福命，知狀元宰相，不在文章。
曹振鏞看到後，將「不在文章」改成「不僅文章」，令鮑桂星嘆服。曹振鏞是歙縣人，為官54年，因「多磕頭，少說話」，歷三朝不倒。名臣林則徐是他的弟子。
有了「邗項」，歙縣會館仍未挽回頹勢。安徽原屬江南省，清初才分省，徽州、安慶、合肥三地區文化各異，彼此不甚認同。李鴻章崛起後，力推省籍觀念，捐銀千兩倡建安徽會館，以為同鄉「宦遊、讌聚、棲止之地，所以聯洽鄉誼也」。除李鴻章兄弟捐銀，淮軍將領又出資萬金。李鴻章親筆撰聯：
依然平地樓臺，往事無忘宣榭警；
猶值來朝車馬，清時喜賦柏梁篇。
安徽會館在今西城區後孫公園胡同，佔地9000多平方米，強勢如此，安徽下轄地區的會館自然不敢抬頭。歙縣會館亦如此，曾得官方託舉，不得不受打壓。
有趣的是，歙商不願扶持歙縣會館，卻積極幫助歙縣義阡，明末便7次擴地，清代道光年間，擴至40餘畝，到1947年時，達200多畝。
誰的效率高，一目了然，可惜時人被舊觀念所誤。
歙縣義阡原有陽宅，後被毀，僅存古蹟「券門」，於1986年5月成豐臺區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列在不可移動文物目錄中，2011年時，有網友拍到它的照片，可後來再去找，卻沒找到。
會館裡最著名的住戶
歙縣會館歷史積澱豐厚，名臣曹文埴、曹振鏞父子，「揚州八怪」之一羅聘，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考取前清「狀元」、後成共產黨員的吳承仕（吳承仕參加的是1907年考試，此時科舉已廢，此考改稱舉貢會考，第一名改稱朝元），畫家黃賓虹，小說家張恨水……都曾在此居住，但最著名的住戶，莫過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
▲王茂蔭
王茂蔭生於商人家庭，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進士（時年34歲），任京官多年，未帶家屬入京，故在歙縣會館長住。《清稗類鈔》載，權臣肅順曾拉攏王茂蔭，託人帶話，王心動，準備第二天拜見肅順，成行前，見會館的廳中有一大鏡，王茂蔭對鏡看了很久，突然說：「哪有姓王的幹這種事啊？」於是稱病不往。
1853年，王茂蔭任戶部右侍郎，清廷因財務困難，準備鑄大額錢，王茂蔭指出，這會引發通脹，推高物價，建議發行紙幣。次年，王茂蔭上《再議鈔折法》，提出紙幣、銀錢並行。他的建議被馬克思得知，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注中，他寫道：「他（指王茂蔭）受到嚴厲的申飭，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弄，不得而知。」
王茂蔭確實受到斥責，被調離戶部。晚年他奉命到山西查案，隨員受賄，致其受騙，名聲受損。1865年，王茂蔭病逝，終年67歲，曾國藩稱讚他說：「屋漏操修，尚同寒士，四海直聲，卅年儉德。」
民國初年，王茂蔭曾照的大鏡仍在歙縣會館中，如它仍存於人世，不失為修身養德的好教材。（責任編輯：沈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