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歲的孔暉在大興區龐各莊鎮南地村小有名氣,提起她,村民們會脫口而出,「哦,你說的是那位『鄉賢』啊。」
沿著南地村走到村北,就能看到孔暉的家。
看似尋常的房子裡,有一間由臥室改裝而成的教室,牆上掛著大小不一的黑板,室內擺放著約10套桌椅。此時,她正站在凳子上,將高處的一塊黑板取下,平放在課桌上,彎腰寫下:「the new coronovirus新型冠狀病毒」。
9月,正是開學季,今年因疫情耽誤的英語輔導,即將步入正軌。她準備將疫情防控的英文知識,作為第一節課的第一個知識點進行教學。為了讓低年級的孩子都看得清楚,黑板上的字跡都方方正正。
孔暉在村子裡義務教學已經有26年。最初,只有3個孩子圍在院子裡聽課,經過口口相傳,周邊村莊的孩子也被送來,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三,跨越12個年級,最多時候能有30多個孩子。
每到周六,孩子們都會準備到達,低年級和高年級分不同時間段上課。有時候,家長覺得不好意思,硬要塞錢給孔暉,但她從不收,「他們說少給點,但是給多少我也不要。」
多年來,孔暉最為驕傲的,是教室後方掛著的世界地圖。純手工製作,各個板塊用不同顏色的紙片劃分,上面用英文標著各個地名。那張地圖代表了她的心願,「給孩子們打開一扇窗看世界。」
孔暉老師在她家中的教室裡。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籌備疫情後的第一課
「孔老師,你怎麼還沒開課?我都穿的漂漂亮亮地來了。」9月5日,又是一個周末,村裡的兩個孩子腳踩平衡車,出現在孔暉的院子裡。
孔暉在家義務教授英語已有26年。今年因為疫情,課程停滯了半年,遲遲等不到開課的孩子們終於忍不住,背著書包來到她家中詢問。
「別著急,下周末就要開課了,老師正在做準備呢。」聽到孔暉的回答,孩子們還是不肯走,要留在她的小教室裡自習。孔暉只好由著孩子們,叮囑著在教室裡要間隔一個座位,戴好口罩。
村裡的家長們也一直在詢問開課時間。孔暉被催得緊,又想到村裡從一年級到高三的這麼多學生,她給村委會打了個電話,商議能否在疫情防控做到位的前提下開課。
村委會也表示支持。9月7日,村裡將消毒水、酒精、測溫儀和口罩等物資送到孔暉家中。
村裡為孔暉複課所準備的消毒與測溫用品。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看到這些防控物資,孔暉突然想到,這是值得學生們學習的知識點。查完字典後,她將教室內一塊3平米左右的小黑板取下,寫上「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常態化」的中英文。
孔暉決定,將這作為今年開學第一課要講的第一個知識點,「今年最大的事情就是這個啦,下半年還不知道疫情會怎麼發展,我是支持疫情防控常態化的」,除了教這兩句話的中英文,她還會給孩子們講一些防控知識。
在她看來,義務課堂的宗旨,不單單是講授英語,還應該讓村裡的孩子們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為此,她專門上網看了看近期時政熱點,發現北京在開「服貿會」,便也將這個英文短句寫在了另一塊黑板上。
「我不能一問三不知」,在孔暉的課堂裡,這是必修的內容。她希望,用這樣的教學方式幫助孩子們積累更多詞彙的同時,也能跟上時代的潮流。
孔暉老師在家中備課。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支援新疆27年
義務教學前,孔暉是一名援疆教師。
1966年,孔暉大學畢業,作為班級團支部書記,有著決定全班同學工作分配的權力。給同學們分完之後,還剩下兩個名額,一個是回大連,一個是去新疆支邊。
「所有人都以為,我會將自己分配到大連,那是我的家鄉。」但想到剩下的那位同學家庭比較困難,還有點口吃,孔暉就直接把這個名額分給了他。
在校期間,孔暉也曾多次幫助這位同學。「主要是學習上,他有點口吃,有時候好像跟不上老師講課,每到期末,我都會去給他輔導。」孔暉說。
由於在校期間樂於幫助同學,擔任團支書一職時認真負責,她曾被評為「學雷鋒代表」,在大二時,與一些學生一同在瀋陽東北局大禮堂見到了周恩來總理。總理的講話鼓舞了孔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都記著「作為一個國民要有奉獻精神」。
1968年,孔暉隻身一人坐著綠皮火車奔赴新疆。在車上,她想到之前在學校看到的《邊疆處處賽江南》,期待著新疆的歌舞盛況。一下車,卻傻了眼,這是她在東北都沒感受過的「冰天雪地」,雪下得門都推不開。
雖然生活環境和之前差別很大,但孔暉決定堅持下去,「把每件事做到底」。
在新疆任教的學校裡,孔暉的英文水平高,帶的四六級通過率高,大家都愛上她的課,最多的時候一周排了24節課,來上課的有應屆生,也有在職員工。有的學生基礎不好,她要從教發音開始講起。
除了上課,學校還經常讓孔暉做一些翻譯工作,好將外國的知識帶給學生。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晚上熬夜到5點,睡一個小時之後就要去上班,有時候路上來不及,她會冒著危險從冰上「呲溜」過去。
孔暉老師給孩子們輔導英語所用的課本。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人才和文化是扶貧的根本」
退休後,孔暉跟隨丈夫回到北京南地村。
1994年的除夕,孔暉習慣性地騎著車在村裡遛彎兒。走到一戶人家屋前的時候,她有點吃驚,「居然沒有圍牆」,走進去一看,只有一名正坐在小凳子上對著爐子烤火的男子。
「過節了,你們家怎麼沒人做飯吶?」孔暉問他。對方邊拿手靠近爐子的火,回答說,「沒錢,媳婦兒去外邊兒弄米去了。」這讓孔暉倍感心酸,南地村的風沙太大了,連個圍牆都沒有,冬天冷風能直接從門灌到家裡去。
回家後,孔暉找到自己當月領到的工資,從1700元中抽出1500元,資助這位村民。她告訴對方,先打個圍牆,再找點活兒幹,要自己找到賺錢的辦法。此後半年,孔暉一直在資助這位村民,直到他開始蓋起羊圈,靠養羊營生。
村裡的貧困讓她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
小時候,她經常沒有衣服穿,長袖穿破了,就剪成短袖繼續穿,家裡幾個孩子都要幫忙做手工,補貼家用。她是家中老大,底下還有7個弟弟妹妹,母親希望她擔起家中大姐的責任,在家裡多幫忙照看孩子、做家務。
因為喜歡學習,有一次,她拿著鄰居家從圖書館借來《戰爭與和平》,坐著街邊的路燈下,一邊縫衣服,一邊想著書裡的內容,不但沒有縫好衣服,還把自己的手扎破了好幾處。
母親曾希望孔暉高中畢業後,就能出去賺錢,幫扶家庭。班級的語文老師卻找到她,提出願意資助一部分大學的費用,並且告訴她,「你一定要高考,要繼續上學,你要走出去。」
老師的鼓勵讓孔暉堅定了上大學的信念,最後她考上了瀋陽師範大學的外語與英文系專業。童年的貧困生活讓她明白,人才和文化才是扶貧的根本,下一代不能延續這樣的困境,孩子們應該走出去。
1995年前後,村裡陸續有人找到孔暉,想要她幫忙輔導孩子的英語。通過向村委申請,免費辦輔導班的計劃開始了。
孔暉老師手工製作的教學內容。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給孩子們打開一扇窗」
孔暉的家在南地村村北,初期,只有三個孩子圍在院子裡聽她講課。經過口口相傳,孩子越來越多,從一年級到高三,跨越12個年級,最多時能有30多個孩子。
「那時候我在寫板書,有的孩子沒地方站,就緊挨著站在我身後,我說那怎麼學啊?怎麼做筆記呢?」2012年,孔暉徵得丈夫妹妹的同意後,將她20平方米大小的臥室收拾成教室,把家具全都丟了,只剩下衣櫃,送到住在城裡的妹妹家。
這些年,掛在牆上的小黑板越來越多。現在,教室裡的黑板已經有20多塊。孔暉說,這些都是自己去附近村裡,以便宜的價格購入的,「一塊黑板幾塊錢」。教室裡還有10套左右的桌椅,低年級和高年級的學生分時段上課。
為了讓各年級的孩子們看懂,孔暉的字寫的方方正正,語法、時事熱點、地理知識、愛國主義教育知識、英文歌等內容填滿了這些黑板。每次上課,孔暉都會拿著一根約2米的長棍,棍子指到哪塊黑板,孩子們就學哪裡的內容。
「只有寫得正楷,孩子們才能看懂,跟以前教大學生不一樣,寫字可費勁兒啦。」孔暉說。
她還摸索出了輔導班的教學方法,語法是每個年級必學的內容,有的時候可以編成歌謠,「唱會比硬背效果好」。低年級的同學,一般在課上做手工、表演對話、唱英文歌,高年級的同學則必須學好語法和時事熱點。
寒暑假之外,每到周六的早晨,孩子們就會準時來到孔暉的家庭教室裡。有時候,家長覺得不好意思,硬要塞錢給她。但孔暉從來不收,「他們說少給點,給多少我也不要。」
今年,孔暉在村裡帶的第一屆學生考上了北京郵電大學,他們特意邀請孔老師去家裡吃飯,以示感謝。此前,他們曾為復讀的事情諮詢過孔暉,在他們眼中,孔老師上過大學,是大學教授,還在村裡義務教學,「說什麼一定是為學生好」。
學生的成就讓孔暉非常感動,但讓她更引以為傲的,是教室後方掛著的世界地圖。純手工製作,各個板塊用不同顏色的紙片劃分,上面用英文標著各個地名。那張地圖代表了她的心願,「打開一扇窗,然後讓孩子們看到這個世界。」
新京報見習記者 汪暢
編輯 左燕燕
校對 李世輝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