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五口通商，使得廣州成為國人最早開始從實用角度學習英語的地方。當時在廣州出現了一本英語教科書，叫做《鬼話》(Devil's Talk)，其實，這部旨在教中國人學習英語的課本不過是一種粗淺的、用漢語注音的英語詞彙入門書。例如：把today 注為「土地」，把man注為「曼」。1884年上海的點石齋石印了一本可以被稱之為最早的英語900句的會話書，書名叫《無師自通英語錄》。
英文在上海更發展成了類似打油詩一樣的「洋涇浜」英語：
清晨相見好貓迎（早上見面說good morning）
好度油圖噓闊情（相互問候說how do you do）
若不從中市歸市（squeeze，意思是敲詐）
如何覓市叫先生（先生為Mr.）
那個時候不光是口岸通商的商人，就連皇帝和大臣們也陷入了學習英語的狂熱中，光緒帝凌晨四點就要起床上課，曾國藩之子更是能用古英語流利演講……
當年曾國藩給兒子曾紀澤請家教學外語，簡直是瘋狂的節奏。老師是位傳教士，照曾國藩的規定，英語啟蒙背《聖經》，仿中國私塾由《詩經》開始，結果曾紀澤學了一口古英語。後來曾紀澤出使歐洲，兼法國等三國公使。在歡迎宴會上，這位大清國公使致辭，一口《聖經》式的古英語，歐洲上流社會為之昏倒，因為大多數英國人也只能看不會說古英語。
1872年曾紀澤刻苦學英語，獨創出「西洋字調合併法」：把注音漢字和英語單詞的本義聯繫在一起，比如：騙=cheat=欺特、死=die=歹、熱=hot=火特。三年後，曾紀澤專門負責辦理洋務，某年元旦，面對各國駐京公使，他得意洋洋脫口而出「Happy New Year」，成為清國第一位向外國人祝賀新年的外交官。
雖然好笑，但是曾紀澤在左宗棠收復新疆與俄國進行的外交談判中，還立有大功：「與俄人力爭，毀崇厚已訂之約，更立新議，交還伊犁及烏眾島山，帖克斯川諸要隘，有功於新疆甚大」。
據說中國第一個會說會寫英語的皇帝是溥儀，他的老師是牛津畢業的英國人莊士敦，莊先生送給溥儀一個英文名「亨利」。1921年溥儀給堂兄弟溥佳寫便條：「阿瑟（溥佳的英文名），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三妹她們來，hear（聽）外國軍樂！」皇后婉容覺得新鮮也要取個英文名，溥儀見婉容臉白，脫口而出：一臉煞白。婉容的英文名就是：Elizabeth(伊莉莎白)。
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後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遊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後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出相當的悟性，但口語卻糟糕至極。他計劃用英語做新年獻詞，並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
雖說辮子教授辜鴻銘屢屢被自由主義者們罵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譏諷者們卻很難望其項背。辜鴻銘10歲時就隨義父布朗在蘇格蘭接受嚴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雖是英國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國的私塾教育——死記硬背。他要求辜鴻銘背誦《浮士德》，卻說「只求你讀得熟，並不求你聽得懂。聽懂再背，心就亂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這樣，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稀裡糊塗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來。
一般人查詞典為了弄懂詞的意義，而有些人卻把字典當作有趣、消閒的讀物。據說，錢鍾書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讀者。他把重得都拿不動的大辭典挨著字母逐條細讀；他在漫長的旅途上手捧一本別人認為索然寡味的英文字典，讀了一個月；他在去英國的輪船上以詹森博士的《英文詞典》伴隨，深得其中的樂趣，自稱趣味之深，有不足外人道者。
「我以為要通一國的國語，須學得三種要素，即構成其國語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語言的腔調。材料就是單語，方法就是文法，腔調就是會話。我要學得這三種要素，都非用機械的方法而下笨功不可。」
他所說的單語，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單詞和生字；會話，就是關於外語的腔調的學習：「我選定了一冊良好而完整的會話書，每日熟讀一課，超期讀完。熟讀的辦法更笨，說來也許要惹人笑。我每天自己上一課新書，規定讀十遍。計算遍數，用選舉開票的方法，每讀一遍，用鉛筆在書的下端劃一筆，便湊成一個字。不過所湊成的不是選舉開票用的『正』字，而是一個讀。「讀」字共有二十二筆，故每課共讀二十二遍，即生書讀十遍，然後第二天溫五遍，第三天又溫五遍，第四天再溫兩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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