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於漢代「三公制」的研究，參見陶希聖、沈巨塵：《秦漢政治制度》，第二章第三節《三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57-115頁；勞幹：《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漢代政治組織的特質及其功能》，收入氏著《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徐復觀：《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收入氏著《兩漢思想史（卷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0-165頁；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新版），第一章《三公和丞相》，第5-79頁，第三章《中朝官》，第230-305頁；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二章《兩漢的三公（上）》、第三章《兩漢的三公（下）》、第四章《西漢的中朝官與尚書》，第18-95頁；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新版），第一章第一節《漢代中央官制略論》，第1-7頁；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新版），「宮省制度」條，第1-20頁，「中朝官與外朝官」條，第134-144頁；卜憲群：《秦漢官僚制度》，第四章第一節《三公制考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05-119頁；伊藤徳男：《前漢の三公について》，《歴史》第8號，1954年，第1-14頁；大庭脩：《漢王朝の支配機構》，收入氏著《秦漢法制史の研究》，第20-58頁，中譯文《漢王朝的統治機構》，徐世虹譯，中譯本《秦漢法制史研究》，第13-40頁；下倉涉：《「三公」の政治的地位》，《集刊東洋學》第78號，1997年，第1-22頁；渡邉將智：《後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三章《「三公形骸化説」の再検討》、第四章《後漢における公府·將軍府と府主》，第133-212頁，終章《漢王朝の皇帝支配體制の特色とその展開》，第327-342頁，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14年。筆者近年撰有《西漢後期至新莽時代「三公制」的演生》一文（《文史》2018年第4輯，第67-90頁），對上述傳統研究的思路和結論提出了若干反思與新見。
[2]《續漢書·百官一》「將軍」條：「將軍，不常置。……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563—3564頁。又《續漢書·百官一》「太尉」條劉昭注引《漢官儀》曰：「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制置司馬。時議者以為漢軍有官候、千人、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後漢書》，第3557頁。雖然講的是武帝時代設置「大司馬」的緣由，但也可以提示我們東漢三公為何不以「司馬」為稱。
[3]《後漢書》，第3557頁。
[4]參見徐衝：《〈續漢書•百官志〉與漢晉間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條的辨證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4期，後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佐藤達郎：《『続漢書』百官志と晉官品令》，第5-11頁。
[5]參見《通典》卷二十《職官二》，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13頁；《文獻通考》卷四八《職官考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45頁。現代歷史學關於秦漢官制的經典研究，如前引陶希聖·沈巨塵《秦漢政治制度》、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等，在論述到東漢太尉職掌時，皆直接引用《續漢書·百官志》「太尉」條「掌四方兵事功課」一句以為論據，不贅引。
[6]《後漢書》，第3560頁。
[7]《後漢書》，第3561-3562頁。
[8]這種敘述結構的整齊對稱，也體現了《續漢書·百官志》以《周禮》為敘述模板的理念化傾向。參見B.J.Mansvelt Beck，The Treatises of Later Han：Their Author,Sources,Contents and Place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pp.196-209；徐衝：《〈續漢書•百官志〉與漢晉間的官制撰述》；佐藤達郎：《『続漢書』百官志と晉官品令》，第7-8頁；
[9]當然即使是注文部分，司馬彪應該也是有所本的，只不過沒有像劉昭注那樣列出具體的資料來源。佐藤達郎《『続漢書』百官志と晉官品令》認為司馬彪撰述《續漢書·百官志》注文部分，主要是利用了東漢後期開始出現的《漢官解詁》、《漢官儀》等職官儀注書並加以適當改造的結果（第8-11頁）。
[10]考慮到與其後「司徒」條的「掌人民事」和「司空」條的「掌水土事」的對應，不能排除「太尉」條注文部分「掌」字之後缺失的是三個字，即「兵□事」或「□兵事」。本文暫且以缺失「兵事」二字的假設來展開後文論述。
[11]《藝文類聚》，第819頁。
[12]《太平御覽》，第993頁。「掌方嶽事物功課」當為「掌四方兵事功課」之訛。
[13]《宋書》卷三九《百官上》關於漢代太尉的記述方式頗為引人注目：「太尉，一人。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諡南郊。堯時舜為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為大司馬，而太尉如故。」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218頁。其中「太尉，一人。……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諡南郊」的文本構成，隱約可見《續漢書•百官志》「太尉」條的部分原貌。由此或可推論，在南齊永明年間（483-493）沈約修撰《宋書》時，人們所閱讀的《續漢書•百官志》文本，至少有一種可能還沒有變成「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云云」的面貌。
[14]參見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8-260頁；胡寶國：《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收入氏著《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163-200頁；趙立新：《〈金樓子·聚書篇〉所見南朝士人的聚書文化和社群活動》，收入甘懷真編：《身份、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第231-270頁；黃楨：《〈宋書〉「百官志」、「禮志」的編纂及特質 ——從中古正史相關志書的演變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35-46頁。
[15]關於「寫本時代」的概念，參見餘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頁。
[16]參見藤枝晃：《敦煌寫本概述》，徐慶全、李樹清譯，《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2頁；同氏：《文字の文化史》，東京：巖波書店，1971年。已出中古史籍寫本的基本情況，參見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上卷）》，《史地章》（李錦繡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43-543頁。
[17]童嶺《「鈔」、「寫」有別論——六朝隋唐書籍文化史「關鍵詞」考辨》指出，在三至十世紀漢字文獻中，作為書寫動詞的「鈔」（俗寫作「抄」）與「寫」，含義有明顯區別，「鈔」意謂摘要略錄，「寫」意謂「照本迻錄」（收入氏著《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56-78頁）。本書不在嚴格的文獻意義上區分「鈔」與「寫」，僅在寬泛意義上使用「抄寫」一詞。
[18]中國古代書寫載體變化與相關社會制度、文化現象更迭之間的關聯，近年逐漸引起學界重視。參見查屏球：《紙簡替代與漢魏晉初文學新變》，《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第153-163頁；張榮強：《中國古代書寫載體與戶籍制度的演變》，《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92-106頁；同氏：《簡紙更替與中國古代基層統治重心的上移》，《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第180-203頁；冨谷至：《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國古代：書記の文化史》，第六章《由漢到晉——由簡牘到紙》，東京：巖波書店，2003年，中譯本《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劉恆武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141頁。
[19]《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6頁。
[20]參見前引陶希聖·沈巨塵《秦漢政治制度》、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等論著中的相關論述，不贅引。
[21]陳侃理指出東漢「三公分職近乎成為單純的行政分工，與宇宙論範疇『天』『地』『人』的對應關係鬆動」（見氏著《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四章第二節《罪己與問責：災異咎責與漢唐間的政治變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0頁）。當然東漢三公在若干場合，也仍然作為一個整體而發揮作用。《續漢書·百官志》所強調的「集議諫爭」功能上三公的合作即反映了這一點。參與這一集議功能的事實上還有將軍府。參見渡邉將智：《後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三章《「三公形骸化説」の再検討》、第四章《後漢における公府·將軍府と府主》和終章《漢王朝の皇帝支配體制の特色とその展開》。
[22]參見孫聞博：《秦漢軍制演變史稿》，第一章第二節《秦漢太尉、將軍演變考——以璽印資料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66-67頁。
[23]《後漢書》，第3559頁。
[24]參見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63頁。
[25]參見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64頁。魏晉時代司徒進一步發展出「主吏」之職能，甚至出現了將獲得中正品第而隸名司徒府的候選士人稱為「司徒吏」的現象。參見閻步克：《北魏北齊「職人」初探——附論魏晉的「王官」、「司徒吏」》，收入氏著《樂師與史官——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356-402頁；同氏：《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增補本）》，下編第七章第五節《曹魏的司徒從掾位、司徒史從掾、司徒吏、散屬》，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493-500頁。
[26]參見陳直：《關於兩漢的徒》，收入氏著《兩漢經濟史料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48-275頁；渡邊信一郎：《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的編制》，徐衝譯，收入佐竹靖彥等編：《殷周秦漢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87-312頁。關於漢代刑徒的安葬問題，參見侯旭東：《東漢洛陽南郊刑徒墓性質及法律依據——從〈明鈔本天聖令·獄官令〉所附一則唐令說起》，收入氏著《近觀中古史 侯旭東自選集》，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第182-208頁。
[27]關於西漢後期的「復古改制」運動，參見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九章《「奉天法古」的王莽「新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60-411頁；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四章《「純任德教，用周政」——西漢後期和王莽時期的改制運動》，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07-378頁；甘懷真：《西漢郊祀禮的成立》，收入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四章第二節《罪己與問責：災異咎責與漢唐間的政治變革》；馮渝傑：《從「漢家」神化看兩漢之際的天命競奪》，《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37頁；徐衝：《西漢後期至新莽時代「三公制」的演生》；山田勝芳：《前漢末三公制の形成と新出漢簡：王莽代政治史の一前提》，《集刊東洋學》第68號，1992年，第1-17頁；保科季子：《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儒家禮制の受容——漢的伝統との對立と皇帝観の変貌》，收入「歴史と方法編集委員會」編：《方法としての丸山真男》，東京：青木書店，1998年，第223-268頁；渡辺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增訂版），第三章《天下觀念與中國古典國制的成立》，第六章《東漢古典國制的成立——漢家故事與漢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阿部幸信：《漢代官僚機構の構造——中國古代帝國の政治的上部構造に関する試論》，《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31號，2003年，第1-43頁；同氏：《漢晉間綬制的變遷》，收入餘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吉野賢一：《前漢末における三公制の形成につい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33號，2005年，第45-60頁；馬場理惠子：《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官制秩序の形成--王莽の官制改革を中心として》，《研究論集》第7號，2009年，第55-67頁，等等。
[28]《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123頁。
[29]《漢書》，第344頁。「三公分職」之說，又見於《漢書》卷八三《朱博傳》所載成帝綏和元年（前8）廷尉何武的上書建言：「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第3404-3405頁。
[30]雖然按照前文所論，胡三省在元代所閱讀的《續漢書·百官志》「三公」部分的文本面貌其實是「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
[31]關於漢代的「內朝」與「外朝」問題，參見勞幹：《論漢代的內朝與外朝》、《漢代政治組織的特質及其功能》；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新版），「宮省制度」、「中朝官與外朝官」條；廖伯源：《西漢皇宮宿衛警備雜考》、《試論西漢諸將軍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收入氏著《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35、138-203頁；同氏：《制度與政治：政治制度與西漢後期之政局變化》，第二編《西漢之中朝官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95-196頁；孫聞博：《西漢加官考》，《史林》2012年第5期，第39-46頁；曲柄睿：《漢代宮省宿衛的四重體系研究》，《古代文明》第6卷第3號，2012年，第51-58頁；陳蘇鎮：《漢未央宮殿中考》，《文史》2016年第2輯，第37-62頁；同氏：《未央宮四殿考》，《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65-175頁；同氏：《東漢的南宮和北宮》，《文史》2018年第1輯，第5-24頁；同氏：《東漢的「殿中」和「禁中」》，《中華文史論叢》2018年第1輯，第125-155頁；同氏：《東漢的「東宮」和「西宮」》，《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3分，2018年，第515-539頁；徐衝：《西漢後期至新莽時代「三公制」的演生》；冨田健之：《內朝と外朝：漢朝政治構造の基礎的考察》，《新潟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會科學編》第27卷第2號，1986年，第528-515頁；同氏：《後漢前半期における皇帝支配と尚書體制》，《東洋學報》第81卷第4號，2000年，第441-471頁；藤田高夫：《前漢後半期の外戚と官僚機構》，《東洋史研究》第48卷第4號，1990年，第160-182頁；米田健志：《前漢後期における中朝と尚書——皇帝の日常政務との關連から》，《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2號，2005年，第253-286頁；福永善隆：《前漢における內朝の形成：郎官·大夫の変遷を中心として》，《史學雜誌》第120卷第8號，2011年，第1-38頁；同氏：《漢代における尚書と內朝》，《東洋史研究》第71卷第2號，2012年，第219-249頁；渡邉將智：《後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一章《後漢における宦官の制度的基盤と尚書臺》，第45-90頁，第六章《後漢洛陽城における皇帝·諸官の政治空間》，第249-292頁。
[32]東漢三公為外朝官，參見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68頁；渡邉將智：《後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三章《「三公形骸化説」の再検討》、第四章《後漢における公府·將軍府と府主》、終章《漢王朝の皇帝支配體制の特色とその展開》。
[33]參見徐衝：《西漢後期至新莽時代「三公制」的演生》，第70-79頁。
[34]《漢書》，卷八三《朱博傳》，第3404頁。
[35]《漢書》，卷一一《哀帝紀》，第344頁。
[36]如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即言：「及至成帝改為三公制以後，……丞相的職權一分為三，一人單獨的責任制，改為三人共同負責制。」第7-8頁。
[37]參見《漢語大字典》（縮印本），「職」條，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年，第1168頁。
[38]關於漢代的「災異咎責」，參見影山輝國：《漢代における災異と政治―宰相の災異責任を中心に―》，《史學雑誌》第90卷第8號，1981年，第46-68頁；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四章第二節《罪己與問責：災異咎責與漢唐間的政治變革》。
[39]《漢書》，第722頁。
[40]參見王先謙：《漢書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95頁。
[41]參見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四章第二節《罪己與問責：災異咎責與漢唐間的政治變革》，第195-196頁。
[42]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卷八，第十九章，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90-291頁。
[43]黃暉：《論衡校釋》，卷十五《順鼓》，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685-686頁。
[44]《太平御覽》，卷二〇七《職官部五》「司徒」條引，第995頁。
[45]《太平御覽》，卷二〇九《職官部七》「大司馬」條引，第1002頁。
[46]《太平御覽》，卷二〇八《職官部六》「司空」條引，第999頁。
[47]《漢書》，第3507頁。
[48]參見徐衝：《西漢後期至新莽時代「三公制」的演生》，第76頁。
[49]參見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四章第二節《罪己與問責：災異咎責與漢唐間的政治變革》，第195-196頁。
[50]《漢書》，第722頁。
[51]參見徐衝：《西漢後期至新莽時代「三公制」的演生》，第70-79頁。
[52]不過以災異免三公之事在東漢仍長期存在，一直到漢魏革命後才由魏文帝曹丕廢除。參見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四章第二節《罪己與問責：災異咎責與漢唐間的政治變革》。
[53]參見佐藤達郎：《『続漢書』百官志と晉官品令》，第8-11頁。
[54]《太平御覽》，第1002頁。
[55]《漢官六種》，第122頁。關於應劭《漢官儀》，參見佐藤達郎：《応劭『漢官儀』の編纂》。
[56]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29-133頁。
[57]參見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第四章第二節《罪己與問責：災異咎責與漢唐間的政治變革》，第200頁.
[58]關於王莽輔政時期的「四輔三公制」和新莽王朝的「十一公制」的上述認識，參見徐衝：《西漢後期至新莽時代「三公制」的演生》，第79-88頁。
[59]東漢新君即位之際有以太傅、太尉「錄尚書事」之慣例，似有前朝餘緒，但屬於臨時性的禮儀措置，太傅和三公在平時的制度運作中並不具有進入內朝「錄尚書事」之權。
[60]參見渡辺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增訂版），第三章《天下觀念與中國古典國制的成立》，第六章《東漢古典國制的成立——漢家故事與漢禮》。
[61]這一體制在東漢前三代皇帝在位時一直得以維持，但和帝即位後內朝體制有較大變動。參見渡邉將智：《後漢政治制度の研究》，第一章《後漢における宦官の制度的基盤と尚書臺》、第六章《後漢洛陽城における皇帝·諸官の政治空間》、第七章《政治空間よりみた後漢の外戚輔政》。
[62]《漢書》，第1640頁。
[63]參見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一卷《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葛劍雄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410-411頁。
[64]關於劉秀創業過程的研究，參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五章第一節《漢室復興的歷程及其政治文化環境》，第380-412頁。
[65]《太平御覽》，第436頁。
[66]《後漢書》，第1146頁。
[67]參見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第415頁。
[68]《漢書》，第4101-4102頁。
[69]西漢後期「災異咎責」意義上的「三公分職」說在新莽時期仍有影響。如《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載天鳳六年（19）王莽罷免大司馬嚴尤的策文說：「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奸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佷自臧，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於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綬，歸故郡。」第4156頁。所謂「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奸宄不能殄滅」，顯然對應的是表2所列《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所言「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
[70]參見馬場理惠子：《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官制秩序の形成--王莽の官制改革を中心として》，第62-63頁。
[71]可以對比的是，東漢太尉掌兵事，其所部三卿即為太常、光祿勳和衛尉，後二卿都與兵事關係密切。關於漢代九卿制度的最新研究，參見孫正軍：《漢代九卿制度的形成》，《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
[72]《漢書》，第4158頁。
[73]《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載地皇三年（22）四月更始將軍廉丹的頭銜為「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第4175頁）。其時尚有大司馬董忠。
[74]《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第4178頁。
[75]《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第4184-4185頁。
[76]地皇年間大司馬所統京城精銳武裝的確切名稱仍有爭議。關於地皇三年「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通鑑》胡三省注認為「恐當作北軍中壘」。確實西漢北軍有中壘校尉之設，東漢改為北軍中候。但「中軍北壘」又見於《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兩處皆誤「北軍中壘」為「中軍北壘」的可能性不大。顏師古認為這一句應理解為「徙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寢中屯居也」。或許中軍北壘是從北軍中分出的一支精銳武裝。其後大司馬董忠「主中軍精兵」的記載也可與此相佐證。
[77]《後漢書》，卷十一《劉玄列傳》，第469頁。
[78]《後漢書》，卷十一《劉玄列傳》，第471頁。
[79]《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本紀上》，第10頁。
[80]《後漢書》，卷十六《寇恂列傳》，第621頁。
[81]參見《後漢書》卷十八《吳漢列傳》，第678-684頁。
[82]關於秦漢時期的太尉，參見孫聞博：《秦漢軍制演變史稿》，第一章第二節《秦漢太尉、將軍演變考——以璽印資料為中心》，第57-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