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南客戶端記者 黃維 朱曉華 整合報導
毛澤東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他有堅硬如鋼的意志，又有善良柔和的心地。一樣的鮮明，一樣的強烈。毛澤東說過：「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在三種情況下流過眼淚……」
那麼，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他都為誰流過眼淚?
母親對毛澤東影響巨大
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1867年2月12日出生於距韶山沖20餘裡的湘鄉縣四都唐家岮(後改為棠佳閣)的一個小康農民家庭。文七妹的父親文芝儀將自己13歲的女兒許給韶山毛家。13歲的文七妹與18歲的毛貽昌訂婚。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降生，全家人可高興了，毛澤東出生不久，外婆和母親就把他抱到石觀音廟叩拜神靈，並寄名為石頭，寓意好養好長。因毛澤東排行第三，家人就叫他「石三」，母親暱稱他為「石三伢子」。後來，文七妹又讓毛澤東認七舅母為乾娘，因七舅母家孩子多，意在託福、好養。可見母親對毛澤東疼愛有加。在母親的呵護下，毛澤東不知不覺長大了。
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是一位不善於表達自己、墨守僵化的人，且非常嚴厲，性情暴躁。
同父親比較起來，給少年毛澤東影響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親。作為普通的農村婦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務，撫養兒女，純樸善良，對窮苦人極富同情心。她經常瞞著丈夫接濟貧苦鄉親。饑荒年，窮人乞討，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贊成施捨的，因此夫妻為了這些事情經常發生爭吵。
文七妹經常帶著毛澤東偷偷地去接濟窮人。母親的美德對毛澤東影響極深，耳濡目染，無聲無息地滲入他幼小的心靈，使毛澤東從小就對弱者極具同情心，並與母親一樣經常幫助別人。在讀私塾的時候，由於離家較遠，毛澤東和許多同學一樣常帶午飯。一天，細心的毛澤東發現，有一位同學每當吃午飯的時候，就獨自跑到外面去，好像有意避開同學們。他了解情況後才知道，這位同學是因家裡窮，無飯可帶，餓著肚子上學，得知這個情況後，毛澤東就把自己帶的飯菜分給這位同學，待放學回家，自己放下書包，就急忙衝進廚房裡弄飯再填飽肚子。母親以為午飯帶得太少，第二天就換個大碗給兒子帶飯，可放學後，毛澤東仍然跑到廚房狼吞虎咽地弄飯吃。當母親問清兒子的真實情況後，非但沒有責怪兒子，還很高興地說：「孩子，你這樣做是對的。」從此，母親讓毛澤東每天帶兩碗米飯。
母親的言傳身教深深地影響著毛澤東。
有一年冬天，毛澤東離家去學校讀書，路上遇著一個窮苦的青年，毛澤東看見他在風雪的天氣裡只穿著一件單衣，冷得發抖，就主動和他寒暄，後來還脫下自己一件袷衣送給他。及至假期回家，家裡檢查他的衣服時，發現少了一件，毛澤東如實地說了出來。又有一次，舊曆年底，父親叫毛澤東去取一筆豬錢。在回家的路上，毛澤東碰見了一些衣衫襤褸的可憐人，他就把手中的現錢都給了他們。
母親十分支持毛澤東的想法
在很多方面，毛澤東的想法、看法同母親都是一樣的，毛澤東曾經風趣地說：「我家分兩黨」，一黨是他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毛澤東、母親和弟弟組成，有時僱工也包括在內。父親給毛澤東設計的生活道路，是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當學徒，將來成為一個會賺錢、能賺錢的人。可是，16歲的毛澤東卻與他父親的意願相反，他渴望著走出韶山沖去讀書學習，去見大世面。為此，父子間經常發生矛盾。當然，文七妹都是站在兒子一邊，同情和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在讀書與賺錢的問題上，文七妹很支持毛澤東讀書的想法，於是她和毛澤東一起勸說毛貽昌。毛澤東堅定地對父親說：「爹，我一定會學出個名堂來!」父親終於答應了他的請求。
臨行前，毛澤東寫了一首詩夾在父親每日必看的帳簿裡，詩是這樣寫的：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毛澤東啟程這天，父親帶著一家人：文氏和澤民、澤覃、菊妹子(毛澤東的妹妹毛澤建)，把毛澤東送到塘岸上。離別時，母親深情地說：「我石三伢子是有出息的，將來是要幹大事的。」
毛澤東對母親的感情很深。15歲那年，母親病了，他專程到南嶽衡山進香許願，當時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可見毛澤東對母親深深的情意。1918年夏，毛澤東從長沙赴北京，十分掛念在外婆家養病的母親，特地請人開了一個藥方寄給舅父。
為了求學，為了實現人生理想，毛澤東早早地便離開了母親，只是在1919年春，毛澤東把患病的母親接到長沙醫院治療，母子才得以短聚。期間，毛澤東和毛澤民、毛澤覃攙扶著老母到照相館合影留念。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們最後的一次團聚，也是世上僅有的一張他們與母親的合影。
母親去世令毛澤東傷心欲絕
1919年10月4日，毛澤東正領導湖南人民開展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他一邊組織各驅張代表團到各地宣傳的具體事宜，一邊準備驅張的宣傳資料，忙得不可開交。正在這時，韶山家裡派人到長沙找毛澤東，給毛澤東送來一封緊急家書。
家鄉來送信的人，是毛澤東的一位堂兄。他告訴毛澤東，嬸嬸在昨天晚上就有出氣沒進氣了，所以，叔叔要我來長沙，要你和澤覃立即趕回去，晚了恐怕見不到你母親了。
毛澤東一聽，如五雷轟頂。他怎麼也不相信母親會這麼快就離開人世了。因為前兩個月，母親患淋巴腺炎，自己還回去接母親到長沙治過病，剛送回去不到兩個月，怎麼就要離我們而去了?一時間，毛澤東呆若木雞，站在房子裡一動也不動。
「潤之，你還在發什麼愣?還不快收拾東西回去，不然就來不及了!」
堂兄的催促聲，使毛澤東驚醒過來。他匆匆忙忙安排了一下有關事情，就帶著小弟毛澤覃隨來送信的堂兄，跌跌撞撞地往韶山狂奔。
當時，由於韶山不通車，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兩條腿走。100來裡的崎嶇山路，毛澤東他們走了一天一夜。
即便如此，當毛澤東趕回韶山時，由於送信的堂哥走了一天多的路，前後就過去了三天，這時母親已過世兩天了，按照韶山的習慣，母親早就入棺。
毛澤東緊跑急趕，還是沒有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
面對母親的死，毛澤東百感交集，悲痛萬分。
毛澤東久久伏在母親的靈柩上，泣不成聲。
毛澤民見哥哥這樣傷悲，便勸毛澤東說：「哥，你也不要過於傷心了。你不知道，娘在臨終時，一直在呼喚著你的名字，說你為什麼還不回來。」
弟弟這麼一說，更使毛澤東心如刀絞。
當晚，毛澤東不顧旅途的勞累，拒絕所有人的勸阻，堅持守在母親的靈柩邊。
母親對自己思想的影響，不斷地在毛澤東眼前出現。這時的他完全沉浸在對母親那偉大的人格和善良的心腸的追思之中。少頃，他用筆在一張白紙上，專心致志地寫了起來。第二天早晨，來祭奠的人們，看到了毛澤東那發自肺腑的《祭母文》和兩副輓聯。
兩副輓聯，一副貼在大門口：
春風南岸留暉遠;
秋雨韶山灑淚多。
另一副則掛在母親的靈前：
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
長生新學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
第一副輓聯的上聯以春風、春暉為喻，借春之長青，頌揚了母親的德澤長留人間，令兒孫永世難忘;下聯則以韶山秋雨來比喻毛澤東及兄弟們的悲哀淚之多，表達了母愛之深沉和兒子哀思之無窮。縱觀全聯，想像馳騁，神思巧運，用詞精當，對仗工整，哀惻動人。母子情深，躍然紙上。
第二聯則是表達了毛澤東自己對母親的懷念。上聯生動地描繪了母親在病危中不見長子在身旁時，那種呼喚兒子、想念兒子、關懷兒子的動人場面，訴說了毛澤東作為長子未能報答母親恩澤的感慨;下聯則抒發了母親終生信佛但不能長生的無限惋惜之情，追憶了慈母的形象和從此難見母親音容笑貌的綿綿深情和無限悲痛之意。
第二天，也是母親出殯的日子，毛澤東長跪在母親靈前，聲淚俱下地誦讀了自己用淚寫成的《祭母文》：
嗚呼吾母，遽然而死。壽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餘三，即東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艱辛備歷。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間萬萬，皆傷心史。不忍卒書，待徐溫吐。
今則欲言，只有兩端。一則盛德，一則恨偏。
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
……
毛澤東的這篇《祭母文》，全篇記述了母親的養育深恩和盛德高風，字裡行間凝結著母慈子孝的真誠情義，也深深地追憶了母親平生對他的養育之恩，由衷地表達了他對母親的孝敬之情，更表現出了毛澤東面對自己至親至愛的人死亡的那種悲痛心情。
楊開慧與毛澤東志趣相投
楊開慧，號霞，字雲錦，1901年出生於長沙縣板倉。因父親思想先進，她雖女兒身也能從小有名、有字、有號，7歲即破例入長沙第四十初級小學。
楊開慧之父楊昌濟留學日本、英國，10年後回到長沙任教授，聞名三湘。他那在門上用隸書鐫刻著「板倉楊」三個大字的寓所，總引來大批莘莘學子前來求教，第一師範的學生毛澤東也於1914年跨入此宅。對這個「資質俊秀」的高個子青年，楊昌濟認為是「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在此期間，楊開慧與毛澤東相識。
關於楊開慧是如何認識毛澤東的，史料上無確切記載。毛楊見面的時間應為1914年春。其見面的情況，根據許多人的回憶，各種說法大致差不多，即楊開慧先看了毛澤東寫的文章後才見面的。
1914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楊開慧正在房中看書，忽聽見父親在外面屋子裡連聲叫好。楊開慧趕緊放下書，從內房輕輕走了出來，只見父親手裡拿著一本學生的筆記，坐在那兒，邊看邊讚不絕口。她輕輕走到父親身邊，驚訝地問：「爸爸，這是誰寫的呀?」
楊昌濟合上筆記本，遞給女兒說：「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楊開慧接過筆記本一看，只見上面題著「講堂錄」3個大字，下面署名：毛澤東。
於是，她坐在父親身旁，打開《講堂錄》。她一看就被裡面的內容吸引住了。看完這本日記，楊開慧便對毛澤東產生了一種敬佩之情，心裡暗暗希望能見到他。
一個星期天，毛澤東同蔡和森、陳昌、羅學瓚、張昆弟等幾位好友一起來到了板倉楊寓。他們是應楊昌濟之約，前來楊家一起討論有關讀書和哲學問題的。
眾人一到，楊昌濟滿面笑容地將他們迎進客廳。楊開慧正在房內看書，聽到說笑聲，也從裡面出來，這時客廳裡熱熱鬧鬧的。楊昌濟見楊開慧進來，馬上向學生們介紹：「哦，這是小女開慧，正在家裡自修。」
然後，他又向楊開慧逐個介紹青年們的名字。這時，開慧才知道這位高個子青年正是毛澤東。毛澤東、蔡和森、陳昌、張昆弟都熱情地與楊開慧打招呼。毛澤東說：「開慧同學，聽楊老師講，你在家發憤自修，已經讀了很多書了。」
楊開慧人雖小，卻在父親的學生們面前一點也不拘束，她調皮地回答說：「『閉門求學，其學無用』呀!」
「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正是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一怔，馬上問道：「你怎麼也知道我說過這句話?」
「我看過你的《講堂錄》呢!」楊開慧笑著回答。
大家一見楊開慧用毛澤東的話回答他，頓時都笑了起來。
此後，毛澤東和好友蔡和森、陳昌、張昆弟等，經常到楊昌濟家聚會。
年少的楊開慧當時常聽家長稱讚潤之，但只視他為兄長。1918年夏，楊昌濟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後舉家北遷。毛澤東於9月間也到了那裡，並經恩師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據毛澤東在陝北對斯諾所述，正是這時「我遇見並愛上了楊開慧」。
楊開慧選擇愛人是非常認真的。據她說，看到毛澤東的許多信「表示他的愛意」，才表示同意。1920年兩人返湘後，毛澤東對楊開慧仍一往情深。不過，「風華正茂」的毛澤東也是長沙城內別的才女追求的對象，楊開慧非常不安。她當時的嫂子、楊開智的妻子李一純(後又嫁過李立三、蔡和森)，直接去向毛澤東挑明楊開慧的心思。毛澤東則說明心愛的人只有「霞姑」。據李淑一回憶，楊開慧隨即收到毛澤東一首抒情的《虞美人》———「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怎難明，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曉來百念皆灰燼，倦極身無憑。一勾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不久，二人結婚。1922年，楊開慧生下第一個兒子毛岸英。翌年，毛澤東離湘到上海工作，把已經懷上第二個孩子的妻子留在家中。楊開慧生性要強，本想獨立工作，但家中有幼兒，丈夫又忙於事業，一時不大好受，夫妻間也產生了毛澤東所講的「誤會」。在婚後第一次離別時，毛澤東寫下了一首致妻子的詞《賀新郎》，說明「算人間知己吾與汝」，並期待「重比翼，和雲翥」。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潛回湖南時，先秘密趕到板倉看望在此隱蔽的妻子和三個孩子。8月16日，他又在楊開慧陪伴下潛入長沙，住進了嶽父留下的那座掛著「板倉楊」匾額的房子。毛澤東日夜進行暴動的準備，楊開慧則照料著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澤東去指揮秋收起義，行前囑咐楊開慧照顧好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楊開慧給丈夫帶上草鞋，要堂弟楊開明送一程，並叮囑毛澤東最好扮成郎中(醫生)。這次話別，就成為這對夫婦的永訣!
愛妻之死令毛澤東無比悲痛
1930年10月24日凌晨，楊開慧在家中被捕。敵人連8歲的岸英和保姆孫嫂也沒放過，把他們同楊開慧一起押到國民黨長沙警備司令部。隨即又轉入長沙陸軍監獄。
敵人用盡了各種酷刑，把楊開慧折磨得遍體鱗傷，逼她交出地下黨名單，交代和毛澤東聯繫的方法。可楊開慧始終堅貞不屈。敵人用盡了種種酷刑，最終只得利誘她：「只要聲明與毛澤東離婚，就可以獲得自由。」但敵人得到的只是楊開慧的嚴詞拒絕：「讓我和毛澤東脫離夫妻關係，除非海枯石爛!」此時中共地下黨和楊開慧的親屬們都在緊張地營救，許多知名人士也紛紛出面保釋，卻徒勞無功。
敵人威逼利誘皆無效果，一怒之下，終於舉起了屠刀。11月14日下午1時，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的刑場上，楊開慧倒在血泊中，英勇就義，時年29歲。臨刑前，敵人最後一次來勸降。楊開慧義無反顧地回答：「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我死不足惜，但願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1年春，毛澤東在指揮紅軍取得第一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後，立即採取對策，領導紅軍跳出外線，開始了第二次「圍剿」的戰鬥。當部隊行進到閩西的一個小鎮時，毛澤東從一張小報上看到了一則令他悲痛欲絕的消息：「共黨匪首毛澤東之妻楊開慧昨日在長沙被處決。」
毛澤東頓時感到天旋地轉，大腦一時出現空白，臉色蒼白得似大病一場，嚇得警衛員吳吉清不知如何是好。當時和他一起在前線指揮作戰的紅軍總司令朱德得知情況後，立即趕到指揮部，他拿過毛澤東手中的報紙一看，才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朱德只好勸毛澤東要節哀順變，並說開慧犧牲得很勇敢，不愧為你毛潤之的妻子。
自從得知楊開慧犧牲的消息後，毛澤東一直感到非常痛苦和內疚。但是，當時正處在第二次反「圍剿」的關鍵時刻，作為一個歷史巨人，他只能暫時把自己心中的痛苦擱在一邊，全身心地投入到指揮第二次反「圍剿」的鬥爭中。
不久，第二次反「圍剿」取得偉大勝利，紅軍也回到駐地休整。這時，毛澤東再次想起了自己的愛妻。他要警衛員找來筆墨，給楊開慧的堂弟楊開明寫了一封信，對楊開慧的死表示無限的懷念和追思，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並在一張紙上為楊開慧寫了碑文：「毛母楊開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龍刻。民國十九年冬立。」
同時，毛澤東還交給有關人員大洋若干，要他們設法送到板倉楊開慧的親戚處，作為立碑之費用。
對於愛妻楊開慧的死，在很長一段日子裡，毛澤東不能原諒自己。因為他深知楊開慧死的一個很大原因，是因為她是毛澤東的夫人。所以，多年來，毛澤東一直思念著楊開慧，在他的情感世界裡，也始終佔著主導位置。1950年，毛澤東在接見楊開慧堂妹時說：「你霞姐(指楊開慧)是有小孩在身邊英勇犧牲的。很難得!」不久，毛澤東就要毛岸英回湖南，代他為楊開慧掃墓。
憶起楊開慧淚溼衣裳
1957年2月，楊開慧青年時期的摯友、時任長沙市十中語文教師的李淑一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1933年夏，道路傳訊直荀犧牲，我結想成夢，大哭而醒，和淚填《菩薩蠻》一首，曰：蘭閨索莫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底事太難堪，驚儂曉夢殘。徵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青淚滋。」最後，李淑一還希望毛澤東把過去曾寫給楊開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抄贈給她。
毛澤東收到信後，於當年的5月11日給李淑一回了信。他在信中說：「惠書收到。過于謙讓了。我們是一輩人，不是前後輩的關係，你所取的態度不適當，要改。已指出『巫峽』，讀者已知所指何處，似不必再出現『三峽』字面。大作讀畢，感慨系之。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寫了罷。有《遊仙》一首為贈。這種遊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遊仙詩。但詞裡有之，如詠七夕之類。」
毛澤東在信的後面，還特別拜託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請到板倉代我看一看開慧的墓。」
毛澤東這裡說的遊仙詩，便是著名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裡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毛澤東在詞中的「驕楊」即是對楊開慧的讚美。痛惜夫人「驕楊」之情，毫不掩飾。雖無李淑一詞中的那樣「滿衫青淚滋」，卻有「楊柳輕揚直上重霄九」，「萬裡長空且為忠魂舞」這樣淋漓悲壯、動人的絕唱。
大概是給李淑一回信後的第三個星期，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了他在長沙清水塘時的保姆陳玉英，他們又一次談起了楊開慧的死。毛澤東說：「開慧那時是積極主張武裝鬥爭的。楊家對我的恩惠不淺，開慧幫我很大。開慧的犧牲是壯烈的，身邊還有岸英啊!見到你，我就像見到了開慧一樣。希望你今後能經常來北京走走，到我這裡看看。」
毛澤東說完，又站在窗子邊，沉思了良久，像是對陳玉英，又像是自言自語：「不知淑一代我去掃過了墓沒有?」
1962年，毛澤東恩師、嶽父楊昌濟的老朋友章士釗到毛澤東的住處敘舊。對於這位老朋友的來訪，毛澤東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歡迎的。他們又談起了毛澤東剛剛寫下的《蝶戀花·答李淑一》。章士釗談起對這首詞的感受：「主席，『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霄九』，這詩意實在是美，特別是以『楊』『柳』二烈士的姓組合成，那麼輕巧而又一語雙關，真是很貼切。你在這裡通過楊花柳絮的飄揚，指出了兩位烈士的忠魂已凌霄直上。楊、柳雖然犧牲了，但他們的精神不死，與山河共存，與日月同輝。不過，我想請問主席，這詞中的『驕楊』之『驕』，應怎樣理解，是否可解釋成『嬌』?」
毛澤東沉思了一會兒說：「行(章字行嚴)老，女子革命而喪其元(頭)，焉得不『驕』?」
毛澤東的意思很清楚，應該作『驕』字解。在毛澤東的情感世界裡，對於他的「驕楊」，他不能容許有任何越乎「引為驕傲」的解釋。
楊開慧雖然死了，但她卻永遠印在了毛澤東的心中。
晚年對楊開慧思念更甚
到了晚年，毛澤東對楊開慧的思念更甚。據毛岸青、邵華回憶，有一次，他們請求父親把懷念母親楊開慧的《蝶戀花·答李淑一》寫給他們作紀念。毛澤東沒說什麼，只是走到桌前，一邊慢慢地蘸著毛筆，一邊在思索著什麼。良久，毛澤東緩緩撫平宣紙，懸起手腕，提筆寫下了這首詞的前4個字「我失楊花」。
當時岸青和邵華以為父親下筆有誤，忍不住提醒說：「爸爸，不是『驕楊』嗎，怎麼……」
兒子和媳婦的呼喚，使毛澤東停下筆，直起腰在思索著什麼，岸青和邵華以為父親要重寫，趕忙遞上一張空白的宣紙。
毛澤東沒有接紙，慢慢地搖了搖左手，然後語調緩慢地說：「稱『楊花』也很貼切。」
說完，毛澤東一氣呵成，寫完了這首詞，然後，雙手拿起來鄭重地交給了兒子和媳婦。
是啊，稱「驕楊」，表達的是毛澤東對楊開慧的讚美;稱「楊花」，則流露出毛澤東對楊開慧的眷戀和懷念之情。所以，他認為稱「楊花」也很貼切。
在毛澤東的情感世界裡，楊開慧始終是一朵嬌美的花朵，永遠綻放在他記憶的深處。
1962年11月，楊開慧的母親逝世。毛澤東在給楊開慧哥哥楊開智的信中特別強調：「葬儀，可以與楊開慧同志我的親愛的夫人同穴。」
「楊開慧同志我的親愛的夫人」出自一位已69歲的老人，且為國家最高領袖之口，毛澤東對楊開慧的無限深情就可想而知了。
楊開慧如果忠魂有知，了解毛澤東對她的這一片真情，也當含笑九泉了。
1930年3月，毛澤東腳穿草鞋，冒著春寒，率領紅軍來到興國。一個寒冷的夜晚，毛澤東召集中共興國縣委的主要幹部開會。開會之前，縣委的一個幹部借著燈光，發現毛澤東沒穿襪子，只穿一雙黃麻草鞋，就急忙找來布鞋和襪子，請毛澤東穿上。
可是左說右說，毛澤東怎麼也不肯穿上。那個幹部便說：「這是慰勞紅軍剩下來的，你就穿上吧!我們有的同志也穿了，不要緊。」
毛澤東聽了，嚴肅而溫和地說：「現在是處在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裡，我們幹部必須同勞苦工農大眾一起過艱苦日子。如果幹部不和廣大群眾同甘苦，共患難，那就必定會脫離群眾。而脫離了勞苦大眾，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就是將來革命勝利了，我們也要艱苦奮鬥。這一點，請在座的同志千萬不能忘記。再說，這是群眾一針一線做來慰勞紅軍的布鞋，我怎麼能穿呢?」
毛澤東的一席話，言簡而理深，使參加會議的幹部深受教育，點頭稱是。
縣委書記胡燦紅著臉說道：「毛委員說得對，不論什麼時候，我們每個幹部都要同群眾一起艱苦奮鬥。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擁護。」
從此，興國的蘇區幹部日穿草鞋，夜提燈籠，風裡來，雨裡去，一心一意撲在革命事業上。
1933年底，興國縣長岡鄉蘇維埃政府收到毛主席從瑞金寫來的一封信。信中特別問到：樟樹塘的小橋修好了沒有?鄉幹部看完信，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那是1933年11月，毛主席率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檢查團，長途跋涉，從瑞金來到興國長岡鄉作調查。
一天，毛澤東在去訪問代耕隊長、女犁田手李玉英的途中，經過樟樹塘，看見橫跨小溪的木橋橋面很窄，橋栓又斷了，走在上面搖搖晃晃，一不小心就會跌倒。
毛澤東對鄉幹部說：「這木橋太小，而且又壞了，會跌倒行人。尤其是小孩上學和大人挑擔過這小橋，更是危險，要趕快修好。過橋走路這樣的實際問題，我們蘇維埃政府的幹部要時刻注意，認真解決。」
這時，正好有個女孩要過橋，看樣子有些害怕。毛主席便伸手拉著小女孩慢慢地走過小橋。毛澤東說：「只要我們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群眾就會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去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
那位鄉政府幹部聽了連連點頭，並說：「鄉裡已經準備了木料，只是碰巧木匠沒空。我再去催他快來修橋。」
毛澤東離開長岡不幾天，樟樹塘小橋便修好了。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戰後，中央紅軍主力損失過半。在危急時刻，毛澤東力挽狂瀾，指揮主力紅軍避實擊虛，向敵人兵力空虛的貴州開進。
紅軍進入貴州後發現這裡的窮人特別貧困，被形象地稱為「幹人」，因為他們的血汗已被各種苛捐雜稅榨得一乾二淨。所以，紅軍所到之處，到處都是向他們求乞的「幹人」。這些「幹人」一個個衣不蔽體，骨瘦如柴。
此情此景震撼了每個紅軍指戰員，許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淚。
在紅軍路過烏江南岸的劍河縣時，人們看到，一位60多歲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孫子寒冬裡仍穿著補丁摞補丁的單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
紅軍指戰員們立即圍了上來。此時，毛澤東從後面走來，見前面圍著很多人，急忙問發生了什麼事。
一位紅軍戰士答道：「老媽媽說，她家一年收的糧食全被地主搶光了，她兒子前幾天也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她沒有活路，只好和小孫子四處討吃的。」聽到這兒，毛澤東已是熱淚盈眶。
他當即脫下身上的毛線衣，又叫警衛員拿了兩袋乾糧，連同毛線衣一起送給老婆婆。他蹲下來，親切地對這位絕望的老人說：「老人家，你記住，我們是紅軍，紅軍是『幹人』的隊伍。」穿上毛線衣的老人感動地直點頭，嘴裡連聲念叨：「紅軍，紅軍……」領著她的小孫子，顫巍巍地走了。
初次相識
賀子珍，原名桂圓，又名自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1926年畢業於永新女子學校，大革命前後入黨並投身遊擊戰爭，與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一起被稱為「永新三賀」，而賀子珍更因才貌出眾被譽為「永新一枝花」。1927年秋，18歲的賀子珍參與組織「永新暴動」，不久與兄長賀敏學隨部隊上了井岡山。賀子珍和毛澤東初次見面是在1927年10月。當時，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部隊進駐茅坪時，威震湘贛邊界的「山大王」袁文才領著包括賀子珍在內的農民自衛軍一班頭領前來迎接。當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賀子珍時，毛澤東有些驚訝了。他沒有料到，在井岡山的「頭面人物」中，竟然有一個身材勻稱、秀美清麗、熱情活潑、落落大方的年輕姑娘。
對於毛澤東，賀子珍早有耳聞，她讀過他主編的《湘江評論》、《政治周報》和不少文章，對他在湖南領導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更是敬仰不已。初次見面，毛澤東和賀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井岡情緣
進駐井岡山之後，在袁文才的安排下，毛澤東住進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謝氏慎公祠後面的八角樓。事有湊巧，賀子珍也因患瘧疾留在茅坪養病。賀子珍與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相處甚好，常去袁家串門。毛澤東出出進進，與賀子珍見面多了起來，有時候不忙，還坐下來和她聊聊天。言談中，毛澤東發現，賀子珍不僅貌美，而且內秀。後來，賀子珍被選為前委秘書，住進了前委機關駐地茅坪攀龍書院，幫助毛澤東處理日常事務，同時協助毛澤東在寧岡、永新等地做社會調查。
毛澤東很快發現，賀子珍善於鼓動人心，發動群眾的能力很強，還寫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工作時風風火火，潑辣幹練;閒暇時談吐優雅，溫柔賢淑。這種剛柔相濟的女性氣質，無疑是毛澤東所看重和喜歡的。
相處久了，賀子珍也逐步了解毛澤東的抱負和性情，漸漸被他廣博的知識、深邃的眼光、超凡的膽略和剛毅的性格所吸引。她還以女性特有的敏銳，隱隱感覺到毛澤東喜歡上她了。有一次，毛澤東外出前，特地來叩她的門，告訴她說，我要出發了。賀子珍當時還雲裡霧裡的，心想，你要出發了，來告訴我做什麼。後來，毛澤東每次臨走都來敲敲她的窗，賀子珍這才知道他對自己有心了。1928年2月下旬，為了整理寧岡、永新兩縣所做的社會調查，毛澤東攜賀子珍來到茅坪東去約7裡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們一個整理，一個謄寫，忙乎了好幾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邊紙的調查報告，這就是毛澤東平生最為珍惜、稱之為「比丟掉任何東西都痛心」的《井岡山調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裡，這對相互傾慕的青年男女朝夕相處。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他們毫無拘束地交流，談革命，談鬥爭，也談身世，談家庭。他們有時一起到田地裡捉泥鰍，有時一起到山上撿松菇採野蕨，一起燒菜做飯，生活過得既緊張又溫馨。心與心的撞擊與交融，使他們之間的情感從同志式的友誼漸漸轉向了純潔的愛戀之情。正是在象山庵的白果樹下，毛澤東以凝重的心情對賀子珍講起了楊開慧和他的幾個孩子，講起了對她們的思念和牽掛。賀子珍的心被他的至真至誠重重地撞擊著，一種激動和憐愛的情愫油然而生。多年以後，賀子珍曾這樣說道：「那時候，他並沒有騙我，把楊開慧及幾個孩子的情況都告訴了我。」
儘管毛澤東和賀子珍的情感日漸升溫，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阻礙著這種情感的發展。且不說兩人在年齡和黨內地位上相差懸殊，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和楊開慧感情甚篤，而賀子珍雖未婚配，但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這個人叫歐陽洛，是江西地區的中共早期黨員、永新縣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也是賀子珍的入黨介紹人，曾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1930年被捕犧牲。當然，那時他們天各一方，失去聯繫，賀子珍並未對他表露過。
毛澤東和賀子珍最終得以結合，與袁文才和王佐的極力促成分不開。
自從毛澤東率部進駐茅坪以來，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農革命軍能長久地呆在井岡山，一直對毛澤東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在隨後幾個月的工作中，袁、王二人發現毛澤東的確是一個「中央才」，很想將他長久地留在井岡山，就商量出一個聯姻的妙法。他們認為，賀子珍是袁文才的義妹，不僅人可靠，而且品貌俱佳，要是毛澤東娶了她，他就成了井岡山的女婿，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於是，他們聯手向毛澤東提出了這樁婚事。英明睿智的毛澤東，深知團結袁、王對開展邊界武裝割劇的重要性。上山伊始，他就採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項措施。當袁、王向他聯手保媒時，他立即覺察到，如果拒絕這樁婚事，對袁、王是一個刺激，他們將對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堅持長期鬥爭的方略產生懷疑。經過再三權衡，加上他和賀子珍也已相互鍾情，毛澤東同意了這樁婚事。
一切水到渠成。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張羅下，毛澤東和賀子珍在象山庵舉行了婚禮。當時，毛澤東35歲，賀子珍19歲。婚禮很簡單，沒有舉行什麼儀式，只是熱心的袁文才為婚宴弄了幾道好菜，帶來兩壺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類的點心，朱德、陳毅、宛希先、龍超清等一起熱鬧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毛澤東與賀子珍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井岡山的歲月是艱苦的，但卻是他們一生中最浪漫的時刻。賀子珍晚年曾這樣說道：「物質生活雖然貧困，但我們的精神生活卻是富有的。毛澤東博覽群書。夜深人靜，他寫累了，就給我講他讀過的故事，講他的詩文。他的話，把我帶入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個講著，一個聽著，不知不覺迎來新的一天。」
失去了一個孩子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率紅軍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揮師南渡烏江，威逼貴陽，日夜兼程，很快來到滇黔交界的盤縣境內，再往前走，就將進入雲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紅軍就可以突破敵軍的重重包圍、扭轉被動局面了。
在這段急行軍中，賀子珍跟隨「幹部休養連」行軍。土城惡戰之後，紅軍在瓢潑大雨中走了三十公裡，來到白沙。即將臨盆的賀子珍下了擔架，在一間草房裡躺下。幾小時後，她生了個女兒，這是她和毛澤東的第四個孩子，這天是1935年2月15日。紅軍只在白沙停留一天，賀子珍無暇照顧孩子，只好把孩子留下。
當她就要被抬著上路時，毛澤民的妻子錢希均把女兒裹在一件外套裡抱給她看。錢希均讓她給女兒取個名字，賀子珍不住地流淚，搖搖頭，說她再不會見到這個孩子了。果然，收留孩子的老人沒有奶，三個月後，孩子渾身長瘡化膿，不久就夭折了。
後來，錢希均向毛澤東講述賀子珍生孩子及孩子的情況，毛澤東坐下認真地聽著。毛澤東聽了錢希均的介紹，凝視著躺在擔架上的愛妻清瘦的面龐，深感愧疚而自責。毛澤東走到賀子珍身旁安慰：「子珍，我們為了窮苦大眾的幸福，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幸福;為了人民的下一代，不得不丟掉自己的下一代!聽你們說張二婆行善心腸好，把孩子寄養在她家你放心，我就放心了。根據地建立了，條件好了，我們再把女兒接到我們身邊吧。」
險失愛妻失聲痛哭
賀子珍產後兩個月，災難再次降臨到她頭上：她被國民黨的飛機炸傷，差一點喪命。
4月23日，紅軍總衛生部休養連來到盤縣一個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時分，天空響起了嗡嗡的飛機聲，警衛員吳吉清急忙讓賀子珍隱蔽，但她不顧個人安危，組織安排傷員隱蔽。就在這時，敵機投下了炸彈。賀子珍頭上、胸脯上、臂膀上，到處鮮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經醫生檢查，發現她身上17處負傷。賀子珍甦醒後，對大家說：「我負傷的事請你們暫時不要告訴主席。他在前線指揮作戰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請你們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裡，將來革命勝利了再見面……」說完，又昏迷過去。
目睹此狀，大家十分難過，特別是毛澤東專門派來負責照顧賀子珍的警衛員吳吉清焦急地問：「怎麼辦?怎麼辦?」戰友們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賀子珍抬上擔架，一面急派騎兵飛奔紅軍總部，通知毛澤東。
不一會，村外傳來急促的馬蹄聲。身披大衣、一臉風塵的毛澤東一跳下馬，就快步走到賀子珍的身旁，彎下腰仔細端詳著不省人事的妻子，拉著她的手連呼：「子珍!子珍!……」想著妻子在革命中經歷的種種磨難，這位叱吒風雲的紅軍統帥不禁輕輕捧著賀子珍的頭，抽泣起來。
毛岸英在朝鮮戰場犧牲
1950年11月25日，是志願軍打響第二次戰役的第二天。
上午，當所有的戰鬥命令下達以後，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才有了片刻的休息時間。他已經一天一夜沒有合眼，實在太勞累了，於是便坐在火炕邊的一張小行軍床上休息一下。毛岸英則坐在火爐子邊籤收有三個「A」字的加急電報。
上午11點左右，四架美軍轟炸機掠過志願軍總部上空，嗡嗡地向北飛去。司令部作戰室的參謀們認為是去北面轟炸什麼目標，所以沒有太在意。但是在洞口值班的作戰處副處長成普卻很為彭總的安全擔心，儘管他不知美軍轟炸機的目的是什麼，但總不會無緣無故地從這裡經過。他匆匆走到彭總面前說：「彭總，敵機來了，趕快防空!」
彭德懷睜開惺忪的睡眼，唬著臉，戧了成普一句：「急什麼啊，你這麼怕死?」
彭德懷的一句話把成普鎮住了，恰在這時，洪學智副司令員從防空洞跑到作戰室。他也是看到飛機後怕彭德懷出事才匆匆趕過來的。成普好像見到了救星一樣，趕快要洪學智催彭德懷進防空洞。
洪學智和成普等人進到作戰室，不由分說地把彭德懷拉起來就往防空洞跑，毛岸英等人也在收拾東西。正在這時，敵機又從北邊飛回來了。說時遲，那時快，四架轟炸機一下子就到了作戰室的上空，並從機上甩下了上百個銀色的東西。原來那就是凝固汽油彈，因為用鋁作包皮，所以在太陽光下顯得十分明亮而刺眼。成普在喊：「不好，快跑!」
話還沒落，炸彈已經響了，作戰室頓時升起一股熊熊烈火，並很快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也被炸彈的衝擊力掀到旁邊的溝裡，半邊臉被燒起了大泡，他立即朝沒有火的地方滾去，才把自己身上的火撲滅。
望著作戰室的熊熊大火，司令部的人都急出了眼淚。彭德懷也掙脫警衛員的手，去指揮滅火和搶救，並焦急地問：「有哪些人沒有出來?」
大家一看，只有岸英和另外一名參謀沒有出來。
「岸英!岸英!」大家一邊拼命地叫著，一邊撲火。
大火撲滅了，大家從灰堆裡扒出的卻是毛岸英和另一位參謀高瑞欣的遺體。
彭德懷驚呆了，站在岸英的遺體面前，許久沒有說出話來。
大家怕敵機再來，趕快把志願軍總部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在新的志願軍總部所在地，瀰漫著一種異常悲寂的氣氛。特別是彭德懷和洪學智，他們不知如何向毛澤東報告。過了很久，彭德懷從通訊參謀那裡要來一張電報紙。他要親自給毛澤東起草電報。一會兒，彭德懷把起草好的電報交給成普，要他馬上發出去。只見電報是這樣寫的：
「今天，志願軍總司令部遭到敵機轟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犧牲。」
不到30個字的電文，彭德懷寫了20多分鐘，因為他不知道如何向毛澤東交代。
得知噩耗默默流淚
北京，中南海。
收電員收到志願軍總司令部的這封電報後，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沒有直接送毛澤東處，而是交到了周恩來手中。
周恩來接過電報一看，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白紙黑字，這是千真萬確的消息。稍過了一會兒，他立即撥通了劉少奇和朱德的電話。三人很快就到了周恩來辦公室，他們要商量怎麼向毛澤東匯報好。
經過慎重考慮，還是馬上報告毛澤東好。於是他們三人一起到了中南海勤政殿毛澤東的辦公室。
三人坐下來，等了好一會兒都沒有說話。
毛澤東有些莫名其妙，忙問：「恩來，少奇，老總，你們今天一起來找我，又有什麼大事情?是不是德懷那邊打了勝仗?」
三人仍然不語。
最後，還是周恩來慢慢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說：「主席，彭老總來電報了，說岸英他……」
毛澤東急切地接過電報：「岸英發生了什麼事，負傷了?」一邊問，毛澤東一邊展開了電報。一看那內容，毛澤東便一下子坐在沙發上，久久說不出話來。
朱德看見毛澤東那悲哀的樣子，忙勸說：「主席，你要節哀，岸英是個好孩子，很勇敢!」
周恩來和劉少奇也跟著說要毛澤東節哀。
毛澤東似乎沒有聽他們說話，而是慢慢地站起來，走到窗子前，自言自語地說：「毛岸英，1922年10月生於湖南長沙清水塘，今年28歲，是我和開慧生的第一個兒子。」雖然毛澤東當時忍住了，可痛失愛子，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心裡還是非常痛苦的，他偷偷地背過臉去，大顆大顆的眼淚奪眶而出……
默默承受悲痛兩年
就在毛岸英犧牲後不久，彭德懷回國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並詳細匯報了毛岸英犧牲的經過。最後，彭德懷心情沉重地對毛澤東說：「主席，你把岸英託付給我，我沒有保護好他。我有責任，我請求處分!」
毛澤東聽了彭德懷的話後，又一次點燃了一支香菸，坐在沙發上，沉思很久沒有說話。最後，他緩緩抬起頭，慢慢地說：「德懷，你不要自責了，革命戰爭，總要付出代價的嘛!為了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反抗侵略者，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雄兒女，前赴後繼，犧牲了成千上萬的優秀戰士，岸英就是屬於成千上萬犧牲了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員，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不應該為中朝兩國的人民共同事業而犧牲，哪有這樣的道理呀!」
由於毛澤東在對待兒子犧牲的問題上是這樣的豁達，所以，彭德懷那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也正因為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有了明確的態度，所以，後來他就岸英的善後事宜專門寫信給周恩來總理：「……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願軍司令員名義刊碑，說明其自願參軍和犧牲經過，不愧為毛澤東的兒子。與其同時犧牲的另一參謀高瑞欣合埋一處(兩人同時犧牲於大榆洞)，似此對朝鮮人民教育意義較好。其他死難烈士家屬亦無異議，原電報已送你處。上述意見未寫上，特補告，妥否請考慮。」
周恩來接彭德懷信後，立即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同意彭德懷的意見。最後，毛岸英———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親生兒子，從此長眠於異國他鄉，但同時也成了中朝友誼的象徵。
要奮鬥就會有犧牲。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可做起來就難了，毛澤東不但要承擔失去自己最心愛的兒子的痛苦，他還要向他那剛過門不久的兒媳劉思齊作解釋和勸導工作。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毛澤東獨自一人承受著老年喪子的巨大悲痛，他不能將這不幸的消息告訴兒媳，因為他怕影響劉思齊的學習，所以，每周劉思齊來看他時，他還要強裝笑臉。劉思齊問他為什麼沒有岸英的消息時，他總是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安慰她。就這樣到1953年，已經是岸英犧牲兩年以後，毛澤東感到再也不能瞞著劉思齊了，於是，想了很多辦法來說明這件事。
那幾天，毛澤東煞費苦心，費了很多周折。他先向劉思齊談到他們家為了中國革命犧牲了好幾位親人，有岸英的媽媽楊開慧，有岸英的兩個叔叔毛澤民、毛澤覃，有岸英的姑姑毛澤建，還有岸英的堂弟毛楚雄，還有韶山黨支部的毛福軒等。毛澤東說得很多很多。但還是沒有說出毛岸英的犧牲。
劉思齊回去後，越想越不對勁，父親為什麼同自己談起這些，難道岸英也……劉思齊不敢想下去了。
幾天後，劉思齊又一次到了中南海，這一次，她想問清楚岸英究竟怎麼了?當時，周恩來也正好在場。當著周恩來的面，毛澤東才把岸英已於兩年前犧牲的消息告訴了劉思齊。
聽到這遲到的噩耗，如晴天霹靂，劉思齊天旋地轉，痛不欲生，哭了許久。最後，還是毛澤東開導劉思齊說：「娃，戰爭嘛，總是要死人的，不能因為岸英是我的兒子，就不應該為中朝人民而犧牲。」
當劉思齊提出要把岸英的遺體運回國內安葬時，毛澤東搖了搖頭說：「我還是那句話，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不是還有千千萬萬志願軍烈士安葬在朝鮮嗎?」
這就是毛澤東，這就是毛澤東面對親人犧牲後的博大胸懷。
李銀橋不願意給毛澤東當衛士
李銀橋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擅長太極拳和太極劍。他11歲參軍，1947年被調到周恩來身邊當衛士。不久，部隊便撤離延安，開始轉戰陝北。
1947年8月19號，葉子龍和汪東興找李銀橋談話。那時，中央縱隊叫三支隊，葉子龍任參謀長，汪東興任副參謀長。「給你的工作變動一下，調你到主席身邊去當衛士。」葉子龍講話乾脆實際，「因為你過去一直幹這工作，有經驗。」
「這是組織上對你的信任，我們是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定的。」汪東興講話注意強調原則和革命道理，「任務既光榮又重要，你不要辜負組織上的信任。」
李銀橋低下頭沒有馬上表態。他11歲當兵，十來年一直當特務員(即勤務員)、警衛員和衛士。組織上選中他給毛澤東當衛士，本不足怪。可是，與他同年當兵的人有些已經是營、團級幹部。
「怎麼樣，有什麼意見嗎?」葉子龍完全是習慣性地問了這麼一句。
李銀橋遲疑著說：「不行呀，我不想去，幹這個工作太長時間了。」
葉子龍和汪東興始料不及，有些驚詫，有些尷尬。李銀橋也感覺到話講得太滿，不妥，便退一步說：「當然，組織的決定我服從……」
「服從就好，我相信你會幹好。」葉子龍鬆口氣。
「今天你先去，」汪東興皺著眉頭說，「最後怎麼辦，等我們研究以後再決定。」
於是，李銀橋便來到毛澤東身邊。
一天行軍，李銀橋就走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毛澤東始終不曾理睬李銀橋，甚至不正眼看他一眼。李銀橋多心了：「準是葉子龍和汪東興跟主席匯報了，主席生了我的氣。」
行軍一天，夜宿楊家園子。警衛排長閻長林同幾名衛士點火烘烤溼衣。毛澤東盤腿坐在炕上，借著油燈的光亮查看軍用地圖。柴草太溼，只冒煙不起火，窯洞裡煙霧騰騰對面看不清人。毛澤東「吭吭」大聲咳嗽，閻長林擦著嗆出來的淚水喊：「小李，快扶德勝(毛澤東的筆名之一)同志出去透透氣!」
李銀橋也「吭吭」咳個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澤東：「德勝同志，透透氣……等煙散散，再看圖吧。」
毛澤東甩開李銀橋的手，用鉛筆在地圖上畫了幾處符號，然後自己下炕，一邊咳，一邊扶著牆壁走出窯洞。
出了窯洞，毛澤東立住腳，迎風深呼吸，用力咳出幾口痰，擦擦煙嗆出的淚，開始在院子裡踱步。他走得慢，為了避開地上的積水，步子時大時小。他聽到李銀橋的腳步聲緊跟身後，卻不回頭看一眼。看來誤會深了……李銀橋一陣陣難過。
突然，毛澤東站住了腳，兩眼望天，慢條斯理地問了一聲：「你叫什麼名字啊?」
李銀橋一愣，立刻環顧左右，沒有第三個人。李銀橋迅速振奮起精神，立正回答：「報告，我叫李銀橋。」
「李、銀、橋，嗯，哪幾個字啊?」
「木子李，金銀的銀，過河的橋。」
「銀橋。為什麼不叫金橋?」
「金子太貴重了，我叫不起。」
「噢呵，你很有自知之明麼!」毛澤東轉身，終於望著李銀橋，「你是哪裡人呢?」
「河北省安平縣。」
「父母幹什麼呢?」
「我父親種地拉腳，農閒倒騰點糧食買賣。母親操持家務，農忙時節也下地。」
「我們的家庭很相像麼。你喜歡父親還是喜歡母親?」
「喜歡母親。我父親腦子好，多少帳也算不糊塗。可是脾氣大，愛喝酒，吃飯他單獨吃，他吃餅子我們啃窩頭，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親心善，對人好，我喜歡母親。」
「越說越一致了麼，你母親一定信佛。」
「主席怎麼知道?」
「你說她心善麼，出家人慈悲為懷。」
李銀橋目瞪口呆。聽慣了政治課，他沒想到毛澤東會說出這樣的話。同時，他又感到與毛澤東突然近了，緊張和拘束消失了許多。他小聲問：「您母親也信佛嗎?」
「我喜歡母親。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時候我還跟她一起去廟裡燒過香呢。後來我不信了。你磕多少頭人民還是受苦。」
「磕頭不如造反。」
「好。講得好!」毛澤東點點頭，繼續散步。片刻，腳步一停，重新望著李銀橋，「怎麼樣，願意到我這裡工作嗎?」
李銀橋怔怔地沒出一聲。他低下頭，怎麼回答?種種跡象告訴他，毛澤東一定知道他不想幹的情況了。唉，與其說假話落個虛假，不如閉上眼睛說真話……
「不願意。」他小聲喃喃。
隨之而來的一陣沉默。毛澤東先打破沉默，話講得有些吃力：「嗯，你能講真話，這很好。我喜歡你講真話。那麼，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為什麼不願意在這裡工作?」
「我幹太久了。從三八年參軍，我一直當特務員，當勤務員。我想到部隊去。」
「嗯，三八年，當衛士，進步是慢了些。就這一個原因嗎?還有沒有別的原因?比如說，在恩來那裡當衛士就願意，來我這裡……」
「沒有，絕對沒有那個意思!」李銀橋叫了起來，並且急出了汗，「我一直想到部隊去，我在周恩來那裡已經幹過一段，他了解我的情況，形勢緩和後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這裡來，怎麼好剛來就提出走?」
「你怎麼知道我會不放你走?」
「主席……戀舊。」
「什麼?戀舊!你聽誰說我戀舊?」
「反正我知道。騎過的老馬，有好馬也不換。穿過的衣物，用過的筆硯茶缸，一用就習慣就有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換。就比如你手裡這根柳木棍，那算什麼?不過是孫振國扛行李包袱的木棍子。離了延安他送給主席用，主席一用就再不肯換，掉到山下，寧願等人撿回來也不肯換根新的。一根木棍子還這樣，我可是個大活人呢，主席用慣了還肯放嗎?」
「哈哈哈，」毛澤東笑了，「小鬼，什麼時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歡你呢，想要你來呢，怎麼辦?總得有一個人妥協。」
「那就只好我妥協了。」
「不能太委屈你，我們雙方都作一些妥協。」毛澤東認真地望著李銀橋，說，「大道理不講不行。你到我這裡來，我們只是分工不同，都是為人民服務。你為我服務也是間接為人民服務。可是，光講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年，當我的衛士，地位夠高，職務太低。我給你安個長，作我衛士組的組長。」毛澤東略一沉吟，做個手勢：「半年，你幫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李銀橋用力點頭。
「好吧，你去找葉子龍談談，他對我更有了解。」毛澤東將手輕輕一拂，李銀橋便退下。
據傳，毛澤東在與李銀橋談話前，已經聽說了李銀橋不願幹的消息。他當時怔了怔，忽然把手朝外一指，大聲說：「你們不要研究別人了，我就要他!」
陪伴毛澤東15年
李銀橋嘴裡說不願幹，心裡也這麼想，然而一旦幹起來，還是全力以赴。對工作熱情負責，是他參加革命後養成的習慣。不懂偷懶，也不會偷懶。來到毛澤東身邊後，李銀橋對他的習性很快便熟悉了。要茶、要飯、要書、要筆，甚至是見不見客，他只需遞個眼色李銀橋就知道該怎麼辦。有時他剛想到李銀橋就替他辦了，連眼色都不用遞。這種默契配合使毛澤東大為欣賞，幾次撫著李銀橋手背說：「我們很合得來，你是善於發現規律的人。」
於是，李銀橋的預言被證實：毛澤東同他有了感情，捨不得放他走了。
1948年2月，中央前委機關住在楊家溝。一天，李銀橋給毛澤東送茶，他正在窯洞裡踱步，像是思考什麼重大事件。李銀橋不便驚動他，將茶水輕輕放在桌上，悄然退出。
可是，身後傳來毛澤東的召喚：「銀橋，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談談呢。」
李銀橋轉回身：「主席有什麼事?」
「今天是19號。」毛澤東搬著指頭，「8月到9月，9月到10月……今天是2月19號。半年，整好半年……」他望著李銀橋，遲疑一下，小聲試探：「你，還想走嗎?」
李銀橋垂下頭，心裡很矛盾，最後還是選擇了講實話：「想走。」
毛澤東露出悵然若失的神情。
李銀橋有些不安：「如果主席……」毛澤東作出一個斷然的手勢，是忍痛割愛的意思吧，說，「不，咱們有約在先。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李銀橋沒有走，說：「主席已經同意我走，那麼，前邊定的約算是結束了。如果需要，我們還可以定約。」
毛澤東笑了，說：「好，那好。我們重新定約。半年，你再幫我半年，看我打敗胡宗南。」
不久，彭德懷便向毛澤東報捷：宜川戰役，殲滅胡宗南五個旅，擊斃敵29軍軍長劉戡。到1948年8月，毛澤東在西柏坡對李銀橋說：「銀橋，又到日子了。我想再借用你半年，看我徹底打敗蔣介石。」
李銀橋說：「主席，不用再借了，我不想走了。我願意隨你一輩子。」李銀橋說的是心裡話。三次借用，追隨毛澤東左右，目睹他以超人的智慧、意志和力量扭轉乾坤，那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日日夜夜啊!毛澤東的魅力和人格深深吸引了他，感動了他，他心甘情願去服侍毛澤東一輩子。
1953年，李銀橋擔任了毛澤東的副衛士長。毛澤東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銀橋，當官了，不值班了，可是老不見面也不好吧?我們再定個協議，你一禮拜值兩個班，讓我經常可以見到你。」李銀橋說：「行，就這麼定了。」1956年，李銀橋擔任了毛澤東的衛士長，仍然堅持一禮拜值兩個班，侍候毛澤東的衣食住行。
離開時抱頭痛哭
1962年，李銀橋要離開毛澤東去天津工作了。那天，毛澤東照習慣躺在床上辦公。床欄上搭條毛毯，毛毯下墊了枕頭，就那麼靠著批閱文件。李銀橋悄悄來到門外，想等毛澤東辦完公再進去。可是，屋裡響起毛澤東的召喚：「銀橋，你進來。」
李銀橋站在毛澤東床前，毛澤東用一隻手握住李銀橋的手，另一隻手在他手背上輕撫。就這麼無言地守著，誰也不說話。
李銀橋先哭了。他一哭，毛澤東立刻也落淚了。李銀橋抽泣著說：「當初我不願來，你借我來，現在我不願走，你又攆我走。你這不是難為我嗎?」
毛澤東流著淚嘆息：「我也捨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孩子，一年見不上幾次面。只有我們是朝夕相處，你們比我的孩子還可親。可是，我得為你的前途著想，我不能誤你的前途。衛士長，地位夠高，可也只是團級幹部，職務低了……」
「我不嫌低，我不要離開你。」李銀橋哭出了聲。
毛澤東用手一拉，把李銀橋一下子攬入懷中，抱緊他放聲大哭：「銀橋，我死以後，你每年到我墳前來……看看。」他不停地用手拍打李銀橋的後背，說不出一句完整話。李銀橋怕他哭傷身體，先禁住自己哭，再去勸他。一句話沒勸完，李銀橋自己早又哭出了聲。
毛澤東說：「你走了，我這裡就不要衛士長了。你在這裡幹得長是因為我們合得來，你就是我最後一位衛士長。」
幾天後，李銀橋灑淚離開了毛澤東。
鄉下教員的信
40多年前，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在中華大地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高潮，全國當時有1700多萬知青到農村插隊鍛鍊。
今天的老知青，一定還記得福建省有個小學教師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后來促成調整知青政策的信，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千百萬知青的命運和生活軌跡，這位寫信人就是當年向毛澤東「告御狀」而紅極一時的人物———李慶霖。
李慶霖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述了上山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他在信中寫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秋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十一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裡，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溼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
那兩百來斤的溼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置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的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
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裡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擔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鑑，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裡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
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
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
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
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看到來信潸然淚下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邊，讀了由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轉交過來的一封人民來信(李慶霖的信)。
他邊讀邊想，特別是讀到悲涼處的文字，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淚水潸然而下。李慶霖這位小學教員的信，深深打動了曾經也當過鄉村小學教師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當即給李慶霖覆信，原文是：
李慶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4月26日
毛澤東讓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連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郵局寄走。
1973年5月1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來莆田，找到李慶霖家中了解他寫信給毛澤東主席的經過。記者走後，李慶霖一連幾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一封信，是牛皮紙大信封，上面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紅色字樣，他心裡咯噔一下，直覺告訴他，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
他抖抖索索地將幾頁信紙展開，頭頁是毛主席覆信的列印件(毛澤東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辦公廳檔案室)，李慶霖將毛主席的覆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淚流滿面。他不敢相信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
第二天傍晚，李慶霖才清醒過來，找到莆田縣委大院，將毛主席的回信給縣委書記劉功看。
他心想這下好了，毛主席說統籌解決知青問題，同時也為打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同時也擔心就自己那一封信，全國幾百萬知識青年真的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嗎?
5月10日，李慶霖收到毛主席寄給他的300元錢，莆田縣城廂鎮的鄰裡們聞訊後來到居仁巷15號的李家，爭相撫摸用大紅綢掛在屋梁上的300元錢，叮囑李慶霖：「這是毛主席送來的錢不能亂花了，要用紅紙包好傳給子孫後代。」
李慶霖立刻將300元錢存入銀行，從那以後一直捨不得取出來用。
毛主席的覆信傳到莆田縣城，廣大下鄉知青及其家長們奔走相告，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時時刻刻和人民群眾心連心。
賀龍對毛澤東十分欣賞
賀龍的一生充滿著傳奇色彩，有著與生俱來的鬥士性格。生於湘西大山的他，一方面繼承了先輩們善良純樸的特質，另一方面又把山民們強悍的個性發揮到極致。賀龍4歲學拳，5歲讀書，6歲下水田，7歲會遊泳，8歲打堂勇，12歲打翻武秀才，13歲當上「騾子客」，16歲參加「反清復明」的民間秘密組織哥老會，18歲時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20歲時，賀龍做了幾件大事：一是手持兩把菜刀帶領鄉鄰20餘人，搗毀芭茅溪鹽局稅卡，繳槍12支，擔任桑植討袁軍總指揮;二是任湘西護國軍左翼第一梯團第二營營長;三是到長沙與中華革命黨取得聯繫，並正式改名賀龍，繼續參加革命鬥爭。
在長沙，賀龍知道了毛澤東。有趣的是，賀龍敬佩毛澤東是從他的筆名開始的。賀龍聽朋友說，在整個湖南非常著名的長沙第一師範有一個學生叫「二十八畫生」，個頭瘦高，儀表堂堂，精通文史哲，堪稱曠世奇才。賀龍很好奇，覺得有意思，第一次聽說有這樣的名字。朋友讓他猜這個名字的來歷，賀龍怎麼也猜不出來。朋友便解釋，28畫正好是「毛澤東(繁體)」3個字的筆畫數。賀龍恍然大悟，嘖嘖道：「奇思妙想，奇思妙想，果真是曠世奇才，平常人怎麼也想不到這樣取名字。」賀龍對毛澤東的敬佩油然而生。
不過，毛澤東與賀龍第一次見面，第一次握手，卻是在1936年的冬天。此時，賀龍已由一名舊軍人成長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毛澤東則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領袖。
在黃土高原偏僻的保安小城的窯洞裡，當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時，賀龍以一種傾慕已久的神情望著毛澤東，彼此用熟悉的湖南口音互致問候。激動的神情和熱忱的話語溢於言表。
毛澤東微抬著頭，望著賀龍說：「我們對你賀老總的大名早就是如雷貫耳喲!」
賀龍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飛揚，他朗聲對毛澤東說：「主席，我在1916年就聽說過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時就認定你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由賀龍、任弼時和關向應統一指揮，從湖南桑植的劉家坪出發進行長徵，共有1.7萬餘人。經過歷時一年的艱苦戰鬥和跋涉，全軍尚有1.1萬餘人，與紅一、四方面軍比較，損失是最小的。紅二、六軍團創造的奇蹟，自然離不開廣大指戰員的共同努力，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賀龍的正確指揮。
紅二、六軍團渡過金沙江後進入藏區。7月初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中央軍委立即電令紅二、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關向應任副政委。當朱德將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黨和分裂紅軍的活動告訴賀龍、任弼時等人時，賀龍明確表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隨後，張國燾又散發《反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逃跑主義路線》的材料。對此，賀龍明確表示：「張國燾分裂黨中央是錯誤的，這個材料不能散發。」並立即通知紅二方面軍各部隊：「接到小冊子統統收起來。」賀龍、任弼時等通過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作鬥爭，促成了紅四方面軍北上，最終與紅一方面軍勝利大會師。
毛澤東三保賀龍
毛澤東稱賀龍為賀老總，同時，還稱朱德為朱老總，稱彭德懷為彭老總。在黨內，毛澤東只稱他們3人為老總，一方面是他們或擔任過紅軍總司令或方面軍總指揮，另一方面是出於對他們的尊重。
毛澤東對賀龍十分信任，曾三次力保。
1938年秋，賀龍參加八路軍總部召開的臨汾會議，聽取1937年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傳達。主要內容是王明所作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報告。賀龍聽後非常反感。會下，他對關向應說，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腳，讓蔣介石把我們搞掉嘛，還有什麼獨立性可言?實踐證明，一年來我們在晉西北執行獨立自主原則，成果不小嘛。作為師政委，關向應贊同賀龍的看法，但勸賀龍注意策略。
但是，賀龍流露出來的不滿情緒，還是讓支持王明右傾機會主義主張的人抓住了辮子。他們向黨中央寫告狀信，說賀龍堅持獨立自主，其實是損害統一戰線;喜歡鬧獨立性，是軍閥殘餘作風在作怪。並提出讓賀龍去蘇聯學習，不要留在晉西北部隊。
關向應聽說這件事後，表示反對，但為時已晚，告狀信已送到了延安。毛澤東看了這封告狀信後，對信中的觀點持否定態度，並高度評價賀龍說：「賀老總有三條嘛，一是對黨忠誠，二是對敵鬥爭狠，三是能聯繫群眾。」這一評價，給予賀龍莫大的鼓舞，也恰到好處地保護了他，使他在一二○師的地位更穩固。
1942年春，毛澤東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整風運動是在賀龍的領導下開展的。當時，有些同志對賀龍產生了誤解，並心生不滿。毛澤東得知此事後，開了幾次幹部會議，解除了一些同志對賀龍的誤解。
這是慧眼識英雄的毛澤東在關鍵時刻第二次保護賀龍。
1966年，是中國極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8月間，林彪一夥製造了所謂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藉口要追後臺而把矛頭指向賀龍。林彪在空軍中的親信吳法憲，採取惡人先告狀的卑鄙手法，向毛主席寫信誣告賀龍，胡說在空軍有一條以賀龍為代表的反黨黑線，誣衊賀龍是黑線人物要篡黨奪權。
9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邊接見了賀龍，他把吳法憲的誣告信拿給賀龍看，毛澤東見賀龍沒戴眼鏡，關心地說：不要急，慢慢地看。賀龍看完後，面含怒色，一言不發。毛澤東笑著說：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繫群眾。賀龍也很坦然，問毛澤東：是不是找他們談談?毛澤東說：有什麼好談的?並風趣地說：「我當你的保皇派。
9月19日，毛澤東告訴賀龍說：問題解決了，沒事了。
毛澤東多次作自我批評
儘管有毛澤東的保護，林彪、江青還是不放過賀龍。在林彪、江青一夥的唆使下，街上的宣傳車喊出了打倒賀龍的口號。1969年6月9日，賀龍被迫害致死。
1971年5月17日，也就是賀龍逝世兩年以後，專案組寫出了一份《賀龍罪行的審查報告》。這份報告把賀龍定為「黨內軍內通敵分子」，「篡軍反黨分子」，提出：「開除軍籍、黨籍，並在一定範圍內公布其罪行，肅清流毒和影響」。然而，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形勢發生了變化。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的鬥爭加劇，中共中央沒有討論這個報告，被擱置了起來。
1971年，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毛澤東作為領袖犯過錯誤，但是，他不愧是一位偉大的革命者。在清理林彪集團罪行材料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漸了解到賀龍問題的真相，對自己有所反思。1973年2月底，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對張春橋說：「我看賀龍沒有問題，策反他的人，賀龍把他殺了。」他作自我批評說：「我有缺點，聽一面之辭。」
然而，這個自稱「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張春橋，卻對「最高指示」密而不宣，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更談不上著手為賀龍平反了。
12月21日，在調動八大軍區司令員職務時，毛澤東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上講話的時候，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講，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你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毛澤東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評，他說：「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到了1974年9月4日，毛澤東又催問了這件事。他在一次談話中問道：「賀龍恢復名譽搞好了沒有?不要核對材料了。」
在毛澤東頻頻過問之下，中共中央於1974年9月29日發出了一份中共中央25號文件《關於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1975年的一天，毛澤東在讀了根據他的指示有關部門寫出的詳細敘述賀龍親屬及好友遭受殘酷迫害情況的報告後，他「一會兒把報告放在胸脯上，一會兒眼睛望著臥室的頂棚。看完後，他非常難過地把報告放下，一句話也沒有說，兩行熱淚滾落在枕頭上……」可以說，這其中也有毛澤東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誤失察的認識和反思。
革命年代彼此信任、親密合作
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全人類的進步事業，不僅獲得了中國各族人民的敬仰和愛戴，也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讚譽和尊敬。特別是他們之間彼此信任、長期合作、互相支持、互相關心的革命情誼，更是有口皆碑。
美國著名記者斯諾，曾在他所著的《漫長的革命》一書中這樣比喻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要說明他們兩人的關係，『共生共棲』這個詞語可能是最好的了。毛和周在作風和個性上很不相同，在37年信任和相依的基礎上，他們像兩人前後坐的腳踏車一樣相輔相成。……毛澤東是一位進取者，是原動力，是創始者，善於採取令人驚訝的局面、緊張局面和緩和局面交替出現的戰略。他不相信漫長的穩定時期，而且從來不滿足於變化的速度，可是他是重實際的，對於逐步實現一個目標有著極大的耐心。周恩來喜歡巨細無疑地執行計劃，而且問題越複雜越好。他迅速地抓住事情的本質，必要時丟棄不實際的東西，而且他決不行險僥倖———如果沒有王牌在握的話。周工作得極好。他是一個營造師，不是一個詩人。」
斯諾這段生動的描述，比較恰當地說明了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並肩戰鬥、相互輝映、相互補充和相互依存的親密而默契的合作關係。
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中期。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時期，在革命風起雲湧、如火如荼的年代，毛澤東與周恩來在革命的策源地廣州一見如故，便開始有所往來，從而為他們後來的長期而親密的合作拉開了帷幕。
193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內盛行著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左」傾思潮，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做法受到打擊和排斥。當時，周恩來在黨內和軍內的地位與名望都高於毛澤東，但他在革命戰爭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毛澤東堅持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中國革命的唯一出路，對毛澤東的軍事才華、遠見卓識深信不疑。在毛澤東身處「孤立」境地時，周恩來對毛澤東給予了深切的理解和信任，給予了熱情的鼓舞和支持。從這時起，開始了他們之間的初步合作。
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長期的正式合作關係是在1934年秋紅軍開始長徵後，特別是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以他在黨內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在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鬥爭中在政治上支持毛澤東，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內的實際領導地位。此後，他們之間和衷共濟，同喜共哀，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密切合作，廣為世人所熟知和傳頌。
「文革」期間相互關心情誼深厚
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歲月，毛澤東對幾十年和他患難與共的周恩來始終懷著深厚的情感。兩位偉人互相愛護和關心，真可謂入絲入毫，點滴不漏。走進晚年，老人的悲憐晚情，催人淚下。
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老人在晚年時的關係中，常有一種揪人心扉的東西。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發生了一次突變。
1972年1月參加陳毅追悼會後不久，毛澤東再次病倒。並且來勢兇猛，他休克了。經過醫務人員的全力搶救，才甦醒過來。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病重的消息，立刻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毛澤東居住的遊泳池看望。
1972年，周恩來已經出現便血的病象，他的身體迅速地消瘦下來。5月18日，周恩來經京、津、滬三地的著名專家確診為膀胱癌後，立即報告毛澤東。
當毛澤東展開醫生的報告單，一字一句地看完時，他的心情是那樣的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緊皺著眉頭的臉上。毛澤東親自指示由葉劍英、鄧穎超、汪東興和張春橋領導醫療組的工作。
早在1965年，醫生發現周恩來患心臟病時，毛澤東即關心地請他「工作量減少一點，少看一點兒文件」。周恩來患癌症後，毛澤東又多次勸他「安心養病」，「節勞，不可大意」，並提出請鄧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以減輕周恩來的負擔。
1974年2月，四屆人大開過後，周恩來由於過度勞累，病情繼續惡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澤東得知後，非常傷感。他躺在床上忍受著近乎失明的痛苦，費力地一字一句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去打個電話問問總理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了。」
3月20日，周恩來用顫抖的手親筆致信毛澤東：
「主席：最近4年來，我的大便中偶有潛血出現，但因消化系統好，未進行腸胃檢查。這兩年又因膀胱癌出現，尿中有血，易於計量和檢查，故醫療力量集中於治療膀胱癌。現膀胱癌經過兩次開刀，3次電燒，已能稍稍控制……今年開會後(註：指四屆人大)，大便中潛血每天都有……進行食鋇和灌鋇檢查，始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位有一腫瘤，類似核桃大，食物經此癌腫處蠕動甚慢，通過亦窄……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後得的肝膿瘍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來隨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徵到達松潘毛兒蓋。就要進入草地了，這將是最艱難的一段路程。這時，周恩來病倒了。他高燒不退，幾天來一直處於昏迷中。當時毛澤東決定讓鄧穎超從休養連調到總部幫助照顧周恩來，並指示醫生全力搶救治療。經醫生檢查，並結合臨床表現，確診為「阿米巴痢疾」。根據醫書記載，這種病死亡率極高，只有個別患者在化膿部位與腸接觸的地方穿孔，膿液經腸子排出體外而得以生存。
當時，根本沒有做穿刺和開刀手術的條件，於是，醫生們決定除了讓周恩來服用易米丁藥之外，還採用了古老的「冰敷」療法，以挽救周恩來的生命。醫生們把冰袋放在周恩來的身軀上部，焦急地等待著。過了六七個小時，周恩來終於慢慢地清醒了，他不時地低聲呻吟，說肚子疼，並排出了許多膿液。周恩來轉危為安。
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這封信，又重提此事，說明病因，讀起來使人心如刀割。
幾天後，毛澤東批准了對周恩來的治療方案。自從周恩來患病，毛澤東一直關心和惦記著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每次審閱有關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他總是特別認真。這期間，毛澤東一度因白內障不能看東西，當工作人員給他讀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他聽得格外認真、細緻，居然能記住周恩來每天失血的數字以及施行第幾次手術等。
毛澤東坐在新沙發上搖了搖，說：「這種沙發好多了。原來的那種沙發又高又大，像我這樣高的人坐上勉強可以，腳能著地，像總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腳就得懸著。」他囑咐工作人員：「總理現在生病，給總理送一個去。」
同樣，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病情也十分關心。
自1971年以後，毛澤東的體質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況很不穩定，且好的時候少。有時連續幾天大量工作，有時他又因帕金森症發作臥床不起。
毛澤東身體狀況雖然日衰，而從20世紀70年代起，外國首腦大凡踏上中國土地，就會有個急切的要求：拜會毛澤東主席。並以一睹「東方巨人」為快為榮。對此，八旬老人面臨的是紛至沓來的友誼之手，這能拒絕嗎?猶如人不能拒絕空氣一樣，也不能拒絕這個熱忱的世界。
1973年春，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動達到了高潮。而此時，毛澤東患白內障多年的眼睛，視力急劇下降。越來越討厭耀眼的攝影燈在他書房裡閃來閃去。周恩來非常著急，他除了及時了解病情和指導眼科專家的會診外，還告訴攝影記者拍攝毛澤東和外賓會見的照片時間，必須嚴格限制在3分鐘以內，多1分也不行，時間一到立即關燈。另外，周恩來還將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鏡送給了毛澤東。他在寫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一封信裡說：「這副眼鏡是我戴了多年，較為合適的一副。送給主席試戴。如果不合適，告訴我，給主席重配。」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愛護和關心，真可謂入絲入毫，點滴不漏。
1975年8月，醫生決定為毛澤東做白內障摘除手術。這種手術屬於一般性的小手術，但周恩來仍然不放心。儘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了，但卻堅持要到手術現場。為了不幹擾毛澤東的手術，周恩來和其他幾位領導人提出不到手術室，不與毛澤東打招呼，幾個人坐在手術室外的大廳裡，一直等毛澤東手術做完之後才放心地離去。
周恩來逝世，毛澤東多次失聲痛哭
1976年元旦，毛澤東的《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兩首詞發表，已處於病危之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恰好從廣播裡聽到，便讓秘書去買來詩詞，並讓他們讀。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周恩來的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可是，膀胱癌和腸癌的劇痛很快又使他雙唇緊抿。秘書收起詩詞，他雖然疼得額上沁滿汗珠，仍然堅持示意讓秘書把詩詞放在他的枕邊。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感情是非常真摯而深厚的，即使在彌留之際，還惦念著毛澤東的病情。
有一天，他醒過來，用微弱得勉強能聽到的聲音訥訥地問醫生：「主席，主席身體怎麼樣?」
「沒有大的變化。」醫生小聲報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來說完後，又昏迷過去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周恩來總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在這之前的十幾個小時內，周總理的病情報告便不斷送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靜靜地看著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報告，治療方案、搶救方案的報告。
周總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張耀祠得知這一噩耗，馬上來到主席的大廳，告訴了在毛澤東臥室外面值班的護士小於。小於拿起了平時常用的一支鉛筆，一支很輕很輕的筆，此時變得很重很重，她用歪歪斜斜的筆跡在一張常用來通報事情的白紙上寫下了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這張紙放在了主席大廳裡的條桌上。
孟錦雲聽到外面大廳裡有人走動的聲音，按照往日的經驗，她知道這是有人來送條子或送東西來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了大廳裡長條桌子上的紙條。她拿起了那張32開的白紙，一行字清晰地出現在她的眼前，她看了又看，她凝視著，拿著那張紙，一動不動，淚水不由自主地滾到了臉頰。
中午吃過飯後，毛澤東休息了兩個小時，下午三點多鐘，政治局派人送來了總理逝世的訃告清樣。孟錦雲收下來，看毛澤東睡醒覺，精神還算可以，她決定找機會把總理逝世的消息告訴主席。
按照慣例，這時孟錦雲給毛澤東讀報，讀文件。她先讀了些別的內容，然後她覺得再也沒法隱瞞了，便稍稍停頓了一會兒，拿起那張訃告清樣，她一向很高的嗓門，很快的速度，忽然變得低沉、緩慢：「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1976年去世。」
毛澤東聽著，慢慢地閉上了眼睛，眉頭緊鎖，不一會兒，閉著的眼睛裡滾出了淚珠，一直流到了臉頰。他沒有說一句話，只任淚水默默地流淌，淚水流過了面頰，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頸。
毛澤東始終不說一句話，此時，能用什麼話來表達感情於萬一，幾十年同舟共濟，幾十年風風雨雨，幾十年來的得力助手，周恩來同志先走一步，永遠離去了。這對於毛澤東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長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從心，他不能不觸景生情了。
周恩來的追悼會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開。在這之前，輪椅，氧氣袋，一切搶救的措施都準備好了，準備主席去參加追悼會。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體又多次出現反覆，他根本坐不起來，更不用說是站立了。
孟錦雲打電話請示汪東興：總理追悼會的事，要不要告訴主席參加?汪東興回答說：「政治局未發出通知請主席參加追悼會，你們就不要問主席參加不參加了。」
就這樣，毛澤東沒有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追悼會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孟錦雲給毛澤東讀了追悼會上由鄧小平同志致的悼詞的清樣。
孟錦雲讀著，忍著眼淚。毛澤東不再是默默地聽著，他淚如泉湧，失聲痛哭，他依舊沒說一句話，他又能說些什麼呢?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他的痛哭，已訴說了他深厚的情感，這裡有對患難與共的戰友的哀傷，有對幾十年來交往的回顧，有對自己暮年多病的悲涼，有對自己已無力回天的沮喪。周恩來的謝世，也許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澤東大概也感到了一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悲傷。
在後來幾天裡，孟錦雲每次給毛澤東讀有關悼念活動的文章，各國的唁電，毛澤東都會默默地流淚。
周總理逝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毛澤東都未能擺脫悲傷的情緒。本來，還可以說說笑笑的主席，因為總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帶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歡樂。
有一天，毛遠新告訴毛澤東，上海的一些頗有影響的人物貼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報。大字報上說，鄧小平在悼詞中把周恩來讚頌得過分了，「結論應該推翻」。毛澤東給予了明確的答覆：攻擊周恩來，人民一定不會答應。在周恩來追悼會上所作的悼詞，其結論是不能改變的。要推翻這個結論，人民是不會贊成的。
毛澤東對與他共事近半個世紀的周恩來是深信不疑的。他了解周恩來，信任周恩來，也知道人民愛戴周恩來，所以他不容許任何人詆毀周恩來。
地震發生：毛澤東的病榻也搖晃不止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53.8秒，那是一個黑色的可怕瞬間……河北唐山被夷為平地，而且大半個中國均有震感，首都北京同樣遭到唐山強烈地震的襲擊。
與此同時，紅牆內的毛澤東正在承受著疾病的巨大折磨，他於病榻上簽署了生前的最後一個文件。
1976年6月，83歲高齡的毛澤東因患心肌梗塞已被搶救一次。
7月28日凌晨，當指針指向3：42，中南海大地突然顫動起來，毛澤東住處大廳門窗上的玻璃「譁啦啦」地響個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機發動般轟轟的響聲，毛澤東的病榻搖晃不止……
汪東興、王洪文、張玉鳳感到情況異常，預感可能是發生大地震，急速向毛澤東的臥室走去，毛澤東住處的氣氛立刻緊張起來。
此時的毛澤東身穿睡衣，半躺在床上、雙目微閉，並沒有因這場突如其來的地震而感到恐慌。他知道發生了地震，由於說話很困難，便用手擺擺，大概想對工作人員說，不要驚慌。
這時，有人喊：「小周，快!主席的頭。」
工作人員周福明聽見喊聲，立即抱著毛澤東的頭部，躬下身擋住。為防止房子掉下東西砸著他，工作人員找到一個大被單，幾個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的床鋪上面。這時，汪東興走到毛澤東的床前說：「像是地震，我再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後再向主席報告，請主席好好養病，不要著急。」
天亮後，經醫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把毛澤東轉移到防震的房子———遊泳池南的「二O二」。中央辦公廳通知毛澤東的警衛戰士用擔架把他抬走時，毛澤東已服過安眠藥，剛剛入睡，抬他的時候他並不知道。
毛澤東醒後，他發現住處發生變化，立即向工作人員詢問：「這是什麼地方，怎麼把我弄到這兒來了?」他一再要求回原來的地方去。
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走到毛澤東床前，向他解釋說：「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慮到主席的安全。」毛澤東還是執意要回去，華國鋒又再三說：「等地震平靜下來，主席的身體好些再回去。」毛澤東只好答應下來。
看到報告：為傷亡眾多人民而落淚
這時，北京中南海紫光閣會議室裡的氣氛異常緊張。
當有人報告道：「唐山來人了。」「快請他們進來。」紫光閣會議室裡的中央領導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回答。開灤礦駕駛礦山救護車進京的李玉林一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駐唐某飛行團副政委劉忽然和師機關參謀張先仁等一同走進了會議室。
中南海紫光閣會議室，中共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繼續舉行。李玉林等將唐山大地震的全部情況向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們一一作了匯報，當他們講到地震慘景時，黨和國家領導人首先的反應是驚愕，後來都情不自禁地落淚……
李玉林等人的出現，使國務院副總理們深切意識到了災難的慘重程度。
中央辦公廳聽取了李玉林等人關於地震災情的匯報後，起草了有關唐山大地震的情況報告，並很快送到了毛澤東的床前。
毛澤東艱難地看完中央辦公廳起草的有關唐山大地震情況的報告，得知這次地震，唐山遭到如此嚴重的損失，整個城市被毀於一旦，他的心情顯得更為沉重，不禁為此次地震遭到了極其嚴重損失的唐山人民而傷心，為此次地震傷亡眾多人民而落淚。
這時，秘書走到毛澤東床前，俯下身向他報告說：「主席，華國鋒總理來匯報地震的情況。」
「噢，快請他進來!」毛澤東側了一下身子，雙眼望著門口。
華國鋒走到毛澤東的床前匯報說：「主席，這次地震的中心在唐山，北京受到比較嚴重的波及，人員傷亡及損失情況，我們已派人去調查……」
毛澤東聽後點了點頭，緩慢地對華國鋒說：「我自己現在病中，這些事呢，就由你去處理。」說著，毛澤東緊緊握住了華國鋒的手，那雙充滿期望的眼睛久久凝視著華國鋒……
親自批准：授權陳錫聯紀登奎吳德調動部隊
7月28日上午10時左右，當獲悉唐山大地震的準確消息後，黨中央、國務院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做出了重大的決策，迅速進行部署。為統一領導和組織抗震救災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災指揮部、國務院成立了抗震救災辦公室。
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紀登奎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全面負責中央抗震救災指揮部的工作，並授權他們可以調動部隊和動用軍需物資。
28日上午10時，北京軍區副參謀長李民率領指揮機關先頭人員，乘飛機在唐山機場緊急著陸。救災部隊迅速向唐山開進。
28日上午11：30，北京軍區某坦克師官兵進入唐山地震災區，接著其他部隊也陸續進入了市區，他們都被眼前的地震悲慘情景所震驚。人民子弟兵不顧行軍的疲勞，米水未進，立即投入搶救受傷群眾的戰鬥。
由於對災情估計不足，行動匆忙，許多部隊是徒手而來，有的只帶了簡單工具，在吊車沒到之前，他們主要憑著鐵鍬、鐵棍等工具進行扒挖，有的甚至徒手而戰。他們不顧頻繁的餘震，攀危樓、鑽險洞，哪裡有呼救聲就衝向哪裡……
此時，全國各地的救災醫療隊正迅速組成……
7月29日上午，北京、上海、瀋陽等地的醫療隊出現了，先後奔赴市區;無數瀕臨絕境的重傷員被抬上飛機，送往各大城市急救;為了及時救濟災民，飛機還進行了空投;基建工程兵的大型機械車開來了，那些掙扎在亂石中3天、5天、8天的人們獲得了新生。最後，連埋在井下15天的礦工也神奇地被救了出來。
重病期間：生前批閱最後一份文件
毛澤東在唐山大地震3天之後，又看到中央辦公廳送去的一份關於唐山大地震情況的報告，這時唐山大地震的情況進一步調查清楚，這份報告中提到派華國鋒去唐山慰問災區人民，還有下一步災民的安置和派醫療隊等一些重要情況。
當時毛澤東病情已經惡化，連說話都很困難了，秘書要求將報告讀給他聽。
毛澤東不同意，接過報告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堅持看完。當看到唐山大地震人員傷亡、房屋倒塌的損失情況時，他拿文件的手顫抖起來，眼睛裡噙著淚水，再次示意，一定要安排好災區人民的生活!
毛澤東看完報告後，立即將華國鋒叫到他的床前，語氣深沉地對華國鋒說：「儘快去唐山，代表我慰問災區的人民，安置好災民的生活。」
毛澤東一個時期由於眼睛患白內障，不能親自審閱文件，都是秘書念給他聽。唐山大地震期間的毛澤東，雖重病纏身但仍堅持臥床批閱重要文件。後來，中央辦公廳起草的《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又是毛澤東親自審閱的。
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介紹說：「毛主席生前批閱的最後一份文件，就是他在重病期間批閱的這份關於唐山大地震的報告，它記錄著唐山人民受災之後，黨中央、毛澤東對災區人民的關心。」這份文件也是毛澤東生前圈閱的最後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毛澤東在即將走到人生盡頭的最後時光裡，時刻沒有忘記遭到地震災害的唐山人民。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做了這樣的記述：「地震後，很快，唐山地震災情開始登上新華社內參和各大報，主席躺在床上一個字一個字地看……」
唐山、豐南地區的地震逐漸趨於平靜。這期間，毛主席時刻關心著受災的地區和人民，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問。
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毛澤東這位挽救過革命挽救過黨、並以他東方巨人的雄才偉略和權威擊敗了一切對手的領袖，溘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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