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1月17日，中國倫理學家、教育家楊昌濟逝世。
說到楊昌濟，他最為人所知的一個身份是毛澤東的嶽父。實際上，他更是一名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平生最得意的幾個門生便是毛澤東、蔡和森和蕭子升。
新民學會及其精神導師楊昌濟
1918年，在湖南思想文化界還相對沉寂的狀態下，長沙出現了全省第一個提倡文化革新的團體――新民學會，它的發起者主要是毛澤東、肖子升、蔡和森等一批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風華正茂的青年學生。他們目睹當時社會的黑暗，人心的動蕩，封建復闢思潮的泛濫，在導口雨楊昌濟的影響下，逐漸意識到非進行一場文化啟蒙、道德改良運動不足以拯救中國，於是集合同志，於1918年4月14日成立了新民學會。
新民學會的宗旨是「革新學術，溉腸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新民」之名出於「大學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並表明革新國民性是它的最終目的。學會規定會員必須具務純潔、誠懇、奮鬥和服從真理4個條件，並制定了不虛偽，不懶惰，不浪費，不賭博，不押妓等5條會員必須遵守的道德自律。學會要求會員較集中的地方多組織談話會，散居的會員也應用通信方式互相報告研究心得。學會成立後，除第一師範外，長郡中學、周南女校、商業專門學校等長沙進步學生和青年教師相繼入會，後會員發展到七八十人。
新民學會原先所持有的是道德改良主義。1917年夏，毛澤東曾在給同學的信中表示：「頃略閱書報，將中外事態略為比較，覺吾人積弊太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汙，蓋二者之潛力無在不為所瀰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實，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至今，種根太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毀」。顯然，毛澤東這裡持有的是道德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只要國民的「倫理道德問題」解決了，其他的一切社會問題便會迎刃而解。所以，他力言「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展新思想」。還認為：「革命非兵刃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即不主張以武裝改造的方式來改造社會，而主張進行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為此，毛澤東和他的同學朋友們組成了新民學會，而他的這種道德改良思想是新民學會成立之初會員中間相當普遍的主體思想，只是到「五四」政治運動之後，新民學會會員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才傾向於用暴力革命的形式改造社會。
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是楊昌濟。《新民學會會務報告》說：「(會員)諸人大都系楊懷中先生的學生，與聞楊懷中先生的緒論，作為一種奮鬥和向上的人生觀，新民學會乃從此產生了。」由此可見楊昌濟的影響之大。
楊昌濟，字畢生，後改名懷中。長沙板倉衝人。他出生於一個有理學淵源的家庭，又恰逢湘軍集團鼎盛時期，因此深受理學影響，尤其服酒曾國藩的治學與修養方法，接受了理學「誠」、「靜」、「敬」等概念，堅信道德教育的力量，認為只要有了誠意就能感動一切，推動一切。他還主張人應該拋棄物慾，處繁如簡，培養自己的涪然之氣，強調不圖名，不圖利，做實事，戒空談。這種湖湘傳統文化的感染陶冶，奠定了楊昌濟一生的思想根基。
維新運動時期，楊昌濟曾加入南學會。他對譚嗣同心悅誠服，在日記中寫道：「餘研究學理十餘年，殊難極其廣大，及讀譚曲陽《仁學》，乃有豁然貫通之象。」又讚頌說：「譚測陽英靈充塞於宇宙之間，不復可以死滅。」維新失敗後，他閉門研讀《皇朝經世文編》和王船山史論，魏源的經世思想和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對他影響很大。1903年，楊昌濟出國留學，在日本、英國、德國共達10年之久。這期間，他攻讀哲學、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話學科，1913年才返回湖南。
楊昌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自己曾經說：「餘目弱冠，即有志於教育。」1913年歸國後，他即積極介紹西方教育制度，倡言教育救國，堅持「欲救國家之危亡，舍從事國民教育，別無他法」。楊昌濟認為，政治與教育有密切的關係，「無善良之政治，則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雲無善良之教育，則不能有善良之政治。」但如果僅從政治上求變，是自上而來的變，成效快卻不易鞏囪;而從教育上求變，則是自下而來的變，效果雖慢卻能持久。辛亥革命的中國還只有政變一類的「粗跡」之變，民族的落後品性還沒有變，要改變這種落後的品性，就必須依靠教育。因此，他把教育工作看作是打社會基礎，恰如高樓大夏應從底部基礎砌起一樣，他自己就願意從事並傾身投入這一基職工作。
自1913年起，楊昌濟先後在長沙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湖南高等師範、湖南商業專門學校、長沙第一聯合中學等校教授過倫理學、教育學、哲學等課程。由於他學問淵博而又人格高尚，所以極受學生尊重。湖湘人士曾評價他：「對於中西學術源流，政治風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養覺察，事事物物，無不加以詳密之分析，而後出之為語言，發之為文章，經師人師，備諸一身。以故來學之士，一受其蒸陶，無不頓改舊時之宇宙觀，如飲醇膠，受其影響….在湖南教育史中實別開一新紀元，不可忽視!」這是對楊昌濟道德文章與教育業績的確切評價。
當全國新文化運動發韌，《新青年》問世後，楊昌濟除自己認真閱讀外，還積極向朋友、學生推薦，成為《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宣傳者。湖南新文化運動中，楊昌濟以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為武器，批判中國封建的倫理綱常，稱「中國三綱之說，嚴重卑幼而薄責尊長，實釀暴虐殘忍之風」。但楊昌濟並不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中國固有之文化，經史子集義蘊宏深，正如寶藏遍地。」他還指出，就像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個性一樣，一個國家也有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因而一個國家的文明，不能全部移植自他國。學習西方文化應該根據國家具體情況，確定何者宜取，何者宜舍。所以，他極力主張用「新時代之眼光來研究吾國之舊學」，然後在此基礎上「合東西洋文明一爐而冶之」。楊昌濟的這種中西文化觀對他的學生們影響深遠。毛澤東曾在1920年寫信給同學周世創說：「世界文明分東西兩統，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方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很明顯，毛澤東等人的這種思想直接來源於他的師長楊昌濟。因而稱楊昌濟為新民學會的精神領袖是當之無愧的，他以其淵博的學問，崇高的人格，對湖南文化教育事業的傑出貢獻而成為長沙及湖南的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相關連結
青年毛澤東與恩師楊昌濟
青年毛澤東平生第一次來北京時就住在恩師楊昌濟的家裡。楊昌濟非常賞識毛澤東，他不僅舉薦毛澤東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從而使毛澤東有機會更廣泛地接受新思想，他還促成了女兒楊開慧與毛澤東的愛情。
初到北京借住恩師家
1918年8月19日，有人叩響了北京東城區鼓樓後豆腐池胡同15號院的大門，院主人楊昌濟打開門驚喜地發現，客人居然是他的高足毛澤東!那是毛澤東生平第一次離開湖南到北方，也是第一次身臨嚮往已久的北京。
毛澤東在青年時期曾兩次到北京，分別是1918年和1920年，這兩次都與楊昌濟及北大發生密切關係。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時就住在東城區鼓樓後豆腐池胡同15號，這是個普通兩進四合院，不大，院主人就是他的恩師楊昌濟。
楊昌濟是湖南長沙板倉人，他在日本留學時改名楊懷中，意為雖身處異邦，仍懷念中國。1914年，楊昌濟在湖南第一師範擔任教員教授倫理學課程時，認識了因第四師範合併剛轉編過來的學生毛澤東。
楊昌濟非常賞識這個天資稟異的學生，楊昌濟在日記裡這樣記述對毛澤東的最初印象：「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而對毛澤東來說，楊昌濟是他最敬服的老師之一，其教授的倫理學也是他最喜歡的課程，他甚至把楊昌濟翻譯的《西洋倫理學史》全部抄錄下來。
數年後，楊昌濟在寫給章士釗的推薦信中寫道：「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這裡的「二子」，便是蔡和森與毛澤東。後來，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籌建華法教育會招募學生，楊昌濟便舉薦了這二人，毛澤東也由此來到北京。
1918年6月，楊昌濟被聘為北大哲學系教授，攜家眷自湖南遷至北京，住進豆腐池胡同一個不大的四合院。那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法國到中國招募華工，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因此籌建了華法教育會，組織中國學生開展赴法勤工儉學活動。楊昌濟及時把這個消息傳回湖南。此時，毛澤東剛從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他認為這正好是繼續求學的理想途徑，便積極發動剛成立不久的新民學會會員參加。
恩師舉薦任職北大圖書館
初到北京的毛澤東，先是與蔡和森一起住在楊昌濟家前院的房間裡。後來由於當時來北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居住得較為分散，聯絡不太方便，毛澤東等人才在景山東街三眼井租了3間屋子，從楊昌濟家裡搬了出去。
埃德加·斯諾曾經採訪過毛澤東關於青年時期在北京的生活，他在《西行漫記》裡記錄下毛澤東的敘述：「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平去，那時叫北京。當時湖南有許多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世界大戰中曾經用這種辦法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打算出國前先去北京學習法文。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多，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在《西行漫記》的另一段回憶中，毛澤東說：「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我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來了以後，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然而，年輕英俊的毛澤東儘管在湖南已小有名氣，並且已經是新民學會的領導人之一，但初來北大這塊精英聚集之地，他還只是一個來自外地的默默無聞的普通青年。毛澤東以一種略帶自嘲的語氣回憶這段經歷：「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灰心，他參加了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利用在北大旁聽的機會如饑似渴地學習。他對當時在新聞學會講課的著名報人邵飄萍十分敬佩，曾經多次上門求教。可以說，在北大學習的這段時間，毛澤東得以更廣泛地接觸新事物、接受新思想，這對於奠定他的思想基礎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恩師、嶽父、知心朋友
楊昌濟把青年毛澤東舉薦到北京大學，使得他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然而，楊昌濟不僅是毛澤東的恩師，他後來還成為毛澤東的嶽父。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比毛澤東小8歲，他們初次相識時楊開慧還是個14歲的小女孩，但當毛澤東在北京再次遇到楊開慧時，她已經長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毛澤東與楊昌濟建立了極為深厚的師生情誼，課餘時毛澤東經常去楊老師家裡討論問題，他總是碰到楊開慧，他們有了更多接觸機會。就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15號的院子裡，這對青年人漸漸萌生了愛情。
楊開慧後來曾說道：「自從聽到他許多事，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上了他。」「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見了我的心。」毛澤東也真誠地愛上了楊開慧，曾經寫過一首《虞美人·枕上》抒發戀情，其中有句：「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那充滿柔情蜜意的詩句，與他後來戎馬生涯中所作的壯闊絢麗的詩篇形成強烈對比。
相愛兩年後，毛澤東與楊開慧在長沙結婚了。誰能想到10年之後，楊開慧竟然被反動軍閥殺害。事過多年，毛澤東對他的第一位愛人仍充滿深深懷念，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以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的千古絕句寄託思念。
1920年初，也是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時，楊昌濟不幸病逝。毛澤東滿懷悲痛地與楊開慧在法源寺為恩師守靈，並發起募捐，安排後事。在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裡，毛澤東不止一次懷著敬重的心情談到楊昌濟：「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作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如今，豆腐池胡同還保持著以前的模樣，楊昌濟舊宅院門西側牆上鑲嵌的石匾上寫著「毛主席故居」字樣。前院有一棵棗樹，據說是楊昌濟親手種的，每年都要結很多棗。20世紀60年代，院子的主人還特地把摘下來的棗送進中南海，讓毛主席嘗一嘗。
（新湖南客戶端綜合自《民主與法制時報》、長沙旅遊網等）
[責編:朱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