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清代學者盧文弨、戴震校勘《大戴禮記》的成果最先由盧見曾刻入《雅雨堂叢書》之中。而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實有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兩種刻本，後世多誤之為一。戊寅本以盧文弨校注為主，並融合了惠棟、戴震的校勘成果；庚辰本則用戴震校本，系戴震在盧見曾幕府時校勘所得，後出轉精。《四庫全書》本《大戴禮記》系戴震在雅雨堂本的基礎上，廣集眾本，參互考證，從而將《大戴禮記》校勘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盧文弨、戴震合校《大戴禮記》，釐正了《大戴禮記》在流傳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為後世《大戴禮記》學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礎。
關鍵詞: 盧文弨; 戴震; 《大戴禮記》; 校勘; 乾嘉考據學
收稿日期: 2020-06-13
中圖分類號: G256.3 文獻標識碼: A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0216210020052）
文章編號: 1008-7621(2020)06-0106-06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作者簡介: 陳曉華(1972-), 女,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侯曉玉(1990-), 女,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乾嘉考據學興起之初，《大戴禮記》的校勘便引發了廣泛的關注。當時的《大戴禮記》校勘，以揚州盧見曾幕府為中心，以《雅雨堂叢書》本(以下簡稱雅雨堂本)為先導，在惠棟、盧文弨、戴震、王念孫、汪中、劉臺拱等學者的努力下，校勘成果迭出，成績斐然。這其中，尤以戴震、盧文弨的校勘工作最足稱善。二人的校勘成果體現在雅雨堂本、《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大戴禮記》中，這兩種版本也成為校釋《大戴禮記》的必備之書。實際上，雅雨堂本存在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兩種刻本，學界多把二者誤為一種。雅雨堂本刊行之後，盧文弨、戴震又曾數度致書商榷，這些校勘成果大都被四庫本予以採納。值得注意的是，惠棟當時因置身盧見曾幕府，也參與到了雅雨堂本的校勘之中。綜合盧、戴、惠三人合校《大戴禮記》的成果，不僅是全面評判雅雨堂本的重要前提，也是梳理清代《大戴禮記》發展史的必備工作。茲謹就管見所及，試述於後，敬祈方家教正。
一、《大戴禮記》版本現存情況
清乾隆年間，盧文弨、戴震往復再三，商討《大戴禮記》的校勘問題。根據二人的校勘成果，由時任兩淮鹽運使的盧見曾重刻《大戴禮記》，收入《雅雨堂叢書》(或稱《雅雨堂藏書》)，稱為雅雨堂本。後戴震入四庫館，在之前校本的基礎上，又經數次勘磨，終成四庫本《大戴禮記》。此為二人校勘《大戴禮記》的大體情形。
但隨著《大戴禮記》研究的日漸深入，筆者發現盧、戴校勘《大戴禮記》尚有很多問題值得討論。首先是雅雨堂本《大戴禮記》的版本問題。一般認為，雅雨堂本系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刻本，有盧見曾序為證：「《大戴禮》十三卷……餘家召弓太史，於北平黃夫子(黃叔琳)家，借得元時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為後人刊削者，亦得據以補焉。又與其友休寧戴東原震，泛濫群書，參互考訂。既定，而以貽餘。夫以戴書盧注，經千百年後，復有與之同氏族者，為之審正而發明之，其事蓋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諸梓。……乾隆戊寅。」[1]細讀盧序可知，雅雨堂本《大戴禮記》系用盧文弨校本，刊刻之前，盧文弨曾與戴震「參互考訂」，所以該本同時吸收了戴震的校勘成果。後世研究者談及該本，多徑稱雅雨堂本，少有異辭。
值得注意的是，王欣夫在其《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中著錄了兩種雅雨堂本《大戴禮記》，一種為乾隆戊寅刻本，一種為乾隆庚辰刻本[2]384-390。據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載：「《大戴禮記》十三卷(二冊)清乾隆戊寅德州盧見曾雅雨堂刊本。臨元和顧廣圻校並跋。盧刻《大戴禮記》系用戴東原校本，當時惠松崖同在揚州運使署，或亦曾與參校。」[2]384-390又載：「《大戴禮記》十三卷(四冊)清乾隆庚辰盧見曾雅雨堂刊本。佚名臨休寧戴震、歸安丁傑校。……當時未得校者主名，因中有丁小山師雲者，小山為歸安丁小雅初字，且著有《大戴禮記釋》一書，而後世無傳本，遂題目之曰『丁傑校本』。獨任君心叔銘善謂是小雅弟子臨其師所錄戴東原後校本，而未詳其說，忽忽十餘年矣。一九六二年四月，心叔自杭寄來長跋一篇，義據堅確，其為戴校無復可疑。」[2]384-390乾隆戊寅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後僅隔兩年。那麼，是否真如王氏所言，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存在兩種刻本？
查閱雅雨堂本《大戴禮記》我們發現，該本牌記為「乾隆丙子(二十一年，1756)鐫『雅雨堂藏板』」。卷首目錄之前最先為盧見曾序，所署時間為「乾隆戊寅(二十三年，1758)」；次為迻錄南宋韓元吉序及元代鄭元祐序，鄭序後有盧見曾校語；再次為戴震《大戴禮記目錄後語》，末署「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又次為盧文弨「乾隆庚辰(二十五年，1760)」所作之跋；最後為《校定大戴禮記凡例》十二條。有的本子諸序前後次序或有不同，或有缺失，但考之行款、題識等，可知是同一版本。為便於比較，我們暫且稱之為「通行本」。由於通行本牌記、序、跋所記時間各異，是否刻於乾隆二十三年先且存疑。
另外，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戴震手校本《大戴禮記》(以下簡稱「戴校本」)，其底本版心有「雅雨堂」字樣，卷前序跋與通行本相同，只是順序有異，可知底本與盧見曾雅雨堂本有莫大關係。通過比較我們認為，戴震所用的「雅雨堂本」並非通行的「雅雨堂本」。首先，通行本鄭元祐序後有盧見曾校語，戴校本則無。盧氏校語云：「曾按，《漢書·儒林傳》，戴德，字延君，為信都太傅；戴聖，字次君，為九江太守。序稱戴聖字次君，為信都太傅者，誤也。《公冠篇》自『使王近於民』至『親賢使能成王冠辭也』，自『陛下離顯』至『與天無極孝昭冠辭也』。序雲成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自是舊刻分段未晰，今本節分之，其義自明。」[3]卷首盧見曾的校語主要針對鄭序中所謂「戴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之誤而發，此校語即源出戴震，具見戴校本鄭序中。此外，序中「案」「陰」「冢」「御」等字原誤，戴震皆出校語，通行本皆改[3]序。其次，正文卷一，戴震校語有「舊字在案字下，誤寫要改正」[3](哀公問五義第四十)5b，通行本將「舊」字在案字之下。其他校語如「之誤作其」[3](保傳第四十八)1b 「而誤作如」[3](保傳第四十八)2b 「焉誤作謂」[3](保傳第四十八)3a 「訐誤作許」[3](保傳第四十八)4a等等，通行本皆據之校改。
由此而觀，戴校本所用的底本雖為雅雨堂本，但與通行本的確是不同的兩種刻本。也就是說，雅雨堂本《大戴禮記》確實存在兩種刻本，且後一種刻本是戴震在前一種版本的基礎上校勘而成。那麼，這兩種版本各刻於何時？又有怎樣的關聯呢？
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初次刊刻的時間，當如盧見曾序中所言，為「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則盧見曾序中已言之鑿鑿，再則盧文弨跋文亦稱，盧見曾一向留心《大戴禮記》，「索其本併集眾家本，參伍以求其是……凡二年始竣事」[4](新刻大戴禮跋庚辰)118。盧見曾於乾隆二十一年開始校刻《大戴禮記》，而跋中又言「凡二年始竣事」，即二十三年戊寅刻成，此即王欣夫先生所言「戊寅本」。該本以盧文弨校勘成果為主，很可能是盧見曾急於成《雅雨堂叢書》而先刊。國圖所藏戴校本即以此本為底本。
然而，戊寅本刊刻後通行未久，抑或尚未通行，由於訛誤尚多，便改板再刊。時戴震主盧幕，遂以先刊之本為底本，續為校勘，乃有庚辰之再刻。另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所載：「盧學士文弨先為校訂，刻既成矣，先生(指戴震)復細校之，故有庚辰冬、辛巳夏兩與學士(指盧文弨)之書，臚舉應改之字。今考雅雨堂刻本，凡庚辰札內所舉者，已皆剜板改之，皆先生所為也。其辛巳札內所舉，皆未之改，則先生已離揚之故也。」[5](乾隆二十五年三十八歲條)463盧文弨校訂之本，雖未明言刻於戊寅年，但據段氏所言「剜板改之」，可知此本早於戴震校本，當為戊寅本無疑。對照這兩種刻本，並參以盧、戴往來書信，可知段玉裁所言不虛。戴震在庚辰年(1760)給盧文弨的信中所舉應改之字，庚辰本皆已改正，而辛巳年(1761)書信中所列，未作更改。
這裡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先出的戊寅本之所以會有盧文弨在庚辰年所作的序，很顯然是後人根據他書竄入。因為戴震校本中無論是韓元吉序、元刻本序，還是正文，都有明顯的校改痕跡，而其中盧見曾序、校訂大戴禮記凡例、盧文弨跋三篇則並無校改，且板框、字體著墨也明顯不同，《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文更是直接根據《戴震文集》手抄補入。因此，上述這幾部分基本可以斷定皆為後來竄入。
綜上可知，雅雨堂本《大戴禮記》確實存在乾隆戊寅、庚辰兩種刻本。戊寅本以盧文弨校注為主，而參以戴震之說，於乾隆二十三年先刊；庚辰本則用戴震校本，吸收了戴震在盧見曾幕府時的主要校勘成果，於乾隆二十五年刊行，因而後出轉精，成為後世通行的版本。
二、《大戴禮記》的校勘情況
在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刊行之前，盧見曾幕府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也正在進行《大戴禮記》的校勘工作，他就是惠棟。從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初，惠棟、戴震同在盧見曾幕府，且都關注《大戴禮記》的校勘。那麼，惠校與戴校存在怎樣的關係？惠棟的校勘成果是否被盧見曾吸收而體現在雅雨堂本《大戴禮記》之中？想要弄清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對惠棟、戴震乃至盧文弨在盧見曾幕府的主要學術活動略作梳理。
惠棟於乾隆十九年(1754)客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幕府，助其校刊《雅雨堂叢書》。二十三年(1758)春，因病重辭幕回鄉，不久病逝。而正是從乾隆十九年到二十三年，盧見曾前後用了五年時間輯刻漢唐典籍，成《雅雨堂叢書》13種，包括《鄭氏周易》《李氏易傳》《尚書大傳》《大戴禮記》《鄭司農集》等，多為解經之作，意在表彰漢學。《雅雨堂叢書》諸種的刊行，處處可見惠棟的辛勞。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二年秋，亦即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刊行的前一年，惠棟正從事於《大戴禮記》之校勘，有跋記其事：「高安朱文端公刻藏書十三種，內有《大戴禮記》一種。……丁丑季秋，從雅雨先生借校一過。松崖。」[6]跋中所言高安本《大戴禮記》，系康熙五十七年朱軾據南宋韓元吉刻本校正重刊，內有朱軾句讀，是清人校刊《大戴禮記》最早的本子。惠棟從盧見曾處借得高安朱軾校本，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再校一過。所以王欣夫先生認為，戊寅本《大戴禮記》，惠棟很可能也參與了校勘[2]384。要想驗證盧見曾是否採納了惠棟的校勘成果，只需將惠校本與雅雨堂本對校即可，但翻檢國家圖書館藏書，始終未能得見惠校本《大戴禮記》。但惠棟當時正在盧見曾幕中，且正從事於《大戴禮記》的校勘工作，惠氏參與其中應該無疑。另據葉德輝言，盧見曾為《大戴禮記》所作之序即為惠棟代撰。那麼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吸收了惠棟的校勘成果亦在情理之中。當時惠棟關注的重點在《易》學，很可能出校並不多。正如王欣夫先生所言，惠棟校勘《大戴禮記》的主要目的即在為所撰《易》《禮》諸書準備材料。其言曰：「《大戴記》多採古書，如《哀公問五義》採《荀子·哀公篇》，《帝系》採《世本》，《勸學》採《荀子》，《千乘》則《王制》間採其語，《文王官人》採《周書》，《小辨》《用兵》《少間》採《三朝記》，《朝事》《投壺》採《逸禮》。故各書可互相勘正，而於闡發《易》義，及明堂、郊、禘之說，則均為所著《易漢學》《明堂大道錄》《禘說》之貯材。」[2]385戊寅本《大戴禮記》雖以盧文弨校本為主，但盧文弨本人並非盧見曾幕客，所以未曾親為刊書之事，當時幫助盧見曾刊刻該書最有可能的人便是惠棟。
戴震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冬進入盧見曾幕府，並在此與惠棟定交。可惜兩人交往不到一年，惠棟即歸道山。但二人並非泛泛之交，「惠棟對戴震學術思想的轉變有重大的推進作用」[7]。戴震在盧幕(1757-1758、1760兩館盧幕)的主要學術活動，就是校勘《大戴禮記》。但在進入盧幕之前，戴氏就已經開始了對《大戴禮記》的校勘。據《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所載：「是書(指《大戴禮記》)自漢迄今，注(指盧辯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餘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餘，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餘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5](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21-22乾隆丁丑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目錄後語」雖冠於雅雨堂本《大戴禮記》之前，但細讀其內容，並非為刻書所寫，而是戴震校勘該書時所記，之所以出現在雅雨堂本《大戴禮記》之前，當為盧見曾刻書時補入。
這一時期，惠棟、戴震雖然都在盧見曾幕府助其校刊《大戴禮記》，但該書最早的刻本卻以盧文弨校注本為主。盧文弨關注《大戴禮記》的時間較惠、戴二人為早。柳詒徵《盧抱經先生年譜》「乾隆二十年乙亥」條載：「館藏《大戴禮記》有武林盧文弨手校。……卷一首行題甲戌五月十八日以程榮本對校，乙亥嘉平之望以元劉貞庭本對校。」[8]盧校《大戴禮記》應該始於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後盧文弨又從黃叔琳處借得元刻善本，繼續從事《大戴禮記》的校勘工作。戴震亦尋得五種舊本[2](辛壬稿卷一)389及高安本(高安朱軾自修齋刻本)，參互校正。乾隆二十二年春，盧文弨以其所校本示戴震，商討《大戴禮記》校勘之事。其後，又曾多次讎校，才自信無大謬誤。盧文弨將校勘所得寄示盧見曾，盧見曾以此為基礎刻入《雅雨堂叢書》，遂有戊寅本《大戴禮記》的問世。當時戴震雖然已經進入盧見曾幕府，但據國家圖書館所藏戴校本《大戴禮記》可知，戊寅本並非出自戴震之手，其對《大戴禮記》的校勘是在戊寅本刊刻之後進行的。
綜上可知，乾隆二十二年，即戊寅本《大戴禮記》刊刻的前一年，盧文弨、惠棟、戴震三人都在從事《大戴禮記》的校勘工作。在此之前，戴震與盧文弨已往復再三，商討校勘事宜；戴震又與惠棟同處盧幕，切磋學問，交流校勘所得。次年，在惠棟、戴震的襄助下，盧見曾刊刻雅雨堂本《大戴禮記》。換言之，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匯聚了惠棟、盧文弨、戴震三人的校勘成果。
在戊寅本《大戴禮記》刊行之後，戴震與盧文弨又多次致書商討該書校勘諸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冬，戴震致書盧文弨，就校勘《大戴禮記》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言曰：「《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向未核出，如……謹陳鄙見，惟有道正之。」[5](與盧侍講紹弓書)60-62戊寅本刻成後俗字、誤字太多，戴震為之手校，今國家圖書館所藏戴校本《大戴禮記》即詳細記載了其校勘過程，閱之一目了然。盧文弨就雅雨堂刻本再加校閱，又得數事，附之於後，詳見盧氏所撰《新刻大戴禮記跋》[4](新刻大戴禮記跋庚辰)118-119。
乾隆二十六年(1761)，庚辰本刊行後一年，戴震又致書盧文弨，論《大戴禮記》校勘未盡之事。有言曰：「其《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後因窮處多繁雜，未及訂定。茲略舉大致，以乞教正……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恰樂也。伏待垂擇，不無有可附於閣下前所訂數十條末者。」[5](再與盧侍講書)62-71可惜的是，因離開揚州盧幕，戴震的這一建議，未能被補入雅雨堂本中[5](戴東原先生年譜)464。
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進入四庫館，得以專心從事校勘工作。得益於四庫館得天獨厚的條件，戴震再次對《大戴禮記》進行全面校勘，並彌補雅雨堂本之不足。據段玉裁記載：「先生(指戴震)在四庫館《永樂大典》內散見者僅十篇，以與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文，參互考核，附案語於下方，是經乃可與《三禮》並讀。」[5](戴東原先生年譜)478四庫本是戴震在雅雨堂本的基礎上，廣集眾本[9](前言)46，參互考證，尤其是利用了《永樂大典》中的相關引文，將《大戴禮記》的校勘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為《大戴禮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礎。應當指出的是，四庫本雖出自戴震之手，但並非戴震一人之功，而是融合諸家，在盧文弨等人校勘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新校本。
戴震故世後，盧文弨仍對《大戴禮記》傾心不輟。乾隆四十五年(1780)，盧文弨致書王念孫，討論《大戴禮記》校正事宜。「讀所校《大戴禮記》，凡與諸經相出入者，並折衷之以求共是，足以破注家望文生義之陋。然舊注之失，誡不當依違，但全棄之，則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與注絕不相應，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繫於下，使知他書之文固有勝於此之所傳者。觀漢魏以上書，……讀者皆當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4](與王懷祖念孫庶常論校正大戴禮記書庚子)276-281。盧文弨就王念孫校注《大戴禮記》的方法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不應捨棄舊注、改定正文，而應當在正文之下附作案語。次年，盧氏又與陳以綱商討校書事：「承示《大戴記》諸條，凡所證引，俱一一可桉不虛，足下之於此書，功良深矣。然區區一隅所見，亦不敢為足下隱，謹條疏如左，惟為我審正之，以盡切磋之誼，幸甚。」[4](與陳立三以綱上舍書辛丑)281-283二人就《大戴禮記》相關條目的校勘交換了意見。
盧、戴校勘《大戴禮記》歷時二十餘年，數次勘定。從戊寅本的初刻，到庚辰本的刊改，再到四庫本的全面校勘與進呈，盧文弨、戴震往復再三，質疑問難，孜孜不倦，樹立了中國經學史上的校書典範。經盧、戴校勘與倡議，《大戴禮記》訛舛漸少，治者漸多，注本漸興，始可與《三禮》爭勝。在《大戴禮記》研究史上，盧、戴二人功不可沒。
三、盧文弨、戴震校勘《大戴禮記》的意義
在中國經學史上，《大戴禮記》始終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它雖然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是研究孔子與先秦儒學的珍貴材料，但該書卻流傳不廣，除北周盧辯曾經為之作注外，歷代研治者稀少，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這與《大戴禮記》在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稱的。隨著清代考據學大盛，經典研究全面展開，《大戴禮記》遂再度進入學者的視野。
清代的《大戴禮記》學研究，始於康熙年間學者朱軾。康熙五十七年(1718)，朱軾在浙江巡撫任上校刊《大戴禮記》，由此出現了清代《大戴禮記》的最早刻本。因朱軾祖籍江西高安，因此又稱高安本。高安本系朱軾根據當時流傳的諸版本校勘而成，並施以句讀，因而自成一系，具有重要的版本和校勘價值。黃懷信先生稱其「開清人校勘《大戴禮記》之先」[9](前言)44，充分肯定了其價值。朱軾是康雍時期的理學名臣，但卻將目光投向經學原典，轉而提倡禮學，反映了這一時期學術好尚的轉移。
到乾隆朝初期，盧文弨、戴震等學者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大戴禮記》，各出所校，共襄其事，精校迭出，《大戴禮記》研究遂再度引起學者的重視。盧、戴合校《大戴禮記》影響巨大，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經盧、戴校勘後，《大戴禮記》基本上恢復到可讀的程度。與《周禮》《儀禮》《禮記》的研究相比，清代的《大戴禮記》研究之路更為艱難。一方面，《大戴禮記》因未得鄭玄作注，歷代研治者稀少，遂致亡佚過半；另一方面，流傳下來的本子，魯魚亥豕，錯訛紛雜，致其幾不可讀。連一部像樣的底本都沒有，貿然治之，很可能訛舛更甚。而盧文弨、戴震合校訂正《大戴禮記》，特別是四庫本《大戴禮記》的問世，是《大戴禮記》研究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標誌著《大戴禮記》研究從此有了一部品質優良的本子。黃懷信先生評價四庫本《大戴禮記》說：「此本是正了舊本大量誤字誤句，多有與盧本合者。所附戴震校語一一指明舊本脫衍訛誤、各本異同，及所從之本，原原本本，一目了然。此本出，使《大戴禮記》面目為之一新，基本上恢復到可讀的程度。」[9](前言)46。
在盧、戴校本的基礎上，《大戴禮記》之學漸趨復興。諸家治《大戴禮記》者，或續為校勘，或為之註解，《大戴禮記》研究遂顯於世。據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所載，以雅雨堂本《大戴禮記》為底本再行校勘的就有王念孫、王引之、汪中、劉臺拱、朱駿聲、丁傑、楊沂孫、朱彬、汪叔辰、戴望等20餘位知名學者[10]。雖然雅雨堂本《大戴禮記》存在很多問題，但在之前版本訛誤較多、四庫本又流通不暢的情況下，該本仍然是當時容易獲得的最好的刻本。當然，四庫本也並非秘而不傳，孔廣森補註《大戴禮記》，即以戴震在四庫館之校本為底本。據段玉裁所記：「《大戴禮》一書，訛舛積久，殆於不可讀，先生取雅雨堂刻一再讎校，然後學者始能從事。至癸巳，召入四庫館充纂修官，取舊說及新知悉心核訂，其書上於先生既歿後一月。自後曲阜孔廣森太史因之作《補註》。」[5](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條)464汪照《大戴禮記注補》也是「以戴校本為底本，故文字及校語多同而又不說明，偶有與戴校異者，則往往反誤，故於校勘無甚可取」。汪氏此書雖然在校勘上不足取，但在文義訓釋上則頗有可採[9](前言)49。正是有了盧、戴的校本，《大戴禮記》研究才有了深入下去的可能。
第二，釐正了《大戴禮記》流傳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其一，肯定了為《大戴禮記》作注的學者為北周盧辯而非鄭玄。《大戴禮記》為戴德所撰，見存39篇，但為其作注之人，自宋以來，頗多異說。朱熹認為是鄭玄所注，王應麟則認為注出盧辯。戴震則詳考注內引文，並參以史書，最終確定為盧辯注。他說：「書有注者八卷，五卷無注，疑缺逸非完。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考注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範寧、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指為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11]此後，《大戴禮記》舊注出自盧辯成為定論。
其二，辨明了「小戴刪大戴」之說不能成立。「小戴刪大戴」之說出自《隋書·經籍志》。據載，《大戴禮記》原有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12]。但戴震認為：「《隋志》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5](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21其在四庫館校書時，辨之最詳。他說：
《隋志》又曰：「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為四十九篇。」今考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樂記》篇，第劉向列之《別錄》，即與今不殊。」《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向當成帝時，校理秘書，橋仁親受業小戴之門，亦成帝時為大鴻臚，劉、橋所見篇數，已為四十有九，而融遠在後漢之季，小戴書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嘗受學於融者，其《六藝論》但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附會《大戴》缺篇，以為即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不符，遂漫歸之融耳。[3](武英殿聚珍板大戴禮記敘錄)卷首
戴震認為，《大戴禮記》在馬融之前就已經有四十九篇，《隋志》附會《大戴禮記》缺篇而強為之說，以合四十九篇之數，以此證明《小戴》系刪《大戴》成書，其說不可信。
其三，充分肯定了《大戴禮記》在經學史上的地位。盧文弨認為《大戴禮記》為「孔門之遺言，周元之舊典」[4](新刻大戴禮記跋庚辰)118，歷之數年，孜孜校勘。戴震稱《大戴禮記》為「禮古經遺文」，據之可考「先王舊制」，乃「《禮經》之羽翼」[3]武英殿聚珍板大戴禮記敘錄，因而悉心勘定，至死不輟。
第三，《大戴禮記》學的復興，以乾嘉考據學的興起為契機，又推動著乾嘉經學的演進。乾隆初年，在盧見曾「通經當以近古者為信」學術取向的引導下，《雅雨堂叢書》得以刊刻。該書多以漢唐諸儒經說為關注對象，而以表彰漢學，特別是鄭玄之學為幟志[13]。《大戴禮記》雖未得鄭玄作注，但因其為漢代大儒戴德所撰，且內容多取自先秦古書，順應了當時學界興復古學的潮流，符合盧見曾對經義古學的倡導要求，因而也得以刊入叢書。在盧文弨、戴震等人的幫助下，該書終以全新的面貌彰顯於世。
乾嘉考據學者向來注重經典之間的相互佐證，認為後世的註解往往偏離經典本身，不足為據，「以經解經」幾乎成為當時學者的共識。而盧、戴合校本《大戴禮記》的刊行與張揚，無疑為三禮學，乃至乾嘉考據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經典依據。如《大戴禮記》中《夏小正》《明堂》諸篇，所載內容與《小戴禮記》篇目接近，而其價值皆不在《小戴》之下，是研究古代時令、明堂、禘祫等禮制的重要參考，可彌補諸經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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