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書記死了。
追悼會上照例是讀悼詞：優秀的共產黨員，優秀的黨的政治工作者等等；家屬代表發言：感謝黨感謝領導等等。
遺照上的老書記憨厚地微笑著。
我一生有過許多頂頭上司，而老書記對我的領導是時間最長也是最直接的一個。
以我看來，他的「政治思想工作」起碼有一半是對著我做的，老是「舒巧，你要深刻檢查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努力改造自己」「舒巧，你要老實交待，竹筒倒豆子，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總是面對我一個老面孔，說那幾句老話，經年累月也不知他覺不覺得枯燥。他的耐心是老共產黨員式的耐心，他是真心地將「整人」這件事當作一個黨的政工幹部的事業來完成的。
老是輪著他整我的這個現象背後透著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始終沒有升上去。有些幹部是整著整著人就升上去了。官做大了自然就不必再和小人物如我打交道了，再整人也會鬧個氣勢大一點的。
打交道久了，我常常一邊作著檢查一邊就走開了神，我想：他怎麼就老也升不走呢？升走了我就不用老面對他聽他的訓了。
稱他「老書記」倒不是他年齡老到哪裡去，就因為他老是只在我們的頭上當書記。
老書記1941年入黨，黨齡五十好幾，做到最後也僅是一個黨支部書記，處級，恐怕還是副的。
1955年，我於出國前的集訓期間常去「青年藝術劇院」玩兒。當時只懂跳舞和玩的我，根本不知道胡風是什麼（後來知道「青年藝術劇院」算是胡風分子吳祖光「小家族」的「老窩」），只是被那裡聚集著的一撥年輕的畫家、作家、音樂家……所吸引。他們談天說地，從貝多芬到蕭斯塔科維奇，從魯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莎士比亞到託爾斯泰，從列賓到畢卡索……我傻聽，興趣濃且很仰慕。
集訓完畢要出國了，夏衍部長（當時的文化部長）悄悄叮囑我：千萬不要給你的朋友們寫信回來呀！我莫名其妙。
不過，都不知外國郵筒什麼樣，我懶於寫信。
這懶救了我一把。出國回來再往「青年藝術劇院」，朋友們已一個不剩，手銬銬走的。罪名「二流堂」「吳祖光小家族」「胡風反革命集團」。我因沒落下一紙一字實證，沒銬我，但還是被算作「外圍人物」審查。
劇院開我的批判會。
任務落在了老書記頭上。
這是他第一次整我。
那個批判會開得不是很成功。雖然老書記辛苦地營造會場氣氛，苦口婆心嘮叨一大篇，遺憾的是我始終不得要領。也怪與會者對會議的期望值太高，當時人們心中的「反革命」是和「殺人犯」差不多的。這樣我就不能說雨果、莎士比亞什麼的，但又說不出別的驚人材料，會場很快困頓鬆散。老書記著急，其實我也著急，很想能幫得上老書記。
第一次挨整麼，稀裡糊塗完全不懂利害關係。
誰知「運動」接二連三地來了。因為有了「小家族」「二流堂」這個案底，每次「運動」就都找到我做批判對象了。
1962年「文藝整風」我是「白專典型」，1964年「文化革命」我是「黑線人物」，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升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了，一步一個臺階。
回想這些，忽然發現新詞兒真多，跟都跟不上。批「白專典型」時的口號是「拔白旗、插紅旗」，我是當然的「白旗」；批「文藝黑線」時稱我為「黑藤上的黑瓜」，說我的作品反動，是「大毒草」。白旗、黑瓜外加一株大毒草，好玩不好玩？這些竟都算政治術語，現在的年輕人要弄清楚這些詞兒大概是挺費勁的。
「文藝整風」。老書記找我談話。一身永遠的藍布褲和洗黃了的白襯衫，褲腿總是卷到膝蓋處，還一高一低。好好一把椅子他不坐，蹲在上面，一口接一口抽著劣質「飛馬」煙（老書記工資不高生活儉省）。劣質煙嗆得他連連咳嗽眼淚汪汪，我發現他正感著冒，他是帶病來做我的思想工作了。
老書記說我「檢查」寫得空洞無物，對嚴肅的政治運動你怎麼可以這樣敷衍了事。
我直言：根本鬧不明白什麼叫「白專典型」什麼是「白旗」。
老書記生氣：弄到現在還不明白什麼叫「白專」？就憑這點你也夠脫離政治夠白專的了。文件不是明明白白說了嗎，白專就是只專不紅。
那又什麼叫只專不紅呢？前不久我還是又紅又專的，一個月前剛評上了「三八紅旗手」。
那個時期還有一個特點：同是一個你，說你好你就好，說你壞你就壞。昨天你還是好人，今天說你壞，你忽然就是壞人了，所以，很容易莫名其妙。
老書記耐下心列舉了我一堆毛病。記不清了。
有一個問題印象深刻，他指責我自編自演的雙人舞《飛天》：弄出那樣腐朽的東西你敢說你還不「白專」？資產階級思想還不嚴重？你整日都在想些什麼，太危險了。說得挺恐怖，好像我就在懸崖邊上。
我自《弓舞》創作嘗到甜頭後，有一段時間迷雙人舞託舉技巧。五十年代戴愛蓮先生曾創作《飛天》，我不滿足它只在地面活動，想試著真的凌空飛一飛，於是每天帶著雙綢與男舞伴在排練廳練託舉。因為在完成高難度雙人舞技巧的同時又兩手還要將雙綢舞動，很不容易掌握。完成雙人舞技巧一般來說主要在男舞員，但女舞員的手臂有時需要勾住男舞員的腰或脖頸，有時靠搭著男舞員的肩、臂或手來借力，兩手分出去舞動綢子了，整個人就像是懸了空；再說，男舞員在完成託舉技巧時「上手」需既快且準，幾丈長的綢子常常晃得他眼花繚亂，連女舞員的腰在哪裡都會看不清……這樣，不斷地失誤甚至不斷地跌倒、摔交，每個動作百遍千遍地足足練了有半年。
終於完工。領導審查。
因其中有一個雙人舞技巧，男伴託舉的手位在女伴的屁股上，這可不得了，領導當場叫停：這樣下流的動作也做得出來……這個創作就這樣被槍斃了。
我不服氣地對老書記說，這個「託屁股」的動作又不是我發明的，古典芭蕾中常用，用了幾百年了。
古典芭蕾是娛樂帝王將相資產階級的，你是什麼人？是共產黨員，還記得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嗎？
我犟了一句：古典芭蕾是舞蹈藝術中的瑰寶。
你，你，你……老書記氣壞了，猛咳。我立刻去倒水，回屋時老書記已經走了。我想他這是去醫務室了。
第二天，我也咳嗽了，體溫37.5。熱度並不高，卻趁此不起床。
熬到下午老書記又來了，送來了感冒藥：唉，傳染給你了。一副抱歉面孔。
我剛要感動，他又開口：感冒麼，小毛病，快起來把檢討書好好重寫一遍，明天要開會。
於是恨得咬牙切齒。
1964年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四人幫」為發動「文化大革命」在上海作預習。
「黑線人物」——剛動筆要寫這一段，忽然發現到今天也沒搞明白什麼是「黑線」。打了五六個電話向當時一同被折騰的朋友詢問，電話那頭竟然也回答不出來。真是白折騰了幾十年。
後，一位理論界的年輕朋友幫我查了大百科，總算得知：黑線，三十年代「民主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之爭，「國防文學」是黑線。
兩個口號有什麼不同嗎，國防文學的提法有什麼反動？當時不是正抗著戰嗎？
朋友笑說，總是不同的吧，不然怎麼會爭個幾十年。
真滑稽，那麼我和國防文學的口號又有什麼關係，我那時大概剛剛生出來吧？
所以你只是「黑瓜」，一隻黑瓜！定是因為他腦子裡出現了黑色瓜的奇怪形象，朋友在電話那頭笑得都要閉過氣去。
現在說來輕鬆，當時可是十分嚴重的。
就因為我創作了一部舞劇《后羿與嫦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那是我獨立進行舞劇創作的第一部作品。這部舞劇演出了上百場，還有好幾個地方的舞團學演，所以放毒既深且廣，一棵很大的大毒草。
批判我時，我疑問：「后羿射日」的典故毛主席寫文章都用的……
那是毛主席，你怎麼可以將毛主席與自己相提並論？
馬上收口，將毛主席與自己相提並論這罪名可比大毒草厲害，省省吧。
仍是這部舞劇，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反黨反社會主義」了。
罪證：把矛頭指向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大字報指出：「她射出惡毒之箭將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粉身碎骨，以洩她這個喪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的心頭之恨」。
當時為了這「粉身碎骨」，我和舞美設計費盡心機。六十年代沒有現在的先進燈光設備，舞臺上表現射下一個太陽時總不成大餅一樣「撲」地掉下來算數，四分五裂飛濺才有氣氛，在紗幕後邊靠一大批人汗流浹背手忙腳亂地操作……
在批鬥中我又有疑問：羿射九日時連太陽系都未形成，毛主席遠未出生，怎麼射他？
誰說是后羿去射毛主席啦，是你，是你自己假借后羿之手以發洩你心頭之恨！革命群眾氣憤地反擊。
此後，我就夜夜夢見自己變成那個電影《列寧在十月》中嘴上長著鬍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女特務女殺手了，抽著煙陰險地把玩著黑乎乎的手槍，將子彈一顆顆退出又一顆顆裝上膛……
這次運動老書記起先還是在「文革領導小組」裡負責整人，很快就變成「走資派」也被人整了。
我當上牛鬼蛇神後，臺是不準上了，功也不用練了，按時去被鬥或陪鬥，來來去去也就是「反動」「反革命」「狗屎堆」「牛鬼蛇神」。鬥完下來拖地、掃廁所、擦窗戶……我們牛鬼蛇神們最願意被罰的一種勞動是去洗服裝，在文化廣場後臺幾十個人一起（歌劇院有五十幾個牛鬼蛇神）又搓又洗又衝又擰嘻嘻哈哈就像兒時玩水一樣。特別有趣的是，我們會派一個「蛇」（就是最機靈的）放哨，若有人來，地下工作者就神秘兮兮打個暗號，即刻大家做出一副接受改造滿懷心事愁眉苦臉狀。待人一走，那為這惡作劇而憋在心裡的笑「哄」地一下迸發出來，很有點娛樂性。
剛剛適應了「牛棚」生活，突然給調進了樣板團「白毛女劇組」，那是1968年。
是張春橋點名要我去的。張春橋當時是「四人幫」在上海的頭兒。
也在那一年，上海爆發了有名的「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白毛女劇組」領頭炮打的是劇組的頭面人物：白毛女的首個扮演者顧俠美。
我兼任她的專案組，專案組的另一名成員是軍宣隊員，上尉。
我支開去說一說這個「專案」，因為是這個「專案」，最終將老書記和我卷在了一起，老書記倒黴也是倒在這個「專案」上。
一生唯一一次居然去「審查」別人，一直在受別人審查居然審查別人了，我受寵若驚。如何審查人的所有知識來自老書記，所以我學著老書記的樣，第一天與審查對象談話特別嚴肅，我對白毛女說，炮打張春橋炮打中央文革是很嚴重的事件 。我威懾她。
繼後，因為想著要深入下去，就每天保持至少有兩小時與對象在一起，星期日就全天了。
話題越來越廣。她認識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我漸漸發現她不僅舞跳得好，也愛讀書，很有腦子，還憂國憂民。一個廿來歲的舞蹈演員，一個小姑娘，能有條有理侃侃而談國家大事，我很羨慕，不知不覺間忘記了自己的角色，審查變成了聊天，湊巧那位軍宣隊員溫良恭儉讓，我們三人的相處在那時的氛圍裡甚至顯得有點溫馨。
這點溫馨由後來的事實證明真正害苦了「白毛女」，她因全無顧忌，對我們沒有警惕，交代材料寫有一寸厚。記得其中最醒目的一條，她說：林彪是「五一六後臺」。那時林彪正紅，是「副統帥、接班人」。
「審查」後我們給她的結論是：「小將關心國家大事，有錯誤，嗆幾口水屬於在遊泳中學遊泳」。這詞兒不是我們發明的，文件、報紙一直是這麼說的。我們按文件精神給她做了這個結論，自以為是很完滿了。
不久就把我們的專案組撤消了，我們以為是任務完成了。
直到有一天「白毛女」急匆匆來找我。她鬼鬼祟祟把我扯到無人處，以最快速度一口氣說：你已被當作「額頭上長皺紋的人」審查。
「額頭上長皺紋的人」竟然也是一政治術語。
她帶來的消息著實嚇我一跳，我說：我怎麼忽然變成「額頭上長皺紋的人」啦？ 她說：還不明白？把你當成我的後臺，「五一六後臺」了！
姑娘說此話時竟一臉的歉意。
那麼你呢，拿你怎啦？我問。
說我是「五一六分子」。
這才知撤消我們的專案組後重新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對她進行審查。
電光石火間我想到了那寸把厚的她的交代材料，她寫得太多了，若不是我那可惡的「溫馨」給了她錯覺，贏得了她的信任，她怎麼會交代得怎麼多！一句「林彪是五一六的後臺」要上綱是可以上成反革命抓去坐牢的。現在白紙黑字全落在新專案組手中，我直覺得自己成了騙子，幫兇，活活坑了她。她舞臺上靈巧的身影，在我們對她的「審查」會上圓圓的稚氣的眼睛，一個多月來朝氣蓬勃的談吐，開心的嬉鬧……這豈不是一場陰謀？我是那場陰謀的主兇？
上天有眼！居然就在我正不知所措的當口，「四人幫」粉碎了。
比戲劇還具戲劇性吧？我們的女主角從「五一六分子」一翻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人物，我心中這塊石頭總算落地。
然而，她成了英雄，我自己變成什麼？變成整英雄、迫害英雄的四人幫的走狗囉？
於是，我成了「講清楚」 對象（「講清楚」也算一個政治術語）。負責要我「講清楚」的又是老書記。
其實我已換了單位，老書記也跟著轉到這個單位了。真是有緣。
於是，老書記又開始與我反覆談話。
我心中明白，我需要「講清楚」的問題應該是整了反四人幫的英雄，而老書記抓的問題卻是：「舞蹈界這麼多人為什麼張春橋偏偏選中你，調你而不是調別人加入白毛女劇組，你和張春橋是什麼關係？」
我編舞能力強唄！不管是張春橋李春橋總不至於找個不會編舞或編不好舞的去修改白毛女吧？可是，沒那麼厚的臉皮將這句就在嘴邊的有自我吹噓之嫌的話說出來。
只好反覆絮叨：這事兒你們要問張春橋，提審一下張春橋就清楚了。
提審張春橋是我們的事，現在我們問的是你！
我不知道麼，怎麼辦。
你還有理啦，你！
於是這個問題怎麼繞也繞不出來。
我卻一直為「白毛女」的事兒忐忑不安，心中有鬼。
接下來是動用群眾力量，開「講清楚會」。
會場設在排練廳，一個大圈圍著一張凳子。那張凳子當然是屬於我的。
會議前我先去了趟廁所。舞校的廁所緊靠排練廳，一次可以進去兩人，是那種中間有隔板的，隔板下方有很寬的縫。「白毛女」竟緊隨我佔領了我隔壁的一間，然後就見到隔板下有紙條塞過來；這個動作立馬使我聯想到《紅巖》的「挺進報」，心倏然一緊，氣氛也神秘起來。是她的筆跡：「舒老師不要談我那件事，若有人談你也別認帳，不然，我就要站出來！！！」
三個驚嘆號，姑娘緊急呼喚我。
她剛從矛盾糾葛中脫身，剛有了好名聲。若讓她因為站出來「保」我而再一次陷入麻煩？怎麼辦……
真恨不得就賴在廁所中永不出來了。
所有人默默地包圍著我。
太陽光穿過排練廳特有的大玻璃窗罩住我全身，就像在舞臺上。「打倒四人幫餘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四人幫猖狂不得好下場！」那深烙於記憶中的口號聲一輪一輪由遠至近由近至遠地迴旋，無須勞周圍人動口。
「講清楚」會開了好幾天，我緊張地等待那盤問，老書記卻自始至終沒有將這顆「炮彈」丟出來。
這個「講清楚」會自然是不清不楚了。
結果，有人積極，將老書記告到上級黨委了。罪名是：保四人幫餘黨，運動走過場。
是一個青年舞員，「毛主席著作講用標兵」。
這也叫「長江後浪推前浪」，在後來去探望早已離休養病在家的老書記時，我這樣說。
你的嘴夠刻薄的，不能怪這些年輕人呀。
我說，老書記，是我連累了你。
老書記說，不。
老書記想了許久，又說了聲，不。
老書記患的是帕金森。這時行動已很遲緩，他若要站起來，必需呆呆地想許久，而後，觸電一樣「霍」地站起來了。若想走動，也要呆呆地想許久，然後騰、騰、騰一串碎步就衝了出去，扶都來不及。老書記是病得很厲害了。
丈夫告訴我，我在香港那段日子，老書記拖著病軀頂著炎熱為了我的房子奔波。最後一批分房了，丈夫不認識什麼人，嘴又笨拙，老書記著急。是老書記為我奔得了現今這套三房一廳的居室。可老書記自己呢，雖也有三間屋卻三代同堂。沒有廚房，在走廊煮飯，衛生間小，浴缸只能坐不能躺。那麼小一個浴缸有一半地方還被上面堆著的大大小小的盆子盒子佔著。在老書記那兒上衛生間是得非常小心的，你若大大咧咧轉個身準定有東西會稀裡譁啦掉下來……這就是老書記最後的住房。
最後了。追悼會進行到遺體告別。我隨著人群最後一次繞著老書記轉……雖然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了，寫到這裡，那件使我當時如雷轟頂的事又赫然眼前：在老書記遺體的枕邊居然有一摞發票（殯葬費用單），那摞發票用迴紋針別著就那麼擱在老書記的右耳旁，當時的我恨不得掀開玻璃棺罩將那摞東西扯出來扔到殯儀館負責人的臉上，真怕老書記會扭過頭來看見那摞發票。老書記有價嗎？勤懇了一輩子的一個好人去了，可以標價嗎？老書記一輩子批判資產階級，臨了這資產階級惟利是圖都堂而皇之地圖到老書記的耳邊來了，什麼意思呀。
這是老書記滯留人間的最後一點時間了。我念叨：快快地飛了吧，當靈魂輕輕飄起，一切就都不會將你糾纏羈絆，不會再要你做你不願意做的事，你可以快快樂樂自由自在了，老書記。
（本文原載於2017年第5期《上海採風》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