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
唐德剛先生是著名的「口述歷史」學家，在他的隨筆文集《史學與紅學》一書中，載有一篇他視之為「口述史料」的訪問記《桃園縣的「下中農」》。如果以社會學的眼光看，此文可算是一篇「農民調查報告」。談到作這一次調查的緣起，唐先生說，1981年他以紐約市立大學「交換教授」的身份，回大陸講授「美國史」六個月，期間對大陸農村、農民的生活耳聞目睹之後，便生起了再看一看臺灣農民生活狀況的念頭。事有所巧，當年的8月下旬，他應邀到臺灣參加一個「歷史討論會」，於是便請自己在臺灣的親友協助聯絡，找一戶農民做一次「私人調查」。就在他的籤證到期前一天，唐先生的表弟替他聯絡到了一家「頗具代表性的中等農家」。1981年9月3日早晨，唐先生就在親友的陪同下，去這一戶農家做實地調查訪問。這一家張姓農民居住於離臺北市約50公裡的桃園縣楊梅鎮瑞塘裡（裡，相當於大於陸的村），接待他們的是這一家的長子張學意君。「桃園張家」是客家人，祖籍廣東陸豐。張學意的曾祖父是一位「苦力」，於清朝末年受僱到臺灣「開墾」，在當地娶妻生子，落戶臺灣。此後幾次搬家，到張學意的父親中年時，才定居於現在的地方，即桃園縣楊梅鎮瑞塘裡七鄰草瀾坡17號（望文生義，似乎一個很有田園詩意的地方）。張學意的父親張阿增不識字，在「日據時代」——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臺灣回歸中國之前——為僱農，租種了地主家的「兩甲地」（即30畝）勉強度日。張學意告訴唐先生，「那時生活十分貧困」，他「從未穿過長褲子」，全家人一個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其實，以「吃肉」的標準看，那時臺灣僱農的生活，可能也是高於大陸的很多僱農的。現在，張阿增（時年76歲）與他的兩個兒子——長子張學意（時年52歲）、次子張學國（時年43歲），以及他的9個孫子、孫女，一家15口，三代同堂，住在他們的農莊裡。農莊的房子有五十坪，約合165平方米，其中的一半已改建為西式住住，有臥室、衛生間等；一半仍為舊式農房。在這個大家庭中，因為張學意曾讀過小學，所以現在是實際的「家長」。唐先生在報告中說，張家現在是「自耕農」，一家人耕種著30畝農田，家中有一臺大型拖拉機，另有插秧機、收割機等農用機械。對於張家的客廳，唐先生寫道：客廳大約有十四五平方英尺，水磨石的地面，仿木長條的塑料板吊頂，一臺19吋的臺產「三洋牌」電視機，機上橫臥著一架大型立體聲音響，兩個大喇叭立於地上兩側，另有一張三人藤座木框沙發，旁邊有一個精緻的咖啡臺。後來，唐先生又參觀了張家的廚房，看到裡面有揉面機、煤氣灶等。雖然沒有自來水，但有一臺自備的壓力水泵，從自家後院的一口大井裡抽水，以供家用。張學意告訴唐先生，家裡還有3輛摩託車。唐先生聽了十分感嘆，未曾想到中國的農民也已有了「機車」。可張學意告訴他，現在，摩託車已經不時髦了，鄰居家都已買了客貨小卡車（即現在所稱的「皮卡」），這不免使唐先生想到了美國的農民。張家由「僱農」轉而為「自耕農」，得益於1953年和1954年的臺灣「土地改革」。在那次「土改」中，他們從「政府」手中購買了現在耕種的土地，由無地的佃戶，一下子變成了擁有自己土地的「地主」。說到「土改」，這是一段臺灣社會生活的大背景，是一項涉及所有臺灣農民，影響社會深廣的大變革。據徐中約先生的《中國近代史》記載，臺灣的土地改革，其智慧來自於兩個方面，分為三個階段。兩個方面的智慧，一是來自於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耕者有其田」；二是美國的建議，即由政府向國民出售土地。這個建議，則得自於美國歷史上的做法。由政府向國民出售土地，謀利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使土地的重新分配和私有合法化。當時，主持這一改革的是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這次「土改」的第一階段從1949年開始，主要的內容是「降租」，把地租從當時主要農作物產量的50%至70%，一律降至37.5%，以「政府」法令的形式推行，為防止空口無憑，地主必須與佃農籤訂書面合約，每期租約最短為6年。這一政策共涉及30萬農戶。「降租」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捨得向土地投入，收入更是大有增加，紛紛購買耕牛，建造房屋。這一時期農民購買的耕牛、建造的房屋，被稱為「三七五耕牛」和「三七五屋」。第二個階段自1951年開始，主要內容是向農民出售43萬英畝的公地（約合261萬畝）。「公地」原為日本殖民臺灣時留出來供安置日本移民所用，已由「政府」沒收。售地的政策是，每戶農民可以購買7畝稻田或者14畝旱田，可以養活一個六口之家。地價為主要農作物當年產量的2.5倍，可以分期付款，20年內還清，欠款利息為年息4%。但是，每一期的還款數額，不能超過當年的地租，即土地所產的37.5%，以保證農民的生活。出售公地，使139688戶農民擁有了土地。最後一個階段開始於1953年，主要的政策是，「政府」以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商業作抵償，強行把地主手裡的土地收購過來，再以同樣的價格出售給農民。農民可以分期付款，年利息仍為4%。這一次土改，使193821戶農民由佃農，變成了地主。張家也就是在這一階段，購買了自己租種的30畝土地，並用了大約10年的時間，償還了購地款。擁有了自己的土地的張家，開始以耕種為主，並在新成立的「農復會」的協助下，使用了化肥，改良了種子，產量逐年提高，收入也隨之增加。但隨著臺灣196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人工的價格越來越高，為節省這一部分費用，張家先後購進了拖拉機、插秧機和收割機等機械。農機的使用，不僅節省了成本，也使得耕種土地不再需要很多時間，張家兄弟便開始謀求另外的兼職。張學意到「臺灣客運公司」做工，張學國則在當農會裡做產品推銷員。兄弟倆的太太，也在家中做一些小加工之類的工作，張家的收入開始多元化。唐德剛先生依據和張學意的談話，在「報告」中為張家算了一筆收支帳。張家當時一年的收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種地收入。兩甲地，一年兩熟，可收稻穀26000臺灣斤（約合15600公斤），約值新臺幣20萬元（當時約合5300美元），除去成本開支，餘8萬新臺幣（當時約合2100美元）；二是兄弟倆兼職的工資收入，年約35萬新臺幣；三是兩位太太及兒女做零星加工的收入，年約10萬新臺幣；四是農副產品（主要是養豬和魚）的收入，年約3萬新臺幣。全年合計約68.5萬新臺幣（合美元1.8萬元）。在支出方面，張家的種地成本支出中，已經含有了自家食用的糧食等。另外還有水電費、煤氣費、田賦等，合計起來，年支出約4.5萬新臺幣。其他的支出，主要就是教育和侈奢品的費用，算下來，張家一年的結餘約有三四千美金的儲蓄。在調查中，唐先生問張學意君，為什麼不全部地改造一下農莊裡的舊宅。張學意說，他們桃園縣瑞塘裡一帶，已經劃為工業擴展區，「政府」不許在區內興建普通民宅了。說起這個規劃，張家是「竭誠擁護的」，因為農村土地一旦劃為工業區，地價勢必隨之上漲。唐先生據此為張家算了一筆帳，「張家現有農場兩甲，合6000坪（每坪合3.3057平方米），劃為工業用地後，地價已漲至5000元新臺幣一坪，全場地價已超過3000萬元新臺幣，折合美金78萬元」，再加上現有的財產，張家已是一個擁有百萬美元的大富戶。唐先生在「報告」中還寫了張家第三代的情況。譬如張學意的三個兒子，大兒子高職畢業，現正在服役，學的是汽車維護；二兒子參加了一次大學聯考，沒有考取，當時正在臺北大學讀預習班，學的社會學，準備明年再參加聯考；三兒子正在讀農工高職，學的是農工電機科。他的兩個女兒，大的已經出嫁，二女兒讀的是高職專科，修的會計專業，畢業後在一家建築公司上班，收入很好。張學國的五個孩子還小，大兒子讀的是高職，學的是「室內配件」科（不知是什麼行業），其他的幾個子女，則在讀中學或小學。張學意告訴唐德剛先生，他們居住的瑞塘裡設有裡長一人，由公選產生，每三年為一個任期。鎮裡的鎮長也是公選的，任期四年。桃園縣的縣長，也由公選產生，每個任期也是四年。唐先生在「報告」中說，當時桃園縣的縣長是大名鼎鼎的許信良。因為久假不歸，只是現在已經另外委任了代理，到許的任期10月結束，將進行重選。許信良之所以「大名鼎鼎」，是因為他的「既食周粟，還罵武王。」許於1967年加入國民黨，歷任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會幹事、中央通訊社記者。1972年，當選臺灣「省議員」。1977年11月，因「違紀」參選桃園縣長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但仍然當選。1979年7月，因擅離職守被休職兩年，9月底以休假名義攜帶家眷離臺赴美國，12月底在美國成立了一個旨在「獨立」的組織。唐德剛先生訪問張家的時候，他正在美國創辦《美麗島周報》。唐德剛在他的「報告」中，特意寫了張阿增的生活。當時已76歲的張阿增，家中大小事務，一概不管了。但他每天清晨卻喜歡牽著孫子，送他們上學。孩子們上學去了，他便拿著魚竿到池塘邊、樹蔭下，釣他喜歡的「吳郭魚」，一直到家人叫他午餐才回來。下午午睡睡醒，到門前去等待散學歸來的孫子們。張阿增的這一幅晚景，讓唐先生想起了一句唐詩：「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柴扉。」唐先生原想，這樣的田家風味只能到書中才可找到，未曾料竟在桃園縣楊梅鎮的張家看到了。現在，離唐先生寫成這篇「農民調查報告」的時間，已過去了三十六年，唐先生也已作古多時。讀過這則「報告」，我就在想，「桃園張家」現在又是什麼樣的光景呢？從社會學的角度想，倘有人再尋跡做一次新的調查，以這「一滴水」映照一下時代的變遷，必將有另外的意義。即便如此，對於唐先生的這一篇「報告」，縱然是今天讀來，仍使人感慨系之。「桃園張家」那一份平靜、安然的生活，可能正是支撐著臺灣這座經歷了許多風雨飄搖的島嶼，仍然安穩如山的基石。而對於他們，雖說是與我們隔海相望，可其中的隔閡，又豈止是那一峽又苦又鹹的海水呢？贊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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