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己之性 盡己之分
狀元是古代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是一個類比的說法，是說不論做什麼行當，都會顯出價值，都會受到尊重。而事實上，「文無第一」，榜眼是不是一定就比狀元差，那倒不見得。據宋人陳善《捫蝨新話》記載，北宋嘉祐元年的科舉考試中，主考官歐陽文忠公讀到一篇氣衝霄漢的雄文，大加讚賞，本想將其定為第一，但又恐此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為避嫌而將其定為第二。殊不知，此文的作者，卻是後來萬世景仰的文豪蘇東坡。這叫「遇不遇者，時也」，雖然大家都有才。
很多行當都是技、都是藝，但倘若能上升到「道」的高度，這個時候就已顯出其自身價值而不必他求，亦不必羨忌他人了。有道之人是受中華文化高度推崇的，此道非高高在上，而是無所不在的，莊生所謂「道在屎溺」，就是道無所不在的一個生動表述。
有道之人的典型例子是《莊子?養生主》中的主人公庖丁。「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將屠牛當成一件樂不可支的事兒來對待，連文惠君都看傻了，「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便講述了自己如何「依乎天理」、如何做到遊刃有餘的體悟。當牛「然已解，如土委地」時，他「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有了這種高峰體驗，「何假南面百城」！
庖丁可能是莊子虛構的，但歐陽文忠公的《賣油翁》則是真人真事。文中的康肅公是北宋名臣陳堯諮，他是真宗朝的狀元，其兄陳堯叟則為太宗朝的狀元。「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射箭中的者十之八九，賣油翁偶然路過，見到如此神勇之人亦只是微微點頭稱是而已，康肅公因而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賣油翁不卑不亢，回答得簡短有力：「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公怒了，「爾安敢輕吾射！」賣油翁答：「以我酌油知之。」意思是，賣油雖沒有射箭那麼颯爽瀟灑，但同樣是一門手藝，如何練到高妙境界，可以類推而知之。不僅如此，還可以現場表演給你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溼。」這個過程和庖丁解牛一樣精彩，只是文忠公描述得不像莊生那般驚天地泣鬼神而已。臨末，老翁淡定地說：「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公只好笑著打發他走了。
一個賣油的老者在真正的「狀元」面前毫無愧怍，他就是這個行業的「狀元」。對此，儒家的說法是，君子「素位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道家的講法是「適性逍遙」，郭子玄所謂「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朱子心中三代（夏、商、周）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人人皆能適己之性，盡己之分，這就是「非後世之所能及」的三代之治。然而，古人早已明了的道理，在今天受到了現實的挑戰——在很多人看來，「錢」與「權」成了時代的主流，所謂的「三百六十行」，在這兩者面前都黯然失色、飲泣吞聲。這個時代之所以不能「行行出狀元」，和我們每個人的選擇都是息息相關的——我們有多少人在削足適履、盲目追求別人眼中的幸福？又有多少人在「願乎其外」、為自己難填的欲壑而殫精竭慮、辛苦恣睢？
各安其位 各盡其才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以人為本」成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而被寫入黨章，它也成為溝通古今政治理念的一座橋梁。
梁任公曾說過：「儒家哲學範圍廣博，概括起來說，可以《論語》『修己安人』一語括之。」《論語》中的原話是：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安人」其實就是「修己以安百姓」，這是連堯舜這樣的聖王都不無缺憾的。而對政府來說，「安人」就需要在制度上保證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各安其位、各盡其才。《尚書》有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對政府領導人來講，其最大的德行就是能夠實行善政，而善政的目的不是其他，正是「養民」，正是「安百姓」。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文子》有云：「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每一張羅網都有成百上千的網眼，而最終能夠抓住小鳥的只是其中的一個網眼；但是，如果只有這一個網眼而沒有其他網眼的配合，這個「一目之羅」是無論如何也抓不到小鳥的。我們的各個行業就像是千百萬個網眼一般，相互照應方能使得社會和諧，方能實現「善政」，而「養民」亦已在其中矣。這就需要我們的政府能夠調配好各個行當之間的關係，做到因勢利導、惠而不費。
唐代詩人周曇的一首《詠史詩》這樣寫道：「定獲英奇不在多，然須設網遍山河。禽雖一目羅中得，豈可空張一目羅？」那些公忠體國的王佐之才，如伊尹和姜太公，君王得一足矣，但是倘若君王不能如周公「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般禮賢下士，這樣的大臣又如何能找到呢？如子思所云，「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在上位者盡在上位者的本分——皋陶所謂的「知人」和「官人」，孟子所謂的「尊賢使能」——在下位者方能盡在下位者的本分，各盡所能，各安其位。
維齊非齊 自然合理
我們也要注意到，現實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別的。荀子曾引用《尚書》中的「維齊非齊」來談他對平等觀念的理解，認為要達到社會的平等，就必須「非齊」；一味追求「齊」，結果可能反而是「不齊」。孟子說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個標準去對待的話，那當然就「不齊」了。究竟是「齊」還是「不齊」，不能只看表面現象。
「維齊非齊」四個字背後蘊涵著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哲學家樓宇烈先生稱之為「自然合理」。樓先生認為：「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中國是有科學思想的，自然合理就是科學思維」——這裡的「自然」非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本然的意思——「自然合理有一個特點就是個性化，這跟現代科學的普遍適用不一樣，它注重的是如何符合這個事物的特性、事物的本性。」正如水一般，它可以隨器賦形，隨物寓色，從而滋養萬物，這也正是老子認為「上善若水」、水「幾於道」的根本原因之一。順應事物的本性就需要尊重事物的個性。先秦儒家講「維齊非齊」，宋明理學家講「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自然合理即是「道」，它也正是「行行出狀元」的理論根據。
科學合理就不一樣，它意味著有統一的標準，人人皆須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成為這個行業的「狀元」。科學合理確實方便了管理，但人非死的機器，而是有血有肉的萬物之靈，有些時候，就需要因人而異。梁任公與當時清華校長曹雲祥的一段對話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梁先生向曹校長推薦陳寅恪先生，曹問：「陳先生是哪一國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有沒有著作？」梁又答：「沒有著作。」曹於是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那怎麼行呢？」梁於是答道：「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卻沒有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數量上的東西容易計量，質量或者說特性上的東西就需要見識和眼光才能識別。
當社會真正領悟到了以人為本的內涵時，當我們都理解了自然合理的重要性時，「行行出狀元」便有可能從願望變成現實，從個別事例變成普遍現象。
（《重溫「行行出狀元」》，《光明日報》，2013年05月22日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