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最初的韓禮德模式在生態語言學領域的推廣潛勢有限,然而其對語言學界的影響十分顯著。自從Halliday(1990/2001)談及語言系統對環境問題的潛在影響,並提倡學界重視語言對環境的影響的研究,生態語言學領域逐漸興起了通過話語分析來揭示語言生態性的研究模式。
起初,學界主要開展生態話語的分析(analysisofecologicaldiscourse),也就是有關環境話語的分析。環境話語分析一方面關注語法及用詞特點:Gerbig (1993,1997)、Schleppegrell(1996)在環境話語分析中,發現名物化可以省略或掩蓋施事這一特點,比如killingofwild animals就沒有表明此行為的責任主體;Goatly(2000)通過環境話語分析,指出人們對environment一詞的使用,暗示了人類中心主義這一觀點;Schultz(2001)通過環境話語分析,指出如果人們繼續使用具有剝削性質的詞語,比如使用harvestforest而非logforest,環境保護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則關注綜合表徵方式:Glenn(2004)、Stibbe(2012)、Mitchell(2013)通過分析跨國農副產品綜合企業話語,指出這些企業使用了鼓勵剝削動物、破壞農業生態的詞語及語法結構;Gare (1996)、Goatly(2002)、Carvalho (2005)、Stamou& Paraskevopoulos(2008)、Stibbe & Zunino(2008)、Alexander(2009,2013,2018)、Bednarek & Caple (2010)、Grundman & Krish-namurthy(2010)、Plec & Pettenger (2012)、Wild et al.(2013)採取批評話語分析模式(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簡稱CDA:參見Fairclough1989,1995;vanDijk1993;Weiss&Wodak2003),對新聞媒體、旅遊廣告、新古典經濟學等有關環境與氣候危機的話語,進行了定性或定性結合定量的分析,揭示了當今主流話語是如何建構一個不公正、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即通過識別分布在大量文本中典型的蘊涵生態破壞觀的語言模式,來批評環境因素邊緣化、人類中心主義、增長主義、等級主義、話語漂綠化等意識形態及相關做法。
之後,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學界逐漸認識到不僅僅是環境話語蘊涵了破壞性的生態價值觀,任何話語都有可能關涉人們對生態認識的片面性。這種認識與學界對環境的界定有密切關係。Alexander&Stibbe(2014:105)對生態語言學進行界定時,指出「該學科研究語言在維繫人類、其他有機體和自然環境之間生命關係上的影響」。從其定義看,他們對環境的界定包括人類的生存所依賴的自然環境以及其他有機體,這也正是Stibbe(2003,2015)、Slater(2007)、Poole&Spangler(2020)等採取批評話語分析模式對豬肉行業、動物製品、消費電子雜誌、廣告、男性健康雜誌、新古典經濟學、金融機構、電子遊戲等話語進行分析的原因所在。通過對關涉人類以及其他有機體或經濟發展話語的分析,這些研究指出當今社會的主流話語往往忽視人類的活動對環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除了批評話語分析模式,學界也借鑑由Martin(1999,2004)、Bartlett(2012)等提出和發展起來的積極話語分析模式(positivediscourseanalysis,簡稱PDA),對另外一個類別的話語進行分析,目的是為社會提供一些新的能夠促進環境改善的「故事」(story)(Stibbe2015)。比如Goatly(2000)比較了威廉·華茲華斯的《序曲》和《泰晤士報》對自然元素的語言表徵,發現《序曲》中自然元素的施動性明顯強於《泰晤士報》,由此提出威廉·華茲華斯的詩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更好的生存模式,並建議人們重新思考人類在自然中所扮演的角色。Alexander(2003)分析了一位科學家兼環保活動家Vandana Shiva的演講詞,展示了Shiva是如何通過解構全球化重要公司等的語言,來抵制當今社會的一些主導話語,比如新自由主義話語,並提出了一個重視共享、強調可持續性、尊重弱小的世界觀。Stibbe(2012,2015)分析了日本俳句的語言特徵,目的是尋找對動物的積極表徵方式,以替代主流話語中具有生態破壞作用的相關表達。他發現俳句中所描述的動物遵循天性,能動性突顯,也就是說,沒有被表徵為人類活動的目標,比如被看作獵物、資源、財產等。如上所述,生態語言學領域開展積極話語分析的目的是,找出能夠鼓勵人們關心和保護生命所依賴的生態系統的語言特點及「故事」。
同時,也有學者採納由O』Toole(1994)、Kress&van Leeuwen(1996,2001)、O』Halloran(2004)等發展起來的多模態話語分析模式(multimodaldiscourseanalysis,簡稱MDA),對企業話語、廣告話語進行生態性分析。Maier(2011)探索了CNN媒體有關企業綠化的宣傳方式;Chen(2016)探討了中國汽車廣告圖片融入「自然」概念的方式。另外,也有學者採納認知語言學中的隱喻理論、框架理論,以及社會語言學中的身份建構理論,對相關話語進行分析,比如Stibbe(2015)。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發現經學界演繹和發展的韓禮德模式,主要是通過話語分析來探討語言的生態性,發展路徑是從環境話語分析到批評話語分析,又擴展到積極話語分析以及多模態話語分析,同時還有從認知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視角開展的話語的生態性分析。下面我們從範式的四個要素出發,來考察經演繹和發展的韓禮德模式是否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體系。
從研究範式的內涵之一「觀察角度」看,經學界演繹和發展的韓禮德模式關注的也是語言對環境的影響,但是聚焦的是語言的具體使用,亦即話語對環境的影響。
從研究範式的內涵之二「基本假設」看,經學界演繹和發展的韓禮德模式認為,話語蘊涵人們的生態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影響人們的認知及行為,從而可能引發環境問題。反過來,該模式認為對話語的生態性分析,能夠揭示話語背後的生態價值觀以及對應的語言表徵特點,這樣可警示人們對蘊涵生態破壞性價值觀的「故事」的傳播以及對相應語言表徵的使用,或鼓勵人們對蘊涵生態有益性價值觀的「故事」的推廣以及對相應語言表徵的使用。
從研究範式的內涵之三「概念體系」看,經學界演繹和發展的韓禮德模式提出了環境話語分析、話語的生態性分析、生態話語分析、批評生態話語分析、積極生態話語分析、多模態生態話語分析、生態價值觀/哲學觀、生態有益性話語、生態破壞性話語、生態模糊性話語等概念,提出了話語分析的三個步驟:明確理論手段、開展文本分析及採取生態行動。
從研究範式的內涵之四「研究方法」看,經學界演繹和發展的韓禮德模式主要採取包括觀察、描寫、分析、解釋、比較、語料庫語言學等在內的研究方法,在設計上主要採納定性和定量兩種研究方式。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主要用來考察蘊涵生態價值觀的語言綜合特徵,以及生態價值觀本身或「故事」。
從研究範式的上述內涵看,較之最初的韓禮德模式,學界演繹和發展後的模式已具有獨立研究範式的基本架構。也正因如此,近年來生態語言學領域有關語言對環境的影響的研究發展迅速,研究對象從有關環境的話語擴展到凡是關涉人與環境,以及人與其他有機體關係的話語,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參見近年來Language and Ecology、CriticalDiscourse Studies等期刊發表的文章,以及TheRoutledge Handbook of Critical DiscourseStudies(Flowerdew&Richardson 2018)、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Fill&Penz 2018)等文集收錄的文章。
然而,從緣起及概念體系看,該模式尚存一定的問題。1)最初的韓禮德模式關注的是語言系統本身,尤其是語法特點,對環境的潛在影響;然而,演繹和發展後的模式關注的是語言的使用即話語對環境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演繹和發展後的模式與韓禮德模式之初在觀察的維度上發生了轉變,相應地帶來了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上的變化。2)演繹和發展後的模式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框架體系。一方面,概念名稱不穩定:有的稱為「環境話語分析」;有的稱為「話語的生態性分析」;有的稱為「生態話語分析」。另一方面,研究路徑突顯:有的將生態語言學的理論框架與「批評話語分析模式」結合起來,稱為「批評生態/生態批評話語分析」;有的與「積極話語分析模式」結合起來,稱為「積極生態/生態積極話語分析」;有的與「多模態話語分析模式」結合起來,稱為「多模態生態/生態多模態話語分析」,等等(參見Carvalho2005;戴桂玉、仇娟2012;黃國文2018)。概念名稱的不穩定以及研究路徑的突顯表明,從生態語言學視角下開展的話語分析尚未形成一個比較成熟的體系。3)上述種種路徑的話語分析對生態價值觀/哲學觀的界定不一致,對其重視程度也不一樣:有的將其界定為Living(Stibbe 2015),有的界定為Harmony,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Poole & Spangler2020),等等;有的在文本分析前首先闡明生態哲學觀(Stibbe 2015),有的在結語中說明所持的生態哲學觀(Poole&Spangler 2020);多數則與批評話語分析以及積極話語分析一致,主要提是否公正、公平,是否積極等,沒有明確生態哲學觀。4)上述種種路徑的話語分析大多沒有完全按照生態語言學的分析框架來進行,比如多數話語分析明確了理論手段,也開展了詳細而充分的分析,揭示了文本背後的生態價值觀,但是沒有提出生態行為建議或採取其他生態行動。最後兩項中提及的兩個特點也表明,學界多數學者仍然是從其他視角來看待有關生態系統的話語,或批評的視角,或積極的視角,或多模態的視角,或認知的視角,等等;換言之,他們主要是擴大了其他話語分析模式研究對象的範圍,尚未整體上從生態視角看待有關生態系統的話語。
從以上四個方面看,學界演繹和發展後的韓禮德模式還沒有發展成一個成熟穩定的研究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