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樂隊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的《流浪之歌》，不僅是2020年北京復工復產之後第一部新創大舞臺音樂戲劇，也是張瑋瑋、郭龍、小河、萬曉利和安娜這群老朋友難得的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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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李妍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吳興發
▲《流浪之歌》河樂隊演出。王祥 攝
音樂人老狼在看完《流浪之歌》後發文說，「小河唱起《那不是我的名字》，突然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在上個世紀末，在一個已經被拆除的河酒吧裡，曾經有那些人相擁著消耗了他們的時間，然後又被各自的河流帶走。他們被那些歌牽引著，回到在廢墟上重建的大廈裡。那些新建的大廈早晚會變為廢墟，但那些放肆的笑永遠被記錄在歌聲裡。」
安娜以法國攝影師的身份初到中國時，在三裡屯河酒吧結識了萬曉利、小河、張瑋瑋、郭龍等民謠音樂人，彼此友誼延續至今。2018年1月，安娜與他們再度聚首，共同舉辦了一場名為《安娜和她的朋友們》音樂會，「河樂隊」也由此誕生。
十年是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幾位音樂老友幾乎都離開了北京，又因為音樂劇在北京重聚。他們的對談中，有民謠音樂人的創作思考，更有友誼。
▲河樂隊排練時。央華戲劇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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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回歸、打開自己、勇敢了一點」
十年間，河樂隊成員無論在生活空間，還是創作領域，都有著不同的選擇和途徑軌跡，提到這十年的變化，他們有著不一樣的感慨。
張瑋瑋：十年前我正在準備我的第一張專輯，特別焦灼，十年後我在準備我的第二張專輯，依然焦灼。這十年變化很大，十年前我還在北京，十年後我已經搬到雲南了。在北京的時候人經常是被事兒帶著走，到雲南後少了很多交際和飯局，有種回歸的感覺。
這些年獨立音樂行業內發生了一些變化，做音樂越來越偏向職業化和商業化，大家都在忙著規劃和推廣自己。大理這小地方的好處就是人的野心會變小，可以停下來想想自己為什麼要做音樂，為什麼走上這條路。這幾年開始重新學習吉他和樂理，系統地看一些歷史書，有空的時候寫些公號。
這些事都不能折現，我也不知道這樣好不好。去年我整年都沒出去演出，偶爾也會有被困住的感覺，擔心自己的存款餘額。今年本來打算三月份出來乘風破浪，但是遇到了疫情，直到七月才來到北京排練。疫情期間我找了個老師學街舞，還找了武當山的道士學武術，什麼樣的日子都可以是好日子。
郭龍：我這十年就在大理待著，業餘生活基本差不多，樂隊排練、練練瑜伽、跟他們踢踢毽子，以前喜歡遊泳，但是這一兩年也沒怎麼去了。瑋瑋喜歡看歷史，我喜歡看科幻和科普類的，數學、基礎物理學。
萬曉利：我這十年變化比較大，中途搬到杭州，到現在生活了六年了。以前在北京的時候工作生活方式都不是很健康，身體也發出了信號，心理也有了變化，就想著能活動活動身體。杭州讓我改變了很多，整個人都向外打開了不少。
小河：剛好是大概從2010年開始，我有了巨大的變化，那之前特別自我，覺得音樂是全部，音樂可以實現自己所有的野心，還相信自己可以通過音樂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甚至去超越自我。但是2010年我在舞臺上摔下來，在床上躺了三個月……
安娜：啊？什麼時候？我都不知道，嚴重嗎？
小河：就是在一個畫廊裡做跟聲音有關的展覽，自己故意跳下去，兩個腳後跟摔碎了，只能躺著。當時跟曉利住得很近，他還經常去看我。這是一個分水嶺。就覺得很多以前對音樂的理解都改變了，開始想為什麼做音樂，音樂對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生命對我來說是什麼，未來應該怎麼做。有點像現在的疫情，時間越長給人類自我反思的時間就越長。
安娜：我的話，從30歲到40歲，跟大部分女孩子一樣結婚、有了兩個孩子，做了一個藝術學校。後來受到小河的想法啟發和鼓勵，開始做話劇，也勇敢去試試上臺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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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與中年危機
「年紀大了會看到彼此的邊界」
無論是在河酒吧，還是在北京、在雲南，在劇場或是在livehouse，只要老友們重聚，幾人便能瞬間擁有無數的快樂。這與年齡無關，有關友誼，和這背後隨著歲月流淌生發的不一樣的羈絆。
▲安娜初識河樂隊成員時期所拍攝的照片。
郭龍：我跟瑋瑋是很難得、很奇怪的一段關係，在我人生中也沒有見過同樣的。參加的樂隊基本都是一起，這也挺奇怪，有一個樂隊只要找了我，後面就一定要找他，找了他遲早也要找我。其實我們的性格愛好是截然相反的，但可能跟我們認識的年紀有關係。青年時代也老會鬧彆扭，但是現在更知道那個東西，就會儘量避免那種情況的出現，各自尊重互相的空間，盡力去理解對方。特別是兩個歲數大了的男人，又是「成熟的散夥兒男團」了。但是我們在生活中一直是親人一樣。
張瑋瑋：是的，我們倆很小就認識了，成長軌跡也幾乎重合在一起。如果我們不離開家，也有可能就不會有這麼長的友誼。但因為一起離家，我們成了命運共同體，西北人出門喜歡扎堆搭夥兒，共同去面對陌生的環境。我倆曾一起面對過很艱難的生活，也同時加入過美好藥店樂隊、IZ樂隊、野孩子樂隊、小河和小利的個人樂隊，還一起給孟京輝做了幾百場的戲劇配樂。我們認識快三十年了，幾乎一直在一起生活和工作，這很神奇也很珍貴。
（新京報：害怕以後各做各的事情不再合作嗎？）
張瑋瑋：不害怕，我們現在就是各做各的事情。我們生活幾乎都在一起，如果工作也還是捆在一起，不鬧彆扭是不可能的。有時候是要主動創造距離，稍微離得遠一點。年紀大了，要看到彼此的邊界，並尊重它。
郭龍：生活和工作只能選其一，現在我倆大部分工作不在一起了，但是生活離得很近，經常一起吃飯，反倒特別好。但是兩者都在一起，矛盾就特別多。我們還是住得非常近，現在家的距離跟小時候家的距離幾乎一樣，陽臺還是能看到對方家。
小河：對，一起到今年這麼久，很難得。其實我發現，到這個歲數回頭看，中年煩惱這件事好像並沒有，但是對自己以前的作品有過質疑。之前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向內的，我只關心感興趣的命題，我相信靈感是從天而降的，每天練琴都在等從天而降的東西，其實特別被動。慢慢我就不再喜歡這種感覺。後來做了《傻瓜的情歌》，是我躺在床上的時候錄的專輯。對我來說這個可能不是中年危機，而是一個創作命題，就是如何在未來規劃你和音樂的關係，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萬曉利：我也沒有，哈哈哈。可能有調整的狀態，但是現在的狀態比前些年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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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謠
「刻意追求詩歌化的語言有問題」
幾位創作人隨著生活狀態和年齡的變化，其原創的民謠作品也有了變化。不少樂迷都很好奇他們對自己創作命題的改變、近些年創作環境的變化，究竟有什麼見解？離開了「貧窮、故鄉、孤獨、荷爾蒙、立場表達」的創作真的會難以打動樂迷嗎？
▲安娜鏡頭下十幾年前的小河、萬曉利。
張瑋瑋：生活狀態和年紀會給創作帶來影響，好比我以前喜歡清淡抒情的，現在更喜歡節奏律動的。但是大命題沒有變過。
郭龍：這個大命題不能單放在民謠創作上說，是有這樣的現象，但是藝術創作都是這樣的。很多好的作家、畫家的作品都是在年輕時代最貧窮、表達欲最旺盛的時候創作出來的，這可能跟人的身體節律有關係，但我覺得不絕對，有偉大的創作者突破了這一點。還是要保持敏感。很多人生活安逸之後並不是沒有能力了，而是他不想說了，就覺得這些事兒都見過了有什麼可說的，就沒有敏感和熱情了。偉大的創作者都是像孩子一樣，一直有敏感和熱情。
張瑋瑋：失戀了能寫出好歌結婚了就不能，窮的時候能寫出好歌富了就不能，這是胡說。鮑勃·迪倫多早就有錢了，畢卡索、達利過得這麼好，一生創作沒有任何影響。你什麼樣的時候都能創作，如果你不能創作只能說明你本身有問題，從外面找理由就太可笑了，是在欺騙自己。整個歐洲古典文化都是建立在貴族階層，他們沒窮過，怎麼做出來的？我覺得大家對這件事可能有誤區。
很多時候，我會對同齡的一些音樂人感到可惜，當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四十歲了，在舞臺上還是渴望回到二十多歲的自己，展示青春的樣子。其實日常生活裡的有些平淡的心聲，比年輕時的激蕩更接近真相。你能想像鮑勃·迪倫複製自己20年前的樣子嗎？四十多歲是創作的正當年，一個人有了閱歷、生活穩定，心態平衡、不再受荷爾蒙控制，難道不是可以去向更遼闊的世界嗎。「不窮了就不能寫歌了」，這都是對青春的眷戀，有些小氣。
我認真地想過這個事兒，寫歌要幹什麼，我做民謠，民謠到底是什麼。對我來說敘事是最重要的，是我喜歡的表達。所以我很早就想好了，世界這麼大，我能說清楚一件事就可以了。就把白銀說清楚。
萬曉利：我跟瑋瑋不太一樣，我還是有不少改變的。從2015年發了《太陽看起來圓圓的》聽起來是特別內收的開始邁進向外的，包括後來的《天秤之舟》，都向外走了走。這是一個從北京到杭州之後心理的轉變，對我來說我已經努力了。
小河：曉利的轉變也跟家庭有關係，有那麼好的嫂子和女兒，真的給了他特別多支持。我覺得我們都在變老，不同生命階段看到的風景也不一樣，我們年輕時候會覺得靠自己來信仰音樂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後來慢慢開始覺得以前不敢接觸的東西和不屑一顧接觸的東西，到了一定階段都沒有那麼可怕，甚至有一點想要去了解。所以接近它之後就是會改變。年紀越來越大，活著輕鬆不緊張才是最重要的。年輕時候就覺得什麼自在啊，自由最重要。
萬曉利：創作環境也在變化，不管是北京還是哪兒也好，整個音樂氛圍都變了。以前巡演就我們一些朋友在路上都能碰到，都是熟人在演。過了幾年有些樂隊就開始沒聽說過了，這兩年就幾乎都不認識了。這麼些年湧現了很多新的音樂人，有更多人或全職業或半職業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安娜：對，我剛來北京的時候沒什麼音樂環境，最大型的只有每年五一的迷笛，音樂節也只有北京上海，後來才找到了小小的河酒吧。那個時候音樂人沒有舞臺，音樂只能在河酒吧呈現，但中國發展那麼快，20年內一下子就有了特別多的舞臺。後來大的高潮就是野孩子在工體的演出，15年的時間在同一個城市，樂隊可以從河酒吧走到工體，這太不可思議了。音樂都已經成熟了，但是那時候沒有市場。
郭龍：前兩年流行Hiphop，但中國沒有基礎，只有極少極少一部分人有天賦創作它欣賞它，大部分人就是跟風吧。野孩子出現的時候還沒有民謠這個詞兒呢，沒有人說民謠，都是地下樂隊，這個詞本身就帶有誤導性，它變成了城市情歌，抱把吉他唱唱愛情就是民謠了。在很多角落還是有很多好的創作者，但是這樣的人往往走不到臺前來。
張瑋瑋：民謠連接著民族的民歌和生活，近幾十年的獨立音樂包括搖滾樂，其實都仍然在它潛移默化的影響之中。但近幾年民謠似乎出了些問題，我覺得就是因為「民謠與詩」這四個字，它把民謠固化、美化成了一種模式。很多詞作者開始刻意追求詩歌式的語言，像寫標準作業一樣的湊字造句，最後驢唇不對馬嘴。
前段時間我和一個朋友聊張楚的《趙小姐》，他用那麼日常的口頭語言，完整地呈現了一個普通女人的形象，你能完全感受到她的心思，和隱藏在裡面的詩意。這才是民謠該做的事情，敘事是一條更長的路，民謠與詩不一定。
郭龍：我覺得這與我們對詩歌的認知也有關係，《趙小姐》就是詩啊，鮑勃·迪倫的歌詞也是詩，但我們現在追求的只剩下押韻了。
▲當年的河酒吧是許多音樂人心中的心靈休息地。安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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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綜藝化
「重要的是寫歌那一刻的心情」
綜藝《樂隊的夏天》播出時，成立了二十幾年的野孩子樂隊仍在說希望自己的音樂被更多人聽到，「音樂綜藝化」在這幾位創作人眼中意味著什麼？
安娜：年輕人不了解野孩子不是現在年輕人的問題，是市場不給他們這樣的機會。如果沒有一個公司花大錢讓大眾聽到你的音樂，就很不容易自己去找到。
郭龍：音樂是一個傳播媒介，你寫出來就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共鳴。但是不會本末倒置，它不是創作的原因。創作是為了說出心裡話，有很大的平臺讓更多人聽到是好事。名利、關注度來了就來了也不必排斥，最重要的是你寫歌那一刻的心情，讓更多人知道他也有一樣的感受，這是最有成就感的。
張瑋瑋：我前幾天看到一張照片，是貴州一家酒吧在巷子裡的牆上放《樂隊的夏天》，一群十來歲的小孩兒坐在對面的牆角看。臺上的樂隊在成功挫敗和種種誘惑裡紛擾著，但有很多觀眾跟這些並沒有關係，你不知道這些孩子看到了什麼，在心裡種下什麼樣的種子。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因為那一刻而拿起吉他。
小河：是的，今天我看朋友圈有人說野孩子的現象有兩撥人持不同意見，但我覺得我們無論支持野孩子，還是有人覺得他們不具備商業性，這兩撥人都忽略了一個東西，那就是在每個時代，都有只是因為熱愛音樂才去做音樂的人，他們的初衷就是「喜歡」。音樂不是物品，是聲音，是無形的，一段旋律流傳到今天，用你的方式去演變，考慮的應該就是自己開不開心，能不能帶給別人力量和共振。
▲《樂隊的夏天》節目播出時，張瑋瑋拍下郭龍在看《黃河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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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代
「不江湖，端端正正的」
《明日之子》《樂隊的夏天》等音樂綜藝中，越來越多的年輕音樂人參與並展露出創作能力，幾位前輩如何看待年輕一代的音樂人？
萬曉利：這十年有很多優秀的樂隊出現，他們可以很早就開始尋找自己喜歡的音樂和風格，而且很早就能學到很好的技巧。實際上我也是特別注重音樂技巧和理論學習的人，但我們那個年代沒有特別多樂器可以鑽研，聽得也少。
郭龍：這次參加《樂隊的夏天》碰到了好多（年輕人），馬賽克我們很早就認識，他們至少沒有演自己，在臺下也是那個樣子。五條人跟我們也是很早的朋友，當時還沒有很紅的時候就很喜歡，有這個時代很難得的真誠質樸，我們四個還一起演出過。Mandarin的生活經歷和我們完全不一樣，但他們也挺真實，技術很強，年紀輕輕在電子音樂方面非常有成就了。
張瑋瑋：我覺得年輕的一代人好像更端正一些。我們這代人為了生活奔波，一身江湖氣，也造就了我們的歌裡帶著煙火氣。煙火氣是更動人的，但像他們這樣，端端正正的，也很好。
值班編輯 康嘻嘻 吾彥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