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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是我國古代以水道為綱記載區域地理信息最為著名的典籍。它以西漢王朝的版圖為基礎（若干地區兼及域外），對許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進行綜合性的描述,所涉及的內容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兩大部分。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其代表作《中國科技史》中稱《水經注》是「地理學的廣泛描述」。同時，不少至今已經散佚的書籍，由於《水經注》的徵引而得以部分保存。因而，《水經注》一書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地理及文學等諸多方面都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然而，自宋代開始，《水經注》在傳抄刊刻過程中便出現了較多的散佚，原本四十卷的內容，有五卷不復得見。現在我們看到的《水經注》雖然依舊為四十卷本，但已是後人離析所存原三十五卷內容而得的結果。由於《水經注》在具體內容與版本流傳方面所存在的複雜性，想要真正讀懂《水經注》絕非一件易事，下面即就如何閱讀《水經注》這一話題做一概略性的介紹。
酈道元，字善長，北魏著名地理學家，家鄉在今河北省涿州市一個被稱為酈亭的村莊。他出身官宦人家，父親酈範曾為北魏朝廷的要員，出任青州刺史等職。其父去世後，酈道元承繼了父親的爵位，歷任一系列要職。他耿介正直、執法清刻嚴峻，最後在關右大使任上遇害，被追封為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酈道元像
酈道元一生好學，歷覽奇書，生前著述本不限於地理，但流傳後世的，唯有《水經注》一種。《水經注》共有四十卷，三十餘萬字，是酈道元在為官戎馬之暇，利用他所搜集到的各種地方文獻與他的部分實地考察所得而撰就的一部「宇宙未有之奇書」（劉繼莊《廣陽雜記》卷四）。其後雖然有明末黃宗羲《今水經》、清齊召南《水道提綱》等相類似的著述出現，但其價值都無法與《水經注》相提並論。在我國古代記載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經注》一直是「不可無一，不容有二」（沈德潛《沈炳巽〈水經注集釋訂訛〉序》）的傑作。
中國是農業文明古國，自古即對水的利用與治理十分重視，因而很早就有關於水的記載的典籍出現。在成書於春秋戰國之交的《尚書·禹貢》與戰國秦代之際的《山經》中，即出現了有關水道分布的記載。其後，在班固所撰《漢書》的《地理志》中用極簡的文字，將西漢時期的三零四條水道的情況做了勾勒。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雖說是一部按漢字部首進行編排的字典，但在其《水部》中也留下了一零九條單名水道的簡略記載。可以想見其時應該有一類關於水道記載的書籍出現。
酈道元所注釋的《水經》，本亦系單獨流傳，大體成書於東漢末三國時期，一萬餘字，記載了一三七條水道（《唐六典》卷七）的發源、流程及歸宿。酈道元有感於這部《水經》「粗綴津緒，又闕旁通」（酈道元《水經注》原序），於是以之為綱，主要利用他所搜集到的各種相關資料，重做編排與注釋，「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序），完成了超過《水經》原文近三十萬字的《水經注》，涉及到的大小河流、湖泊、陂、澤、泉、渠、池等各種水體多至三千餘條（趙永復《〈水經注〉究竟記述多少條水》，《歷史地理》第二輯，1982年，傳統觀點認為《水經注》記載的水道有一二五二條，見《唐六典》卷七），真正做到了他所希望的「旁通」，構築了一個完整的中古時期的地理系統。《水經注》撰成後，《水經》的獨立性便逐漸喪失，人們對其文本的重視程度亦幾乎為《水經注》所取代。
酈道元《水經注》所記載的內容十分豐富。書中對每條水道的發源、流向、二三級支流的匯入、最終歸宿等，一一做了詳細而有條不紊的描述。對水道所流經的大小城邑及其建置沿革、戰爭遺址等，也做了比較詳盡的記錄。不僅如此，還對許多水道流域內的自然環境（山脈、溪谷、川原、氣候、土壤、植被等）與人文景觀（包括宮殿、苑囿、園圃、寺廟、橋梁、碑刻等）進行了細緻的描寫。對當地的水利工程、風土人情、神話傳說、物產資源、民歌謠諺也不遺餘力地進行了記載。在某種程度上，《水經注》可謂一部北魏以前的百科全書。
《水經注》文本的宏豐，為我們從事相關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例如，我們利用《水經注》所載水道的資料，並結合相關史料，可以將其時的水道及其支流的流域情況大體復原，從而展現當時的河流水文地貌狀況。又如，《水經注》中載有豐富的秦漢至北魏時期的政區地理信息，我們在區分不同時代政區資料的前提下，可以對所記載城邑地望、縣級政區邊界以及州、郡級政區的設置情況分別做出合理的、精確的時代還原，從而使斷代政區地理的研究最大限度地細化。另外，酈道元為撰寫《水經注》，曾涉獵了大量的圖書，注文中徵引的書籍多達四三六種（鄭德坤《〈水經注引書考〉自序》），同時還記錄了漢魏時期的許多碑刻，而這些書籍與碑刻，後來大多亡佚，我們現在通過《水經注》中的引用，可以管窺其中的一二，甚至進行輯佚整理。
《水經注》成書後的五百多年間，靠寫（抄）本得以流傳，最早見於官方記載的是《隋書·經籍志》。在隋至北宋的一些類書（如隋代的《北堂書鈔》、唐代的《初學記》、北宋的《太平御覽》）與地理總志（如唐代的《元和郡縣圖志》、北宋的《太平寰宇記》）中，可以見到《水經注》被徵引的文字。至北宋景祐年間（1034-1038），原本四十卷本的《水經注》出現了散佚，僅存三十五卷（後復析分為四十卷）。
在雕版印刷出現之後，《水經注》也有刊刻本流行。迄今已知最早的刻本，是北宋中期的成都府學宮刊本。而現存最早的刻本，則是人們習稱的「殘宋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大約刊於南宋初期，僅存十一卷半（沒有一葉是完整的），字數尚不及全書的三分之一。雖然如此，書中所發映的版式、行款，可以使我們得知宋刻《水經注》的原貌，僅從此點上來說，已彌足珍貴。
降至明代，在《水經注》版本流傳方面形成了兩大系統，一為古本系統，一為今本系統。所謂古本，即刊刻、抄寫時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行款與文本原貌為準則，即使底本有明顯訛誤，亦不作改動，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如前所述的殘宋本與明《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及現存的五部明鈔本《水經注》即屬古本系統。所謂今本，即已經對底本進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經注》黃省曾刊本以降的諸明、清刻本，皆屬今本系統。現今我們一般所能讀到的《水經注》版本，也皆為今本系統之列。
對《水經注》的系統研究肇興於明代，並逐漸蔚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酈學」。真正在《水經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的，則是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李長庚刊刻的朱謀㙔撰《水經注箋》。自宋代起，《水經注》不僅出現了散佚，而且在保留下來的文本中還出了《水經》的《經》文與酈道元的《注》文相混淆的情況。《注箋》本在《經》《注》區分、調整錯簡、試補脫文等方面作了許多工作，可以說是第一次對《水經注》作了「大手術」。此外，受當時治學風氣的影響，明代還出現了以譚元春為代表的點評《水經注》中精彩文句的詞章學派，與酈《注》關注歷史與地理的本意已經相去甚遠。
至清代康熙年間，對《水經注》的考證研究重新佔據了主導地位，並影響了乾隆年間研治「酈學」的四大名家：沈炳巽、全祖望、趙一清及戴震。沈炳巽治《水經注》前後數十年，曾攜帶自己的定本（《水經注集釋訂訛》）與全祖望討論，其書中見解大多得到後者肯定，並最終被趙一清收入《水經注釋》中。全祖望有關《水經注》的研究，則集中體現在他的《五校水經注》稿本與《七校水經注》鈔本之中。趙一清撰《水經注釋》，得益於其家小山堂豐富的藏書，以及同全祖望的相互討論，故其書最終在《經》《注》釐定上取得突破，建樹頗豐。此後由戴震主持官修的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也有著參閱各種酈書和眾人互相討論的優勢，因此殿本在整體的語義通順、《經》《注》區分及調整錯簡等方面有著更多的進步。趙、戴二人在《水經注》方面的研究（趙一清後人所刊與戴震所校《水經注》大體相同），還引發了酈學史上著名的「戴、趙相襲」案，經相關學者的長期論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最終將這一公案劃上了句號。
清乾隆刊戴震校本《水經注》
除關注版本校勘之外，清代酈學研究還向輿地方面進行了拓展。鹹豐年間的汪士鐸撰《水經注釋文》，在地望考證和河流流路的梳理上，都有所貢獻，並在此基礎上，他還繪製了相關輿圖。其後，楊守敬、熊會貞繪製的《水經注圖》則代表了其時輿地製圖類《水經注》的一個巔峰。在編繪這套圖集時，楊、熊二氏發現，依照製圖的需要，必須對殿本《水經注》文字不斷查證和修訂。在此過程中，《水經註疏》的雛形開始形成，並歷經數十年的努力，最終完成了這部酈學傳統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後，王國維、胡適等學者對《水經注》的研究都用力甚多。當代之中，陳橋驛是治酈名家，有多種相關研究的著述刊布。
（1）《水經注》，戴震校，《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本，商務印書館，1919年；陳橋驛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合校水經注》，王先謙校，中華書局影印本，2008年。
（3）《水經註疏》，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4）《水經注校證》，陳橋驛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
（「怎樣讀經典」由中華讀書報、杭州驫馬文化傳媒公司聯合推出，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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