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許淵衝在華東師範大學作講座,黑板上是他翻譯的《詩經》中的千古麗句。圖/受訪者提供)
「譯痴」許淵衝
本刊記者/鮑安琪
發於2020.9.28總第966期《中國新聞周刊》
2004年左右,楊振寧和翁帆新婚不久,老同學許淵衝做東小聚。
楊振寧和許淵衝相識於1939年1月西南聯大的大一英語課上,兩人都分在N組。半個多世紀後重逢,楊振寧發現,當年綽號「許大炮」的許淵衝還和過去一樣衝勁十足,「如果不是更足的話」。
席間,許淵衝遞給弟子、新東方創始人之一的王強兩頁紙,讓王強去念給楊振寧聽。上面是列印出來的《一樹梨花壓海棠》詩的英、法譯文。楊振寧有一點耳背,王強走到他身邊先用英文、再用法文大聲念了一遍,舉座皆樂。
99歲的許淵衝,如今獨自住在北大暢春園一個老舊小區裡,水泥地面、老式桌椅,雖是陋室,但庭院清幽。書籍、詞典、眼鏡、放大鏡、與已故夫人的合影等,把書桌擠得滿滿當當,只留下一張紙大小的空間用於寫字。他每日翻譯不輟,自己一個字一個字把精心譯出的韻文敲進電腦裡,這種專注和心無旁騖是最讓王強感慨的。「先生每天一起床就坐在電腦前,琢磨譯文的哪個詞和哪個詞能押韻,幾十年如一日。」王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許大炮」
「狂」,怎麼想就怎麼說,大會小會都要「放」,嗓門還大得不得了——「許大炮」的綽號,伴隨了許淵衝一生。
在他的記憶中,50年代時,一三五七九,運動年年有,每次運動他都挨批,每次也都過關,成了「運動健將」。
「那時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只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回國後才知道,留學生要改造思想。」許淵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說著他突然起身,不顧記者和保姆的勸說,拿起手邊的兩根拐杖,逕自走向兩排書架。書架邊堆著大大小小的書箱,最下面的一個箱子裡,是泛黃的成摞書信、本子。
他翻開1951年9月5日的日記,念道:回國九個月了,真正檢討一下,發現自己改造不多。,原來還是在留戀過去。雖然理智上知道從前的錯誤,但感情上總覺得過去好……一聽報告,就不高興;談到政治,就想業務。毫不虛心接受意見。
但是小進步還是有的。改造之後他知道了:西方國家只是資產階級才有自由民主,而在新中國卻是無產階級有自由,有民主。
1952年秋,由於援越抗法戰爭急需培養翻譯人才,許淵衝從北京外國語學院被調到位於香山的軍隊系統的外國語學院。起初依然教法語,1954年戰爭結束後,對法語人才的需求減少,許淵衝就從法語系調到英語系。
(1955年,香山外國語學院教師在頤和園合影。後排右一為許淵衝。圖/受訪者提供)
英語系主任是他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同學朱樹。許淵衝記得,朱樹在聯大時不大參加政治活動,沒想到從美國回來後卻入了黨,做了領導了。而許淵衝自己還是屬於「單純業務觀點嚴重」的知識分子,評功授獎都沒有份。
許淵衝發牢騷,說領導是官僚主義,有眼不識泰山,加上抗戰時有在「飛虎隊」做翻譯的歷史,受到隔離審查。幸好朱樹颺能為他做證明,結論是:不是肅反對象,是個人英雄主義。
「肅反」之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到了。1956年,許淵衝翻譯的英國詩人德萊頓的詩劇《一切為了愛情》得以出版。
這是他在西南聯大時翻譯的。那時他在系圖書館半工半讀,管了一個學期圖書,大飽眼福。他從《英國復闢時期戲劇選》裡看到這個劇本,寫的是羅馬大將安東尼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故事,被英國觀眾認為寫得比莎士比亞更好,就翻譯了出來。
但英雄美人戲總與時代精神不太符合,應該翻譯一部以人民群眾為主角的作品才好。高爾基說過羅曼·羅蘭寫雕花木匠的《哥拉·布勒尼翁》是部奇書,於是他決定翻譯這本。最初想譯成能體現主人翁精神的《潑泥翁》,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責編不贊成,所以還是用了現名。
編輯主張直譯,他喜歡意譯,有時他得聽編輯的意見,但編輯多半還是尊重譯者。譯到得意之處,他就自得其樂,如這段:
你還不知道我是個多壞的胚子。我遊手好閒,好吃懶做,放蕩無度,胡說八道,瘋頭顛腦,冥頑不靈。好酒貪飲,胡思亂想,精神失常,愛吵愛鬧,性情急躁,說話好像放屁。
這種典型的許淵衝式意譯所帶來的各種爭議,幾乎伴隨了他一生。
哥拉和朋友為爭奪情人打得頭破血流,書上寫道:「沒有什麼比朋友成了仇人更壞的。」他卻譯成:「朋友翻了臉,比仇人還狠。」「文革」時,造反派認為這句譯文是諷刺中蘇關係交惡,讓他頗受了皮肉之苦。
1957年整風時,許淵衝發言說,「共產主義」翻譯錯了。因為,英文communism=common(公共)+ism(主義),法文communisme=commun(公共)+isme(主義),都沒有「產」字。他問過德文系的同事,說是德文也沒有。2500年前柏拉圖提出communism時指出,領導沒有私產,而人民是可以有的。毛澤東也說過,共產主義就是世界大同。所以,不如譯成「大同主義」。
有人說這是右派言論,但領導認為這屬於學術討論範疇,沒有把他打成右派。
撞到南牆不回頭
1960年,蔣保忠參加高考被錄取,以為要去北京上大學開心極了,沒想到卻趕上戰備疏散,一步沒踏進北京城,學校就遷去了張家口。三年級時,許淵衝成為他的老師,教了他們班半年精讀,半年翻譯。後來蔣保忠畢業留校,又與許淵衝成了同事。
蔣保忠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便統一著軍裝(周日可以著便裝),許淵衝看上去也和一般工農出身的幹部不同,有著一種紳士風度,腰板很直。他講話中氣十足,嗓音很大,隔壁教室都聽得見,不過叫到女同學的時候聲音很溫柔。有一段時間,學校要求老師找學生個別談話,許淵衝也叫了幾個同學去,同學去了回來跟大家說,他家還有咖啡喝。
蔣保忠記得,許淵衝曾借用林肯總統葛底斯堡演說結尾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來翻譯「三民主義」一詞。
開會時,許淵衝一般都坐第一排。蔣保忠記得,有一次開會傳達「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領導照本宣科念完了,四下無聲,只有許淵衝舉手提問:林彪以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當時為什麼要這麼做?
1972年,29歲的潘麗珍與調來法語教研室的許淵衝成了一個教研室的同事。潘麗珍也聽說過許淵衝「狂」的名聲,但一段時間相處下來,她覺得許淵衝的「狂」只是在同輩之間或對上時,對他們這些年輕人卻愛護有加。他還為年輕教員們輔導「進修」,每人發一篇文章,翻譯後由他修改,持續了約一年。80年代中期,潘麗珍與許淵衝合譯了《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三卷,潘翻譯,許校閱,聯合署名。
潘麗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許淵衝寫文章極快,才思敏捷,個性獨特、自我,撞到南牆才回頭,甚至撞到南牆也不回頭。他的記性特別好,潘麗珍常開玩笑說他有100年的記憶。
翻譯毛詩
「文革」開始後,許淵衝沒有其他書可以翻譯了,業餘時間就把公開出版和傳抄的毛澤東詩詞全部翻譯成英、法韻文。
有一日,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許淵衝在烈日下陪鬥,戴著高帽,掛著罪狀牌,低頭彎腰屈膝,非常難熬。他忽然想起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就在心裡默默背誦著「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好像烈日也沒那麼難以忍受了。
他又想,「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這些疊詞該怎麼翻譯好呢?反覆推敲之後,他想出了兩句譯文:
The boundless land is clad in white.
The endless waves are lost to sight.
他覺得,音韻節奏都翻譯出來了,還翻譯出了原文的對仗,心下暗自得意。等譯完,批鬥會也開完,可以回家了。
許淵衝的最得意之筆,是將毛澤東詩詞《為女民兵題照》最後一句「不愛紅裝愛武裝」翻譯成:「They love 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直譯為「直面硝煙,而不是塗脂抹粉」)在他看來,這句譯文和原詩一樣,有音、形、意之美。
但翻譯完後,沒有地方可以出版。
許淵衝當時並不了解,毛澤東著作的翻譯是一項極其嚴肅的政治任務,50年代初期中宣部就成立了「毛選英譯委員會」,參加者都是錢鍾書、金嶽霖這樣的大家和外國專家,以外文出版社的名義出版。許淵衝曾把翻譯的毛澤東詩詞投給外文出版社,被退了回來。他甚至給江青寫信,希望她像關心樣板戲、關心汪曾祺那樣關心毛主席詩詞的翻譯出版。好在他沒有得到那樣的「知遇之恩」,也就免了日後的罪與罰。
「文革」後,出版有所鬆動。但當時洛陽外國語學院級別最高的一位教授看了許淵衝的譯本後說,這是「小學生的作文」,一句話就定了調。許淵衝不服氣,把譯詩寄給自己的老師錢鍾書看。
許淵衝讀西南聯大時,大一英語課的下學期分在了錢鍾書所帶的組。錢鍾書那時剛28歲,從牛津回國,整個聯大裡流傳著他上課不聽講、考試考第一的傳說。錢鍾書講課全用英文,一口英國音在美國音佔統治地位的聯大裡並不吃香。許淵衝記得,錢鍾書講到,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知人善任」,認為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不能應用於文學批評。考試時,他只要求一小時寫一篇英文作文,題目卻不容易,叫:《世界的歷史是模式的競賽》。
1976年3月29日,許淵衝收到了錢鍾書的英文回信。信中說,許戴著音韻和節奏的鐐銬跳舞,靈活自如,令人驚奇,但由於健康和時間原因,自己無法提出具體意見,不過會把譯詩轉給毛選英譯委員會的同事看看。他借用一個法語比喻指出,有色玻璃般的翻譯(意譯)會得罪「譯」,無色玻璃般的翻譯(直譯)又會得罪「詩」,只好把這看作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正如本特萊老兄所說:蒲伯先生譯的荷馬(史詩)很美,但不能說這是荷馬的詩。」
1978年底,洛陽外國語學院內部出版了許淵衝翻譯的《毛主席詩詞四十二首》英法格律體譯本。當時恰逢鄧小平訪美,許淵衝給外交部寄去譯本,希望能作為訪美禮物帶去美國,未果。
許淵衝自己在一本譯本的扉頁上題寫留念:一個人把中國詩詞譯成英法兩種文字,全世界有史以來這是第一本。——許淵衝,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時。
「不到俄島我不倒」
80年代,許淵衝已逾60歲。他記得在西南聯大時,有位同學給他看相,說他60歲之後會交好運。他認為這句戲言成了真,假如自己像傅雷一樣在58歲離世,那就一切皆空了。
1983年8月,許淵衝被北京大學西語系(當年改名為英語系)聘為客座教授,為研究生講「唐宋詩詞英譯」。
那時錢鍾書任社科院副院長,許淵衝給他寫信,希望能調去社科院。錢鍾書約他來家,做一小時。錢鍾書說,自己只是個掛名的副院長,一不上班二不開會三不籤閱文件,因此愛莫能助。他們還順便又討論了譯詩「傳真」和「求美」的矛盾,錢鍾書說:「這個問題我說服不了你,你也說服不了我,還是各自保留意見吧。」
當時正好北大新成立國際文化系,需要教授,許淵衝就轉去這個系,教「中西文化比較」和「中英互譯」課。英語系大四生王強和劉鋒選修了許淵衝的中英互譯課。
出於興趣,王強幾乎每次都坐在第一排中間位置,劉鋒則各處隨機坐。二人對這位老師的第一印象都是嗓門大,只要他一開始上課,北大文史樓三樓其他班的老師就紛紛關門。
許淵衝上課不時在英語、法語和漢語之間跳來跳去,說英文時還有一點法國腔,例如把「concise」讀成「空塞子」,把「translation」念成「唐絲拉熊」。
王強記得,許淵衝上課,經常會挑戰大家的好奇心和語言文化的積澱。有一日,他說起英文中也有迴文詩,就在黑板上寫下拿破崙一句名言的英譯:「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ere是古英語,意為以前,Elba即厄爾巴島,拿破崙最後被囚禁之地,整句的意思類似於「被流放到厄爾巴島之前,我無所不能」。
許淵衝問大家該如何翻成中文。有同學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有說「不見棺材不落淚」,他哈哈大笑,說大家翻得有點靠譜,但是沒有翻出拿破崙的霸氣,從音、形、意三美統一來說,他翻成「不到俄島我不倒」。大家都叫絕。
王強和劉鋒常去許淵衝家。他們回憶,80年代師生之間的關係不同現在,是非常平等的,可以隨便敲門進去,花一兩個小時坐在老師的書房裡聊天,甚至在他家吃飯。
《紅與黑》 大論戰
1995,許淵衝所譯的《紅與黑》引發了翻譯界一場大論戰。
時任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許鈞是這場論戰的一個重要推動者。現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的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了這場論戰的原委。
中國於1992年成為國際版權保護公約《伯爾尼公約》的成員國後,國內掀起了一輪經典名著復譯熱潮。許淵衝也重譯了《紅與黑》,並給早就相熟的許鈞寄了一本。
1995年3月,許鈞給許淵衝回了一封長信,就翻譯觀念和翻譯方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許淵衝回信,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翻譯主張。兩封信都公開發表在《文匯讀書周報》上。
此時《紅與黑》已有近十個譯本,這是很少有的現象。《文匯讀書周報》相繼發表了多封翻譯家之間的往來信件,爭鳴氣氛熱烈。許鈞認為讀者的聲音也不能缺席,為此牽頭在《文匯讀書周報》進行了一個讀者意見徵詢調查,選取了五個具有代表性的譯本,摘登了多個段落,讓讀者根據喜愛程度投票。
調查結果,許淵衝的譯本綜合得票第四。針對小說結尾(直譯為「她死了」)的譯文的投票,許淵衝譯的「魂歸離恨天」得票幾乎為零,不少讀者認為這句「為求精彩而失精確」。
對這個調查結果,許淵衝並不認同,認為是調查主持者用理論誤導了讀者。
整個翻譯圈都卷進了這場論戰。在香港的一次翻譯學術會議上,一位譯壇權威歷數許淵衝所譯《紅與黑》的「罪狀」,如「四字詞組,文壇遺少」「提倡亂譯,千古罪人」「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等。
許淵衝幾乎是孤軍奮戰,但寸土不讓。
他認為,文學翻譯是兩種文化的競賽,而四字成語是中國文化的優勢所在。中國讀者深受「硬譯」之害,因此走入歧途,誤以為「洋涇浜中文」或者「翻譯腔」才叫精確。好的翻譯,「不逾矩」只是起點,「從心所欲」才是高標準。他借用畫家吳冠中的話說,風箏不斷線,飛得越高越好。至於「自賣自誇」,如果名實相符,揚名又有什麼不好?他將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最後兩句翻成許式韻文以明志:衝鋒陷陣我帶頭,論功行賞不落後。
1998年前後,許鈞到北京出差,許淵衝與夫人請他吃飯。在飯桌上,兩人又開始爭論翻譯問題。
許鈞認為,當前譯壇上有股「美文風」,但譯文離原作太遠就是「不忠的美人」,翻譯是一種交流,最根本的是求真。許淵衝則認為,譯壇該反對的是「翻譯腔」,不是美文風。他說,如果美都談不上,文學存在的必要性就沒有了。他說許鈞代表的是翻譯的「外科派」,重形式;而他自己是「內科派」,重精神和血脈。
「他有個觀點。他說我比你大33歲,你年紀比我輕,但你是舊觀點,代表舊的時代;我雖然年紀比你大,但是我的觀點是嶄新的,代表的是新的世界。」許鈞說。
2014年8月,在德國柏林召開的第20屆世界翻譯大會上,國際翻譯家聯盟把當年的「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頒發給了許淵衝。該獎項每三年評選一次,每次評選一人,這是該獎項自1998年設立以來第一次頒發給亞洲人。
許淵衝的代表譯作,是《詩經》的《採薇》中的千古麗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譯文:
When I left here,(我離開時)
Willows shed tear.(楊柳流淚)
I come back now,(我回來時)
Snow bends the bough.(雪壓樹枝)
「詩譯英法唯一人」
2018年,許淵衝相伴60年的夫人照君去世。第二天下午,王強和劉鋒來許淵衝家看他。他們不知道97歲的老先生如何支撐得住,令他們吃驚的是,許淵衝正坐在小書房的電腦前,翻譯唯美主義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全集。劉鋒瞥見,他正在譯《無足輕重的女人》,剛翻了兩頁文檔。
許淵衝告訴他們,昨天晚上一直沒睡著,大概就睡了一個多小時。夫人過世後,他一個人坐在電腦前,想了很久很久,但是還是開始翻奧斯卡·王爾德的書。他叫二人不要擔心,「只要我能夠繼續沉浸在翻譯世界裡,我就垮不下來」。
700多頁的奧斯卡·王爾德全集字號很小,許淵衝只能用放大鏡看。王強和劉鋒將書拿下樓,找了家複印店,花了一兩個小時放大複印完。
現在,許淵衝仍然每天翻譯1000來字。他正在翻譯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The Portrait of a Lady》,通常譯作《一位女士的畫像》,他譯為《伊人倩影》。譯文在香港一本雙月刊雜誌上連載,每次4頁左右。現已譯到第52章(共58章),並與出版社談好,預計年內出版。
他習慣半夜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鐘,有時候到四五點,常常睡兩三個小時就起床。早晨保姆騎電瓶車載著他,到小區對面的公園走走坐坐,晚上有時出去看看月亮。
譯詩的時候,他總會自問,譯文中能否看得見無色的畫,聽得見無聲的音樂?他說,翻譯是與作者的靈魂交流,有時突然靈光閃現,湧現出一個好詞來,渾身每個毛孔都感到舒暢。
許淵衝和許鈞一直保持著和而不同的友誼,許淵衝給他寫信、送書時,都叫他「許鈞小兄」。
對當年的觀點,兩人都沒有絲毫改變。但許鈞覺得,有一點他和許淵衝是一致的:他們都真正把翻譯當做一種精神追求,因為文學翻譯擴展的,是思想的疆域。
1993年時,蔣保忠已經離開洛陽外國語學院,在蘇州大學任教。許淵衝來蘇州出差,晚上蔣保忠去賓館看他。許淵衝送給他一本自己新出版的《詩經》英譯本,還遞給他一張名片,上面寫著「書銷中外三十本,詩譯英法唯一人」。蔣保忠覺得這張名片很有意思,保存至今。
現在,遞給記者的名片上,「三十本」已變成「百餘本」,「唯一人」還是「唯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