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政府和珍珠港之間的信息溝通體現了誘發定勢的差異，美國政府提醒珍珠港的肖特將軍提防「敵意行動」，而珍珠港根據自己的經歷和信息卻理解為「破壞行動」。
本文轉自微信號「 閒談新知」。
文 / 尹繼武，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戰略心理與國際政治》作者。
領導人之所以會產生錯誤知覺，主要有兩種原因，即外在環境的影響和決策者本身的心理因素。從外在環境來看，在危機決策中，時間緊迫，需要及時做出決斷，同時決策者信息掌握得並不是很充分；從內在心理因素來看，決策者本身的認知能力、情感狀態和動機以及人格等都影響錯誤知覺的產生。具體來說，錯誤知覺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見表1）。
表.1錯誤知覺的幾種來源
第一，認知相符機制。認知相符是指，當我們接收到關於具體事物的信息或刺激時，我們會將接收到的信息與我們頭腦中已有的記憶進行比較。因為在此之前，我們可能對所要接收的信息或刺激有了一定的認識，所以，或許決策者有意或無意產生一些預期或期望。但是，當新的信息與舊的記憶不相符時，我們會有一種維持原有認識的傾向，因此有可能會排斥新的信息，從而原有的認識不斷地自我證實。這種心理機制，在認知心理學中被稱為認知相符理論，與我們上述的認知失調理論緊密相關。比如，賭徒在輸得越多的情況下，越不願意放手，因為「全盤皆輸」的局面實在是非自己所能接受的。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John F.Dulles）對蘇聯形成了非常固執的「邪惡」意象，當蘇聯展示某些友好的舉動時，杜勒斯認為這是蘇聯的陰謀，而不是蘇聯真心示好。這就是經典的關於杜勒斯的「內在邪惡的信念」模式。
約翰·杜勒斯，第52任美國國務卿，冷戰早期重要人物，主張強硬態度對抗蘇聯
第二，思維定勢的影響。經過不斷的知覺自我證實，我們可能對於某一特定的信息和刺激形成了特定的認知結構，只要這一信息再次出現，我們就會將其納入我們的思維結構之中，這就是思維定勢或思維結構的影響。但是，這往往是錯誤的知覺。比如，一些長期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野蠻人」，由於偶然的機會被科學工作者帶出森林，隨著汽車駛入周邊的平原地區，受自身知覺的定勢影響，當這些原住民看到汽車玻璃外很遠處的野牛時，認為那是一些螞蟻。當汽車離野牛越來越近時，他們覺得驚奇和恐懼，因為「螞蟻」越來越大了。這是因為基於他們的生活常識，在森林中視野受限，無法形成正常的空間知覺。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政府和珍珠港之間的信息溝通體現了誘發定勢的差異，美國政府提醒珍珠港的肖特將軍提防「敵意行動」，即來自外部的可能攻擊，而珍珠港根據自己的經歷和信息卻理解為「破壞行動」。雖然美國政府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日本情報，但肖特將軍的誘發定勢沒有被來自華盛頓的極端重要的信息所改變。
《戰略心理與國際政治》尹繼武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第三，歷史類比。常言道，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條諺語的潛在邏輯是，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中正確地吸取教訓，從而可以防止再犯錯誤。這種建立在歷史可以重複的基本信條基礎之上的命題，在實踐中並非是「屢試不爽」，而可能是錯誤百出。因為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決策者往往基於歷史經驗來類比當下的情境，從而做出決策，但遺憾的是，歷史類比並不是經常正確的。錯誤的歷史類比產生錯誤知覺，從而做出錯誤的決策和行為。比如生活中，一隻小貓在偶然往後倒退時，碰了一下門，然後門就開了。在這種簡單的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基礎上，小貓學會了向後倒退，然後將門打開。其實，開門哪需身體後退才能開？所以，現實中，往往是成功是失敗之母，而失敗可能是成功之母，也可能是失敗之母。
珍珠港事件中的bb-48"西維吉尼亞"號戰列艦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我們看到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惡性軍備競賽的結果，即將世界拉入大戰之中，生靈塗炭。所以，基於這種歷史教訓，一戰後歐洲大陸和平主義思潮盛行。這直接為20世紀30年代英、法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奠定了社會土壤，即以強硬對抗強硬的話，最終衝突和戰爭不可避免。這種歷史經驗的類比成為張伯倫等人的內在心理訴求機制。當然，或許對於希特勒那樣的擴張主義者，強硬和綏靖都未必能夠奏效。二戰後，在吸取綏靖主義政策失敗的教訓之後，美國對於韓戰的爆發，就是用了歷史類比的機制。杜魯門總統將朝鮮局面比做是當年法西斯的局勢，如果不及時加以制止，勢必會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西線的馬其諾防線，法國士兵悠閒地站崗。德國曾經最擔心的英、法軍隊從西線出擊的事態並沒有出現。正是這種綏靖政策，使德國從容地佔領了波蘭
一般來說，新近發生的事情，可能會對決策者產生較大影響。所以，我們看到，二戰爆發之前，歐洲領導人所援引的「歷史」主要是一戰的經驗和教訓；而二戰後，美國領導人則以二戰爆發中對法西斯主義的態度作為對待共產主義國家的歷史類比，在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中，英國也將埃及總統納賽爾比做希特勒。同時，符合我們情感和心境，尤其是對個人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往往成為歷史類比所援引的例子。2001年的「9·11」事件，無疑成為未來美國領導人進行歷史類比的重要事件，上文所述的一戰和二戰等，都是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而某些特定的事件，於領導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往往成為領導人青睞的對象。
第四，情感和動機的影響。上文所述的三點原因，均為認知層面的影響因素。除了認知因素之外，情感和動機也會對錯誤知覺產生重要的影響。一些消極情感，比如，恐懼、憤怒、仇恨和厭惡等都會影響領導人的判斷，從而有助於錯誤知覺的產生。正是基於這種視角，在西方哲學史上，情感和情緒一直是理智的對立面。情感或情緒會損害我們做出有效的決策，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一方面，在一些高度緊張的國際危機決策中，受環境所帶來的消極情緒影響，往往會影響正確判斷和決策的形成；另一方面，決策者的動機因素，也是錯誤知覺的來源之一。比如，願望思維，即我們所看的，往往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但我們所希望看到的，肯定與真實的事實存在出入。
「俾斯麥」號帶著德國海軍的驕傲沉沒在了大西洋中
在此，必須區分認知與動機（情感）影響錯誤知覺的機制。認知因素往往強調我們對於事情已有的認識，形成了一定的記憶，因此會產生一定的預期。但是，動機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產生願望，即我們內心所願。關於預期與願望的區別，我們來看看二戰中德國俾斯麥號戰艦的例子。二戰中，德國的「無敵戰艦」俾斯麥號，在大西洋地區橫衝直撞，「所向披靡」。美國開往歐洲的商船經常成為俾斯麥號戰艦的獵物。因此，為了獲得大西洋航行的主動權，盟軍必須「幹掉」俾斯麥號。在經歷無數次的搜尋和追逐之後，盟軍終於獲得一次良機，在交戰中，俾斯麥號戰艦雖然獲得軍事上的勝利，但是也受損，駛往最近的法國補給站。由於偏偏損壞的是螺旋槳，所以俾斯麥號戰艦隻能往相反的方向航行。本來受到重創的英國艦隊無望捕獲俾斯麥號了，但命運卻讓俾斯麥號反向航行，朝著搜捕它的英國艦隊駛去。而英國艦隊明顯不相信俾斯麥號朝著自己開來，這無異於「自首」嘛。從這裡可以看出，盟軍內心所願當然是俾斯麥號自投羅網，但他們的認識卻告訴他們自己，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的願望與期望不可同日而語。
第五，文化的差異。文化對於領導人知覺影響的討論並未充分展開，因為現有大多數政治心理學研究都是基於西方文化情境，而未進入跨文化比較的層面。文化差異的基本前提在於決策者面對的是不同社會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對象，而往往是基於自身的文化解讀對方的信息，從而產生了錯誤知覺。這一點，也可以說是跨文化溝通的缺乏，或者是文化自我中心主義的表現。比如，美國對中國戰略意圖和行為的判斷，就是建立於傳統的霸權興衰的邏輯之上，因此他們難以理解中國的和平主義文化以及中國提出和平崛起與和諧世界的命題。相對於中國和平戰略文化的看法，西方學界也有不少關於中國進攻性戰略文化，或者關於中國古代戰爭行為的文化分析的著述。
比如，江憶恩（Alexander Iain Johnston）關於中國明朝戰爭行為的分析，認為中國存在傾向於進攻性的戰略文化；而許田波和王元剛的分析也表明，中國古代也有豐富的戰爭經驗和傳統，這些戰爭文化跟國家的實力和策略相關，而未必是中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環境所決定。在當代中國的外交精英和民眾的社會心理中，也存在著「美國中心主義」和「中國中心主義」的差別，比如，「美國中心主義」就是以美國為所有對外工作的中心，將美國看成是中國國際環境的全部；而中國中心主義則是「自我中心主義」和「自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現實中，諸如中美共管的論說，忽視周邊的重要性，成為上述外交心態的現實反應。（完）
（本文摘選自《戰略心理與國際政治》，尹繼武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豆姑娘，圖片源於網絡。）
作者簡介
尹繼武，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和北京外國語大學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員，擔任《外交評論》雜誌編委、《政治心理學前沿譯叢》和《政治心理學經典譯叢》主編。研究方向為國際關係理論、政治心理學、國際安全和中國外交。著有《社會認知與聯盟信任形成》，主編《政治心理學》，在《世界經濟與政治》《心理科學進展》等期刊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30餘篇。曾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和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青年教師獎等榮譽，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和北京外國語大學卓越青年教師支持計劃。
《戰略心理與國際政治》聚焦於戰略心理的國際政治分析，是關於中國對外關係的戰略心理學研究之作。理論邏輯總結了國際政治中心理學研究的知識譜系、研究進展以及文化心理創新國際關係理論的思辨；經驗研究圍繞系列核心概念和命題而開展，如關係層次的認知結構、和諧秩序、關係信任和虛假共識，信號層次的誠意信號和身份管理的理論與中國經驗探討。本書遵循從理論到經驗、從關係到屬性和從政治心理到戰略心理的邏輯分析，集中於中國對外關係的案例研究，從戰略心理學路徑解析國際政治和中國對外關係。
出版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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