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07日 責任編輯：張文清
編者按：上海交通大學是一所有著優良愛國奮鬥傳統的高等學府。在祖國的建設發展中，無數交通大學的莘莘學子，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和畢生奮鬥的事業緊密融合在一起，譜寫出了一曲曲交大特色的「愛國奮鬥之歌」。新聞網主頁特推出「愛國奮鬥」專欄，匯集交大人愛國奮鬥的事跡，弘揚「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精神，激勵和引導交大人做新時代的奮鬥者，把個人理想融入祖國發展偉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彭康（1901-1968），江西省萍鄉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就讀於鹿兒島第七高等專科學校和京都大學哲學系。1927年回國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20、30年代滬上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重要成員，先後翻譯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又譯為「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等經典哲學著作。他曾被捕關入上海提籃橋監獄和江蘇省反省院長達8年，出獄後即走上抗日戰爭的第一線，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及後來的解放區歷任黨政領導職務，主持宣傳、文教工作。建國初期，任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長、山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主任等職。1952年作為中央文化教育考察團副團長出訪東歐七國，以半年多的時間系統考察了蘇聯和東歐的高等教育。1953年7月正式到交大任職。彭康在交通大學及遷校後的西安交通大學職掌校務達14年之久。
交大掌門人：「要為國家多培養幾個錢學森」
1952年2月，經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批覆，正式建立中共交通大學委員會，以李培南為書記。學校實行黨委領導。同年9月23日，教育部提名彭康任交通大學校長。11月3日，毛澤東籤署彭康任交大校長的任命書。1953年1月21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批覆彭康任交大黨委書記。
彭康是一位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哲學家、教育家。數十年的教育生涯使其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懂得運用唯物辯證法及按照教育規律開展學校的工作。他的辦學箴言是「辦好社會主義大學就是兩條，一條是黨的領導，一條是師資隊伍」。他認為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和思想領導。在他出任交大黨委書記和校長期間，堅持實事求是，創造性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建立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課體系，建立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完善院系和學科體系，制訂一系列教育、教學管理制度，為建立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促進交大的發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彭康到交大任職之際，正當學校全面開展教學改革。他積極倡導學習蘇聯的教育經驗，尊重來校工作的蘇聯專家的建議。彭康深入進行調查研究，採取各種辦法安定教學秩序，在校務委員會常委會上提出某些課程內容精簡、某些課程緩開、程度較差的學生免修俄文、考試測驗暫停3周等建議。他認為蘇聯的經驗與中國國情並不完全吻合，蘇聯大學是5年制，而我國大學是4年制，因此提出運用蘇聯教材、制訂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時，必須從實際出發，既要積極採用，又要有充分準備，要求全體教師積極備課，對課程內容進行適量縮減，根據學生的實際程度和接受能力來傳授，以提高課堂效率。他十分尊重陳大燮、張鴻、鍾兆琳、趙富鑫等教授的教學和管理經驗，要求教務等部門根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制訂出適合國情的「四年教學規劃」。這樣通過一邊實踐、一邊改革、一邊調整，彭康不斷檢驗並總結出符合實際的教學經驗，提出「學習蘇聯經驗，還要很好總結運用我國過去的教學經驗，特別是老解放區的教學經驗」，注意「發揚老交大的優良教學傳統」，並希望教師、幹部要「領會蘇聯教學經驗的思想性」。在當時政治氣氛下，彭康說要「發揚老交大優良教學傳統」，這是很不容易的。
交通大學優良辦學傳統之一是「基礎厚」，彭康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他一直強調學生到學校來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最基本的東西——基礎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他常說「先打基礎，再建高樓」，「只有在學得博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專」。1954年，交大成立一年級辦公室和二年級辦公室，之後在此基礎上合併創建基礎課程部，其主要任務是加強一、二年級學生的基礎理論課的教學。長期在基礎部工作的趙富鑫教授回憶道：「每次我們向彭康匯報工作，他總是不僅從原則上予以指導，而且也常在具體工作上加以幫助……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為學生答疑，彭康來到答疑室聽我答疑。這對一個學校的負責人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辦好學校，關鍵是抓好師資建設，提高教師教學和學術水平。因此，彭康十分注意建設師資隊伍，尊重知識，關心愛護教師。他說「教學質量不高，關鍵在於教師的水平」。他認為教育事業要代代相傳，重視發揮老教師作用，青年教師與老教師結合，結成師徒關係，營造尊重老教師、愛護青年教師，互相幫助，互相促進的良好風氣。1955年夏，彭康在交通大學首屆黨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強調指出，學校工作總的方針是「面向教學、面向學生」。他還經常在校園中走走，到學生宿舍、食堂、實驗室看看，與師生員工聊聊，對幹部教師的精神狀態和工作情況心中有數。
彭康一貫重視提高教學質量，培養高素質人才。他明確提出：「交大應多培養幾個像錢學森那樣的大科學家，也是對國家的最大貢獻。」強調培養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高質量人才是高等學校的根本任務。要求全校師生把錢學森作為學習的楷模，希望學校能不斷培養出像錢學森那樣的傑出人才。這一人才培養觀是彭康辦學理念的一大特色，也成為全體交大人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廣大教師都本著必須對學生全面負責的態度，認真教學，努力爭取「要為國家多培養幾個錢學森」。交通大學在那個年代始終保持高水平、嚴要求的育人標準，為新中國建設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才。
彭康為交通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掌校期間，他以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為指導，堅持教育規律，把握辦學方向，秉持交大的辦學傳統與經驗，積極探索，形成了鮮明的治校風格與特色，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理念，對於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理論體系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西遷領導者：西遷精神激勵今人
作為我國創建最早的高等學府之一，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交通大學，在當時最發達的繁華城市上海已生長了60年。但是，以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為起點，祖國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學到西部去。當1955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重大決定時，彭康很快主持召開校黨委會、校務委員會，儘快統一全校思想。5月初，彭康就與交大教授朱物華、程孝剛、鍾兆琳、周志宏、朱麟五等一起到西安古城探尋學校新址。
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務委員會調整遷校方案，並得到國務院批准：交通大學分設西安、上海兩部分，由彭康統一領導。至1957年底，大部分專業系科和師資遷入西安新校：其中西安部分教職工2585人，學生6881人；上海部分教職工2300人，學生5078人。
在上海交大出版的《彭康文集（下卷）》中，彭康《就遷校問題向交通大學（西安部分）師生所作的報告》表明，他在報告中反覆說明「遷校不是我們一個學校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上海、西安，牽涉到整個支援西北的問題」「交大是國家的交大、社會主義的交大……這是一個基本原則。」
有一段時間，彭康所住的上海康平路寓所幾乎每晚都要召開黨委和總支負責人的碰頭會，不知熬過了多少個不眠夜。1959年7月，國務院作出新的決定，西安、上海兩部分單獨成校，分別命名為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的物質環境不如上海，當時有人勸彭康留在上海交大，但彭康堅定地表示：我應該去西安。1959-1966年，彭康擔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
在交大西遷過程中，為了響應黨的號召，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學校經受了各種考驗，廣大師生克服了重重困難，有些老教授、老教工還做出了重大犧牲，愛國奉獻，無怨無悔。彭康同志作為交大的黨委書記、校長，毅然擔起了領導交大遷往西安以及隨之而來的學校分設兩地和各自獨立建校等一系列艱巨的任務。
在交大西遷過程中，彭康始終堅持大局觀念，將黨和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彭康說：「我們現在是在建設社會主義，一切要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來考慮，國家利益、學校利益、個人利益要正確結合起來，我們應該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來考慮學校利益和個人利益。」彭康不僅是這樣說的，更是身先表率這樣做的，他親往勘探校址，組織遷校，率領交大師生來到黃土地上奮鬥。
彭康受命擔任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時，年已59歲，他一如既往，以飽滿的革命意志迎接新的挑戰。多年後，時任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回憶說：「國務院決定遷校後，彭康主動要求到西北來。」「他一再表示，要在西北紮下根來，願盡畢生之力辦好西安交通大學。」
在交大西遷過程中，彭康始終堅持按照教育規律辦事，把握教育科研工作的正確方向。彭康堅持說：「我們是辦學校不是辦政治，但是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辦學校。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合理部署這個角度來考慮，我們這個多科性工業大學如何發揮作用，如何更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1956年1月18日，學校組織由教師、學生、職員、工人、工會、團委和家屬會代表共33人的「交通大學西北訪問團」赴西北參觀訪問。1956年7月20日，首批遷校教職員工踏上西遷徵途。儘管西遷是一項複雜艱巨的工作，但在彭康的正確領導下，全校師生凝聚集體的力量，以實際行動做到了遷校和教學兩不誤，而且還擴大了招生規模，建立了許多新的專業、新的實驗室、新的研究設備，提高了教學科研質量。
在交大西遷過程中，彭康同志始終堅持發揚民主作風，密切聯繫群眾。
關於新校區選址，彭康充分考慮師生員工的生活便利，提出：①不要選在文化區裡，文化區內大專院校集中，學習、工作，包括時間安排都差不多，在物資供應上不易解決，就是看場電影也有困難；②不要靠近工業區，工廠噪音多，汙染源多，對環境有影響，不利於學習生活；③儘量靠近市區，與地方領導機關聯繫方便，解決師生員工的生活問題也好辦；④學校的環境需要安靜些，同時考慮以後的發展。
在彭康的親自關心下，學校在各方協助下妥善解決了教職工家屬的工作調動問題，興辦了高質量的附中、附小、幼兒園，還從上海動員遷來了成衣、修鞋、理髮、洗染、煤球製作等生活服務部門，使師生員工和家屬生活免於後顧之憂。
20世紀50年代交大西遷是一項具有開拓意義的戰略行動。彭康同志當之無愧為交大西遷的卓越領導者、組織者和實施者，當之無愧為西遷精神的傑出典範。正是他以前瞻的戰略眼光、無私的獻身精神，帶領著交大師生奔赴祖國西部，開闢了西安交大一片嶄新的事業，以實際行動支援了大西北建設；也正是他展現卓越的領導力，發揮超強的管理智慧，妥善籌劃了交大分設兩地的方案，並搭建好上海、西安兩所交大的發展平臺，規劃了兩校的發展目標。
時至今日，可以告慰彭康老校長的是，他曾經領導的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一個雄踞祖國的東南，一個屹立祖國的西北，是同根生的雙子，共同繼承和發揚了交通大學優良的教學傳統和嚴謹學風，都已躋身國內一流大學行列並正在向著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邁進，以實際行動詮釋和豐富新時代的「西遷精神」，為國家建設、西部發展源源不斷地奉獻智慧和力量，作出不可替代的交大貢獻！
2017年底，習近平同志對西安交通大學老教授的來信作出批示，向當年交大西遷的老同志表示敬意和祝福，也希望西安交大師生傳承好西遷精神，為西部發展、國家建設奉獻智慧和力量。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同志又一次提及西安交大西遷的老教授，並指出，「廣大人民群眾堅持愛國奉獻，無怨無悔，讓我感到千千萬萬普通人最偉大，同時讓我感到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
彭康文集：道不盡奮鬥的一生
2018年1月，精心籌備十餘載、組織編修一年多，夏徵農同志題名，錢正英、姜斯憲同志作序的《彭康文集》正式揭開面紗，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付梓出版，記述了他跨越38年的重要文獻和精神財富；字數80餘萬，反映了他一生的革命工作和教育思想。
《彭康文集》收錄彭康同志的著作、文稿共116篇（部），其中著作104篇（部）、譯作12篇（部）。這些著作跨越了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多個歷史時期；其中有論文、雜文、時評、報告、講話、指示、批示、書信等多種文體；內容上，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文化藝術、社會工作、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黨的建設等諸多領域。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收錄了彭康同志1927-1937年之間的著作和譯作，下卷收錄了1938-1965年之間的著作；附錄收錄了《彭康自傳》和《彭康年譜》。
縱觀彭康的一生，既是文化戰士，又經歷戎馬生涯，還是社會主義高等教育事業的創業者、開拓者之一。在黨的領導下，彭康同志堅守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在民族解放和革命鬥爭的年代歷盡坎坷、矢志不移，在創建社會主義大學的領導崗位上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1901年，彭康出生於江西萍鄉。1919年，18歲的他赴日本留學，後考入京都大學主修哲學，開始研究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1927年，彭康放棄了即將開始的學位論文答辯，毅然回到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成為「創造社」「左聯」的主要成員之一。並於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由啟蒙階段轉入了系統傳播階段。彭康承擔了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宣傳唯物辯證法的重要任務，從1928-1930年兩三年間，他翻譯和撰寫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著作和譯作20餘篇（部），共26萬字。
1930年4月，彭康意外被捕入獄。牢獄七載，他組織難友學習革命理論，團結戰鬥，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出獄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華中局、華東局的重要領導職務，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思想建設和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2001年，「紀念彭康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上海交大舉行，夏徵農、胡立教、舒文，這幾位曾經在彭康領導下工作過的上海市老領導，一致提議出版彭康文集，作為對於彭康同志最好的紀念。
2006年11月，上海交大黨史校史研究室的同志前往看望102歲高齡的夏徵農同志，百歲老人又一次詢問彭康文集的籌編情況。他一再說，我的最大心願就是看到彭康文集出版。他還高興地為《彭康文集》題寫了書名。這次，出版的《彭康文集》書名就是由夏徵農同志當年題寫。
為全面展示彭康同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豐富的革命工作經驗和寶貴的社會主義教育思想，繼承發揚彭康同志留給我們的優良傳統和奮鬥精神，2016年5月，本著「廣泛徵集，深入研究」的原則，上海交大黨史校史研究工作者和各有關方面，組織力量、精心策劃、反覆考證、嚴肅編修。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這套80餘萬字的《彭康文集》終於面世。
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黨史校史研究室）上海交大出版社 新聞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