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責年齡」：也應讓孩子們表達意見

——孩子的特有視角，不能被忽略

文/馬進彪

10月12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未成年人刑責年齡是否將作調整？發言人臧鐵偉回應：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另一方面，統籌考慮刑法修改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關問題，在完善專門矯治教育方面做好銜接。（新京報10月12日）

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犯罪的案件時有發生，引發社會關注，同時，校園霸凌事件也在以各種形式交替出現。而從很大程度上說，校園霸凌事件也是人們強烈關注「未成年人刑責年齡問題」的痛點。

一方面，家長們都天然地將自己的孩子視同為群體中的「弱者」，而從這個心理角度出發，也就等於預判了其他孩子為「強者」。因此，家長們都希望法律傾於「弱者」，即符合於自己心理上的預判。

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則將「未成年人刑責年齡問題」視為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因為這裡面充滿了太多太多法律之外的東西，比如，每個家長彼此不同的個人認知，以及學校老師、校長尤其是班主任老師對霸凌事件的不便直言，甚至是不敢直言等。

這都使校園霸凌事件表面之下的「未成年人刑責年齡」的核心問題，裝扮成了神秘孩子們心目中的「第五象限」。其神秘之處在於誰都難以說透，彼此都認為對方是自私的利己主義者，因此，在家長們的「弱者」與「強者」的預判中，這個問題根本無法全方位討論。

但對於全社會來說，這個問題哪怕再敏感，也要擺在桌面上討論下去，因為這關係到所有未成人應得到的保護，而不是使一些校園霸凌者和實施嚴重犯罪的低齡未成年人，這是個校園裡的社會公平問題。因此，哪怕討論得出的結果是極其微小的，但那也是在社會意識上前進的一大步。

對於社會和家長來說，毫無疑問，保護未成年人一定要靠法律，因而，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從法律價值追求上已滲透於多部法律，如未成年人保護法、婚姻法、反家暴相關法律，以及刑法等，可以說，橫向和縱向的銜接均已形成有機脈絡。

而人們最關心的根本問題，還是未成年人刑責年齡如何調整的問題。顯然，這並不全然是技術性的複雜問題，而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包括所有家長們以及監護人的認識問題，即應當放棄「弱者」與「強者」的自我預判，而回到公共心理層面上來。

因為，「弱者」與「強者」本身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永遠處於動態變化之中。強與弱，要看相對於誰，即使是弱，在橫向比較中也可能是強；即使是強，在走出了校門放學回家的社會縱向比較中也可能是弱。

還要特別提到一個重要方面：任何法律的立法、修訂或實施，社會都有其相應的主要群體直接參與其中，如制定關於企業利益保護的相關法律時，會有企業家的群體為自己發聲；在修訂交通法規時也會有司機和相關運輸公司、出租公司等為自己發聲。

但是，在制定和修訂有關未成年人保護的相關法律時，卻沒有未成年人群體為自己發聲，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因為未成年人還沒有到參與社會事務的法定年齡，因此，他們不必出面，只需不固定的成年人代言即可。

但是，社會卻不應理所當然地這樣認為，因為相關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事務，確實屬於社會事務，從一般意義上說，也需要一定的年齡資格。但是，這首先是關係著未成年人切身權益的事，他們有著校園最前沿且不可替代的直接感受，對每一起校園霸凌事件的觀察，他們都有著與成年人截然不同的視角。

只有他們的感受才是最真實的，也是最有說服力的，而所有成年人為他們說出的話，其實都是以成年人的視角為代言出發點。而這，對於未成年人來說，則是一種切身感受的丟失，更是一種被代言的失真，當然，在他們心中就會產生更加神秘的立法價值取向猜測。

因此，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尤其是在現代網絡技術條件技撐下，以及新時代法治理念更加深入化的前提下，每人個都應當成為實現自己權益的參與者，這理所當然地並不設門檻地包括廣大有表達意願的未成年人，讓他們在網上表達自己獨特視角裡觀察到的一切。

而這，當然也是一種身臨其境、參與其中、最鮮活的社會與學校互動的普法教育，從而，也使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立法過程，避免成為廣大少年兒童心目中神秘的「第五象限」。